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在内外政策方面都有重大失误，致使“积贫积弱”局面开始形成，并在此后数十年间，成为困扰赵宋统治者的头号难题。
在军事方面，太宗的决策失误，指挥失误，直接导致宋军在太平兴国四年（979）至雍熙三年（986）间，两次大规模北征失败，先后有高梁河、莫州、岐沟关、陈家谷、君子馆 五大败仗，丧师不下三十万众 。
至此，自周世宗以来，休养生聚20多年，养精蓄锐而培养起来的精兵强将，损失殆尽，在宋辽战场上好不容易才确立的微弱优势，丧失无遗，宋朝在军事上的积弱之势，开始形成。由辽军造成的北部边防压力，直接威胁到北宋首都开封。
其后，太宗处置灵夏事宜失当，导致李继捧降而复叛，李继迁屡败屡起，雄踞西北，威胁到北宋的西北边防。 汉唐时期的首都长安一带，成为西北防御的前线地区。
太宗时期，西、北边患均已形成，宋军疲于奔命，应接不暇。太宗的边防政策和对待边将的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边患。
太宗时期，一改太祖朝谨慎持重、不轻易生事的边防政策，纵容边将“生事致寇”，引起辽军的入侵报复。两次大规模攻辽，都是太宗少数亲信的怂恿，而为大多数臣僚所不赞成，然而，太宗贸然开启战端，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河朔无宁岁，太宗也终因辽军之箭而致夭亡。
太宗在 对待边防将领方面 ，也改变了太祖朝的政策。
他即位伊始，即收回了边防将领的“回图贸易”权，取消了太祖给予边将的这项特殊政策。以往论者将此作为太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而加以褒扬。实则不然。太祖时期，西北边防比较安定，实与太祖对边将的特殊政策分不开。
这种特殊政策，核心是两条：一是有经济特权，即“回图贸易”；二是尊崇边将，以使其有权威。太宗收回“回图贸易”权，是取消了第一项特殊政策，因此使边将无财力自置斥候，远探消息，又无财力重赏士卒，使其尽力而战，边防宋军的战斗力，能不削弱吗？太宗又摧辱边将，处分杖死犯法小校的边帅张永德，实际上又取消了边将的第二项特殊政策，因此使边将无权威，士卒敢横行而不听命，边防宋军的战斗力又进一步削弱，边将战战兢兢，自保而唯恐不及，孰敢出奇以制胜？
精兵强将被歼殆尽，边防将帅又自保不及，宋朝的边患不日益加重才怪呢。这是太宗的一项重大过失。
尤为严重的是，太平兴国四年（979）至雍熙四年（987）间的五大败仗，对宋军士卒以至对宋朝士大夫的心理产生的重大影响，使他们怀有严重的“恐辽症”，不敢与辽军作战。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北宋末年，辽国衰亡之时，宋军仍有严重的“恐辽症”。
太宗急于建威立功，与压在他头上的沉重的继位包袱直接有关。而边防处置的失宜，军事方面的重大失利，又加剧了太宗统治的危机。太宗是清楚这一切的，所以他把外忧摆在第二位，把防范内患，防止朝廷内乱，作为头等大事，奉行“ 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
再加上时时发作的箭伤给他心理上带来的打击和压力，使他始终忧心忡忡，猜忌心盛，因此，文过饰非，喜欢自夸，谀言易入，直言难听，矫情要誉之举屡屡出现，自以为可欺群臣，瞒天下，流芳百世，殊不知适得其反！最终，也只能留下一个危局，给他儿子去收拾。
而宋代的“积贫积弱”之局，即由太宗朝肇其端。
宋太宗在历史上是有重大过失的君主。
在周世宗、宋太祖所奠定的基础上，宋太宗本可更进一步，完成统一大业，恢复和强化文官统治，更可完善法制，收复燕云十六州，拒强敌于长城以外，开赵宋兴旺之基业，展中原繁荣发展之宏图，对历史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但是，宋太宗处心积虑，经营十多年，才靠阴谋夺取了帝位。皇位继承之谜，造成他统治的危机，引起朝野的猜测，一直像阴影笼罩在太宗头上。于是，太宗孜孜于要誉，急于建威树望，塑造起高大的光辉形象，为此而迫漳泉陈洪进、吴越钱俶纳土，出兵攻取太原，继而又两次发动北征，结果是两次攻辽大败，伤动宋朝元气，威望终未能立，反罹箭疮之疾，折磨后半生；内患不已，德昭、廷美等人，必迫死而后心安，孰料长子心疾佯狂，次子暴卒，身后几乎发生宫廷政变。
是以太宗时期，政治大计，竟未遑多顾，多循太祖之政而已，经济、文化虽大有发展，但困扰有宋后世的“积贫积弱”之势，业已形成，终未能臻于治世，且给后世带来莫大危害。
宋太宗时期，既是中唐以来乱世的结束期，又是宋代“积贫积弱”的开始期。宋太宗其人，对于历史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