李世熊对“盛衰之大原”的探索
张 宇
（李世熊：《寒枝二集》）
内容摘要：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大原”的探索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核心部分，甲申国变后，明遗民更是从各个方面对之进行探索，君臣伦理和八股取士则是他们探索的重点。
李世熊是明末清初福建汀州府的文学领袖，他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大原”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对君臣伦理和八股取士的思索上，其思索的路径可概括为“议政事，论风俗，思人才，正学术”。
在君臣伦理探索上，李世熊“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提出了“朋友论”政治构想，倡导君臣之间如朋友一般，以义相合，以信相交，这一主张在君主专制日益走向极端化的明代有着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
在八股取士的探索上，李世熊“思人才，正学术”，提出了以“六经为根柢”和加强学官制度的改革方案。李世熊对君臣伦理和八股取士的探索，既是个人思想的精华，也是时代思潮的反映。
关键词：李世熊；君臣观；科举制；实学思潮
一、引 言
明万历三十年至清康熙四十年（1602-1701），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发生剧烈变化时期。1644年“甲申国变”后，这股思潮达到高潮，形成了学术界所称的实学思潮。
面对明清易代的大变局，明遗民以冷峻的思考与批判的眼光思索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本原性问题，“探讨及于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大原”。其中佼佼者，当为明末清初汀州府文坛领袖李世熊。
（李自成攻破北京）
李世熊（1602-1686），字元仲，别号媿庵，自号寒支，汀州宁化人。当代学者陈庆元教授称李世熊为“以长汀为中心的闽西北地区第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对清代闽西北的文学创作起了深远的影响”。
“甲申国变”后，李世熊逐渐形成了“修真学术”的实学思想。他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大原”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朋友论”的君臣伦理设想和八股取士的改革方案上，探索的路径可概括为：议政事，论风俗，思人才，正学术。
二、朋友论之君臣伦理
李世熊对君臣伦理的探索，一方面因为君臣伦理是儒家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缘于明代君臣伦理的异化。
万斯同曾总结明代君臣伦理：“吾师尝谓三代相传之良法至秦而尽亡，汉唐宋相传之良法至元而尽失。明祖之兴，好自用而不师古，其他不过因仍元旧耳，中世以后并其祖宗之法而尽亡之。至于今之所循用者，又明季之弊政也”。
儒家所设想的君臣伦理，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见，儒家的君臣伦理蕴含着一个反向制约机制，君臣各有职责和义务，两者存在双向对等的选择关系。
然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极力扩展君权，政治上也采取一系列集权措施，如首创“寰宇士夫不为君用罪”，“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此政策下，“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
明代的君臣关系已从“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双向对等选择关系，向“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的单向片面君臣关系转化。君亢臣卑、君权泛滥进一步加剧了明代的政治腐败与社会危机。
万历皇帝长期怠政，三十年不上朝；在经济上横征暴敛，巧立名目，派遣矿监、税监搜刮民财，两监所至，“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墓”，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晚明诸帝还纵容皇亲国戚兼并田产，使大批农民破产，以致民变迭生。
上行下效，朝廷内外派系林立、党争不已，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国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贪污腐败。中央主要职能衙门长官长期空额，政事无人料理。长期政治腐败及接踵而至的“甲申国变”，让李世熊对君臣伦理关系有进一步的思索。
李世熊对君臣关系的探索路径是“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他首先反思“甲申国变”这一历史事件，认为“甲申国变”并不致命，真正致命的是臣子贪鄙怯弱。他以严厉的语气批评“枢辅离心，文武失魄，奄人送疑”，“公侯抱首突如惊彘”，同情“至尊孤露”“万乘之主，顾无一殉危之臣”。
李世熊的这一观点，似乎与明清之际盛行的“有君无臣”的观点相类。所谓的“有君无臣”论，专指对明崇祯朝君臣的评价，认为明亡的责任主要在臣不在君。
而李世熊在分析明亡的君臣责任时，确实对各级官吏多有鞭挞，如“今边氛寇焰，累岁益猖，至尊撤乐减膳、疾声号劝十年于兹矣，而大吏惘惘续寐同梦，是甘曾不知户外有冰霜之皎、日星之变、风霆之威也。稍震撼之，即迁其席，舍冀不闻主人呻痛之声，散发高枕不啻乡邻之斗矣。下吏乃栖迟偃仰，酣醉机利不知叫号”。
李世熊形象地刻画了各级官吏的丑态，正是他们的懒政、怠政和对国家兴亡冷漠处之的态度才导致国事的恶化。除批判各级官吏外，李世熊还将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扩展至士人。
他激烈批判“士风浇漓”，士人的寡廉鲜耻，腆颜求生，“崇、弘甲乙之间，浙闽荡析之日，其蒙面窃粮者，皆掇巍科、猎古文，口谈忠孝，而笔摇华岱者也”。
李世熊愤慨衣冠之士，无礼义廉耻，甚于禽兽，愤而作《狗马史记》以讽之。他认为以兽喻人实乃污辱禽兽，禽兽尚有仁义之举，而今之士人远逊禽兽。李世熊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批判士风士行，与崇祯朝官员贪鄙怯弱、士人寡廉鲜耻有关，也与明季士人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有关。
（崇祯皇帝）
李世熊虽然认为在明亡的君臣责任中，士人有很大的责任，然君主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万历皇帝“世变之亟也，陵迟自神宗之季”，崇祯皇帝“明察多猜，大臣救过不暇。”李世熊虽激烈地批判“士风浇漓”，但他同样认为士风的败坏，君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吾之意，以为天子而豢畜其臣下，人臣而自治以庸隶，险诐化迁，情类贾贩，何讵非弄臣乎？天子之意，以为富贫、贵贱、生死者，可以颠倒弄其臣；人臣之意，亦不过以富贫、贵贱、生死者，诡随乎其君。如是则志污，志污则虑邪，虑邪则智爽，智爽则神摇，神摇则形丧。贸身以与人，贸君以与敌。丛诟集秽，腼颜而不知，则弄臣之究竟矣”。
李世熊感慨“天子常有玩人臣之意”，却不知“弄臣即就弄主”。这显然是针对明代君臣伦理异化而言，在君主持续不断地打压和折辱下，“人臣而自治以庸隶”实属必然。
在五伦中，父子关系最接近君臣关系，明代君主以强调父子关系的形式来加强君臣关系，他们“从父子关系、君臣关系都是源出于‘天’的角度出发，通过强调子要绝对性地侍父、君绝对地侍天，来强调臣要绝对地侍君”。从这个意义而言，批判父子的绝对伦理关系往往是批判君臣绝对伦理的延伸。
李世熊在《郭巨论》中指出：“孝子益多，人类益绝；孝非弥天塞宇之道，乃夷宗减种之道也，有是理乎？欲免埋儿之惨，当先绝男女之媾精，欲免男女之媾精，当先灭女子无种，类此天地所不能也。且夫吾之所子，母之所孙也，含饴弄孙乃父母怡年乐事，无故而戕贼父母之爱孙，其父母豺狼。则可设人性者，闻其孙为己缺养故而活填黄壤，虽三牲鼎养能下咽乎？不怆裂而死者，几希矣。”
案，“郭巨埋儿”的行为之所以被奉为孝道楷模，是因为这是“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的逻辑在孝道中的反映。李世熊却指出了“郭巨埋儿”的荒谬性与残忍性，批判郭巨名为孝子，实为豺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君为臣纲”的理论基础。
（郭巨埋儿图）
君臣之间应如何相处？李世熊就此提出君臣“朋友论”的构想，提倡君臣之间应如朋友一般，以义相合，以信相交：
“风之始也，曰好逑，曰友之。夫以夫妇为朋友，然后有《麟趾》之孝子、《棠憩》之忠臣；雅之始也，曰乐宾，曰求友，夫以君臣为朋友，然后有《南陔》《白华》之孝子、《天保》《采薇》之将相。诗人以臣忠乎孝，乐贤育材，时和物丰，错互于夫妇朋友之中，大义深文。”
朋友与君臣、父子最大的不同在于双方地位的平等及彼此尊重，李世熊突出强调“朋友”一伦，用“朋友”来改造君臣关系，实质是改革“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的片面君臣关系，重新回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双向对等选择关系。
明末清初之时，持此类似观点的还有何心隐、钟惺等人，黄宗羲所持的“君臣同事论”也与此有相通之处。这些论点的核心在于强调君臣之间人格的平等，希望君臣之间能如朋友般以义相交，以信相合；在治理天下上，能如同事般分工协作，君臣之间名异实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这在君主专制日益走向极端化的明代，上述主张的提出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和进步作用。
“朋友论”的君臣伦理构想显然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那现实生活中应如何来制约君权呢？李世熊针对明末“士风浇漓”的状况，认为要从士风士行入手，因为“世之治乱，本乎风俗”，如明末士风的败坏，就带来儒家伦理秩序的崩溃，
“若夫喜斗终讼，肤受求伸。婚媾惟财，不遴坦腹。其或失路儒生，操觚过客，投刺求通，手自据扉者有之。而梨园入境，即酣歌浃月，合邑如狂。女贞之木，是不一枝；黄鹄之歌，亦匪一响。白首称未亡人，下里相忘。亦有陷贼溅血，九死无悔者。乃至须眉男子，伉俪朝失，蹇脩夕来，罔极之丧，而置酒召客，若庆所生。胞乳瓜葛，利至则竞，君恩臣友，从此可推矣”。
士为四民之首，是社会道德良心的标识，是民风民俗的表率，那应如何培养士风士行呢？这要从人才培养的根本做起，“惟是天下之治乱，本人才之盛衰；人才成就在师儒，向儒之根柢在忠孝。诚奉宗伯公之风义以为教，何虑人士之不孝与不义！”
李世熊所提及的“师儒”，指的是地方县、州、府学官、提学院道官员及国子监学官。明代的学官，在明初颇受重视，然明代中期以后学官的地位已开始下降，至明末，更是一落千丈，
“予惟国家养士恩甚厚而得士效甚薄者，由郡县学官之权轻……学官之权既轻于是，守令侵其事，事关诸生者，学官睨而听之，无得理白者。守令以诸生故，必先意疑贰之，以为此腹诽唇拂、呼朋引类……由学官权轻而士无统纪，一二无良败此类也。”
学官是明代学官制度的基础。然明末学官不仅在品级和俸禄上处于末流，且地位卑微，有责无权，生员凌辱学官之事常有发生，以致到了晚明，学官制度荡废殆尽。明代学官制度的弱化，对人才的培养和士风的腐化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明朝国子监）
李世熊认为学官的才学与道德素养对士风的养成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他认为要重建和完善学官制度，扩大学官的权利，“使学官得自登黜士权，亚于学使者一等，三年殿考其所成就，人才行谊卓异者几人，通经博古者几人，晓习时务者几人，待以不次之擢，则其平日所课，士必以敦伦、正谊、勤物、学文为专事矣！”
完善学官制度，扩充学官权利在中国古代社会还有牵制君权之效，如黄宗羲就主张通过“学校议政”来限制君权，其所指的学校是集“司教、养士、议政”功能为一体，是制造舆论、议论朝政和判断是非的中心。李世熊此论虽主要着眼于士风的养成，但同样也希望从正士风士气的角度来限制君权，因而同样具有时代进步意义。
综上所述，李世熊“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从明朝政治腐败入手，探讨原因，进而提出君臣关系的新构想。君臣关系是儒家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的核心，“朋友论”的新构想既是李世熊个人思想的精华，也是时代思潮的反映。
三、对八股取士的反思
明季人才匮乏，这便引起了时人对明代人才选拔机制——八股取士的反思。与其他朝代相比，明代的仕途之路更为狭窄，科举制度几乎成为士子通往仕途的唯一通道。
明太祖曾诏：“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在此体制之下，明代士人无一不浸淫于科举制艺中，“览制艺之盛，未有如今兹者也”。李世熊的前半生都浸淫于科场，“举猛厉朝气方盈之岁，年销劘于科举帖括中”，虽曾有过“九冠诸生”的辉煌战绩，八股制艺也曾被当作范文广为流传，但终其一生困顿场屋。
回忆科举岁月，李世熊感慨万千，“所恨者，少年埋首科场，熏心青紫，到头只付蕉梦”。这一段科举经历，使他对科举制度有着深入思索。明清鼎革之后，李世熊在思索明亡清兴的历史命题时，科举制度是他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
（明朝科举）
李世熊对科举制度的反思主要集中在《闻文自序》《抗谈斋制艺自序》《黎子遗编序》《董叔会诗经制艺序》《谈长益制艺序》《王畮季制艺序》《徐燕嘉制艺序》《刘黄修制艺序》《嘐肽草序》《黄师鲁制艺序》等10篇序文中。
李世熊本人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然前仆后继，深受科举戕害的士人又何其之多。李世熊的高足黎振三同样也是科举的失利者，他曾为弟子感慨：
“呜呼！此固黎生振三应制之文也。黎生刚毅多略，锐意功名，欲有所大用于世，卒不得售，赍志以终。予悲黎生生二十八年，困诸生者十二年。没又三年而金坛笪长人始梓其遗文行于世。夫生未食文字之利，死乌啖文字之名？使文字可以得名，即死人犹为之；则黎生未死之年，必至死而后己者，亦区区此小文为也。”
黎振三短短二十八的人生，有十二年是在科考中度过，生前锐意功名，却至死不售。讽刺的是，黎氏死后三年，文集反而刊行于世，所以李世熊才感慨言道：“生未食文字之利，死乌啖文字之名。”若非深知其苦，怎能发出如此凄苦之言。
事实上，李世熊对八股制艺的反思，并非是在科举失利后，而是在他幼年之时，便有所疑惑。李世熊在幼年之时便认为八股文是“日暮之途羹而止啼之黄叶”，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加，对八股制艺的思索也越来越深入，
“今制科之文，非古也。世士惑于非古之名，谓当贬损谐夷，适时而止，此其意甚猥鄙而不可为训。夫天子悬制以招卓茂之材……上不能陈王道兴缺之由，次不能极物象推移之变，何以酬隆遇、垂来兹乎。”
本来科举制度的开设就是为了牢笼天下英才，但现今的八股制艺早已丧失了选贤任能的功能，李世熊用“甚猥鄙”来形容今之士人及科举制艺。“甚猥鄙”首先表现为科举制艺的初衷与现实情形完全脱节，现今如若有人宣称其制艺有“即行吾言者，国必富，兵必强，边寇必立扫，真才必立得”之效，则“闻者不掩耳走，即怒目叱矣，揣其意，以今人为今文，亦聊且为之耳”。
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士风浮夸的必然产物。“其号为淹雅多通者，衣冠眉宇岸然，有不可方物之色。发论持大略观两可，似甚知而不肯竟详谬，相引誉即曰：‘某文先秦，某文西京，某文唐宋大家。’予虽心知其无他，退自引避谢，弗如即己。夫自子长迄韩、欧亦千百年而仅数也，今三尺童子斐然操觚，不贾、马即韩、欧矣。”
明末士风之恶劣可见一斑，浮夸的士风必然导致“专事凌驾，轻剽促隘，虽有机趣而按之无实理真气者”的八股文风。
（陈来：《宋明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李世熊认为当今八股制艺的弊病除了士风浮夸外，还有“探钓诡奇”的症结，因此迫切需要“正学术”。“正学术”应引导现今八股制艺文风朝着“引情伸志，痛快一家之言者，上矣；次惟明切爽剀，取适于时”的方向变革。
所谓的“一家之言”针对的是当今士人为科举而科举的狭隘功利主义，“今世士非宋儒之书不信，非宋儒已定之案弗遵，则不知秦汉而下后周以上千百年人物事业悉当暗昧沉沦兴否耳”。
士人应博取众长、博古通今，唯有如此，八股制艺才能反映出儒家胸怀天下的胸襟与气魄，“士既不能以不肖小人自处，即服勤古训，蕴蓄百家之言，庶几文章博丽，气谊敦隆，而所见千百年来成败治乱端委详略，究图尝试而不得。久之愤菀不降，稍稍谈吐于制艺，然而陈古刺今，情色慷慨”。
要做到这一点，八股制艺就要以“六经为根柢”，融贯经史，“夫关闽濂洛共谓得孔孟之传者也，读其明经辨学之书，纷纶往复不一而足，亦既殚生平之才，镂渺忽之虑，未闻简略缺残托诸悫噩尔尔也！
今谈理详尽不能加于关闽濂洛，为文古雅不能少及贾谊、杨雄、司马迁，而寻声步响、敛才降气则务登跻于孔孟。呜呼！其亦诬罔而失实矣！古之善为文者，莫如韩愈与苏洵，韩愈学二十余年，而后取心注乎浩沛而来。苏洵学十年而后胸中之言益多”。
李世熊对八股制艺的批判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明亡之后，士人普遍将明亡的责任归咎于八股制艺。如顾炎武在《日知录·拟题》中认为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
民间所流传的“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顿首”等语典型地代表时人对八股制艺的批判态度。李世熊对八股制艺的批判及以“六经为根柢”的改革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时代潮流，并代表了学术界由虚返实的倾向。
四、结 语
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大原”的探索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中最核心的部分，李世熊的君臣观及对科举制度的反思则反映这一时代思潮。李世熊“朋友论”的君臣构想与以往“非君”思想的最大不同在于：
以往的“非君”思想多侧重对君主个体及道德层面的批判，如“暴君”“独夫”等，而李世熊的君臣观则涉及到制度层面的探讨。这反映了明清实学家们“超越了王朝更替的中古君臣大义，去寻找新的制度”的气魄和勇气，并将批判的锋芒从君主个人扩展至君主群体以及君主制度。
（唐甄）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和唐甄《潜书》可谓是明末清初“非君”思想的代表之作。李世熊“朋友论”的君臣构想，虽在系统性和理论性上有所不足，但同样反映了时代的潮流。
李世熊对八股制艺的反思，既是在文化领域的探索，也是对国家选拔人才机制的反思。八股制艺的弊端至明末已显露无疑，连崇祯皇帝都“诏于科目外，令有司各选举所知士，盖深痛官吏之凉薄”。
李世熊在思索八股制艺为何会演变为“毒发于心术而祸应国家”的根源时，提出了以“六经为根柢”的改革方案。综而言之，李世熊“朋友论”的君臣伦理设想及以“六经为根柢”的改革方案，既是个人思想的精华，也是时代思潮的反映。
因为篇幅原因，将注释删除，详情请参阅《原道》期刊纸质版。
张宇，福建警察学院基础部副教授，文学博士。
主编：陈明
选题：任重
编辑：陆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