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 | 沂蒙精神的艺术性转化与具象性传播  ——以“沂蒙情”组雕的艺术塑造为例

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 | 沂蒙精神的艺术性转化与具象性传播 ——以“沂蒙情”组雕的艺术塑造为例

编者按:

图像在当代视觉文化中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叙事的功能,而叙事本身意味着一种“建构”。“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是山东艺术学院2019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2021年9月,沂蒙精神作为第一批伟大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最终凝练形成“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新时期沂蒙精神。图像叙事中的沂蒙精神呈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记忆与图式表达,在艺术创作中的探索与创造性转化展现了新中国美术与中华民族形象的审美塑造。文化小康是小康社会建设的精神砥石与发展引擎,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对美的需求,特别是对民族文化的精品力作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图像叙事的效果远远超过我们的社会预期,研究“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用主旋律的文化服务大众,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艺术研究院院长沈颖

沂蒙精神的艺术性转化与具象性传播

——以“沂蒙情”组雕的艺术塑造为例

文/廖卫东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作为红色文化内核之一的沂蒙精神,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军民共进、忠诚勇敢、不畏牺牲的真实写照与象征,概括起来就是“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就其本质来讲则是人性光辉的体现、自我价值的彰显,是对于沂蒙精神的总结提炼与升华。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临沂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这既是对沂蒙精神的高度肯定,同时又对新时代传承并弘扬沂蒙精神提出了新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为推进沂蒙精神传承、加强沂蒙精神宣传,广大艺术家不断创新、挖掘沂蒙精神内涵,立足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这一创作基调,从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不同艺术形式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沂蒙人民践行、弘扬沂蒙精神的历史进程。其中临沂地区的革命纪念馆、景区,普遍采用雕塑形式对沂蒙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生死相依的战斗场景、波澜壮阔的革命进程等进行叙事塑造,以静态留置的方式让观众身临其境,较好地把对革命精神的宣传融入景区的游历当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导正能量,达到了沂蒙精神的艺术性转化与具象性传播的双重目标。这里所指的具象性传播是指以写实性、情节性雕塑的方式作为传播载体,以具体化的形态来展示精神性本体的一种艺术创作方式。换言之,就是将无形的精神转化为具象客观的形式,通过立体形式的形态塑造来显现具有内心情感指向的图构,以达到弘扬传播民族精神(革命文化)的目的。

一、沂蒙精神对民族精神的弘扬与时代性传播

山东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聚集地,沂蒙精神在这里生根萌芽,历经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时期,在积淀中汲取传统与变革的精华,代代传承、历久弥新,所展现的文化内涵已成为新时代改革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养料,成为艺术工作者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继往开来、服务于文化人时代任务的创作高地。

(一)沂蒙精神是塑造和发展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之一

在革命战争时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励肝胆、共患难,为谋一个新中国而奋斗的沂蒙精神,是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坚持的政教理论和革命实践,也是我们党发动群众谋事创业的政治智慧。改革开放后,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承发扬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优良传统,开拓创新、敢为人先,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突破。与此同时,沂蒙精神的内涵和外延也得到了拓展升华,逐步形成了一系列适应新时代建设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沂蒙精神又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讲,新时代沂蒙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和家国情怀,是民族精神的具体承载,为民族精神的振兴传承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文化基因。作为新时代艺术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深入挖掘沂蒙精神的价值内涵,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宣传弘扬沂蒙精神所蕴含的爱国、诚信、和谐等道德教化资源,继而形成强大的向上向善社会风尚的助推力。

《民族选举》

《民族选举》

(二)增强文化认同、坚持文化自信是沂蒙精神艺术性转化与具象性传播的重要使命

重视文化,强调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强国,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硬实力,还要靠文化自信软实力的力量;不仅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还要传承近代以来形成的红色革命文化,同时这两个“传承”不是静止的,而是要与时俱进,适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要求、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期盼。

作为新时代的艺术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深入实践,挖掘沂蒙精神所蕴含的信念坚定、革命到底的内在品格,在红色文化经典原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提炼与创新,把最深刻、最感人、最富有教育意义的内容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他们近距离、生动形象地感悟历史长河中先辈们的勇敢顽强、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同时,通过这种“润物细无声”的逐渐渗透,潜移默化的发展过程,讴歌新沂蒙精神,让它真正走入人们的心灵,成为最坚强的文化自信、最广泛的文化认同,为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长征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三)沂蒙精神的艺术性转化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符合时代要求

“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是沂蒙精神的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大力量,支撑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需要赢得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不仅仅是党中央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题中之义,也是新时代弘扬沂蒙精神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为沂蒙精神的艺术性转化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创作指南。

沂蒙精神是巍然屹立于齐鲁大地的精神丰碑,是山东和山东人民最有代表性的精神标识。随着时代的进步,今天的沂蒙山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沂蒙儿女所展现出的攻坚克难的勇气、争先进位的志气、战天斗地的豪气,赋予了沂蒙精神崭新的生命力,奏出了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这个期间,沂蒙大地也涌现出了数不清的精彩故事、精彩人物和精彩瞬间,这些都为艺术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内容和饱满的艺术形象,督促艺术家们创造出更多符合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时代精神孕育时代艺术。在“新长征”的路上,我们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挖掘、提炼“沂蒙精神”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拓展艺术创作题材、内容、形式、手法,在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多方融合上寻找突破口,努力为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让人民群众在领略艺术美的创造和表达的过程中,与作品所表现的精神境界、思想内涵同质相吸、同频共振,达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

二、以雕塑艺术形态体现沂蒙精神的艺术性转化

近年来,以“弘扬沂蒙精神”为主题的艺术创作已成为山东省域艺术表现的重要形式。广大艺术工作者适应时代要求,发扬“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通过传承和弘扬沂蒙精神所蕴含的中华美学精神,创作出了无数优秀作品。雕塑作为其中重要的表现形式,作品创作与当地的革命遗址、地势地貌相融合,使这种“凝固的舞蹈”在当下真正动起来、活起来、火起来。本文以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沂蒙情”雕塑组雕为例,系统阐述沂蒙精神的艺术性转化与具象传播路径。

(一)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沂蒙情”组雕的艺术情节构成

《女子火线桥》

《女子火线桥》

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沂蒙情”雕塑组雕是沂蒙精神艺术性转化与具象性传播较为典型的艺术范例。纪念馆坐落在革命老区沂蒙山的腹地蒙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广大百姓为支援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涌现出了诸如“红嫂乳汁救伤员”“女子火线桥”等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故事。以凸显沂蒙精神为代表的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沂蒙情”雕塑组雕创作,结合纪念馆景区建设,从整体规划入手,以打造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景点为目标,企划了一个由人物与山村、树木与石壁浑然一体的沂蒙山军民革命场景雕塑方案。该方案根据雕塑园所在地的地形地貌,采用少量下挖、适量上筑的方式,建造一个“雕塑峡谷”——铸铜雕塑布置在峡谷两壁,军民共建、民拥军与抗敌的故事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峡谷岩壁、道路两边以及道路中间。

雕塑园的起点,即峡谷入口处的广场上置放了当年支前的主要“道具”之一——手推车造型,取名《手推江山》,点明了“中国革命是老区人民推出来的”的主题。峡谷两边石壁上分别置放主题高浮雕组合人物,背面石壁上塑造出山村、房屋、树木、家什、农具、家禽等和山崖形态,峡谷缝隙处有山泉流下,形成小溪,象征沂河,形成了有序的符合沂蒙山区乡村地形地貌特色的仿制氛围。峡谷前半部分,主要是沂蒙农村景象,表现军民鱼水情深和人民无私奉献、奋勇支前的内容,峡谷后半部则展现战争与胜利的主题。

在地势上安排了一个“S”形峡谷,整条“峡谷”中心线长约430米,规划峡谷最宽处约23米、最窄处约6米,峡谷石壁高度在2.5米至6.8米之间。峡谷地形高低错落,宽窄有致,蜿蜒曲折,雕塑园进口广场为方形,出口广场为圆形。根据雕塑与峡谷高度的比例关系和人们的视觉习惯,确定岩壁上人物为高浮雕,平均高度2米,脚下站立基部分0.4米;峡谷中间人物为圆雕,平均高度2.2米左右,独特的表现形式特点鲜明、生动地再现了沂蒙山地域特色。

“沂蒙情”大型组雕分为“党群血肉联系”“军民鱼水深情”“兵民团结胜利”三部分,共制作完成了35组、240多个人物形象的雕塑。每组雕塑构图、整体氛围的把握充分考虑了故事情节与情感控制的层层递进关系,同时还兼顾了参观游览和思想政治教学的需要。组雕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以连环画的形式,将沂蒙地区革命活动发生的一个个事件以故事的形式串联起来。根据表现情节和主题氛围需要,每组雕塑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故事背景,既表现出当年那种“大军连营八百里,村村户户支前忙”的热闹景象,又表现出军民团结一心取得革命胜利的壮烈情景,热烈歌颂了朴实宽厚、吃苦耐劳、积极热情和无私奉献的沂蒙人民群体,深刻诠释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民心向背是成败的关键”“兵民团结是胜利之本”的主题。

(二)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沂蒙情”大型情景组雕的具体创作方法

艺术创作的思想方法是决定艺术造型形式的内在因素,社会现实主义是表现沂蒙精神雕塑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社会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简而言之就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反映革命历史题材雕塑创作最常用的艺术创作思想。这种创作方法的运用能够最大程度引发观众的共鸣,通过真实与想象造型的艺术结合,引导观众的情感走向,由平淡渐次步入高潮,使观众随着情节的变换、人物动态的夸张表现,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留下深刻的画面形象,这种形象记忆同时又延伸了精神内在的长度,走向深刻。《沂蒙情》大型情景组雕正是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作品。这种创作方法所涉及的内容,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主题,也是最能激发雕塑家创作热情的主题。作者既可以通过激昂热烈的斗争场面来彰显军民大无畏牺牲精神,也可以通过静谧欢愉的生活气氛来展现“沂蒙小调”似的风俗画面。

《识字班》

《识字班》

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创作应该坚持真实地再现生活,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现实本质和历史本质,并真实地表现艺术家主观世界的情感。《沂蒙情》大型情景组雕遵循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采用写实的手法塑造人物。如在“女子火线桥”的制作上,艺术家为了彰显视觉效果,把在水中架桥的妇女安放在一米高的石座上,使人物头部与观众视线相平,人桥最前端的妇女正欲抛起的门板与对岸的断桥残垣形成了“笔断意不断”的虚实效果,湍急的河流、被炮弹炸毁的断桥、竭力托起门板的妇女、奋勇冲锋的战士交织在一起,构成“箭在弦上”的紧张斗争场景。

《沂蒙情》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特征,雕塑园后半部分,主要表现战争场面,“陈毅、粟裕转战沂蒙”“星夜飞兵抢占垛庄”“天马山阻击战”“刀丛扑去争山顶”等孟良崮战役的重要桥段在这里都得到了再现。如“黄崖山六勇士”主要表现了六个战士站在山崖边准备跳崖就义的瞬间,战士们形象生动,观者仰视,更显战士们的英雄气概;同时疏密有致的构图,横、斜线构成的形式感,让观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战士们对未来民族振兴的渴望,以及革命必胜的信心。艺术处理方面,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了理想化的加工、提炼,成功避免了红色题材创作上经常出现的“高、大、上”的形式化倾向。大量的场景式雕塑叙事,不仅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而且全景展现沂蒙人民为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历史贡献,在真实的基础上深刻展现了沂蒙老区军民的鱼水深情。另一方面,雕塑家通过立体的形式、多姿的形态,传达出内心对沂蒙精神的敬仰,以及对新时代弘扬沂蒙精神的崇仰之情。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也是现当代中国文艺创作惯用的方法之一。意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观察和表现生活,把客观现实和革命理想、革命气概与求实精神、革命实践和历史趋向结合起来,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辩证地统一起来,塑造出壮丽动人的艺术形象。同时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这一观点的通俗化延伸。虽然现当代艺术样式不断翻新,雕塑创作形式也朝着个性化方向发展,但是我们仍没有找到更好利用“材料与观念”等现当代方式去表达宏大叙事的方法,所以直至今日,仍然坚持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社会现实主义的指导思想作为内在精神传达的基本方法。

分析其原因,首先国情是决定我们审美需求的首要条件。其次,艺术语言本体要素决定了艺术形式的外在形态。生动再现波澜壮阔的革命场景,离不开情节描述、夸张动态形象及具体现实背景等要素。只有从这些要素出发才能创造出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才能引发观众共鸣。由于个性化艺术表现形式执着于多样性、独特性表达,很难完美展现宏大的革命事迹描述。第三,写实的艺术形象通俗易懂,容易使人们在观赏过程中,更为直接地、深刻地了解革命历史,产生身临其境的共鸣,也容易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准确把握雕塑家在作品中所寄托的对英雄的向往与崇敬之情,以及对英雄坚强革命意志与共产主义理想的赞美之情。

三、沂蒙精神的艺术性转化与具象性传播的创新发展

红色文化的艺术性转化是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与方法,同时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弘扬当代中国精神,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现实需要。雕塑语言表达的独特性不仅为艺术叙事提供了物质化路径,而且独具特色的雕塑情景式传播也吸引了大量的受众人群,成为当前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创新手段。

(一)经济发展是沂蒙精神艺术性转化与具象性传播的物质基础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猛,物质财富极大增长的同时,社会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呈现出多面性,坚持立足国情发展社会主义,爱党爱国,继承与发扬革命战争时期传承下来的红色基因,从革命传统中汲取继续前进的精神滋养就显得相当重要与迫切。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接受欣赏习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艺术创作方式介入思想宣传教育就有了较为广阔的需求预期和发展前景,同时不断增长的经济条件也为艺术介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革命历史题材的雕塑艺术创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对革命精神宣传的重要手段,这种方式最早起源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雕塑创作十分重视,制订并颁布了《纪念碑宣传法令》,以期通过这一艺术创作形式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呐喊助威。苏联雕塑艺术家不负众望,集中创作了许多震撼人心,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型雕塑作品,譬如《工人与集体农庄女庄员》《祖国母亲在召唤》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雕塑界开始关注雕塑艺术创作新趋势。40多年前,老一辈雕塑家刘开渠就雕塑对人类精神力量的传达、对环境的美化作用、对形式创作的创新探索等方面都做过理性研究和探讨,其在《对雕塑创作的几点意见》发言稿中针对古希腊雕塑指出:这些优秀的雕刻作品所体现的纯洁而高尚的精神,能够超越空间与时间,陶冶人类心灵,直到数千年后的今天,仍然能使世界各国人民看了深为感动!这种论断剖析了雕塑对人类精神传达的载体作用,表明了形态塑造可以为人类精神文明传承留下不朽的艺术遗产。

把视角转回国内,改革开放前,一方面我们的思想意识还没有达到以多种艺术样式创作的高度;另一方面,受经济因素与技术条件的制约,各地方还不具备以大体量、组合雕塑的方式在景区置放革命历史造像的能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雕塑制作技术不断升级,如今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立体形象塑造与环境再现艺术展示革命战争年代英雄形象和宏伟场景。同时,雕塑技术也在“开放包容”中不断前行,探索与环境艺术、高科技艺术的融合创新,以期通过新视角和强烈的叙事手法,以小见大展示红色文化的气质养成和澎湃力量。

(二)创新发展是沂蒙精神艺术性转化与具象性传播的必然途径

到目前为止,除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沂蒙情”大型情景式组雕以外,类似的井冈山、延安、瑞金、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有结合当地环境创作的以再现革命历史场景为主的雕塑与情景性组雕,甚至在一些大型革命纪念馆内部也建有这样的情景性雕塑。与20世纪60—80年代创作的相同题材的雕塑作品相比,虽然这些艺术创作同样采取了写实的表现手法,但是在时代性表现手法上却有着比较大的差别和进步。

20世纪60—80年代,学科发展不健全,相互之间缺乏联系,艺术观念比较单一,在雕塑创作中还不能够结合先进理念与跨学科等观念进行景观性雕塑创作,大量雕塑停留在主题架上创作以及建筑附属标志物创作上。受当时经济条件、专业境况的制约,这些雕塑只能在北京等城市的重要地点才能够进行建设,如北京农业展览馆、毛泽东纪念馆、工业展览馆等场馆门前的组雕,造型形态也只是建筑主体的标志性装饰,创作形式也留有较为明显的苏派风格。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雕塑学科的外延不断扩大、内涵不断深刻,单体雕塑艺术逐渐显现出对革命精神宣传在艺术转化上的不足,特别是象征性雕塑在表现形式上的雷同,降低了具象化传播的力度,同时也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视觉需求多样化的期待。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正确对待艺术创作的“总开关”,这是一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扬弃过程,是雕塑艺术能不能顺应新时代的新命题、新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雕塑景观艺术创作在展现革命精神的方式与手段上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变,即采用跨专业融合的方式,结合最新科技成果,从环境美学、建筑营造学、经营学等理论入手,重视不同立体造型的综合运用,并结合水体、环境、建筑以及自然风景,把革命历史主题内容的故事整合建构成大型雕塑景观工程(也可以说是人文景观工程),打造出融学习、游览、观赏为一体的旅游胜地,从而提升立体艺术形态在红色精神宣传教育上的力度,更深程度地把思想传承做到润物无声、传继有人。

通过创新、融合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基于革命圣地创造出情境性雕塑艺术组合,亦可在广大革命老区以环境雕塑创造为依托,启动文旅项目与革命精神传播相结合的新模式,即将“文化+”的触角延伸到新农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的方方面面,从而启动带动老区腾飞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为乡村文化振兴带来了新的活力,从物质、精神两个层面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

文本中“高大上”的艺术形象放下身段,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这种改变不仅拉近人们与革命英雄形象的距离,真切感受到“党爱民、民拥军”的鱼水之情,真实理解与领悟革命精神的真谛,为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社会生活的美化与营造提供了多路径选择,同时也应和了几十年以来雕塑艺术家们对公共雕塑建设的建议与呼吁。

雕塑艺术家经过几十年的钻研、历练,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已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风范”的风格套路,有情境性、象征性、故事性等各种形态,表现方式与手法逐渐摆脱模仿的痕迹,艺术驾驭能力也越来越强,为创作出有创造力的作品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同时,丰富的多学科融合的艺术表现手段,为雕塑艺术表现提供了易于传播的新的表述方式,使其更好地融入国民教育、融入道德建设,实现了“用中国方案讲述中国故事”,以艺术性转化与具象性传播彰显中国智慧的目标。

艺术创作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振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宣传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艺术家就是要坚决秉承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把“四个坚持”落实到我们的艺术工作当中去,通过不同艺术形式的宣扬,使这些经过革命战争年代洗礼、改革开放时期升华、和平建设岁月陶冶的红色精神,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世代永存。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特约编辑:李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