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向东前出侦察的坦克排还偶然发现了一支敌人炮兵部队,工兵们遂将这些大炮全部炸毁。街道与逐屋争夺战过程很简短,没费什么力气。苏联人都像瘫痪了似的,他们压根没料到我们的突击。一个苏军师长在逃跑时被击毙,尸体在一个果园里被发现。我们从一间屋子冲向另一间屋子继续前进,突然,布雷默的副官波尔中尉在我面前几米远处被一发子弹击中了胃部,倒在雪地上。
当冲进一幢大房子时,一位掷弹兵提醒我注意躲在屋顶透过稻草朝我们射击的狙击手。当他猛冲进门时,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将他打倒在地。我们干脆一把火把这幢房子给烧了。一个苏军参谋军官从着火的房子里跑出来一头撞到我们面前,后来发现他是苏军师参谋长。半个小时内村子已经完全落入我手。我们的炮兵此战表现完美,飞过我们头顶的呼啸弹幕就像一只恐怖的铁拳。这也不奇怪,前进观测员几乎就蹲在敌人身边,所以百发百中。
我们深入敌阵达两公里,将苏军完全打散。辽阔的雪原上到处都是正在奔逃的小黑点。敌人的反坦克炮被我们的坦克碾碎。他们所有的炮口都指着西方,但死神却自东而来。
最后几声枪响划过清晨的空气,战斗结束时,村子上空弥漫着浓密的硝烟。救护车向西驶去。当我们就要离开时,阵亡弟兄的尸体被放在防潮布上整齐地摆在我跟前,他们会分别装上坦克运走,我们决不会把任何一人留下。他们的安宁不能被打扰。根据过去的经验,每当我们放弃一个地区之后,俄国人总是会劫掠破坏我们留下的坟墓。
被俘苏军参谋给人印象不错,显示出一种模范姿态。因为茅草屋顶被一间间引燃,我们不得不匆忙走出房子。这位苏军中校很乐意回答所有与当前战事无关的问题。他说他是几天前才刚刚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完成一个培训后转入现役的。在把他移送给师部之前,我们互相道了别,他说:“我们将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战胜德国。你们已经输了,但,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朋友,联合起来继续奋斗,赢得最后的胜利。”
15时左右,最后一辆坦克也回到了埃里梅耶夫卡。我在和波尔中尉道别的时候被深深地感动,他已经显露出了濒死的迹象,但仍提出“离职”申请,还问“我还能回到营里么?”在送往野战医院的路上,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可怕的严寒逼着我们挤在几座仅存的房子里避寒,只在户外留下了几个必不可少的岗哨。我的弟兄们突然发出一阵欢呼,并像群野人般把我围了起来,手也被他们握得生疼,惊讶之中听到有人说我已经获得了橡叶饰。
最初的惊喜过后,我离开农舍来到了阵亡弟兄们的身边。周围静悄悄的,前线一片沉寂,只有远处闪耀着明亮的火光。我几乎看不清墓地,这片最后的安息地既没有十字也没有石碑做标记,雪层已经将其厚厚掩盖,和周围环境融为了一体。我们的弟兄们将不会被打扰,为免遭破坏,我们特意把墓地做的不是十分显眼,从天而降的雪花盖在坟墓上,仁慈的上帝用这样的方式将我们的创伤掩盖。我对我们刚刚获得的嘉奖并不感到欣喜。跟前躺着的有在今天早上提醒我注意屋顶狙击手的那位掷弹兵,若不是他的及时警告,或许我现在已经躺在他身边了。
我奉命前往元首大本营,24小时后我从波尔塔瓦飞到了文尼察(Vinitsa),抵达这处也以简朴著称的大本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求给我在柏林的妻子打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能跟妻子和孩子通话真令我开心不已。挂掉电话后我被领到了阿道夫·希特勒面前。他热情地接见了我,为我颁发了勋章,并请我入座一叙。我用了一个多小时聆听元首有关他在本土和前线所作的种种努力。斯大林格勒的悲剧似乎给他带来了沉重压力,因为他的话题经常回到第6集团军上,但我发现他并未责难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任何军官的行为。希特勒很在意祖国遭遇的持续空袭,我能感觉到人民正经历的苦难是他又一个沉重负担。希特勒的身体状态看起来很好,语调平静,对前线战局的评论很实际,大多都十分中肯。他并没有对前景做任何预测,但知道战争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丘吉尔看起来是他的头号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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