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鲁迅，为何终究容不下中华传统武术？

在中国，鲁迅是一位地位独特的作家。他是重要的现代作家之一，是新文化运动旗手，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作品中，传统文化都不能逃过他的笔锋，而中国武术就是其中一。

北洋政府时代，基于“强国强种”的民族愿景，上流社会中不乏提倡国术的呼声。北洋皖系军阀中的陆军司令官马良，便提出要将中国传统武术发展成“新武术”，使之成为“我国之国粹”。这项建议深受蔡元培等教育大家欢迎，最后更将“新武术”列入全国必学的“中国式体操”。

然而，鲁迅却对此甚为不满。在他看来，迫令青年学武，无异于当年清室鼓吹“拳匪”作乱。

他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曰《杂感三十七》，文中他以讥讽语调斥责“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他亦反对将武术跟军事训练挂钩的做法，因为“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

鲁迅认为宣扬“新武术”，就是“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重新包装。显而易见，在他眼中，传统武术都是充斥宗教迷信的糟粕，完全不符合运动科学原则。

鲁迅认为即便拳术确实对身心有益，亦无须花全国之力去推行什幺“新武术”或搞什幺“中华武士会”（北方最具影响力的武术组织，与南方的精武体育会同等），只须让民间有兴趣之士自行学习便可。迫令全国青年学生学习拳术，或夸大武术的作用至“保家卫国”层面，他认为八国联军一役便是一例。

除却社会名流，鲁迅亦不违直骂武林人士。

他在《杂感六十四》上再次尖刻地写道：“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大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幺“八卦拳”、“太极拳”，什幺“洪家”、“侠家”……直隶山东的侠客们、勇士们呵！诸公有这许多筋力，大可以做一点神圣的劳作”。这一系列的批评文章，果然引起了武林反弹。精武体育会创办人、“精武四杰”（另外三人为陈公哲、姚蟾伯、卢炜昌）之一的陈铁生便在《新青年》上跟鲁迅展开骂战。

从实用层面讲，尽管精武会陈铁生等国术大家以亲身经验为证，阐明传统武术兼具健身与技击两种功效，更能训练士兵在战场上抵御外敌，故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然而，鲁迅等人则继续从“现代思维”出发，指出“现在打仗，总用枪炮”，因此拳术用途根本有限。

其实，与其说鲁迅等人是要针对传统武术，倒不如说他们要针对整个中国文化体系。鲁迅一直以进步文人自居，亟欲渴望打破旧文化对国人的束缚，武术不过是作为其中一个文化代表而受到攻击。

以鲁迅本人的心路历程为例，他早年学习西医后便对中医大加贬抑。在《呐喊·自序》中，他指明“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而对作为中医与内家武术理论基础的《内经》，他则批评其“对于人的肌肉……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

可见对他们来说，其时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中国武术不过是这个宏大愿景下的其中一个对象。

自晚年开始，鲁迅对传统武术的态度亦呈软化，在《作文秘诀》一文中，他写道：“拳师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学会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让他称雄……遇到有状元瘾的人们，做教师就危险，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这位新拳师来教徒弟时，即以他的先生和自己为前车之鉴，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于三四手，于是拳术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段话一方面是用来讽刺中国人“保守藏私”的歪风，一方面亦反映出鲁迅多少对武术传承产生了体恤之情。

虽然鲁迅对传统武术的态度逐步软化，但却始终反对将之列为政策项目。

一代文人，终究容不下传统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