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匡政
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黄金档及优酷联播的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已于今晚圆满收官。
这是导演郑晓龙新作，有编剧赵冬苓和明星赵丽颖的加盟，成为今夏最热剧集，似乎也是必然。播出至今，该剧在电视收视率、网络播放量、微博话题量、优酷站内热度各方面表现优异。
《幸福到万家》对现实关注的深度和模式，都有着春羽制作的明显风格。故事深入地反映了现实，又满含着对社会的关切和善意。故事以一种民间化视角，观察了当下的乡村生活。其中有乡村新女性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也有对乡村深层次问题的关注，不回避矛盾，不放大冲突，把乡村故事讲得既生动传神，也很接地气。
村庄是村民的作品，何幸福是改变的起点
剧集起始是热闹的乡村婚礼，以何幸运被非礼、何幸福用板凳砸伤村支书之子，拉开了整个故事的序幕。
原本村中，邻里纠纷就极易掀起风波，何况是一个小姓之门的新媳妇对抗村支书儿子。但我们也知道，乡村是一个善于隐藏秘密的地方，一人一草一木都有自己的秘密，人人都不挑破，如同一个村庄的自我保护机制，从没变过。
然而这表面平静的乡村秩序，却碰到了一个喜欢“认死理”“讨说法”的新媳妇，一切都将面临改变。这不同观念的冲突背后，展现的其实是乡村文化与现代法治社会之间的矛盾。
村支书万善堂因年轻时带领村民上山采石，创业成功，此后一直用自己的威望与村规民俗来治理万家庄。无论是何幸福为妹妹维权，还是因王家索要征地补偿金，万善堂踢伤何幸福的丈夫，以及其后万善堂的儿子强拆王家蔬菜大棚等，何幸福的应对与作为，都在原本法律意识模糊的万家庄惹出了各种争议。
我们看到，一个乡村新女性，正是在为家人、村民谋求公平正义的过程中，在与旧风俗的博弈中，在与乡村人情观的碰撞中，实现了自身、家人与村庄的共同成长，最终改变了万家庄村民的文化认知。
这给我们认知乡村振兴带来很深的启示。村庄从来就是村民的作品，没有何幸福成为万家庄村民，万家庄也可能很难有改变。
一个村庄的组织、文化与调整，是按村民的要求、伦理、观念与审美进行的，是在一个个事件中慢慢形成的。每个村都有自己特殊的传统、风俗和沿革，不可能有一种大一统的乡村振兴模式，适合所有的乡村。
对村庄来说，如何恢复乡村文化的自我造血功能，如何找到像何幸福这样观念变革的领头人，形成自己的乡村治理模式和空间，才是乡村振兴的根本。
每个村庄都需要从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文化性格和村民精神，它是一种与生产与生活经验相关的日常文化。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何幸福的一板凳和后来的坚持，万家庄会禁止婚闹吗？如果没有何幸福对征地款项的索要，没有何幸福因丈夫被踢把万支书告到县政府，以及其后水污染案和冒名顶替事件，也不可能改变万家庄村民们的文化和法律认知。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村庄的文化形成，并不是简单办一些文化活动，就能达成目标的，更需要有村民自己的探索与寻找，有村庄自己的“大事件”，有村民们对乡村事务的参与和讨论，这样形成的文化和观念才能真正获得村民的认同。
乡村治理和振兴，需要在法治化轨道上进行
如何在现代文明环境中，实现乡村文化自治和振兴，是五四后很多学人思考的命题。从梁漱溟到晏阳初等人，都做过各种尝试。郑晓龙导演这部作品，无疑也是想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
中国的乡村历来都有自治传统，过去的宗族、乡绅为这种自治提供了基础，他们教化村民、维护治安、倡导文化、兴办公益。这些乡绅、族长的威信，是建立在自己的资历、家产、知识和道德的感召力上的，自然对村民有足够的影响力。
其后，各类社会运动，打散了这种宗族伦理和乡绅阶层，也消解了乡村村民的公共精神。从万家庄现状可看出，改革开放后，这种由现代乡贤主导乡村自治的文化开始复苏，但由于城市文化过于强大，使这种乡村文化也成了封闭和边缘的代名词。
万家庄是一个已摆脱了贫困的村庄，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村庄，要带来文化和法治观念的变化，仍需有何幸福这样的村民不懈的努力与追求，仍需经历很多冲突与阵痛，可见一个村庄文化和观念变革之难。
乡村治理不能靠长官意志，而需要强调何幸福这样的村民的主体性，只有把选择权交给村民，让村民为自己谋划，给村民足够的权利，才能真正满足村民的真实需求，一种符合本地情况的、能自我监督的治理模式才能逐渐成型。
水污染案触及的也是当下的乡村热点问题。何幸福让孩子们体检，20个孩子体检有12个血铅中毒，对一个村庄来说这确实是不可接受的。工业废水排至地下，地下水一旦污染，极难恢复，从浅表到深层，从城市至乡村，地下水污染在蔓延。除了饮用会导致各种疾病外，被污染的地下水，还会进入食物链系统，后果难以想象。
这场水污染案，在何幸福的坚持下，开始了一场环保公益诉讼，最终村民们赢得了诉讼。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启示。新环保法出台后，明确了公众参与和监督环境民主保护原则，使民众有了对环境的保护权。
从剧中故事的发展我们看到，对广袤的乡村而言，每一个村庄要保护好自己的村庄环境，只有动员全民环保才是行大道，环保诉讼将村民力量引入了乡村环境治理，也是治理环境成本最低的方式。政府不可能监测每一个村庄是否有污染源，只有居住在污染源附近的村民，才是最直接、最经济也最有效的监控者。只有让村民自己介入到环境保护，才能提高环境治理的效率，防止环境污染。
环境问题需政府监管，但更需要村民的参与和督促。让监管和执法的行政机构，对瞒天过海的排污企业挖地三尺；让深受污染之苦的村民，有畅通的维权通道。只有这样，在政府、社会和民众的三方努力下，才能真正制衡那些环境污染的违法者。
《幸福到万家》中，无论是闹婚事件、征地补偿案，还是水污染案和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都在说明乡村治理需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村民治理的进程，减少官民冲突的可能。
剧中故事发生在十年前，冒名上大学的万传美放弃了自己的学历，王秀玉也成功拿回了自己的身份。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这样的结果太便宜了冒名者，但须知法治进程是因现实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而不断演进的。当问题刚刚冒头之时，各地的处置方法也是千差万别的。
真正确立高考冒名顶替的罪名，并明确处罚细则是在多年以后的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就业安置待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法治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村民们也有了更多的法治意识。加强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是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这样既可节约政府成本，又能做到标本兼治。
只有村民对法治的规则，从被动服从，变为像何幸福那样主动维护，法治才真正得到村民们的认同，这对化解各类乡村矛盾也大有益处。否则乡村治理就可能因忽视村民的真实需求，出现种种损害村民利益的行为，这显然是本末倒置了。
城乡融合发展，源自人的精神自觉
《幸福到万家》关注的虽然是乡村现实，但其视野并未局限在乡村，而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即城乡融合。在剧中，何幸福从农村到了城市，因在律所的经历，提高了自己的见识，然而她又选择回到乡村开办了幸福客栈，成为万家庄年轻一代的领头人。
这种离乡再返乡的故事，既是当下很多村民正在经历的现实，也是城乡融合所必然带给乡村的一个未来。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和意识，何幸福的成长轨迹才更为可信，她的观念也从为自己和家庭，转变为关心村民和村庄的公共事务。剧中还有几位走出乡村的大学生，也成为城乡融合这一趋势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近年来，政府也开始关注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弊端，加快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通道。
像何幸福这样的人才，从城里主动返回乡村，是实现城乡融合很重要的一步。因为只有更多这样的人回归，才会让乡村治理变得制度化，进入依法治理、多元治理的轨道，更注重治理过程的规范与合理。
但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是乡村振兴也好，还是城乡融合也好，应当像市场经济一样，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同剧中何幸福的选择。依靠市场和村民的自主选择，才能真正促进城市和乡村的融合发展。
不能搞霸王硬上弓式的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而需要尊重当地产业发展、劳动力转移及自然条件等因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增加农民的福祉，让农民生活得更自由、轻松。这是《幸福到万家》可贵的精神内核。
一个村庄的成长，或有先进的观念，或有产业的优势，或有人文历史优势，或有生态优势，这样才可能成长为一个有特色的村庄。即使有了些优势，一个村庄仍像万家庄一样，需要万善堂、何幸福几代人的精心打磨，才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积淀。
从《幸福到万家》的所有故事，我们发现一个内核，那就是一个对人有吸引力的村庄，一定是尊重村民权利的村庄，只有这样，每个村民才会认真打磨和创造属于自己的空间。
《幸福到万家》海报上，有一句话意味深长：想要活成参天大树，需要有自己的根。这说的是人，也是村庄。一个村庄的根，就是村民们共建、共治、共享中所形成的文化和法治观念。只有让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人，每个村庄才能找到符合自身的乡村治理办法，形成自己的文化，一个村庄才可能活成参天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