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历史解释为什么有力量？——一种食品、一场战争、一部文献和一幅地图

【作者简介】

葛兆光，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本科、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文科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1995，2008，2022）、《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0）、《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燕行文献札记》（2014）、《历史中国的内与外》（2017）等。

摘要

通过一种食品（蔗糖）、一场战争（白村江之战）、一部文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一幅地图（塞尔登地图），可以探讨好的历史解释如何阐发并且提升历史研究的意义。其中，把中国史放入世界史大背景中重新观看，则是一种有力量的历史解释，通过这种历史解释，还可以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两大研究领域。

关键词

历史解释；历史视野；中国史；世界史

今天我要讨论的主题，是历史解释的力量和限度。

我要先给大家说明，之所以讲这个题目，而且选了一种食品、一场战争、一部文献和一幅地图来讲，其实都来自一个想法——就是中国史和世界史这两个研究领域能不能沟通，中国史怎样和世界史沟通，世界史怎样成为中国史的解释背景？

大家知道，历史学要做的事情就是三个：第一个是史料搜集和考证，以前傅斯年讲“史学就是史料学”，虽然有些过分，但是，他认为历史研究首先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还是对的，你一定要理解，傅斯年是想把历史学变成科学，而在史料发掘、整理和考证这个阶段，它确实可以做到近乎科学一样的“客观”和“可靠”；第二个是历史叙述，就是把原本无序的、散乱的历史，理出头绪，勒出秩序，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太多，你不能什么都写在历史书里，也不能拿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十通、各种实录直接当历史著作，必须有意识有目的地撰述，让历史有意义，让著作有脉络。像以前钱穆的《国史大纲》用对传统的“温情和敬意”来重新叙述中国历史，像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用马克思主义新理论新思想来重编历史。当然，这里可能是客观与主观交织的，因为没有史观，就不可能有脉络，没有脉络，就不可能有史著；第三个就是历史解释，所谓历史解释，主要就是通过对历史的理解，解释出某些历史为什么有意义，某些历史为什么没有意义。这里当然“主观”的成分就更大了，这需要我们掌握好，怎么来解释历史，阐明意义。

但是，在过去对中国史的解释里，我总觉得还有一些不太让人满意的现象，这就是往往把“中国”和“世界”隔开了。大家都知道，学界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现在的大学历史教育里，中国史是没有世界的中国史，世界史是没有中国的世界史。可是，梁启超20世纪初就说了，中国历史经历了“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史怎么能离开世界史自给自足呢？十几年以前，我曾经和何芳川先生一起，在香港一个大学里给学生上通识课，我们相约，我上课的时候他来听，他上课的时候我去听。结果听了之后，回来相与叹气，说我的世界史知识和他的中国史知识，都不过是大学生水平，根本上不了台面。可是，何先生还是何兹全老先生的公子，他的中国史知识，一定比我的世界史知识强，但他也还是叹气说，他对中国史真是不够了解，当然，我对世界史的了解就更差了。

那么，怎么才能沟通中国史和世界史？这些年我总在想，也许其中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把中国史放进世界史里面，给它重新作解释，从更大的视野里面，看看中国史有什么新的解释，有什么以前不那么了解的新的意义。也许，这种历史解释是有力量的，也是能沟通世界史和中国史两大领域的。

下面，我想通过一种食品、一场战争、一部文献和一幅地图，来具体讲一讲这种历史解释的力量。

一

第一个讲食品，也就是糖。我想先说起的，是季羡林先生的晚年名著《蔗糖史》。

这部书最早叫作《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是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作为“东方文化集成丛书”的一种。后来，补充修订成现在这个样子。记得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1978—1984），我经常看到季先生从朗润园北招旁边的住处走到图书馆，也在图书馆里看到老先生翻阅各种资料，包括他家里没法购置的《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丛书，后来和季羡林先生熟悉了，他说那时他正在研究“糖”的历史。

季先生的这部《蔗糖史》，看上去似乎只是一个有关“糖”的历史研究，分成“国内编”和“国际编”，讲种甘蔗制糖是怎么从印度到中国，然后到世界的。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

“国内编”主要内容是这样的。中国先秦就有“饴”，但不是蔗糖；中古时期从西边传来“石蜜”，这才是蔗糖。到了唐代，中国自己有了甘蔗和蔗糖，唐太宗还曾经让使臣去学印度的熬糖技术。在唐宋两代，糖作为食品和药用，制糖技术有很大的发展，这些都曾经受到印度和东南亚的影响。到了宋代，中国有了第一部有关制糖的书《糖霜谱》；到了蒙元，回回人更是把制糖技术大大提高，还懂得了用树灰加入熬制的甘蔗汁液里，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白糖，当然后来在明代又懂得了“黄泥水淋法”来脱色，生产出了质量更好颜色更白的白砂糖。

那么，接着让我们再看“国际编”。甘蔗制糖的技术来自印度，也传到波斯、大食。因为四川流寓的西域（波斯、天竺）人很多，从川滇缅印至波斯这一路传来制糖技术，所以，唐宋时代四川制糖技术发达，才有了唐代大历年间“西僧”邹和尚在四川传授制糖技术的传说。接着，季先生又说明，东南亚种植甘蔗和制糖，离散各地的华人有很大的影响，日本没有糖，琉球很少糖，它们大多靠中国进口。总之，他通过蔗糖的制造技术、生产、消费，在各个地域之间的传播、变化，实际上是在进行一个跨地域的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所以，这部书的封面上，就印着“体现在植蔗制糖的文化交流轨迹”。

季先生当然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专家，他很注意和中外交流有关的文献，尤其是敦煌文献，还主编过《敦煌学大辞典》。他关于“糖”的问题意识，部分就来自敦煌文书。他注意到，敦煌文书里有一个词，叫“煞割令”，就是蔗糖。而这个“煞割令”应当来自梵文Sarkara和巴利文Saekkhara，然而，世界上的蔗糖这个词，英文suger，法文sucre，德文Zucker，显然都来源自这一名称，那么，是不是蔗糖的生产，也是从印度到中国，又到欧洲的呢？他从这里开始了研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电子资料，有google，有维基，有百度，他就是一点一点儿地查资料，写出了有关蔗糖的两大册著作。那么，这两大册著作难道就是讲了一个蔗糖的历史吗？不是的。如果大家注意一下，其实，茶叶、白糖、鸦片、白银、瓷器、丝绸、棉花、纸张，还有最近流行的皮毛、人参，都是超越国境的全球史或区域史的重要内容，那么，季先生研究糖史，究竟有什么更大的意义呢？

如果大家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学界陆续出版了好些有关糖的书籍，也许会联想到更多的问题了。

1985年，前几年刚刚去世的美国学者西德尼·敏兹（一译西敏司，Sidney W.Mintz，1922-2015）在著名的企鹅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经典的著作《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里的地位》（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他在书中指出，糖最早在欧洲是奢侈品，可是，它怎样从奢侈品渐渐变成日常消费品呢？当然与生产和成本有关，糖多了，价格便宜了，它就不是“物以稀为贵”了。那么，英国的糖怎么就多了、便宜了呢？西敏司从波多黎各和加勒比海的田野调查开始，考察了17世纪以后西印度群岛上的奴隶和殖民地的糖业发展，他说到价格便宜的蔗糖大量销往英国，促成工业化的英国大量消费蔗糖，糖成为工人阶级卡路里的廉价来源，从而降低了劳动成本，推动了工业的发展。你看看，糖的意义不止是糖吧，他通过糖，把奴隶贩卖、殖民事业、工业革命、西方崛起都连起来了。这本书的影响非常大，我不是说，季先生是受这本书的刺激和启发，不过他一定感到，这种通过某种具体的“物”，贯穿到跨国境的历史研究，肯定会很有意义。

不止是西敏司，在季先生这部著作出版前后，日本和欧美学者也出版了一些有关糖的著作。比如日本的川北稔，在1996年出版了《砂糖的世界史》（东京：岩波书店），我们知道，日本对于蔗糖非常敏感也非常重视，明清两代的唐船贸易，最大宗的就是糖，常常一船十几万斤，日本对蔗糖的需求相当大，后来日本占领台湾大量种甘蔗作为制糖基地，就是这一原因。我们看到长崎的唐船资料，清代到长崎和琉球的船，往往一次就携带十几万斤的白糖和冰糖，换回来的是什么呢？“内地价一，至日本则五，回货又可二”，赚了钱，换回来中国紧张的白银和铜。因为明代中后期，中国改用白银作为基本货币，银子紧张，这就是西方人为什么从美洲运来白银，换取中国商品的原因，日本银子也是重要来源。而铜是用来铸钱的，中国铜也紧张，光靠云南的铜不够，中国不得不从日本进口铜来铸钱，而用来贸易的中国货，主要就是糖。

川北稔的这部小书，就讨论了作为“世界商品”的糖的来源（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他也从加勒比海的奴隶贸易开始，讨论了砂糖在亚洲、非洲、美洲以及欧洲的生产，以及它和殖民地、贩卖奴隶的关系。同时，还讨论了英国劳动者的早餐饮食的变化，特别是，他还依据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的理论，从“糖”这个角度，讨论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糖与茶的结合，欧洲的咖啡店如何孕育近代文化及近代文学艺术的形成，那个时代欧洲逐渐流行的饮茶、喝咖啡和巧克力的风气，和糖有关的走私、关税、禁运，中国、美洲、欧洲之间的贸易关系。在这本小小的书中，他也特别引用了那句话，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前总理、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斯（Eric E. Williams，1911—1981）说的“有砂糖的地方，就有奴隶”，来说明有关“糖”的历史里，有多少说不清的历史。

在季羡林先生那本书第一版出版的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美国杜克大学的穆素洁（Sucheta Mazumdar）也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中国：糖与社会：乡民、技术与世界市场》（Suger and Society in China：Peasants，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其中，她论述了中国制糖业的历史和社会影响，论述了糖在世界市场的交换情况，也涉及我们关注的中、日之间唐船贸易中的糖。我对这一点尤其有兴趣，因为我看日本资料，包括《华夷变态》和漂流船的讯问记录，总是记载中国福建、浙江的唐船，装了好多好多的白糖和冰糖，你就可以知道，德川时代的日本很稀缺这些糖，所以，你才能理解日本人的抹茶之苦和点心之甜，也才能了解何以日本占领台湾时期，要迫使台湾大规模生产甘蔗来制糖。

关于“糖”的研究始终长盛不衰。一直到2010年，又有两位学者迈克·阿隆松（Marc Aronson）和玛丽娜·巴杜思（Marina Budhos）出版了一部《糖改变了世界：一个关于香料、奴隶制、自由和科学的神奇故事》。这本书曾经一版再版，到了2017年出版了平装本，可见很畅销。他们先从印度的宗教仪式上用糖开始，讲到欧洲中世纪的信仰，然后，讲哥伦布如何把甘蔗切块儿带到美洲，殖民地的植蔗制糖的生产与消费，怎样导致了大量的奴隶贸易。但是，他们更强调，糖业也给那里带去了“革命的种子”，为什么呢？因为糖、贸易、奴隶，也刺激了美国、海地和法国殖民地对自由的追求。特别有趣的是，这部书引用了口述史、歌曲、地图和各种档案，用“糖”贯穿起来，写了一部讲述近代世界潮流的大历史。

大家想一下，从“糖”这个主题，能带动多少领域，串联多大的区域，发掘多深的历史？我个人感觉，至少它串联了三大主题：第一，文化、知识和技术的交流史；第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全球霸权的兴起；第三，物质交流所推动的全球化倾向。所以，通过这样的历史解释，我想，你就能理解季先生的这部书的真正意义，至少，它也参与了有关“糖”的全球史研究，也把中国在“糖”的全球史中的位置写进去了。

这样理解和解释，《蔗糖史》的意义就非同小可。

二

下面是第二个例子，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之战。

2020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待了八个月，因为疫情的缘故，只好躲在住处看日本史著作。有一天去神保町的书店，看到这样一本历史小说《白村江》，这部小说居然是排名畅销榜第一名的书，接着我又看了不少有关日本古代史的著作，大多对白村江之战有着非常细致和浓墨重彩的研究。我就在想，为什么在中国史叙述里面，这场战争并不是那么起眼，而在日本，却被当作决定东北亚格局，也是决定日本历史走向的一场战争呢？

确实，如果你注意读中国史料，像《新旧唐书》《通典》《册府元龟》和稍后的《资治通鉴》，这场战争并没有那么重要，《旧唐书》的《高宗本纪》没记载，《新唐书》的《高宗本纪》就只有一句话，《旧唐书》卷一九九本来应当记载东亚事情的《东夷·新罗》和《日本》，都不记载这件事情，倒是对前几年也就是显庆五年（660）苏定方联合新罗的金春秋打败百济，捉住百济王义慈和太子隆，带到洛阳献俘的事情，记得比较多。

为什么？其实你如果比较中国、朝鲜和日本三方面的文献记载，你就能明白，原来，东征百济，再次挫败百济复国企图，对于大唐帝国本身，并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唐太宗对于新罗来求援的事情，还曾经推三托四。为什么呢？因为对大唐来说，从唐高祖、唐太宗到唐高宗，解决西面北面的突厥、吐谷浑、吐蕃、西域的事情更重要，唐朝先后击败东、西突厥（630年生擒颉利可汗；657年阿史那贺鲁被俘），打败吐谷浑（贞观中，李靖破吐谷浑），并且与吐蕃和亲（640年，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回头才来解决辽东方面的麻烦，所以，对大唐来说，朝鲜半岛已经不是肘腋之患了。

可是对于朝鲜半岛呢？大家看《新旧唐书》和《三国史记》的记载，就知道唐朝支持新罗，打败高句丽、百济，最终使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其实对于朝鲜半岛的政治、文化、经济都有很大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要得到唐朝的支持，所以新罗不断地“大唐化”。649年“始服中朝衣冠”，650年“行永徽年号”，651年改用唐式官制，废除了新罗自从法兴王以来的独特制度。大家要知道，古代东亚，衣冠、年号、官制这三样很重要，改朝换代就要“易服色，改正朔”。后来，由于熊津口（660）和白村江（663）之战，先灭百济，后取高句丽，逐渐实现新罗统一，这使得整个朝鲜半岛的政治文化，越来越靠拢大唐，当然对朝鲜影响很大。

可是对日本呢？为什么说在日本历史上，这场战争最重要呢？长话短说，按照日本史研究者的看法，7世纪日本正处在古代国家形成关键时刻，但也发生了很多变乱。从乙巳之变（即645年皇子中大兄与中臣镰足征讨苏我氏，杀苏我入鹿，其父苏我虾夷自杀），大化革新（中大兄拥立孝德天皇，自己以皇太子身份推动改革），齐明天皇西征（即660年为援助百济出兵，但齐明天皇中途而死），到中大兄皇子立为天智天皇，663年发生白村江之战，这一系列事情对古代日本影响很大。有学者指出，新罗的“唐朝化”，曾经引起日本警觉，那段时间朝鲜半岛局势对日本影响很大，所以，日本史上有所谓“韩政”的说法。大家都知道，“国无外敌国恒亡”，正是因为日本觉察到来自西边大陆的威胁，所以，才促使日本不得不先在内部改革和统合，把自身变成一个坚强的国家，这就是历史上所谓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开端”。

“律令制国家”当然是学习了隋唐帝国的，西嶋定生所谓“东亚文化圈四要素”之一，就是律令制国家。可是，日本学得像不像呢？是不是真的就像中国隋唐帝国了呢？“白村江之战”就在这里显出影响了。据说，当时出兵朝鲜半岛的日本联军，来自各个贵族，663年，天智天皇也就是中大兄皇子在白村江战败后，为了巩固国家，维护皇权，安抚贵族，就不能不承认贵族的力量。把贵族各氏分为“大氏”“小氏”和“伴造”，赐予大氏以大刀，小氏以小刀，伴造以盾牌弓矢，并承认氏族首领对民众（民部、家部）的支配权。尽管天皇为首的公家（朝廷）始终没有放弃统合国家的努力，接下来的7世纪后半，从天武天皇、持统天皇到文武天皇（673—707），都试图建成唐代中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和中国比较，由于日本传统贵族豪强的势力太大，这种高度同一的律令制国家实际上是“早产”，也就是“早熟”。为什么？因为日本天皇并不具备秦王扫六合或汉平定七国之乱的集权条件，白村江之战后不能不向贵族妥协。因此，试图高度统合的国家（皇权），与极为强盛的贵族和豪强（封建），就仿佛一个夹心三明治，形成了天皇与贵族、中央与地方互相对峙，贵族与大名在中间的国家形态。

这影响了后来日本史的走向和特点。后来，从日本中世的“公家”“武家”“寺家”格局，近世的幕藩体制，一直到明治维新时代的“大政归还”和“撤藩置县”，都和7世纪白村江之战以后形成的日本国家特殊形态有着密切关系。大家看，如果跳出中国，在东北亚不同位置和视角来解释这场战争，是不是更能理解它的意义？

三

第三个例子，我们怎样解释一部传统中国的文献，让它的意义凸显出来，提醒人们给予注意？

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之一白化文先生和他夫人李鼎霞先生，还有许德楠先生，1990年代出版了9世纪日本僧人円仁（794—86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校注本。据说，这是在周一良先生建议下编的，周一良先生通多种文字，又兼通西洋、东洋和中国历史，是很有眼光的人，他对美国和日本的东方学研究都很熟，深知円仁这部书的重要性。

可是，关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我在这里要特别介绍一本著作，就是美国的赖世和（又名赖肖尔，Edward Reischauer，1910—1990）的《圆仁在中国唐朝的旅行》。赖世和大家都熟悉，他的传记《我的两个祖国》中译本刚刚出版，他是哈佛大学的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曾经当过美国驻日本大使，和费正清一样，都是美国东亚研究的领袖级人物。他的这部著作，其实就是研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大家都知道，《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日本僧人円仁到唐朝来的日记，他来唐朝求法的时候，刚好遭遇唐武宗灭佛那一段时期，他的记载，就是一个异域人对那时中国的观察，也是当时东亚史的重要资料。

可是，在赖世和之前或之后，研究这部书的论著很多。因为这部书在日本也是重要的宝贝，对它的价值，日本人和中国人早就了解。有一个传说，这部书的手稿原来在京都东山的延历寺，而它的一个抄本在宋代初期曾经作为礼物，由日本僧人进献给中国朝廷。但因为最后一卷就是第四卷，日本人觉得记载了唐朝灭佛等让中国感到不光彩的事，所以赠送给中国的只有三卷。这传说不知道是真是假。但确实有一个很古的抄本，收藏在日本京都东寺的观智院，明治年间被发现后，被日本定为“国宝”。

所以，日本很早就有关于这部书的研究。以我有限的了解，早在1926年，观智院抄本就被影印过，著名学者石田干之助（1891—1974）对它进行过研究，冈田正之也对石田的研究进行过解说。后来，又有两部日本学者的著作都可以称为名著，一是小野胜年（1905—1988）的四卷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一是足立喜六（1871—1949）注（盐入良道补注）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两种著作都是很了不起的研究。前面说了，白化文、李鼎霞及许德楠三位先生的校注本，就是在小野胜年著作的基础上做的，当然，小野和足立的这些注释和研究，远在赖世和之后。

尽管有这些研究，但在1955年，赖世和还是以他西方学者的眼光和特别的诠释角度，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做了文献和历史的解说，阐发了这部书在世界史上的伟大意义。那么，他是怎样阐发的呢？请注意这部书的第一章。

第一，赖世和很聪明地把9世纪的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联系起来。让原本就熟悉马可·波罗的西方读者，一下子就意识到，比起震惊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円仁更早4个世纪、更清晰准确的中国纪行，意义有多大。但是，比起世人皆知的马可·波罗来，居然円仁的名字和他的著作，只在其故国日本的学者圈里被人所知，这是很不公平的。

第二，円仁比马可·波罗对中国的叙述更加准确和深入。赖世和暗示说，由于马可·波罗广为人知，人们习惯了从马可·波罗这一西方人的立场、角度和眼睛中看中国。但是，如果从一个原本看上去就是汉文化圈内的円仁眼睛中看中国呢？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看，是否也有另外的意义？他相当聪明地指出，“（与马可·波罗）相反的是，円仁是从与中国文化分家的日本来的，因此多少有点儿像是中国文化的继子，他受过复杂的汉字书写方法教育，又是一个优秀的佛教学者，而马可·波罗呢？则是作为统治和歧视当时中国人的蒙古征服者的朋友，来到中国的，因此円仁与中国人相同，信奉佛教，更容易进入中国人的内部生活世界，即更能够从内部洞察中国人生活，而马可·波罗则不过是在外部眺望中国而已。换句话说就是，对于中国，円仁是作为‘同胞’来体验的，而马可·波罗是用‘夷狄’之眼来观看的”。

第三，更重要的是，赖世和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从世界史角度看，円仁无意中参与了一个重要的文明进程。那个时代，正处在文明史的两个重要发展之间。从6世纪起，地中海文明北上，席卷了整个北部欧洲；中国文明南下，波及南方中国甚至东南亚，在东北则进入满洲、朝鲜和日本。也就是说，从6世纪后半到9世纪中叶，两个伟大的文明，如同洪水一样急速而且强烈地冲击欧亚诸国。可是到了9世纪，回教大食帝国强盛，并且横扫地中海一带，欧洲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大大衰落，亚洲的大唐帝国盛世也结束了。我猜想，赖世和可能联想到了，两大帝国的这种衰落，刚好和两边发生的打击宗教事件在同一时间。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在9世纪上半叶，有著名的“圣像破坏”运动，由于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崛起，很多原来罗马帝国的地方被伊斯兰占领，大量教士回到拜占庭帝国，他们占有很多资源，而帝国皇帝试图控制教会，欧洲历史上神权和王权始终有冲突，国王策动的“破坏圣象”，就是在打击教会，但很快，破坏圣像的利奥五世在820年被杀；在25年之后的845年，唐武宗的灭佛，同样给大唐帝国的统治带来危机。而赖世和就说，円仁就是这个大潮流的末端出场，并且见证了远东历史的一个重要人物。

在这样的世界史背景下，円仁及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意义就大大提升了。在这样的论断之后，赖世和才开始叙述9世纪中国的一般状况，叙述唐代玄奘、円珍和成寻这几个远道求法者的事迹和著述，也就是说，当他把円仁的大唐旅行安放在这样一个世界史和中国史的大框架里进行解释的时候，这部文献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

四

下面是第四个例子，一幅地图。

1935年，已故向达先生（1900—1966）到英国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查资料，发现一本作者不明的钞本，封面上写有《顺风相送》四个字，副页上有一行拉丁文，说明这个抄本为1639年牛津大学校长赠送，因此，这部书至少成书在明朝崇祯年之前，是一部来自中国的海道针经，也就是有关航海知识的书。在这部《顺风相送》里，这位作者提及当时东海、南海的各条航线。其中南海方面，包括灵山往爪哇，爪哇回灵山，爪哇到满剌加，福建往交趾，福建往柬埔寨，福建往暹罗，广东往麻六甲，福建往爪哇，赤坎往柬埔寨，暹罗往满剌加，万丹往池汶，松浦往吕宋，泉州往勃泥，甚至包括古里往祖法儿等；而东海方面，则有琉球往日本，兵库往琉球，琉球往福建，厦门往长崎，暹罗往长崎等。显然，在当时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看来，环东海与南海就是一个海上贸易世界。有关东部亚洲海域的文献资料，近年来不断出现。巧的是，同样也收藏在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的塞尔登地图（又名《东西洋航海图》），最近被发现并且非常受关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前些年出版了一部著作《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香料贸易、佚失的海图与南中国海》（Mr.Selden’s Map of China：The Spice Trade，a Lost Chart，and the South China Sea），用超越国境的全球史和区域史方法，对这幅新发现的古地图进行了精彩的研究。

这幅地图160cm长，96cm宽，据说原来是挂轴。按照卜正民的研究，它大概绘制于1608年，也就是明代万历三十六年。由一个中国到东南亚（据说在万丹，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的Banten）经商的商人绘制，几年以后，被一个在万丹担任商馆馆长的英国军官约翰·萨里斯（John Saris）得到。17世纪中叶，英国最著名的东方学者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从他手里买到这幅地图，1654年塞尔登去世后，捐赠给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但直到2008年，它才重新被发现，现在世界上这是独一无二的一幅地图。

那么，这幅地图有什么特点？卜正民反复指出三点：

第一，它不像过去地图（如宋代的舆地图，以及明初的《疆理国都之图》《混一图》，明代中叶的《广舆图》）那样，以中国为中心，凸显中国疆域而把四周压缩得很小，而是以南海为中心，大体准确地描绘了中国周边的地区，涵盖了整个东亚、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域。

第二，传统以中国为中心，凸显王朝而忽略周边的地图，其绘制的观念背景很大程度受到政治影响；然而塞尔登地图以南海为中心，描绘环绕东海、南海的各个区域，则主要是考虑经济即贸易路线。从观念史角度看，商人的眼睛里并不完全在意天朝、帝国的完整性，他有他自己关心的视野，“（它）不是为了说明该海域岛礁的主权归属而画，它纯粹是一幅为商人指点航向的海图”，它的地理知识主要来自航海贸易的商人，所以它标识的地形、距离、路程、地名等等，都显示出它与当时往来南洋海域的中国商船和商人有关。这些世界知识，一方面来自传统的“海道针经”（比如《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等），一方面来自现实的航海经验。尤其是地图中所标识出的六条从中国（主要是泉州）出发的航线，说明了方向、远近、位置，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由于这是中国人的作品，当然记载中国格外详细（大明国部分有很多地名标记），但是，也由于这是商人的作品，所以对于有商业贸易联系的区域有不少记载。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可以参看到过南海的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和生活在闽南沿海的张燮的《东西洋考》，看看他们对于现在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这一环绕南海区域的叙述，就可以清楚地知道，隆庆开海后的17世纪初，特别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中国商人，对于那一片世界已经相当地了解。

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因为这幅地图出自华人商人之手，是明代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唯一以南海为中心，以贸易航线为主的海图，所以，如果把它和明代有关四裔的文献对比阅读，也许意义更清楚。它等于在提醒我们，应当更加注意重新观察明代东部亚洲海域的历史：

第一，要重新了解明代中国民众的世界视野究竟有多宽，以及海上商人的世界知识究竟有多少，所以，可能要重新考虑有关大航海时期有关东西方比较知识史的某些结论。

第二，要注意蒙元时代结束后，明代重心转向东部亚洲海域，东部亚洲海域不仅有政治意义上的朝贡圈，还有经济意义上的贸易圈。尽管明代前期有海禁，清代初期有禁海令和迁界令，但明清中国事实上已经转向东方和海洋，但是，尽管海洋的意义对中国越来越重要，为什么在观念上，那个时代的中国始终没有特别重视海洋？

第三，历史研究中，应当如何超越中国或者东北亚/东亚，把南海、东海连成一片，作为一个历史世界，如何补充和纠正中部欧亚、东亚、东海海域等历史概念的缺陷与不足？

五

好了。我已经讲完了四个例子。让我来简单总结一下。

大家都看到了，历史解释确实是有力量的，我们过去有一些成语，比如“点石成金”“画龙点睛”，都可以用来形容历史解释。它不止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而且可能是像探照灯，在漫漫无边的史料里面，把一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历史凸显出来，让它变成了历史的关键。换个说法就是，有时候解释就像聚光灯一样，照到哪里，哪里就亮。

刚才一开始我们说历史学有“史料发掘”“历史叙述”“历史解释”这三个事情，其实，前两个都不可能离开最后这个历史解释。你不解释出意义，你为什么要发掘这个史料，而不是那个史料？你没有对历史意义的解释，你为什么叙述这段历史，而忽略那一段历史？我之所以总是提醒这一点，也是针对学生。现在很多学生写论文，往往随意打一个洞，钻下去，看上去好像很深，但是很小，也没意义，这恐怕不行。就算你继承先辈，做一个传统题目，守住你的一亩三分地，说这是一块红薯地，前辈挖了大的，老师挖了中的，我再来挖小的。可是，这有意思吗？我们的学问不是越做越窄了吗？你怎么就知道，这就是红薯地呢？没准儿这块地里，本来还有花生，还有萝卜呢？所以，就算是硕士博士研究生写论文，你也要想方设法，提炼出这个课题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你怎样才能告诉别人，你的选题是有意义的？你怎样才能提升你研究这个课题的重要性？这都关系到“历史解释”。

我的结论是，要有好的历史解释，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放宽历史的视野，把中国放到更大的亚洲、世界的背景里面去，这就要求研究中国史的人，多少也要有一些世界史的知识，要多读书，可能中国史的研究者要更加辛苦地去读世界史的书，世界史的学者要更加多地读中国书。以前歌德的名言说，“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是很有道理的。这也是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的目的。

编辑：浅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