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北京尚有零星疫情,几位恒大供应商从外地赶来,挤在北京南站附近的酒店标间里,一上午的交谈,他们焦虑地推演每一种可能的救济途径,手中的烟没断过,没有窗子的房间烟雾缭绕。
疫情期间来北京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也在担心回家后是否会被隔离。当初他们看准恒大进驻的商机,借钱购进设备,垫资帮恒大印刷广告、宣传册,如今索要的欠款其实只有数十万元,却足以压垮他们这种只雇佣了三五人的店面。
恒大出险后,像他们这样的恒大供应商的声音很难被听到,理财产品债权人与购房者因牵涉人数众多,尚能获得政策倾斜,金融机构债权人也还能在煎熬中等待7月底的债务重组方案,但恒大的众多供应商,特别是其中的小微企业,已经在一年的等待中先于恒大悄无声息地倒下。如今摆在供应商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参与“保交楼”,挂旧账、结新账,要么就只有等待,哪怕是手握已经生效的法院判决,也无法处置恒大的任何资产,因其仅剩的资产被置于各地政府的严密监管之下,需要确保交楼。
但这些供应商的债权人也在向他们索债,以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一众供应商深陷各类债务危机,有供应商说希望自己因寻衅滋事被关押至少一年,“如果只关15天,出来还得面对债主”。一些参与“保交楼”的供应商告诉我,因为债权人起诉,公司账户全部被冻结,甚至无法支出劳务费,他反问,如此这般又拿什么“保交楼”?
谁能想见,一系列针对房地产行业的收缩性政策,最先冲击是盘踞在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这不禁让人们怀疑,政策出台前进行的压力测试是否清晰的展现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承受能力?是否低估了房地产产业链的复杂程度?
5月底,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政策暖风频吹,其中为数不少指向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的意义早已无须赘言,各类税、费,甚至房租,都在减免、缓缴。但是,当具体审视那些陷入困境的供应商,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微企业时会发现,他们仍然是最脆弱的,也是最被忽视的。
我们说“企业的命也是命”,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企业活下去支撑经济数据,而是因为每一家陷入困境的企业背后,一定有更多陷入困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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