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图像在当代视觉文化中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叙事的功能,而叙事本身意味着一种“建构”。“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是山东艺术学院2019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2021年9月,沂蒙精神作为第一批伟大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最终凝练形成“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新时期沂蒙精神。图像叙事中的沂蒙精神呈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记忆与图式表达,在艺术创作中的探索与创造性转化展现了新中国美术与中华民族形象的审美塑造。文化小康是小康社会建设的精神砥石与发展引擎,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对美的需求,特别是对民族文化的精品力作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图像叙事的效果远远超过我们的社会预期,研究“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用主旋律的文化服务大众,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艺术研究院院长沈颖
真实的力量 人性的历史——评电视剧《沂蒙》
文/宋法刚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在2009年即将过去的时候, 《沂蒙》终于赶上了国庆剧的末班车。尽管没能在中央一套黄金时间首播, 尽管也是重述建国的历史记忆, 尽管没有国内大牌明星的加盟助阵, 但它以央视年度收视率第二的好成绩借助观众的口碑证明了自己的质量和品格。片中充溢的那种久违的真实气质, 那种将笔和镜头深深刺入沂蒙大地的赤子情怀, 那种从微观层面来聆听历史心跳的胸有成竹, 都不同于前面国庆剧的硝烟弥漫和隆隆炮声, 不同于“枪杆子里面出收视率”的归纳和判断, 成为一部别具风格的国庆献礼剧。
一、微观呈现见证历史
今年拍摄的献礼剧, 要同时得到央视的点头和观众的青睐, 如何呈现那段历史是首要的问题。综观前面播出的几部剧, 大多站在高处, 俯视历史河流的曲曲折折, 或者站在今天甚至明天的某个地方, 来回顾历史足迹的坎坎坷坷。应该说, 《人间正道是沧桑》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它借助家庭成员的特殊身份和家族内部的纷争, 来演绎和见证历史大潮和民族大义, 将家庭、家族与国家、民族同构放置在一起, 从形而上的历史高度来俯视和回眸建国道路, 并赋予人物鲜明的符号意义。沧桑感和反思意识成为这些电视剧共同的思想基调, 加上目前海峡两岸关系的变暖以及立于其上的思想文化的微妙变化, 也的确为电视剧的主题微调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甚至有的电视剧“潜伏”着在大历史观下重读历史的冲动和兴奋。但《沂蒙》另辟蹊径, 从一个家庭 (于宝珍一家) 和一个村庄 (马牧池) 的微观变化来展现老百姓为了过上安生日子这一最形而下、最真实的需要出发而参与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中来, 从最基层的农民的视角, 从农民的最感性的需要来印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真理。该剧不是宏观的民族史诗, 不追求抽象的理性真实, 却清晰雕刻了一个家庭的丰碑, 一部村志, 充满了感性的震撼, 给观众以心灵的净化。
《沂蒙》选择微观呈现历史, 首先我想应该是创作者——主要是编剧和导演——的一种近距离触摸历史的态度, 或者说历史观。创作者不是去刻意歌颂献身革命的伟大动机, 不是总结历史的规律和经验, 而是捧起和亲吻沂蒙的带血的土壤, 认真的收集素材, 站在群众中间细细的品味。最初, 马牧池村农民们过着贫穷但平静的生活, 后来却陷入一个八路军、国民党和日伪军三者争夺的漩涡, 里面没有政治意识和军事理念的老百姓却知道谁对自己善, 谁对自己恶。在看到日本人糟蹋、杀害了三妮, 害的继才媳妇去跳崖自尽之后, 有了对无恶不作的日本人的仇恨。而这时国民党的李继周团长却专心对付八路军, 在村子被日本人围困之时不出兵解围, 寒了老百姓的心。最后, 老百姓自然选择遵纪守法、维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八路军。
这种微观的呈现在该剧中主要表现在空间上的聚焦。沂蒙是革命老区, 就题材而言, 该剧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是, 创作者并没有从大的空间和环境入手, 来表现沂蒙各个地区人民抗战的风起云涌, 没有借助大的行军路线来讲述沂蒙大地是如何的插满红旗, 甚至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也是一言带过, 而是通过各种力量在马牧池的进进出出, 来详细展现一个村庄如何变为革命堡垒的过程, 通过李忠厚一家人经历的命运的沉浮来生动的体现共产党夺取天下的必然选择。
《沂蒙》的微观呈现不是选择历史的偏僻角落, 靠题材的出奇出新来吸引眼球。沂蒙抗战在历史书中是大写特写的记忆, 但这次将镜头的高度降低, 深入群众中间, 塑造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农民。微观呈现是贴近细察, 但不是斜视, 该剧努力打造真实的艺术品格, 通过大量的资料收集, 在很多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创作。微观呈现也不意味着松散, 《沂蒙》结构上非常严谨。从李继成和心甜拜堂开始, 以拜堂终止, 不但有着第三拜的跨越时空的承接, 暗应着后来李继成对家庭婚姻的背叛, 还多了人生的况味, 以及对时光流逝、旧桃换新符的感慨。
二、精雕细琢成就真实
我认为, 在《篱笆女人和狗》系列之后, 电视剧中洋溢的真实且真诚的农家烟火气息渐渐淡了, 一方面是优秀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不是很多, 另外, 其中秉承现实主义精神的就更少了, 引起反响的也多是类似《乡村爱情》的喜剧。电视剧镜头在淡忘了农村老百姓的真实场景的同时, 也在精神文化层面疏远了与老百姓的心理链接。尽管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有着复杂的、一言难尽的关系, 但是对像《沂蒙》这样拍给老百姓看的电视剧而言, 从接受主体的习惯和能力出发, 更多的是要求艺术真实贴近生活真实, 不管是历史生活的真实还是现实生活的真实。《沂蒙》的真实品质是通过环境的真实、情节的真实、人物的真实搭建起来的。
该剧所呈现出来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真实的, 它借助道具等综合力量将剧本的真实追求影像化的呈现给观众, 使得该剧的地域特色更加浓厚。全景中那破败的房屋、满街的鸡飞狗跳, 远景中灰尘满天的街道, 就是贫穷农村的真实写照, 而房屋内床铺、锅台的摆设、纳鞋做饭的认真, 以及人们的吃穿住用行都符合山东临沂人的生活习惯。这些外在的环境不一定任何人都在意, 出一点差错不熟悉的观众也不一定说出原委, 但是那样“真实的感觉”就会减弱, 而演员也很难在一个欠真实甚至虚假的环境中让自己真实起来。
情节的真实在这里强调的是该剧追求生活本身的戏剧化, 没有选择一个大的目标将故事紧紧串联起来, 像“寻亲”、“寻宝”或“潜伏”那样拴住观众, 虽然涉及到和日本人的矛盾冲突, 但是也没有展现赶走日本人的具体过程, 而是由很多生活中不断遇到的小矛盾、小故事编织而成, 通过于宝珍一家人的经历来拉家常式的铺开画卷, 这样的情节设计无疑更符合农村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看待问题的高度。《沂蒙》从于宝珍的三女儿被日本人杀死, 整个家庭和村庄投身抗日中展开, 然后是二儿子继成参军, 之后是二女儿李阳反抗母亲定的婚事, 同时大女儿李月也离开婆家, 参加八路, 最后是解放战争, 敦厚的李忠厚永远躺在了长江边上, 这个付出巨大牺牲、支离破碎的家庭还需要接受小儿子狗子参军去朝鲜的事实。因此, 与其说观众被故事情节所诱导, 不如说被真实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命运所吸引, 而前面的环境真实、情节真实都是为人物真实做铺垫性的工作。
人物形象的真实毫无疑问首先是编剧的功劳。《沂蒙》编剧赵冬苓在大量采访和参阅资料的基础上, 在很多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的感召下, 基于自己对该剧独特艺术品格的追求, 塑造了真实的参加革命的农民形象。编剧关注革命大潮中的底层百姓, 这些没有获得勋章的“小人物”们的抗战, 这是一部给老百姓立传的作品。他们需要通过识字班来进行扫盲, 更谈不上有政治远见和理想宏图, 他们的地位和能量不像《解放》、《潜伏》或者《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英雄那般“高大”。同时, 这些小人物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 于宝珍有着阻止女儿读书识字、自由婚恋的封建行为, 继成南下后抛弃心甜, 另娶新欢, 李忠厚更是一辈子的“老落后”, 缺乏斗争主动性, 仅仅希望过上安生的日子, 等等, 这些形象也谈不上“全”字。
该剧放弃仰视, 来讴歌“高大全”的革命者形象, 也不是俯视, 来批判老百姓的封建思想, 而是真实的讲述了老百姓由安身自保到相信“共产党不得天下天理难容”的思想转变。推动这种转变的动力的真实和老百姓转变的自然与否, 是让观众相信人物真实的基础。该剧呈现了多个个体和家庭的思想转变, 在这方面,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喜一家人。这本是马牧池村最顽固不化的一家人, 出于害怕, 不让八路军住在家中, 不给八路军纳鞋, 但是在钟慧、王晨光救了他家里唯一的孙子岁岁之后, 三喜一家人对八路军、对抗日的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 但他们一家人的认识也不是同步前进, 三喜母亲的转变是相对滞后的。而在三喜的父亲为了给钟慧送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情书被折磨死后, 三喜一家人离家出走, 没有目标但是坚定不移的去寻找王晨光, 就在王晨光结婚的那一天亲自将信送到了他的手中, 完成了这个“微小”但又伟大的使命。
但是, 人物形象的真实还要借助演员的二度创造。《沂蒙》中尽管没有大腕的加盟, 演员们也谈不上漂亮和帅气, 但是在演技上却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于宝珍抽旱烟袋的神态, 农民们走路的姿势, 孙旺抱着双臂蹲在一旁的姿态和神情, 农民们说话的口气和眼神, 都像极了农民。以至于该剧拍完了, 编剧还认为里面的很多专业演员是从群众中临时招来的。除了演员, 其中也有化妆师、服装师的功劳, 剧中的人物都穿着破烂的棉袄、打补丁的衣服, 灰土灰脸, 土里土气, 这正是当时农民的真实的生活写照, 也与他们后来的转变、精神上的追求形成对比。正是这样一群普通的老百姓哺育了革命, 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三、女性形象独树一帜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 《沂蒙》正因为基于环境和情节真实之上的人物的真实可信, 老百姓才相信那段历史的真实。而在塑造的这些人物中, 女性形象站在了屏幕的前台。尽管今年有很多的国庆剧, 以前也有很多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 也塑造了很多的女革命者形象和女英雄形象, 但是女性真正坐上第一把交椅, 成为人物关系的中心和矛盾冲突的核心的并不多, 而《沂蒙》中的于宝珍做到了。《沂蒙》除塑造了于宝珍这一“宋朝的佘太君”之外, 还有她的两个女儿李月、李阳以及“三个儿媳”罗宁、心爱、心甜等女性群像, 这是一部给老百姓立传的作品, 也是一部给女性立传的作品, 正如该剧片头的献词一样:“谨以此片献给我们的母亲和天下所有的女人们”。该剧围绕三个侧面来进行女性形象的塑造:投身抗日和解放浪潮的革命者;战火纷飞中平凡的母亲;打破封建锁链、努力解放自我的现代女性。
沂蒙六姐妹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 独特而丰富的女英雄已成为沂蒙老区的精神象征, 作为一部给沂蒙老区人民立传的作品, 该剧也同样关注对女性抗日和革命事迹的展现, 诉说她们所做出的奉献和牺牲。于宝珍是村子里的积极分子, 从站岗放哨到填写入党申请书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一直走在革命队伍的前列, 并带动全家人的革命热情。她的大儿媳罗宁因为拒绝发表放弃抗日的声明被日本人残害, 家中的心爱用她那疲惫的身躯和心灵养育继长和罗宁的骨肉宁宁, 并且冒着生命危险领养八路军的孩子沂生。夏阳、钟慧都倒在了日本人的刀下, 而李月、李阳姊妹俩人义无反顾的踏上了革命的长征。沂蒙的男人大部分都参军了, 留下的女性都在纳鞋和保障后勤。第三十六集中解放军要过河, 心甜负责首长一群妇女架桥, 并立了军令状, 但是她们哪里会架桥呀, 为了让战士们奔赴前线, 这些妇女们跳进冬日冰冷的河流, 用自己的身体做支撑, 架起了一座最坚实的桥梁, 那是通往河流彼岸的桥梁, 也是革命通向未来成功的路。在这里, 导演用足了视听语言的抒情元素, 高亢的音乐, 慢镜头中前行的步伐, 特写中人们坚持的表情, 共同谱写了一首悲壮的颂歌。
该剧将沂蒙人民视为哺育革命的母亲, 而于宝珍和心爱两人身上的母性光辉最是耀眼和真实。大儿子继长偷偷参加了八路军, 于宝珍又将二儿子继成送上战场, 自己也踊跃加入了党组织, 但是当女儿李阳也要去参军的时候她犹豫了, 狗子问她是不是不愿意李阳去当八路。她的回答是那么的朴实, “哪个当娘的愿意自己的孩子去打仗呀”。当狗子接着问, 那为什么让哥哥去?于宝珍说, “鬼子不打走了, 怎么过安生日子?”李阳走了, 李月走了, 她独自忍受着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思念。解放后, 狗子, 这个家里唯一的男劳力又要参军去朝鲜, 于宝珍再次陷入内心的焦灼, 开始不同意, 但狗子非常生气, 用“为什么人家是独子的, 你还劝人家参加”来反驳, 甚至说母亲是“老落后”。晚上, 于宝珍独自一人心境苍凉的抽着旱烟袋。在送儿子狗子参军的时候, 她留下了沧桑的泪水。于宝珍不单单想着自己的孩子, 也将心比心来体味日本兵母亲的牵挂。在烧掉日本士兵尸体的时候, 于宝珍心里不舒坦, 她说, “俺可怜她, 千刀万剐都不解恨, 俺是说, 你要细想, 这些孩子不都是娘的儿子。这一烧就变成灰了。这当娘的有几个能舍得呀。”对于宝珍的这个回答, 你可以提到人性的最高的高度上, 也可以用一位平凡母亲最原始的情感来解读。《沂蒙》中, 除了闪烁着于宝珍作为母亲的光辉, 还有心爱对八路军孩子舍命的养育与保护。她们为了掩护八路军的孩子将宁宁交给了日本人, 解放后为了当时的承诺, 为了孩子有个更好的前途, 她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将沂生送回了北京, 送回他亲生父母身边。而宁宁也不是她的亲生骨肉, 是她的没过门的丈夫继长与罗宁的留下的革命的遗孤。心爱虽然没有过上一天为人妻的生活, 却将无私的母爱和温暖给了革命的孩子。这是对沂蒙老区人民纯朴善良和无私精神的最真实、最感性的展现。
与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相比, 《沂蒙》还艺术探究了女性在农村突破封建思想的禁锢追求婚姻自由、生活自主的精神。如果说该剧塑造的有名有姓的老百姓的抗战是对革命主体的充实, 那农村女性拥有自己的姓名则是独立意识的开始。于宝珍在获得姓名后, 丢弃了“屋里头的”, 这个带有传统家庭味道和压抑精神的称呼, 焕发了革命的力量, 给心爱、心甜起了名字, “光兴男人有名字”的历史过去了。如果说于宝珍的革命意识还值得赞扬, 但是她对两个女儿婚姻的干涉却折射出农村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和身为母亲的复杂心态。李阳坚决反对家庭包办的婚姻, 她不是反对要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是反对这样的封建制度, 渴望自由的婚姻, 并因此投靠了革命队伍;大女儿李月本来是个被自己的婆婆欺负, 被自己的丈夫毒打, 没有反抗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农村妇女, 后来加入了识字班, 并最终投身革命的熔炉, 思想意识为之一变。在她的努力和感召下, 她的落后的丈夫孙旺和婆婆都加入了掩护首长的任务, 她婆婆甚至为之牺牲了生命。的确, 借助抗日势力、革命势力的发展, 农村的封建意识、封建思想的禁锢也不断被打破, 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过程, 也是中国人, 特别是农村人从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中走出来的过程, 也是中国女性不断解放的历程。
四、喜剧含量恰到好处
尽管《沂蒙》讲述的是革命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 但在观看的过程中还是会因为沂蒙人民的纯朴真诚的生活态度发出会心的微笑, 尽管有时是含泪的。剧中于宝珍与李忠厚两人之间的性格冲突, 于宝珍和八路军首长之间语言的错位, 老百姓表达自己情感的独特方式还是潜伏着很多的喜剧性。这样的笑声因为不是故事情节的刻意安排, 因此, 不会掩盖鲜血滴落的声音, 反而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和对农村纯朴、幽默的安生日子被破坏的心痛。
于宝珍、李忠厚两口子阴盛阳衰, 一个积极, 一个落后, 使两人间充满了幽默。于宝珍“没读过什么书, 就一肚子老道理。”但是却在家里当家作主, 李忠厚在语言上、话语权上一直处于劣势。在首长给她起名于宝珍之后, 有一段是她回房间和李忠厚较劲让其以后喊她名字的段落就非常幽默:“屋里的, 俺听见牛圈有响声, 去看看牛栏关好了没有?”“什么屋里头的屋外头的, 俺有名字了, 俺叫于宝珍。”“那牛也有名字。”“俺还给你说, 你要是不叫俺名字, 俺就不理你。”“屋里的, 你看你能的, 快去看看牛圈关好了没有。”“你跟谁说话呢?叫俺于宝珍俺才去呢”“于泡泡……, 姑奶奶俺求求你看看牛圈关好了没有”……“于宝珍, 于宝珍, 这名字还怪好听来。”两个人绕口令式的斗嘴, 反而让观众感觉到两口子过日子的温暖。后来围绕竞选村长的事, 两人又有一番赌气, 也洋溢着生活的小情趣。
因为语言习惯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一样, 积极热心的于宝珍和八路军干部在很多事情上都会出现喜剧性的摩擦。记得在第八集中, 首长们对该不该和鬼子打仗争论的很厉害, 于宝珍在外面防风, 就自言自语的说, 都是好人, 怎么一见面就吵。儿子继成过来拿热水, 她的这个问题也让李继成觉得好笑。但是, 她内心的疙瘩还是解不开。终于有一天, 在给首长倒水的时候, 她按捺不住, 说, “老百姓说话深一句浅一句, 说的不得当, 您别在意。”她的话却让首长摸不着头脑。她接着说:“陈同志在我们家到底住了些日子, 俺知道他的脾气, 这个人性子急, 可有些话他要是说的不中听, 但他是个好人。”结果首长还是听不懂她的话, “大嫂, 您什么意思?”“俺是说他有什么说的不到的地方, 你别往心里去。”首长明白过来了哈哈大笑。可正是这样的幽默, 显出老百姓的纯朴善良, 正如那位首长说的, “这就是咱沂蒙山的老百姓呀。有这样的老百姓, 我们肯定能取得胜利。”
《沂蒙》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待战争, 人物语言非常朴实, 因为我们的电视剧已经远离了这种语言表达很久很久, 所以, 猛一听到, 在和熟悉的、大众化的语言体系发生碰撞的同时, 喜剧性就自然而然的钻了出来。第三集中日本人冲入村庄, 于宝珍扶着继善藏了起来, 但看到日本人疯狂的杀戮后, 她非常愤怒, 心想, “天煞的, 俺跟你拼了。”但当她大喊着“站住”跳了出来, 见到两个日本兵拿着刺刀对着她时, 又有点怕了, 突然说:“俺的娘哎, 你怎么不在你家待着, 跑到俺这里来干什么。你到人家家里来杀人算怎么个事呀。”后面还以商量的语气说, “你说是吧?”这样的语言后面比比皆是, 记得于宝珍在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 说, “你要是碰到那不讲理的小鬼子, 就不能光讲礼节了, 你就得跟他们打, 咱中国这么大, 中国人这么多, 俺就不信, 到了俺们这辈上还对付不了一个日本小矮子。”第二十七集中, 孙旺的母亲看到日本兵靠近了八路军藏身的地方, 情势危急, 她于是大声叫骂吸引日本兵的注意力, 她骂的是, “小鬼子, 你偷我们的鸡, 逮我们的猪, 你不得好死。”对日本侵略者的如此控诉以前没有见识过, 但它非常符合农村人的思维能力和生活逻辑, 尽管观众会觉得有些陌生, 但很快就会含着泪微笑着接受她的真实的质问。
管虎的《斗牛》就来自于电视剧《沂蒙》中关于保护八路军奶牛的故事, 只是电视剧中负责保护奶牛的是个老人, 他将自己的牛和奶牛放在一起藏着, 而自己的牛吃的比较差, 他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 只是心疼的说, “俺这个心肝宝贝呀, 你受委屈了, 可是没办法, 它是八路的牛呀, 等把鬼子打跑了, 就好了。”就在观众为这几句话捧腹大笑后不几分钟, 这位老人就被日本鬼子残忍的折磨死了。另外, 尽管《沂蒙》在播出时放弃了方言版本, 在真实性不可避免的削弱的时候, 其语言特色所孕育的喜剧氛围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 但是, 该剧在选择普通话的同时, 还是保留了一些极富方言色彩的词语和口头禅, 比如“黑灯瞎火的”、“俺那个娘”、“俺那个老天爷呀”等极符合老百姓心态的话语还是具有很强喜剧性。
总之, 为什么这部剧能够被老百姓喜欢?就是真实, 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笑声和泪水。可以想象一下, 几乎不认识字的沂蒙老百姓不懂什么大道理, 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 那个年代他们就是想过自己安生的日子, 但是日本人不让他们生存, 在给亲人报仇和知恩图报的本能反应和传统思想的双重作用下, 马牧池的村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符合人性的选择。正是人物的真实, 让观众相信了那段历史的真实。正如《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石悦 (网名当年明月) 在接受董倩《面对面》的采访时, 所发出的对历史的感慨:“历史是由人组成的, 而人是由人性的”。
历史是有人性的, 她鲜活的存在着。但今天, 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市场化的过程中, 当年的革命老区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而临沂的很多地方还是比较的贫困, 而这种贫困以及被遗忘的失落在其它革命老区同样存在着。我想, 《沂蒙》能够引起大家对革命老区人民的关注, 对那些曾经浸透鲜血的土地的关注, 这是其它国庆剧很少涉及到的一个现实社会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
原载《安徽文学》2010年第6期
(特约编辑:李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