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后金(清) 崛起的重要战役， 萨尔浒之战被清朝历代皇帝所追述， 而对于其战争场景的文学表 述却各有侧重。《萨尔浒山之战书事》 (下简称《书事》)是一篇乾隆帝为记述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萨尔 浒一战以少胜多的追忆文章。文章以乾隆帝《书事》为中心， 通过比较萨尔浒之战亲生经历者的追忆(《清 太祖武皇帝实录》) 和清帝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康熙的追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从 文体选择、文章结构和文本内容三个方面， 可以窥探乾隆帝在《书事》中看似平常的战争描写背后关于维 护正统地位、理顺君臣关系、警示子孙及八旗将士的政治诉求。
关键词：乾隆帝；《萨尔浒山之战书事》；历史书写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 孔子此言的核 心含义即行事应有正当的名义， 尤其作为统治 者， 如果不讲道义， 便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中，道义的正当与否已成为政治 伦理中的重要准则。帝制时代， 这种道义正当性 的最高体现就是王朝的正统问题。统治者获得统治地位的方式正当与否，直接左右民众对统治者及其继承者统治国家合法性的判断。而作为国家统治的继承者， 为了强化这种正统地位， 就必须不断通过祭祀、撰文纪念等方式追忆自己祖先的丰功伟绩， 并以此教化自己的子民。然而， 不是所有的帝国继承者都那么幸运，他们的祖先也很难通过完全正当的方式获取政权。这样一来， 正统问题就像悬在这类统治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旦帝国的运行出现差错， 就会引起民众对他们统治地位的质疑，进而帝国很有可能陷入因“名不顺”而引起的混乱中。帝制末期，由满洲人建立的清王朝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情况似乎尤其棘手，因为它的建立者不但是偏居东北，不被中原汉人重视的少数民族，还曾经做 过被他推翻的明王朝的臣子。这种“不忠、不义” 的行为在传统观念中会被判定为“十不赦”之首， ① 要受到最严厉惩罚。因此，为了化解在正统问题上的“原罪”，解决“满洲成功之困境”，[2] 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朝继任君主们进行了一系列努力， 《萨尔浒山之战书事》 的书写就是其中之一。
一、清朝的建立与萨尔浒之战
清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个王朝，建立者为明朝万历末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所统领的建州女真是明王朝在东北边疆的一个藩属，建州女真的历代酋长必须接受中央政府册封的官职之后才能得到承认。 [3] 同时， 中央政府通过朝贡贸易和强大的军事压制来控制这类处于帝国权力“神经末梢”但事实上又难以分割的藩属。所谓贸易控制， 就是在与这类部落联通的道路上设立官方性质的市场——马市，通过国家垄断的方式与部落进行马匹、参貂以及生活必需品的贸易。由于这类边疆地带的部落， 往往处于 渔猎经济或游牧经济的生产条件下，用渔猎产品 从中原地区换取生活必需品是十分必要的。因 此，中央政府通过控制分配给各部落进入马市的 入场券——敕书， ② 来控制那些因为边疆权力真空而妄图作乱的部落。经济的管控固然具有深远的作用， 但是面对部落的突然叛变， 强大的军事压制仍是最直接的手段。在努尔哈赤崛起前的百年间， 东北地区出现过许多称霸一方的酋长。这些酋长权力的膨胀和对中央的藐视态度，导致了中央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周期性的军事绞杀。这种贸易绥靖、军事平衡政策， 使东北各部落与中央之间保持了长时间的相对和平，这被中国学者概括为“稳态的华夷秩序”。[4]
努尔哈赤与明王朝的矛盾起因是在一次军事平衡的过程中，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 “误杀”。③ 明王朝为了安抚努尔哈赤，册封他做建州部落的首领，并给予官职，掌管父祖旧部。 但努尔哈赤显然对父祖的离奇死亡和明对女真诸部的“不公”隐恨在心。他首先利用 33 年 (1583-1616)的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以及东北大部分女真部落， 其后， 伴随着实力的增强， 开始挑战明在东北的权威。 1616 年，努尔哈赤发 布“七大恨”，先后攻取抚顺、清河两城。
边镇失守，身居北京的万历皇帝也明显感受到了危机， 于是习惯性地主持了一场捍卫“稳态华夷秩序”的军事绞杀， ④ 这就是萨尔浒之战的起因。但是令万历皇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被历代皇帝使用，他本人也屡试不爽的手段，这一次却彻底失败了。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 1618 )，万历皇帝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 以杜松、马林、李 如柏、刘綎为将，调集近 10 万大军，号称 24 万， 分四路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 老城)。翌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一日，努尔哈赤采取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击破的战略， 出动八旗 6 万劲旅，先在萨尔浒山击溃杜松一路明军主 力 3 万人，然后绕道北击马林军、东击刘綎军， 与明军配合的叶赫军及朝鲜军或逃或降。南路李如柏军则不战而溃。明军四路出师，三路败北， 刘綎及以下将领阵亡 300 余人，士兵死亡 4.5 万 余人，努尔哈赤大获全胜。
萨尔浒之战对于努尔哈赤的意义在于，第一次打破了华夷稳态，实现了女真势力向辽沈地区的扩展， 为自己的壮大奠定了基础。努尔哈赤及其继任者在接下来的短短 5 年里占领了整个辽西地区，可谓一雪父祖之仇。 23 年后便占领了北京，入主中原，彻底替代了原来的君主之国—— 明，并在康熙帝时实现了大一统。
从努尔哈赤起兵原因来看，萨尔浒的胜利似 乎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军事欺压、为父报仇， 在 中国古代具有朴素民本主义色彩的伦理观中，官逼民反与血亲复仇是最容易被接受的推翻中央政权的理由。也正是因为“七大恨”最初的正当性所具有的强大舆论作用，才会使八旗军队在对明作战中取得像萨尔浒这样的伟大胜利。但是一 切“名正言顺”都是相对的。至 1621 年，努尔哈赤收复女真故地， 父祖之仇得报， 甚至占领了明在辽东的大本营辽阳。此时， 无论是作为占有既得利益的万历帝，还是深受中国古代传统伦理思想影响的大明民众，都不能接受这个“边臣” 反抗“中央”的不义行为。虽然历史的发展没有给这些人反抗的机会，满洲八旗以强大的军事优势，摧枯拉朽般在 1644 年灭亡了大明江山。然 而， 即便事实上清灭亡了明， 但随着全国的又一 次统一，民众在道义上对努尔哈赤及其继任者作为明皇帝的臣子发动叛乱是抱着批判态度的，进而怀疑到清继承明是否具有正统性。如果没有正统地位， 那么民众就有理由反抗清的统治， 将满洲皇帝推翻。这种对造反者的怀疑与鄙夷的情绪隐藏在大部分的明遗民心中，随着清王朝的大一 统进程而不断加深，慢慢变成一把高悬于清朝皇帝头上的利剑， 这就是欧立德提出的“满洲成功之困境”。
二、清前期诸帝的萨尔浒记述
正是由于清建立时遗留的“原罪”，让努尔哈赤的继承者们时刻怀有对帝国合法性的隐忧。于是统治者们不约而同地选择通过垄断对那一段历史书写的方式来慢慢改变国人对他们的猜忌。对萨尔浒之战的追忆， 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清朝历代君主都通过不同形式对萨尔浒之战进行过追述，每一次追述又因不同的政治目的， 而对战争的态度、语句的选择、情节的渲染等层面进行有意无意的改编。中国的传统史学认为这是一种“二传的史料”，不具有证史的作用， 所以经常被忽视。一切历史都是时空的具体， 尤 其是这种编撰史料。 “观察史料尤其是‘纂修之史’与特定时期‘本朝史观’的关联， 重点不在于辨识某一材料的真伪，更不是要把当年的学术问题政治化，而是要厘清历史记载形成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因由。今人研究历史， 离不开当时的史 料， 也不能脱离当时人对于当时事的诠释。但当时人记当时事， 有其鲜活准确的一面， 也有因敏感而曲饰的可能，我们需要把包裹于史事外层的‘说法’与实本身剥离开来。”[5]
最早用汉文完整记述萨尔浒之战的皇帝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这位为爱新觉罗王朝真正的定名者于 1636 年编撰了四卷本的《太祖武皇帝实录》，用汉人的修史体例来记述自己父亲的开国功勋。值得注意的是， 这本实录因为修撰较早， 语言朴实， 很少被修改， 一度被学者们视作信史。随着清入主中原， 康熙帝为了彰显自己 曾祖父的荣光， 对《太祖武皇帝实录》行了修订， 改名《太祖高皇帝实录》。乾隆帝的《书事》可以看作是清朝皇帝对这次战役纪念的第三次追述。更加引人注意的是， 对于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来说，似乎仅仅使用文字形式来歌颂自己的祖先已经不够，于是他采取了更加直观的方式—— 为努尔哈赤树立一座战役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 上， 他镌刻了自己撰写的追忆文字， 这就是现在收藏在沈阳故宫的萨尔浒山之战碑与《书事》的 来历。⑤ 如此外露的纪念一场战役， 在清代历史上似乎只有两次，而另一次仅仅是继任者对乾隆的模仿。⑥ 我们相信， 在这种独特的纪念方式背后有着乾隆帝与前代帝王不同的政治考量。
三、乾隆帝《书事》背后的隐情考论
将《书事》与《太祖武皇帝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进行比较， 会发现《书事》在文体选 择、文章结构、文本内容方面皆有明显的变化。 通过对变化情况的剖析，能够一览乾隆帝《书事》 写作背后的隐情。
首先， 从文体选择来看。乾隆帝在追忆萨尔浒之战时所选取的文体不同于前两代帝王所用的实录体裁，即使这种编年体裁一直被中国古人看作最郑重的历史记载方式之一。因为实录具有记录先王事迹， 资鉴后来君主的作用， 所以一般藏于皇宫大内， 不被外人知晓。 [6] 于是， 乾隆皇帝采取了勒石树碑于萨尔浒山的形式来纪念自己祖先的荣耀，而碑文的文体也没有采取编年形式，转而使用更有利于叙述一个事情完整经过的“书事文”。所谓书事文就是指记事，记有关人物的事。这种文体， 虽然也是传记的一种， 但又和传记不同， 它不需要记述人物生平事迹， 往往只选择一件或几件事来写， 有类于小传。这种文体相比于前因后果不连贯的实录体例更加具有可读性， 也更有利于表达作者的思想。中国人自古就有重游故地、寻访古迹的习惯。将《书事》碑立于萨尔浒古战场之上， 让所有路人凭吊， 这样的方式比之实录显然更加具有宣传作用。
其次，从文章结构来看。《书事》与前两个版本相比较， 最大的不同在于其长篇的论赞。中国古代撰史，强调历史的写作要对人有所警示，而史官在写作结束后会根据自己的认识对所写历史进行评论。这种评论的标准大多基于理义与人情， 是史官自己的价值判断， 例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的萨尔浒之战描写由于时代较早， 编撰者仅仅使用了编年体例， 就战争写历史，而没有上升到对历史进行反思评论的程度，故而没有论赞。 《太祖高皇帝实录》编纂时已经距离太祖起事半个多世纪，在战事结束的末尾第一次出现了“论赞”性质的文字：
是役也， 明以倾国之兵， 云集辽沈， 又招合朝鲜、叶赫， 分路来侵。五日之间悉被我军诛灭， 宿将猛士暴骸骨于外， 士卒死者不啻十余万， 举国震动。我军迅速出师， 临机决策，将士争先，天心佑助，以少击众，莫不摧坚挫锐， 立奏肤功， 策勋按籍。我士卒仅损二百人， 自古克敌制胜， 未有若斯之神者也！
这样的评论仅仅是总结性的，从心态上看似乎还处在“弱者战胜强者”之后的阵阵狂喜中，强调的只是明损失惨重， 清以少胜多， 没有对战争进行反思和道义选择， 比之于《书事》的论赞就略显幼稚。
盖闻国之将兴必有祯祥， 然祯祥之赐由乎天。而致天之赐则由乎人。予小子于己未岁，我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之战， 益信此理之不爽也。尔时草创开基， 筚路蓝缕， 地 之里未盈数千， 兵之众弗满数万。惟是父子 君臣， 同心合力， 师直为壮， 荷天之龙， 用 能破明二十万之众。每观实录， 未尝不流涕 动心， 思我祖之勤劳， 而念当时诸臣之宣力 也。谨依实录，叙述其事如左。
呜呼！ 由是一战， 而明之国势益削， 我 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 取沈阳， 王基开， 帝业定。夫岂易乎？允因我太祖求是于天复 仇乎祖，同兄弟子侄之众，率股肱心膂之臣， 亲冒矢石。授方略， 一时圣嗣贤臣， 抒劳效 悃， 用成鸿勋。我大清亿万年丕基， 实肇乎 此。予小子披读实录，未尝不起敬起慕起悲， 愧未能及其时，以承训抒力于行间马上也。 夫我祖如此勤劳所得之天下， 子若孙睹此战 迹， 而不思所以永天命， 绵帝图。兢兢业业， 治国安民， 凛惟休惟恤之诫， 存监夏监殷之 心， 则亦非予子孙而已尔。此予睹萨尔浒之 战， 所由书事也。此予因实录尊藏， 人弗易 见， 而特书其事， 以示我大清亿万年子孙臣 庶，期共勉以无忘祖宗开创之艰难也。
这两段文字处在文章的一首一尾，前后呼应。乾隆皇帝颇费笔墨的核心意图有以下几层：
第一， 强调清取代明是天命所归， 从道义上 首先判定清统治天下的正统地位。而天命所归的 根本在于人， 即所谓“祯祥之赐， 由乎天。而致 天之赐， 则由乎人”。这里的人是指“父子君臣”， 这里的“君”与“父”指“勤劳所得之天下”的 努尔哈赤， “臣”与“子”即是清开国之“圣嗣 贤臣”和“兄弟子侄之众”。
第二， 对上文“父子君臣”说的分析可以窥 探出乾隆帝关于构建心目中理想君臣关系的愿景。努尔哈赤起兵之时， 女真部落生产还比较落 后， 以渔猎经济为主， 有农业但生产工具与技术完全依赖于汉人与马市。长期的丛林狩猎对女真人的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直至努尔哈赤去世， 他甚至在构建着一种由四个儿子和八旗旗主共 同组成的决策委员会，取代汉人的君主独裁制 度。这种四大贝勒共同执政、旗主与大臣共商国 政的制度具有很强的军事民主性质。所以这一时 期的君臣关系更强调主动性， 汗、诸贝勒和旗主大臣为了完成利益共同体的目标可以相互协商各尽其能。 [8] 这样的例子很多， 如努尔哈赤与其弟类似于“双王制”统治建州女真的历史。而在 完全建立大一统的情况下， 清承明制， 乾隆皇帝对待庞大的帝国就不能采取如此“船小好掉头” 的方式。他所强调的是“抒劳效悃， 用成鸿勋”， 是一种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这一点在后面的文本比较中也有体现。
第三，此文最明显的意图就是“用扬祖烈，而示传信”，[9]317 通过纪念祖先的功勋来教化子民和自己的皇室子孙。 “夫我祖如此勤劳所得之天下， 子若孙睹此战迹， 而不思所以永天命， 绵帝图……则亦非予子孙而已尔”，“特书其事， 以示我大清亿万年子孙臣庶，期共勉以无忘祖宗开创之艰难也”，这样的语句多次重复， 几近唠叨，可见其这种意图的强烈。
第四， 在确立正统地位、构建君臣关系以及警示子孙之外，乾隆帝还试图确立自己在评价历史是非问题上的“裁判员”地位。《高宗纯皇帝实录》中记录《书事》原文之前， 有一段文字记述乾隆帝自己写作此文的心路历程。 《书事》的写作原因之一在于乾隆“命议予明季殉节诸臣谥典”。[9]316 这位自诩甚高的天子认为“然自昔累朝嬗代，于胜国死事之臣，罕有录予易名者”，他认为历代统治者中做的最好的就是他的祖父顺治皇帝， “惟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于崇祯末殉难之大学士范景文等二十人， 特恩赐谥。仰见圣度如天。轸恤遗忠，实为亘古旷典”，[9]316之后就应该是他自己。所以他确定了判断这些“曾经敌人”的评价标准。首先是对国家的忠诚，如为了抗击清军南下而死守扬州的史可法，如在南明的最后关头临危受命的刘宗周、黄道周等人。其次作为忠诚的延伸，这些人必须注重名节，在道德上经得起考验， 这直接导致了乾隆帝《贰臣传》的修撰， 对那些原本在明做官后投降于清的官员， 即便他们对政权的建立立下功劳， 但从名节道义上讲，他们还是背叛了自己原来的皇帝， 是为贰臣。如此“一褒一贬， 衮钺昭然”的“大公至正”的标准方能不愧于这些“一代完人”。乾隆帝此举看似宽宏， 但是作为一个皇帝，既是历史的继承者和参与者，又想成为历史的裁判者， 似乎就有一点耐人寻味。这一点在后面的文本比较中也多有出现。
最后， 从文章内容来看。如果说从文体和文章结构的比较能得知乾隆帝写作的宏观意图的话， 那么通过具体的文本比较， 就能从“简洁隐晦”的古汉语中具化这些抽象的观点和意图。
第一， 《书事》中对明的称谓有明显变化。在中国古代等级的尊卑远近完美地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 一词之差甚至是一个声调的变化， 都 会使语义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成书于 1636 年 的《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称明为“大明”，称努 尔哈赤为“帝”，称自己为“满洲”。一个国家通 常只有一个皇帝，只有当一个国家出现两个政权 相互争斗时才会有一国两“帝”的现象。《太祖武皇帝实录》编撰之时正是皇太极改后金为清， 继皇帝位的时期。这时清还很弱小，偏安辽东， 内外交困。似乎没有灭明的信心， 甚至还想在外交上讨好大明， [10] 故而用“大明”，这种古代中 华“天下秩序”下， 藩属之国对中原政府的尊称。⑦ 成书于清大一统建立之初的《太祖高皇帝实录》称明为“明”，称努尔哈赤为“上”，称自己为“我国”。这里有清已经灭明， 统治既成事实不必再对明放低姿态的意思。同时， “明”与 “大明”虽一字之差， 但其语义中除了没有了尊敬， 更多的是一种区分， 即区分“我国”与“明” 之关系。大明是藩属之于宗主的称谓， 而明与我 国本就是两个政权，没有从属关系。这样一来， 就用一个字掩盖了后金曾经是明藩属，而后叛乱灭明的事实， 以此“掩耳盗铃”的方式回避因不道义而引来的正统危机。 “谎言说多了就会变成 事实”，到了乾隆帝书写《书事》之时，毅然将这种“明与我朝本非一国”的言论坐实， 称明为 “明”，称努尔哈赤为“太祖”，称自己为“我”。 这个“我”集家与国、历史经历者与裁判者于一身，不再是简单的“掩耳盗铃”，而是试图通过垄断历史评价来彻底解决“正统”问题。
第二， 关于战争原因及战场细节的描写。战 争原因上， 《书事》中没有对战役的原因进行常 识性的交代。这种现象在以往的版本中是不存在 的，更是不符合文章结构要求的。战场描写上， 《书事》文笔更加文雅， 较为血腥的战斗场面没 有过多的出现，反而强化了满洲士兵听从指挥、 军纪严明、作战英勇、骑射高超的场景。如在援 助界凡山的作战中， 四贝勒皇太极在建议大贝勒代善更改伏击为正面迎敌的记载中， 《书事》特意强调这种行为是“堂堂正正以向敌人”，[9]319而早期的版本中只是“吾等当向前立于显处”，堂堂正正与立于显处所反映的军人形象绝对是两种面貌。这种描写实际上是乾隆中期八旗军队的战斗力下降， 乾隆皇帝提倡国语骑射， ⑧ 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希望通过对所谓八旗旧习的描写，来树立一种榜样。
第三，关于参战人物的描写。涉及到两类： 一类是以刘綎、杜松为代表的明军统帅， 一类则 是以努尔哈赤、皇太极和代善为代表的女真方面 统帅。前两个版本通过明军排兵布阵和不断溃败 的描写反应出对明军统帅指挥无能的不齿，而在 《书事》中乾隆帝对刘綎、杜松等明将的评价却 是“一时良将”，将他们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明 社将移”。[9]318 这种对战争的反思其实也是历史 的产物，早期版本的写作者或亲身经历或距之不远， 以少胜多、帝业初成的狂喜还没有退却， 他们眼中的明将自然愚蠢无能。而乾隆帝已经距离 那个时代一百年， 对历史、对明将的看待更为冷 静。在女真将领的描写上乾隆帝所倾注的东西似 乎更加隐晦。以下两处记载便颇值得玩味。是年 三月初一， 探子回报明军已来， 《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后金君臣是“诸王聚于大衙内……诸王 遂奏闻于帝”，[11]346 之后两个版本都仅仅记载了 努尔哈赤的命令。这种细节的取舍还体现在最后与刘綎的战斗中， 后两个版本只记载了“四贝勒 乘胜追击，与刘綎后队两营兵遇”，[7]82-83, [9]319 而 最早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却是记载， 迎战刘綎 的不仅仅有四贝勒皇太极一人，还有另外三位贝 勒。随后《书事》中就出现了“众贝勒复整兵逐 一琦”的记载， 与前文前后矛盾， 可证《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不假。乾隆帝的这种取舍可能有两个考虑， 其一， 在战斗中强化努尔哈赤的继承 者四贝勒皇太极的战功，弱化那一时期更具皇位 竞争力的大贝勒代善的作用，强调自己祖先继承 皇位的正当性。这一点更体现在界凡山一战中对 皇太极和代善两人的描写中，《太祖武皇帝实录》 记载在面临数量众多的明军原本统领军队的代善采取的策略是“按兵候帝”，[11]346《太祖高皇帝实录》的记载是“欲驻兵隐蔽地， 以待上至”，[7]79 《书事》记载“欲驻兵隐蔽地以待敌。”[9]319 “按兵候帝”是主动保存实力， “欲驻兵隐蔽地，以待 上至”是听指挥， 识大局， 而“欲驻兵隐蔽地以 待敌”就是和选择“堂堂正正， 以向敌人”的皇 太极形成强烈对比，代善的形象因此矮小许多。 其二，就像前面论述的一样，乾隆帝是想通过《书事》来表达自己建立新的君臣关系的诉求。隐去 “诸王聚议”的情节是在强化努尔哈赤一人作为 战争决策者的形象，而将战争胜利的原因归结为 “我祖之勤劳， 而念当时诸臣之宣力也”。[9]324 对 皇太极形象的强化和对代善形象的弱化，其实在强调一种君臣关系，即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 《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关于军事民主制度和诸王战功的记载就不符合这种“历史书写”的原则。
四、结语
从乾隆四十年开始， 其统治似乎遇到“正统 质疑危机”。他一方面采用从重处罚吕留良的后人、 ⑨ 查封禁书等政治手段进行压制， ⑩ 另一方 面通过《书事》的写作， 继续掌握历史编纂的权力，推进开国史重修运动， [12] 制造出后代子孙对 太祖、太宗亲自领导的具有“帝业之所由基”的 萨尔浒之战的官方记忆。 ⑪ 乾隆帝的《书事》 绝不是一时起意的有感而发，通过他多年数次对 萨尔浒的亲身游历和不断赋诗怀古，就能看出其 对萨尔浒战事的在意，而对萨尔浒战事的重新书 写其实是在制造一种祖先的荣耀，通过对这种荣 耀的记述和追忆，以加强自己的统治权威， 进而教育手下臣工和后世子孙，勿忘祖宗开 国之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