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2年5月的一个深夜，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村的一处草地上，上演了一出恶魔的集会。
那里是当地牧师塞缪尔·帕里斯家的后院，大批巫师听到魔鬼的号角，蜂拥而至。除了扫把，他们还乘坐着各种奇特的飞行工具，一个叫理查德·卡里尔的男巫师说，自己和女巫玛丽·莱西骑着一匹魔鬼幻化的马，马背上横着一根棍子，他们就坐在这根棍子上飞行……
据说，飞来的巫师有70多个。这场集会由戴着高冠帽的黑人魔鬼主持，在一个老女巫给众人分发红酒和面包之后，魔鬼拿出圣书，众人用血签上名字，发誓要摧毁马萨诸塞的各个教堂。
这些魔幻的描述出自几个被指为巫师的美国人的供词。他们的供述基本一致，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真的是在现场出现过的巫师，二是被屈打成招。
1692年，由两个女孩引发了的大规模猎巫事件，九个月时间内近200人被指控为巫师，最年幼的5岁，最年迈者80岁。可谓童叟无欺。惨剧最终以14个女人、5个男人和两条狗被处死的结局血腥收场。
塞勒姆猎巫案堪称“美国版叫魂”。在社会性恐慌中，一群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另一群人定为罪人、妖魔，散布恐怖、仇恨的情绪，对后者审判甚至杀戮，如今看来疯狂且愚昧。人们为什么时常陷入集体的歇斯底里？这里是视知阴谋论解剖计划，我们来看看美国历史上最疯狂的一场冤案。
想知道人们为什么热衷于围猎巫师，我们先要清楚欧美长久以来对女巫的恐惧和打压。
现代文化为巫师和巫术加上了奇幻的装饰，然而在从前的西方人眼中，巫师是必须消灭的邪恶敌人。
各种文化在早期都有迷信巫术的阶段，巫师则是能与神灵沟通的“中介”。巫术并非一开始就遭到群众抵制，公元2世纪，相对文明的基督教成为欧洲的主流宗教，自然崇拜和多神教等随即变成了异端邪说。
打击异端首先要有发动群众的动力，古罗马以来，人们相信有黑巫术、白巫术，也就是巫术是中立的，看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但基督教信仰划分了魔鬼与上帝对立，巫师听从魔鬼的诱导，坑害群众，吃人、杀婴，无恶不作。
这套简单的二元理论，正符合当时人们的认知，加上教廷数百年孜孜不倦的宣教，到中世纪时，“巫师作恶”的理念已成为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平民百姓的绝对政治正确。这里达成了猎巫的第一步：制造一条简单自洽的逻辑链，宣称人们的不幸源自一个危险而神秘的敌人。
不过，15世纪以前，欧洲的巫术案件并不多，对巫师的定罪一度用于政治斗争，比如著名的圣女贞德就被诬陷是女巫处以火刑。那抓捕巫师为什么变成了全民活动？哪些人会被认定为作恶多端的巫师？
想发动全民猎巫，一来要天有异象，比如瘟疫、极寒等灾害，二者要向群众普及猎巫常识。
欧洲的大规模猎巫发端于15世纪，最早爆发在英格兰地区，16世纪后转移到瑞士、法国和德意志地区，其中远离中央统治的德意志最严重。历史学家罗宾·布里吉斯估计，从1450年到1750年间，欧洲可能发生了10万次巫师审判，4万到5万人被处死。
“正义”民众围猎的大多数是女巫，尤以年老女性为主，但也有20%到25%的男性。猎巫面前人人平等，市长、牧师、教师等中上阶层，一旦被指控，跳莱茵河多瑙河泰晤士河都一样洗不清。在官方文件中，巫师恶行包括使男性不育、女性不孕，降低农作物收成和牲畜繁育，用风雨、雷电冰雹摧毁房屋以及发动瘟疫、火灾等等。
《女巫之锤》是一本190页的手册，又名“3分钟教会你抓女巫”，1487年一经问世便推动了猎巫热潮，在15-17世纪再版了25次。书中列举了各种花样巫术和破解方法，比如与魔鬼签下契约的人会骑着扫把飞、经常参加巫魔会，与魔鬼交媾并杀婴。巫魔集会上聚餐的食物有烤小孩、煮小孩、油煎蝙蝠，还有挖出来的尸体。
有了这些简单易识别的特征，人人都能快速判断身边的人是不是巫师。
这是猎巫的第二步：将特定对象标签化、妖魔化，为打倒对方提供充分理由。推动猎巫的根本力量是宗教改革。另外，在食不果腹的蛮荒年代，抓捕作恶的巫师能排解人们心中的惶恐不安。
17世纪后，随着宗教改革和连年战乱结束，人类逐渐进入启蒙时代，猎巫在欧洲逐渐消失。但在北美的新大陆上，一场人人自危、相互举报的猎巫运动开始了。
1692年一个寒冷的冬日早晨，塞勒姆村（Salem），牧师塞缪尔·帕里斯的外甥女阿比盖尔·威廉姆斯突然像被邪魔附体一样，抽搐、尖叫、口吐白沫，不久，他的女儿贝蒂·帕里斯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医生问诊无果，牧师和会占卜的邻居将病因指向了古老的罪行：巫术。
邻居玛丽被请来照顾生病的孩子们。身为面包师的玛丽看到女孩不见好转，觉得有必要用一些特殊方法——将受害者的尿液混入黑麦面包，再把面包喂狗，就能查出谁是罪恶的黑手。
牧师气急败坏，称这种迷信行为是“为反对魔鬼而接近魔鬼”。
但抓捕女巫的行动，也就此展开了。
首先被拘捕的是一名长相凶恶的女乞丐，名叫莎拉·古德。她在2月29日被治安官拘捕。第二天，审判开始。根据法庭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审讯女巫时法官哈桑的先入为主的态度：
“莎拉·古德，你认识什么邪灵？”
“你和魔鬼签约了吗？你为什么要伤害这些孩子？”
“你找了什么动物来做这些事？”
法庭延续了欧洲审判女巫的传统，审判者精通神学、法学，诱导性地反复询问你“与魔鬼通奸”、“扎小人”等具体罪行。而如果你是个口才有限的穷人，全身而退的难度可想而知。
一旦你与魔鬼有关联，人民内部矛盾就上升到上帝和魔鬼的敌我矛盾。
让 · 博丹(Jean Bo din)是16世纪欧洲著名的法学家、思想家，以理性宽容著称，但这位学者号召必须对巫师毫不留情，哪怕在证据不足、胡乱推测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处死巫师。
在这样的氛围中，欧美的猎巫审判大多都是有预判性的，很多蒙冤者在严厉的折磨和拷问中，自己都未必清楚认了什么罪。
从搜寻女巫的牧师到急于定罪的法官，人人都觉得自己的正义感不容置疑。
但不管法官哈桑怎么问，莎拉·古德都拒绝承认自己是女巫。
直到她的丈夫威廉·古德站出来大义灭亲：“她要么是个女巫，要么马上就要变成女巫”。
威廉说，莎拉的右肩下有一个符号，那是魔鬼给女巫的印章。
在猎巫运动中，这是最常见的女巫鉴定法之一，一块老茧、伤疤都能判定女巫的身份。如果没有，审判官也会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制造一个。
总之，来自亲人的举报被当成了莎拉·古德是女巫的实锤。
而在法官的反复询问中，莎拉·古德又提到了村里一个叫莎拉·奥斯本的老太太。
在治安官搜集证据的过程中，村里大户帕特南家的女儿小安·帕特南提供了第三名女巫的名字：帕里斯牧师家的印第安奴隶提图芭。
提图芭是一名巫毒教教徒。在审问中，她的证词匪夷所思。也正是她编造的故事推动了塞勒姆猎巫的进行。
提图芭告诉法官，有一个白发高个男人指使她伤害孩子，那个男人有四名共犯，其中两个就是莎拉·古德和莎拉·奥斯本。
在提图芭的描述中，魔鬼身侧有一只黄鸟，这只黄鸟后来也成了女孩们常用的表述。她还提到，两个女巫会伪装成幽灵，派她去医生那里，掐他十六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哈伯德。她的回答流畅自然，仿佛确有其事。对女巫的恐慌笼罩在塞勒姆村上空，猎巫开始失去控制。
被指控的人数越来越多，女巫们相继入狱。但几个“受害”的女孩并没有停下。小安·帕特南称在房间里看到了莎拉·古德五岁的女儿桃乐茜·古德。这个小女巫掐着她，逼迫她与魔鬼签署契约。
如今，我们无法确定这个12岁的小安·帕特南是为什么撒这样的谎。本着宁可错抓、不可放过的原则，五岁的桃乐茜·古德和三名成年女性一同被押送到波士顿的监狱。
后边的故事有些雷同。几个受过女巫伤害的女孩时不时发病，四肢扭曲、打滚，然后向大人告发哪些人要来加害自己。几乎所有被送上法庭的女巫都坚定地否认有罪。然而一边是严厉恶毒的法官，一边是惊慌的围观者和不时尖叫着表演的女孩们。
虔诚的教徒、被冤枉的玛莎·科里呼吁村民不要相信这些心神不定的孩子，结果孩子们表现得更加狰狞。几乎没有人怀疑女孩们在撒谎，村民们确信魔鬼就在身边肆虐。
在猎巫初期，保持沉默还可以躲避风险，到运动高潮时，先告发别人也许是最安全的自保方法。
普利策奖得主斯泰西·希夫这样描述人们互相揭发的场面：女儿指控母亲，母亲转而指控外祖母，外祖母则控告了邻居和一位牧师。妻子告发丈夫，也有丈夫把妻子拉下水，兄弟姊妹亦相互指控。
超过百人被关进监狱，人们相信在天上飞着700多个女巫。塞勒姆村的神秘事件不得不由波士顿的副总督和法官亲自过问。有人在审讯中提到了恶魔集会，然后，关于这场集会的描述越来越详细，两个月内邻镇也冒出了五十四个女巫。
当众多囚犯让波士顿的监狱人满为患时，几个女孩相继指出降临村中的恐怖幽灵是乔治·伯勒斯，塞勒姆村的前任牧师，毕业于哈佛大学。有人曾在年幼时见过他，有人曾受雇于他家，而且伯勒斯曾与帕特南家有过一些债务摩擦。
最后，他成了所有被害者都指认的一个强大的魔鬼。
一个视频很难讲清这起案件中所有的受害者。
在轰轰烈烈的猎巫运动中，恐慌和怨恨席卷塞勒姆的村民们。那几个病情不见好转的女孩已经成了“猎巫专家”，在牧师的帮助下指出各种别人看不到的幽灵和巫师痕迹，光女孩默茜·刘易斯一人送进监狱的就有五十一个。
一些年老体弱的女巫如莎拉·奥斯本在监狱中断了气。到7月，莎拉·古德等六名拒绝认罪的女性被送上绞刑架。面对长时间的拷问用刑，许多人纷纷认罪，甚至真的怀疑自己曾化身幽灵或飞在天上。
许多人的供述中，怎样吃人、施法、与魔鬼交媾的描述都很详细。在审判官面前，被控者要么按照引导，编造出同党的外貌、衣着及巫术细节，要么拒绝认罪，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折磨。
这是猎巫的第三步：强行认定证据，没有证据就制造证据。紧接着就是第四步，以正义之名施行处罚。
乔治·伯勒斯经历了14个星期的折磨，于8月19日和三个男人一起被处以绞刑。
到了10月，塞勒姆村颗粒无收，人们一直忙于抓捕巫师、围观审判。治安官趁机搜刮洗劫嫌犯的房屋，包括牧场的牛、鸡、干草、一桶桶的苹果、白锡器皿和椅子，甚至从女巫手上掳走黄金婚戒。法官精疲力尽，直到总督菲普斯感到局面失控，下令解散法庭，塞勒姆猎巫才终于画上了句号。
浩大的猎巫在欧美持续了数百年，但没有哪个地方的定罪率如此之高。塞勒姆案发生时，美国的新大陆上寒冷贫瘠，新移民缺少生活物资，又时常面对同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生活被不安的阴霾所笼罩。
他们愚昧的执拗也源自时代的蒙昧。17世纪，人类的思想刚接触到初级科学，宗教和迷信才是大众的精神导师。由于《女巫之锤》等宗教读物的长期普及，魔鬼和女巫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果你怀疑巫师的存在，就会被认为是否定宗教的异端。
踏上北美的新英格兰人多是清教徒，他们漂洋过海，寻找所谓“更纯洁的信仰”。他们对《圣经》的信仰不可撼动，连日常讨价还价都引用《圣经》中的话。清教徒强硬古板，对符号和征兆之物异常关注。因此，当古怪的疾病降临到村民头上，女巫的诅咒是最合理的解答。
在这起猎巫案中，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几个女孩为何不停指控他人。斯泰西·希夫认为，这并非女孩们道德败坏，而应当考虑家庭养育的缺失，儿童并不像今天这样受到父母关爱。清教徒家庭压抑女性，要求她们勤劳、顺从。她们或是从小就是孤儿，寄宿在别人家里当仆人，或者从小被繁忙的家务和争宠的兄弟姐妹围绕。面对法官严厉的审问和诱导时，她们发挥了过度的想象力，杜撰出末日、地狱的景象。她们起初也许只是为了引起关注、发泄生活的不幸，最后却成了猎巫高手。
塞勒姆案是美国历史上的黑暗一页，它引发了后来大量的调查追问，同时也被改编成电视剧等流行文化品。之后的几百年里，对巫师的恐惧依然附着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现代版猎巫频频上演，比如麦卡锡主义笼罩下对进步人士的诬陷迫害，川普指责对手对自己witch-hunting，打着反猎巫的名义进行猎巫，足以列入当代文化遗产。猎巫从未消失，只是不断改头换面，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