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铁马烽起陇右 盘点甘肃古代战争史上那些"名场面"

原标题：【奔流文化·闲谭】烽起陇右丨甘肃古代战争史上的那些名场面（上）

甘肃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古代出现过“五凉”、“三秦”及西夏等割据政权，是我国历史上军事斗争激烈的地区之一。（《甘肃省志·军事志》）

陇原大地金戈铁马的宏伟画卷里，曾经有过许多经典瞬间抑或“高光时刻”，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其中不乏若干智慧与勇气并存的名场面，时至今日，亦值得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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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军事谋略博大精深，空城计可能是最为脍炙人口的奇谋妙计之一。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空城计屡见不鲜。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的楚国伐郑之役中，即已有关于空城计的最早记载：楚国令尹子元率兵车六百乘进攻郑国都城（今河南新郑），对方却将城门洞开，吓退了楚军。而关于空城计的最著名场面，自然是《三国演义》中因马谡失守街亭，诸葛亮跑不掉又打不过，只好大开西城县（今甘肃天水西南）四门，令军士假扮百姓洒扫，自己则携俩小童于城头强压冷汗，焚香抚琴；司马懿在城门口溜达一番……真心退兵还是假意放水，后世众说纷纭。小说看起来固然精彩，但据史家考证，诸葛亮本人并未使用过所谓空城计，而在同一时间和空间里，真正以空城计保存了蜀军有生力量的却是时为马谡副将的王平。据《三国志·蜀书·王平传》载，当马谡大败于街亭，“众尽星散”之时，王平却率领千名军卒，“鸣鼓自持”，魏将张郃如同小说里的司马懿一样，纠结半天，“疑其伏兵，不往逼之”，王平因此得以收拢败军，全身而退。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而王平则“加拜参军，封亭侯”。

有唐一代，在甘肃境内亦曾有过两次著名的空城计实战记录。

据《旧唐书·崔知温传》载，唐高宗麟德年间，崔知温任兰州刺史，“会有党项三万余众来寇州城，城内胜兵既少，众大惧，不知所为。知温使开城门延贼，贼恐有伏，不敢进。俄而将军权善才率兵来救，大破党项之众。”崔知温仗着兰州城池坚固玩起了心理战，结结实实忽悠了一把党项人。

唐初兰州示意图，唐代兰州也曾唱过空城计。引自《兰州市志-建置区划志》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距兰州千里之外的瓜州（今甘肃安西）再度上演空城计，这回受水的则是吐蕃大军。当时的瓜州刺史张守珪刚刚组织完成了一项浩大的基本建设工程——重修瓜州城墙；新城墙刚刚落成，还没来得及竣工验收，吐蕃大军就掩杀而至。唐代城墙多为夯筑，新筑之城“不胜矢石”，难以坚守；面对此情此景，张守珪不禁吐槽：自家新房装修完了还得晾上几个月才能入住，我这儿城墙刚修的还没干透呢，你们趁火打劫也真会找时候，简直不讲武德！不过吐槽归吐槽，守土有责不是闹着玩的。张守珪思来想去，索性攒了个酒局，就算是提前为瓜州新城“暖房”了。据《新唐书·张守珪传》载，“遂置酒城上，会诸将作乐。虏疑有备，不敢攻，引去。守珪纵兵击败之。”吐蕃大军劳师远征，原本想大掠一番，结果还是栽在了空城计上，瓜州人民的“暖房酒”也没喝上一杯，又灰溜溜败走，可谓郁闷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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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云：“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用当代流行语通俗来讲，就是打仗不按照常理出牌。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在甘肃古代战争史上，还真有这么几个典型战例。

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和道路网的古代，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能否克服自然障碍，按时将兵力投送至预定战场。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军事交通建设，比如著名的秦直道；但是这样的高等级道路目标也大，不易保守军事秘密。要想出奇制胜，古代将领往往喜欢不走大路走“间道”，所谓“间道”就是山高水险、鲜为人知、敌方容易忽略的崎岖小路。能够走这种路的军队就是古代的山地部队甚至特种部队。三国时期魏将邓艾伐蜀，就是走“间道”、出奇兵制胜的杰出战例。邓艾率部不走剑门大道，而是选择从今甘肃文县走阴平古道，穿越岷山山脉。据《三国志·魏书·邓艾传》载，其率部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濒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邈降。”

唐高祖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柴绍在岷州（今甘肃岷县）迎战来犯之吐谷浑军队，敌军势大，柴部被围，战况危急。据《资治通鉴》载，柴绍“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虏怪之，驻弓矢相与聚。绍察其无备，潜遣精骑出虏阵后，击之，虏众大溃。”在吐谷浑方面看来，这就更不讲武德了，两军交战咱们就好好打仗，这算是什么奇葩操作？不过，这场败仗要怪就怪吐谷浑军队自己注意力不集中，确实不能说唐军太狡猾。

甘肃古代战争史上最“不讲武德”的一场战斗，可能要数北宋名将狄青在泾原（今甘肃平凉）与西夏军队之战。

北宋名将狄青画像 引自《解密中国古代战争》

古代军队作战，鸣金收兵是常规操作，这回狄青玩了一把大的，把军中条令改得面目全非，反其道而行之，将鸣金收兵号令临时换成“鸣金突进”，规定鸣钲一声停止行动，鸣钲两声假装退却，钲声停止转入反攻。《梦溪笔谈》中对于此战曾有生动描述：“才遇敌，未接战。遽声钲，士卒皆止。再声，皆却。虏人大笑，相谓曰：‘孰谓狄天使勇？’钲声止，忽前突之，虏兵大乱，相蹂践死者，不可胜计也。”西夏人也是醉了，兵书上不是这么写的啊，宋军这是耍赖皮么！可叹西夏崛起边陲，好不容易将中原军事文化学了个七七八八，没想到宋军直接把游戏规则给改了，虽说北宋积弱，但师父就是师父，教训起徒弟来还是颇有心得。

从以上战例可以看出，在甘肃古代战争史上，各种套路深得很，稍有疏忽就不幸中招，这可能就是传统军事艺术的魅力所在吧。当然，战争最终要凭实力说话，打仗也是个技术活，除了运用计谋之外，甘肃古代战争史上亦不乏具有相当技术含量的历史细节，且待下文分解。

文丨奔流新闻特约撰稿 史勇

（奔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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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甘肃古代战争史，除了刀光剑影和血火搏杀之外，因缘际会之下，亦有若干大时代中的历史细节，虽无法决定战争最终胜负，却也折射出陇原大地上战争机器运作的相关剪影，读来或令人荡气回肠，或令人扼腕沉思……

01

兵贵神速，是古今颠扑不破的真理与作战原则。

西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率军抵御羌人进攻，驻地在金城郡（今兰州西固）。《汉书·赵充国传》载，赵充国起草了一份作战计划上报朝廷，“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袁庭栋在《解密中国古代战争》一书中，曾以现代语言详细考证和还原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具体运作流程——

画像砖上的驿使图 引自《解密中国古代战争》

神爵元年六月是小月，只有二十九天；赵充国于六月戊申（六月二十八）从兰州发出奏章，汉宣帝于七月甲寅（七月初五）批复同意，其间仅仅用了六天时间。袁庭栋根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推算出西汉时金城至长安的里程为一千八百五十里（金城郡在洛阳西二千八百里，长安在洛阳西九百五十里），同时推断，如果奏章抵达长安后没有任何延误，且汉宣帝当天批阅，那么这份奏章在路上的传递时间只用了区区五天！平均每昼夜驿卒奔驰三百七十里！袁庭栋因此惊叹汉代通讯速度之快和办事效率之高。

但是，西汉时期驿卒每昼夜奔驰三百七十里，就算是加急快递的最高纪录吗？非也。

据《甘肃省志·邮电志》载，汉代金城郡至长安的实际里程为一千四百五十里，较之袁庭栋推测的里程数虽然少了整整四百里，但军情急件的传递时间相应压缩至往返七昼夜，也就是说单程三天半！驿卒奔驰的速度则达到惊人的每昼夜四百一十四里！这也意味着当年赵充国的那份作战计划奏章，极有可能在六天之内已经完成了一个标准的公文流转程序——从兰州出发后的第三天夜里，奏章就送到了皇帝案头——第四天白天驿卒携带批示返回兰州——第七天一大早，赵充国就已经在兰州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皇帝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落实意见了。

对于此类快马加鞭不计成本递送的边关军情文书，汉代文献中非常形象地称之为“奔命书”——驿卒和驿马都得玩命啊——承担此类机要交通任务的驿卒有着专门行头，头戴红头巾，臂穿红套袖，身背红、白两色信囊，一路狂奔，沿途车马行人纷纷避让。而确保这种高效率军情传递的，则是西汉时期相对完备的集驿置、驿卒、驿马、驿道于一体的驿传制度。两千多年前，在河西诸郡—金城—长安的驿道上，就曾这样上演了一幕幕西汉版的“速度与激情”，为汉代经略西域提供了一条通畅的“信息高速公路”。由此可见，“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背后是汉帝国坚实的军事后勤保障体系和规范高效的军事通讯手段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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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个射雕段子是，柯镇恶大侠动辄要“江南六怪”看他眼色行事；但在中国古代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就算主帅“目光如炬”，官兵们也确实没办法看主帅眼色行事，实在是看不到啊！于是，战争的实际需求催生了不同的军事通信手段。甘肃古代战争史上，有两种军事通信手段较有特色和技术含量。

第一种便是著名的烽火。

白天放烟，黑夜举火，具体数量依来犯敌军多少而定，汉、唐、明规定各异。居延汉简中的《塞上烽火品约》分几个层次规定了匈奴来犯时的预警信号。比如遇到匈奴入塞，按照来犯一人、百人、千人三个标准，分别规定白天或夜间放烟几炷、举火几堆；如遇千人以上匈奴大军围攻边防设施，或者夜间听闻匈奴人马声响，或者匈奴人撤离出塞，白天或夜间如何放烟举火亦各有规定。

玉门关汉代烽燧遗址 引自《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

唐代《李卫公问对》规定：白天来寇十骑以下，点一炷烟；百骑以上、二百骑以下，点两炷烟；五百骑以上，点三炷烟；黑夜平安，举一火；闻警，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敌寇，烧柴笼。及至明代，火器已经装备边关烽燧，随着技术升级，除了传统的放烟举火之外，鸣炮成为新的示警手段。

据甘肃高台出土之明代《兵守火炮号令》规定，按照来敌十名以下、十名至百名、百骑以上三个标准，白天分别燃柴一至三堆、鸣炮一至三声，夜间分别举火一至三把，鸣炮一至三声。如果来敌达千骑以上，那就热闹了，按照规定必须燃柴、举火、鸣炮“相连不断”，可见明代对于边防投入还是舍得下本钱的。河西走廊上的烽燧以现代军事术语来说既是边防哨所更是“观通站”，戍卒算是技术工种，主要职责就是当好“信号兵”，既要准确判断和识别来犯敌人的性质、数量、路线，同时还要按照规定施放对应的示警信号，放烟举火鸣炮也是一个技术活，绝对不能出错。读者朋友如果穿越至古代的河西走廊，有幸目睹传说中的烽火连城，会不会诗兴大发抑或热血沸腾？如果碰上烟、火、炮相连不断这种排场，那您就摊上大事了，赶紧穿越回来吧。

在现代语境中，“放鸽子”是骗人或失信的代名词。而在甘肃古代战争史上，却有两个关于“放鸽子”的名场面，其主角就是笔者将要介绍的另一种古代军事通信手段——军鸽。

悬泉置遗址鸟瞰，这是古丝绸之路上最为著名的汉代邮驿。 引自《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

宋仁宗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北宋与西夏在甘肃静宁一带爆发了著名的好水川之战，宋军以任福为主将，桑怿为前锋，据《宋史·夏国传》载，桑怿进军途中，“见道房置数银泥盒，封袭谨密，中有动跃声，疑莫敢发。福至发之，乃悬哨家鸽百余，自盒中起，盘飞军上，于是夏兵四合。”任福一时手闲，放了西夏人的鸽子，主动发出自己进了埋伏圈的信号，结果让宋军身陷重围，算是古代战争史上最著名的“作死”战例之一。现代战争中，不要随便摆弄敌人遗弃的物品已经成了一条铁律，因为里面可能设置了陷阱或诡雷。好水川之战的教训告诉我们，好奇不仅会害死猫，在战场上真的会害惨一支军队。

而到了南宋高宗时期，宋军则找到了军鸽的另一种正确打开方式——“纵鸽点兵”。据《齐东野语》载，时任川陕宣抚使张浚某日视察驻扎在泾原（今甘肃平凉）的名将曲端所部五军，提出随机点视一军，曲端遂命人“于庭间开笼纵一鸽以往，而所点之军随至，张为愕然。既而欲尽观，于是悉纵五鸽，则五军顷刻而集，戈甲焕灿，旗帜精明。”这一名场面确实让上级领导开了眼，连连称赞曲端不仅会练兵更会养鸽子、放鸽子，这速度堪比在现在微信工作群里刚喊了一嗓子，就被人秒回复，应该给一个大大的赞。

细节决定成败。闲谭了这么多战例，无非是想说明战争是很复杂的事情，捉对厮杀其实只占了战争时期的一小部分时间，其余大部分时间，大家都在忙着运筹帷幄、养兵千日这类工作。身处冷兵器时代，中原军队在甘肃的对手往往比较彪悍，因此需要使用更多的计谋、打造更完善的防御体系。而当火药武器在陇原大地轰然炸响后，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文丨奔流新闻特约撰稿 史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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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战争既是交战各方综合实力的体现，同时也催生和运用了形形色色的“黑科技”——不仅改变了某些战役的作战样式，而且间接影响了历史走向。作为这些“黑科技”中比较“硬核”的成员，火药武器在甘肃古代战争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痕。

01

北宋时期，火药开始逐步应用于军事领域，甘肃古代战争史从此进入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

实际上，甘肃与火药的渊源由来已久，是制造火药的重要原料硝石之主产地。据《太平御览》载，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时人已知“消石（硝石）出陇道”。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中国首部官修药典《新修本草》问世，内载“（硝石）生益州山谷及武都、陇西、西羌”，可见唐代硝石产地中甘肃占了一半。

甘肃除了是制造火药的主要原料产地外，历史上还自产火器。据《甘肃省志·军事志》载，明初的河西边防部队中，已大量装备鸟嘴铳、连珠双头枪。明廷考虑到甘肃地处偏远，边防作战任务较重，战时火器消耗量大且从京师补给不易，遂下放部分火器制造权限。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朝廷批准甘肃凉州卫（今甘肃武威）自造火铳；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批准甘肃镇（驻甘州，今甘肃张掖）自造火器。据史料记载，甘州军器局年造各类火枪千余件，驻甘其它明军亦设置专人采购生铁、熟铁、钢、铜、硝、磺、油品、木炭、煤烟等物，制造枪管、火帽、火药、弹丸等。明军在东南沿海缴获葡萄牙造佛郎机炮后，军器局和兵仗局随即组织力量仿制，各型国产佛郎机炮优先装备包括甘肃在内的边镇守军。

西夏铜火炮（武威市博物馆藏） 引自《武威文物精品图集》

甘肃古代战争史上，火药武器大放异彩、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战例，分别出现在北宋神宗元丰、明英宗正统和神宗万历年间。

02

北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中国历史上首部官修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问世，其中正式出现“火药”名称，并完整记载了火弹与火药箭两类重要火器的构造与制造方法，其中火弹包括燃烧性火弹和爆炸性火弹两个品种。在北宋与西夏和金国的战争中，广泛使用爆炸性火弹，西夏称之为“飞炮”，金国称之为“震天雷”。

北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二月，西夏十万大军围攻兰州。守军闭城据守，并组织敢死队突袭，史载：“集死士七百余人，缒城而下，持短刃突之。夏兵惊溃，争渡河，溺死者甚众。”为加强兰州防御力量，朝廷“赐兰会路（火）药箭二十五万”以为守城之用。是年夏，西夏大军再度犯兰。不料此时的兰州守军早已“鸟枪换炮”，面对西夏大军，不再需要募集敢死队进行白刃战了；宋军使用爆炸性火弹和火药箭迎头痛击，双方对战九日，西夏军“城下死者堆积”，悻悻撤军。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正月，西夏军队“倾国而来”，号称八十万之众；虽然西夏有备而来，“云梯革洞，百路齐发，矢如雨雹”，然而在宋军火器猛烈打击之下，伤亡惨重，历时十昼夜未克，“粮尽而退”，再度铩羽而归。元丰七年二月，宋神宗诏谕熙河兰会各路加强戒备，同时下旨从汴梁向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等地宋军一次性调拨火药箭两万支、火弹两千枚；兰州守军更是获得重型火炮的补充。

当年围攻兰州的西夏大军为何伤亡如此惨重呢？原因有三：第一，宋军弹药储备充足，这是获胜的基本前提，由此亦可见北宋火药武器生产能力之雄厚。第二，宋军构成了远中近三层火力网，分别利用抛石机发射、将火药包或火弹捆在火箭上发射、以士兵人力投掷，使得西夏军队进攻中无处可躲。第三，这是最为精彩的部分，那就是千万别以为宋军发射的火器只有燃烧和爆炸功能。据《武经总要》记载，北宋军工部门生产的火弹细目多达八种，其中几种光听名字就足以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铁蒺藜火弹听说过没有？该弹内含三枚六刺头铁刃和八枚带倒钩铁蒺藜，火药爆炸后，如天女散花般射出，既可杀敌，落地后亦可作为障碍物扎脚，堪称现代子母弹鼻祖。

宋代绿釉蒺藜火球（镇原县博物馆藏） 引自《镇原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

毒药烟球怕不怕？顾名思义，这货就是原始的化学武器，其内涵相当丰富，包括巴豆、砒霜、草乌头等毒药，一枚毒药烟球的标准装药量为五斤。据宋军实战检验，该弹爆炸后，毒烟四散，敌军人马嗅之中毒，口鼻流血，丧失战斗力，严重者当场毙命。兰州城头的宋军人狠话不多，手里的家伙也是一个比一个辣，饶是西夏士兵彪悍，总有一款适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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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边患不绝，鞑靼、瓦剌等部走马灯式袭扰西北。面对机动性和战斗力较强的对手，明廷对于火器生产与装备格外重视。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明军制式手铳定型，为加强管理，分别使用天、奇、武、英、功、胜、神、电、威、烈等汉字为首，统一编号，如同今日制式枪支出厂时的枪号。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明英宗下旨令工部为各地沿边关隘守军增配火铳，其中甘肃分配到五百支，包括单兵使用的轻型手铳、用于城池要塞守备的中型碗口铳等。此举可谓未雨绸缪，其效果很快就在实战中得到检验，证明物有所值。

明代手铳 引自《中国火器史》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也先率瓦剌大军兵分四路入塞进犯。也先自率一部进犯大同，英宗御驾亲征，酿成著名的“土木之变”。另一路瓦剌大军于同年七月进犯甘州（今甘肃张掖）。甘肃总兵任礼率部在野战中两战两败，损兵折将。瓦剌大军遂进围甘州城。甘州驻防明军以各型手铳和火炮抗敌，力保城池未失，证明火器的确是城市防御作战之利器。当年明军装备的手铳口径在15至17毫米之间，重量在2.2至2.5千克之间，长度平均为35厘米左右。1983年，甘肃省张掖县出土一门明代轻型铳炮，全长550毫米，口径73毫米，重20千克；铳身铸有“奇字壹仟陆佰拾壹号永乐柒年九月□日造”字样，该炮极有可能曾参加过击退正统年间瓦剌入侵之战，保存至今，可谓名副其实的“功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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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边镇，出于各种原因，内部时有骚动以至叛乱。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宁夏总兵哱拜反叛，杀巡抚都御史党馨、副史石继芳，“关陇震动”，至九月方告平定。是役被后世称为“万历三大征”第一战；其间，甘肃巡抚叶梦熊自甘州调神炮火器四百车参与平叛。

如前所述，明代甘州不仅是西北重要的火器生产基地，守军亦装备有重型火器。据史料记载，嘉靖初年，甘州守军已经装备当时比较先进的所谓大将军炮，该炮分大中小三种规格，军中将士俗称为大将军炮、二将军炮、三将军炮，分别发射七斤、三斤和一斤重铅弹。与此同时，甘州军器局还自产各型火器；较有代表性的是石榴炮，仅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年产量就达两千余枚。平定“哱拜之乱”时，叶梦熊从甘州调来的火器中，各型大将军炮攻城拔寨、无坚不摧、所向披靡，发挥了重要作用，叶梦熊曾称赞道：“塞上火器之大者，莫过于大将军。”

那么石榴炮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备受明军青睐呢？

据《中国火器史》一书记载，石榴炮的全名叫“击贼神机石榴炮”，状似石榴，壳体铁铸，如碗大小；壳内装药为火药与毒药、发烟剂混合物；壳体留有小孔，孔内置酒杯，内有火种；以铁盖将小孔塞紧，外壳涂迷彩。该弹有两种使用方法，一是如同手榴弹般投掷，二是放置路旁，待敌军人马踩踏，弹内火种受震发火，引爆装药。该弹除依靠常规爆炸方式杀敌外，由于装药内混合有毒药，引爆后可使敌军人马“封喉瞎眼”。此物堪称既能当手雷、又可作地雷，居家旅行、杀人灭口的一代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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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古代战争史上，使用和制造火器历史悠久，由此亦促成了军队作战样式的变化和火药与火器生产技术的传播。

西夏大军围攻兰州，北宋军队处于守势，基本以全套火器装备应战。前后两役，颇有现代军事理论中的“非接触作战”或先进热兵器对于传统冷兵器“降维打击”的韵味。西夏军队短时间内因火器而蒙受重大伤亡，动摇了作战决心。明代甘肃驻军在与来犯外敌作战时，尽管野战多处于下风，但凭借火器精良尚勉强能守城自保，客观上维系了明朝在西北地区的存在感。

西夏人在兰州之役被宋军打得灰头土脸，痛定思痛，本着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谦虚态度，着手仿造宋军火器。1980年5月，甘肃武威县出土一门西夏铜炮，炮身长100厘米，重108.5千克，外径14厘米，内径10厘米，膛内遗存0.1千克火药和一枚直径8厘米的弹丸。据专家考证，该炮既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铜制火炮，也是极为罕见的集火炮、发射药与弹丸于一体的完整火炮系统。由此可见，新式武器一旦投入实战，其秘密迟早会被对手获悉；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战争推动科技传播、促进科技进步的最好注解。

文丨奔流特约撰稿 史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