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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13
香港回归25周年--特首系列专访之
董建华
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特首
全国政协副主席
董建华，香港首任特首，他曾经见证了香港主权的更迭，被称为“一国两制”拓荒者。在香港危难之际，他度过了近八年的特首生涯（1997.7-2005.3）。卸任后，2003年，董建华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今。
2019年，董建华获得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1997前
竞逐特首
吴小莉：听说那时候，您没有想过去竞逐特首，但是有朋友觉得，您可以做，是什么触动了您？
董建华：首先，我董家四代住在香港，我经常听见我父亲同我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总是有个使命感。第二，要看你对香港够不够熟悉，对政府的运作了不了解。其实我了解得不够，但是做了行政局成员以后，我至少了解一部分了。但是对香港的社会，我觉得我是比较了解的。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之前，我和几位中央最高领导人都认识，经常有机会谈话，我了解基本国策、国家发展方向和理念，我很支持。我觉得，可能我未必是最好的人选，但是可能努力一下，可以做好这件事情。
董建华与父亲
“船王”董浩云
吴小莉：您进入特首办公室的时候，其实是只身一个人的。即使是一个CEO，也有一大批班子跟着他，您却选择带最少的人，进入一个并不熟悉的政治环境中，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您那时候是不是也的确有一些孤独的感觉？
董建华：“一国两制”要落实、要平稳过渡，我觉得最好的措施，就是让所有高官、让一直掌握香港运作的一批人，能够全部过渡。我那个时候建议给中央，中央也很快接受了这个考虑。
还有一点，其实这一批高官，都是香港的精英，他们做得很好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考虑是对的，我辛苦一点吧，不过这个是有效果的。中央政府再次三番地叮嘱我，这个“一国两制”现在是你的事情了，不是我们的事情，你自己要去努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太难，但是有很多别的事情扰乱了我们。
1997.7-2002.7
董建华的第一个任期
1997 · 亚洲金融风暴
董建华：1997年7月2号，泰国的货币就同美元脱钩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亚洲金融风暴就来了。金融风暴来了以后，利息上去了，我们在1997年以前的泡沫经济，很快就爆破了，楼价跌了很多。楼价一开始跌，香港人的消费意欲就减下了来。因此，我们经济就慢慢地通缩。
1998 · 恒生指数暴跌至6660点
吴小莉：1998年8月，我们的股市汇市受到了冲击。您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决定要政府入市干预，这个决定是不是真的很艰难？
董建华：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动作。那个时候，有些国际炒家在攻击我们的联系汇率，希望能够攻破联系汇率，然后获取很大的利润。但是金融市场的稳定、联系汇率的维护，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要做到的事情，不然的话，会出大事情的，不过幸好，最后结果很好，我们成功了，炒家退了。
2002 · 再一次金融危机
吴小莉：其实2002年8月，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还是在的，又有人想要狙击我们的联系汇率。那时候其实香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阻挡。
董建华：那时候，因为通缩的关系，我们财政收入减少了很多，但是开支还是在增长当中，所以我们的财政赤字非常可怕。就在这个过程当中，2002年8月的时候，我们观察到很多迹象，又有些人开始炒作，有这样一个传说，说香港这个地方，财政赤字失控了，而且政治现实不容许你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联系汇率可能会脱钩的，那么有些人就开始在运作起来了。
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是有选择的：第一，就让联系汇率脱钩吧；或者维持联系汇率，不采取任何的操作，中央会支持我们的；第三，我们可以加税、减开支，但这对香港每一个市民来说，都是有冲击的。所以再三考虑之后，我觉得还是第三个选择比较好。
2002年7月11日，《香港公职人员薪酬调整条例草案》在立法会获得通过。从10月1号开始，香港66年来，首次公务员减薪正式实施。此外，香港政府还采取了包括压缩政府编制、杜绝浪费等措施，节约开支。
董建华：在这个过程当中，朱镕基总理在香港讲过话的，他说你们出债券，我第一个人来买！其实他就是要给大家晓得，你们放心，我们中国的总理都讲话了，我们会在后边支持你们的。
2002.7-2005.3
董建华的第二个任期
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
董建华的第二届任期内，开始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包括三司司长以及所有政策局局长，全部列入问责制范围。这一主要官员问责制，在香港一直沿用至今。
董建华：在美国、欧洲的所有高层领导人，下面第一层、第二层的官员，一定是这个领导自己去选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是为了长远的考虑去变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困难，因为大家不习惯。要从不习惯变成习惯，总是有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对的事情，方向是绝对是对的。
2003 · SARS
董建华：小莉，这个是我做特首的过程中，最难过的一段时间。每天一个报告，多少人又感染了，多少人又死亡了，自己总是觉得我的工作做得不好，因为我是大家长，所以我的责任是最大的。那时候真是很害怕，人死了很多，心里也很难过。到一个很严峻的时候，我们连医疗设备、口罩等等都不足了。我们心里都知道，假如牵涉到国家大事的话，一定要同中央去商量。我说，我这边很需要哪些医务方面的支撑，中央那时候真是很关心，很快就送来了。
2003 · CEPA
董建华：那个时候，经过SARS、经过长时间的经济通缩，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使经济恢复呢？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是内地的经济在起飞，所以我们一定要将香港的经济发展重新定位。就是说，要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新定位。
吴小莉：2003年，内地决定要开放自由行，2004年，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正式实施。CEPA从幕后走到幕前的过程，经历了什么？
董建华：我提出了CEPA，中央看到的这个方向是对的，要走这个方向。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同美国、欧盟在谈进入WTO的条件，那边的过程是非常复杂、非常艰难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安排影响到与WTO谈判的过程。所以那个时候就说，等吧，等这个谈判完了。所以，其实在WTO签字之后，我们马上就开始谈了。在2003年3月，我到北京去的时候，都已经确定了。到2003年6月29号，总理在香港，我们签字的。
2005 · 辞职
吴小莉：听说过一个细节，在2005年1月，您宣读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的时候，您觉得站起来宣读施政报告，其实是很辛苦的。本来希望能够坐下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这个惯例，您是吃了止痛药，才把它念完的，是这样吗？
董建华：对，是这样的。其实不是不可以坐，可以坐。但是，我同范徐丽泰、同身边的人也都商量这个事情，大家说你坐下的话，人家就知道你在生病了，你不舒服你要解释的，对不对？所以还是站在那念吧。
吴小莉：真的很辛苦。
董建华：都过去了。
吴小莉：在您竞选第二届特首的时候，您说过一句话，我们都为之动容，您说“选择留下，其实比离开需要更大的勇气”。当时您思索最多的是什么？
董建华：经济的复苏还没有完成，我觉得我走不负责任。而且我觉得，在基本法中，我们应该针对基本法23条立法的。所以在第二任上任以后，我就推动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成功，没有做完，所以我要继续做下去。
吴小莉：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差不多了，可以比较安心地离开？
董建华：小莉，其实我看到经济一直在恢复，我觉得形势是很好的。只不过，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整个人真是很疲劳，最重要的是，有的时候思路会出错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应该有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来接班。
2005.3至今
董建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8 · 创立中美交流基金会
吴小莉：当时是您自己想成立这个基金会的吗？
董建华：因为我在美国住过，我对美国比较了解。我自己是个中国人，我真的是骨子里希望中国好。我们14亿人苦了这样多时间，应该要到我们了，排队都要排到我们了。那么我就想，可不可以两个国家合作，制造一个双赢的局面呢？所以我有机会就参与在这个工作里，主要是民间同民间的交流，和美国那边的非政府组织、智库、大学、媒体，还有一些是退休的前政要。
吴小莉：有人觉得，您做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您跟很多美国之前的政要都是好朋友，比如说小布什或者是布什夫妇。这对于您推动民间外交是不是很有帮助？
董建华：在美国可以沟通，在内地也可以沟通，两方面都有帮助。但最重要的是，在美国，要永远将真相讲清楚。有的时候沟通真是要很长一段时间的，不要紧，一步一步来。最重要的是，国际上每一个挑战，中美合作是关键性的，这个真的很重要。
董建华与小布什（左）
董建华与布什夫妇（右）
董建华：在今天这个世界，这样善变、无法去预测的一个天下，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套长远的规划，要看得清清楚楚，我就是要走这一条路。假如没有了“一国两制”这样的优势，你想想看，香港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自己头脑要很清醒的。
吴小莉：很多人说过去几年，香港确实在内耗。行政立法关系的紧张，也使得内耗加剧，您怎么看？
董建华：我是这样觉得，一味反对而反对，没有办法处理。假如说我们政见有一些不同，要看是哪一类的政见。譬如说，因为最低工资的问题，我要少给一点，他们要多给一点，这个可以妥协的。但假如你说我不接受“一国两制”，这个不能妥协的。这些大是大非之外的事情，我什么都可以妥协。为什么？因为是为了“香港好”。现在全世界都在乘搭我们国家发展的“顺风车”，“一带一路”的出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出现，这些对香港来说都是空前的机遇，所以不要担心将来会怎么样，未来会非常好的，你看着吧。
吴小莉：在1997年7月1号，您说过，“今天我们幸运地站立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上”；在2002年7月1号，您又说，“我们面前的是一条充满着光明和希望，当然还有挑战的道路”。对于未来的特区政府，您会对他们说什么？
董建华：我觉得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要经过一个很不确定的摸索，这样都走出来了，在今天，这条路其实更清楚了。而且，1997年祖国的力量，同今天的力量大大不同了，所以香港的前景是很好的。我们要好好地去掌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应该丢掉，我相信我们不会丢掉，会做得很好。
本文内容由2007、2012、2017年采访汇总
编导、编辑：孟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