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的东南方向驱车140公里,就能来到秦岭腹地的地级市商洛。
战国时期,卫鞅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秦孝公赐予卫鞅商於十五邑,号为“商君”。商洛曾是商鞅的封地。
几千年前的战略要塞,如今经济并不发达。一到暴雨时节,经常会遭遇水灾。
直到一位85后女孩出现在官方媒体报道上,这座城市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
几个月前,#女子免费帮2000位山区老人拍遗照#上了微博热搜,人们发现了一位守在山区的记录者。
老人与遗照
这位拍遗照的年轻人叫杨鑫,抖音号@高妹爱摄影,是商洛市彩虹公益中心的负责人。
在一部短短4分钟的宣传片里,杨鑫和志愿者带着老人们坐在一块红布前,给他们梳好头发,整理好衣服。
镜头背后,杨鑫举着相机说:笑甜甜。每一位老人都留下了特别开怀的笑容,眼睛眯成一道月牙。他们笑得开心,是因为终于拥有了一张完美的遗照。
杨鑫成立商洛彩虹公益中心已经4年了。2017年底,给老人们拍遗照的念头,在她心里冒出个尖芽。
杨鑫的本职工作是《商洛日报》的记者,做公益是她的副业。由于经常跑基层,在山区里走动,杨鑫见遍了形形色色的老人。
村里的留守老人太多了,他们带着同样留守的孙辈,一老一小,就这么扶持着生活。
“商洛是一个劳动力输出型城市,经济相对落后,年轻人到外面打工,挣的钱能多一些。从山里去乡镇、去市里、去省会城市、也有劳务中介组织带着年轻人去外省打工”,杨鑫向我介绍,村里如今已经剩不下几个年轻人,为了生计,所有人都选择走出大山。
但更让我意外的是,老年人仍然是山村最主要的劳动力。“60多岁的老人,在村里都属于比较繁重的劳动力,孩子们在课余时间也会帮助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挖土豆、掰玉米、收麦子”。在农田里,甚至能看到80岁的老人在耕作,动作已经很缓慢了。
来到当地老人家里,除了手工制作的木柜子、旧家具和土炕之外,很少能看到照片。就算有那么几张,也多半是孙辈的百天照和周岁留念。老人们会把孙辈的照片非常稀罕地放在镜框里夹着,不舍得挂起来。
但他们自己,从来没有拍过一张正式的照片。
杨鑫有一次看到,一户人家的柜子上只摆一个光秃秃的牌位。就连那块牌位,也只是在硬纸板上贴了张白纸,用毛笔写着名字。杨鑫问旁边的老人,还记得牌位上的人长什么样吗?老人回答,十多年过去了,早就不记得了,也没有照片。
于是杨鑫当场给老人拍了张照片,老人高兴坏了,说这张照片要“等老了(去世了)以后”用。
还有一次,杨鑫去村里采访,村民随口给她讲了一件事,她到现在还忘不掉。
一个独居老人过世了,一直无人发现。等到大家发现的时候,老人已经走了好几天了。家里的孩子匆匆忙忙赶回村里,为老人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
村民在一旁感慨:“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
后来,她又去了很多老人家里,发现他们都只有一个简单的牌位,没有遗照。“我是学摄影专业的,是不是该用我的技能给老人做点事情?”
刚开始的时候,杨鑫心里也很矛盾。毕竟是给老人拍遗照,如果老人们忌讳该怎么办?
第一场活动,杨鑫和三家公益机构同时去了一座乡镇。在乡村秧歌、乡村义诊、安全知识防范讲座这些活动的旁边,只有杨鑫的团队是拍遗照的,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活动前一天晚上,杨鑫和志愿者们愁得头疼,生怕会冷场。但一旁的村干部们一致很支持,听说有免费拍遗照的活动,二话不说就挨家挨户宣传。
老人们一开始还有些吃惊:照相免费、洗照片免费、装裱免费、洗的照片竟然还是大尺寸的——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好事?
志愿者们在一旁解释:这是你们到时候用的“老人像”。在当地方言里,人死了会委婉地说“老了”,老人们一听就明白了,立刻开始排队。
如今再提起拍照现场的火热,杨鑫的语气中仍然充满成就感。
“照了十几个老人以后,才发现我们的登记桌开始拥挤了,老人们全都来排队了。最后,其他三家组织的志愿者也来帮我们维持秩序,害怕老人们挤得摔跤。我们告诉老人:今天来的,都能给你拍。当时那条长队,一直从登记桌排到了村委会门口,排了两列,足足有二三十米那么长。”
有趣的是,拍完照片的老人们并不会在现场停留太久,而是转身回家呼朋引伴,叫邻居们也来拍。
从早上9点,一直拍到下午14点。村里的老人们听到消息,陆陆续续从田间地头和工地上赶来。有扔下锄头跑来的、有骑着三轮车载着三四个人的、有骑摩托车来的、有拿平板车推来的,还有人询问能不能上门拍,因为家里老人年纪太大了,已经不方便出门了。
“我印象中有一个老人。他匆匆忙忙赶来,鞋上面粘的都是水泥,很明显在工地干活,脸上还溅了水泥的灰点,他急匆匆地询问能不能插个队,因为他还要赶回去干活。”
还有的老人膝盖上全是泥土,杨鑫猜测老人年纪大了,只能跪着在田里劳作。
照片洗出来之后,村子里铺开了一个壮观的影展,主角就是村民们。
四根铁丝,拉出了20米长、30米宽的照片墙,红蓝色相间的照片依次排开,每一张笑脸都很甜。
但其中也有遗憾。
老人们来寻找自己的照片时,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这不是那谁吗,他都不在了,前几天刚办的白事。”
那时是冬天,很多老人撑不过去冬天的考验,他们没拿到自己的那张遗照就匆忙地走了。
死亡尊严
杨鑫一开始为老人们准备了两种颜色的背景布,一块红布、一块蓝布。
但后来她发现,大部分老人都会选择红布。因为红白喜事,怎么说都是“喜事”,红色背景看着就喜庆。
老人们并没有杨鑫顾虑的那么逃避谈论死亡,他们敢于直视死亡本身。
拍摄过程中,为了让老人笑出来,杨鑫会在镜头后面逗老人笑。老人的同伴们也会加入进来,一起逗笑那个被拍的人。
“你个老怂,还不赶紧笑,等照片照好了,以后给你娃摆到柜上”,一句玩笑话,把严肃的老人扑哧一下逗笑了,老人回怼一句:“你娃还不照样给你搁到柜上!”
你搁柜上,我搁柜上,最终尘归尘、土归土,大家都变成一张照片搁在柜子上——这是农村老人的朴素死亡哲学。
“从老人脸上的表情你能看出来,他们不忌讳这个事情。他们甚至会互相比较,谁拍得更好,笑得更漂亮,每个老人拿到照片都高兴得很,谁都不会想‘这可是我死了以后要用的照片’。”
城里打工的儿女也许不知道,硬颈的农村老人,会准备好自己的一切后事。
家里人会提前为老人们预备好寿衣,但是遗照这样的小事,总是被许多人忘记了。“如果没有遗照,会觉得很遗憾;如果有遗照,他们就觉得这一生都很圆满,留下了一个特别好的形象。”
这张重要的照片,以后会留给儿女孙辈。老人们更在乎的,是自己以一个怎样的面貌,留在后代的家里,陪伴他们。
中国老人的一生,其实都在为了儿女而活。反而是自己的生死,早就看开了。
老人们拿到遗照后会相互开玩笑:“你看你拍得多好,娃以后把你供在家里”,“谁知道人家会不会供,说不定就扔了,要不就塞到哪个缝缝里去了”。
另一个老人就会立刻用玩笑话劝对方:“你管他扔了还是塞在缝缝里面,反正你有照片就行了”——我把照片留给你们了,至于你们记不记得我,那是你们的事情。
杨鑫向我描述这个画面时,也非常感慨。未来如何,老人们看不到,他们活着的时候能看到的才是最重要的。“我必须得有一张我自己觉得最体面的照片”,年轻人恐怕无法想象,老人们的心愿如此纯粹。
老人的心思我们并没有细想过,但杨鑫看得多了。她很清楚。
“他们经历了许多场葬礼,看过了不同的结局。迎接死亡那天,走在最前面的会是他们的孙辈,那张郑重的照片,会让孙辈抱在胸前,后面才是棺木。如果没有这张照片,是会被村里人笑话的。农村办白事,老人们会互相比较,谁家的葬礼上没弄这个、没弄那个,这体现的是儿孙孝不孝顺的问题。老人们看到有些同龄人没有一张遗照就走了,他们心里会默默地想:我到时候一定得有,我自己把东西都准备好,这样就不会被人笑话了。”
农村里的老人,一辈子都活得很硬气,不愿在生命的最后一个仪式上被人议论,留下了一张最满意的照片,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办好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
他们也许听不懂什么叫做死亡尊严,但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懂得死亡尊严的人。
生老病死,就像流水般自然,他们选择坦然走去。
就像他们挂在嘴边的那句“谁还不死了,最后都是搁在柜子上”。
被遗忘的人
当“老有所忆”的遗照活动刷屏后,许多年轻人涌向了杨鑫的抖音评论区。
有网友发现,自己的爷爷去世后,用的就是杨鑫团队拍摄的遗照。爷爷去世得很突然,但那张遗照是他这辈子拍得最好的一张照片,也是唯一一张体面的单人像。
类似的留言有很多。比如有人也想回家给自己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拍一张漂亮的遗照。杨鑫告诉我,这就是公益最大的意义:个体的力量太小,引导大家共同做这件事,受益的是全国千千万万个老人。
打交道久了,杨鑫也逐渐变成了最了解老年人的年轻人。在她的抖音里,能看到许多她坐在老人家门口和他们聊天的片段。
山村留守老人维持着极其简单的生活。一日两餐,除了在地里干活,就是在门口拉家常,或是相互串门。年轻人不在,老人们彼此照顾。如果看到谁今天没出门,就会特地去家里瞧一眼,担心出了什么意外或是生病了。拍好的遗照来不及取,也都是你帮我捎、我帮你带。
杨鑫和志愿者们只要去了,老人们就会把他们当作稀客对待,拉着他们进屋吃饭。自己平时只吃一些土豆糊汤,但陌生的年轻人来了,就一定要给他们下一碗面条吃,临走还要给你带上一大兜子核桃——家里的好东西,恨不得全都塞给你,和自家的爷爷奶奶没什么不同。
每一次去山里做活动,老人们都会拉着杨鑫念叨:“世道咋这么好,娃们还来给我们照相。我们这些人老了,都没用了,啥都没有给娃们做,咋样才能报答娃们啊。”
听杨鑫讲述这些老人的故事,更能体会到为什么大家常说“人越老就越像小孩”。和电影《返老还童》的设定一样,人类变老的过程,也是变回小孩的过程。
前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也许你也刷到过。一位村里的老人,通过安装在家门口的摄像头,给小孙子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一切:
母鸡下的蛋、摘下来的豆角、一锅刚煎好的豆腐、一只蜻蜓、一把野花。
图源:微博
杨鑫告诉我,这样的可视摄像头在如今的农村很普遍。
有一次,她和团队去给老人拍照,老人的孩子在摄像头里看到了,立刻打电话回家,询问家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杨鑫急忙给对方解释了一番,对方才放心。在外务工的年轻人,都会叮嘱留守老人“不要随便和陌生人打交道”。
农村老人们这些年见过了各式各样的骗子,也经历过太多骗局,他们也有防备心。
所以,杨鑫和团队就要更亲和,才能取得老人们的完全信任。其实,老人都是很胆怯的“孩子”。
“老人不敢去医院、不敢出门办业务,是害怕自己不懂,害怕自己给别人添麻烦,让别人不耐烦。所以我们在现场拍照的时候,从登记名字的那一刻开始,就要打消老年人的顾虑,让他们在一个欢乐的氛围里完成这件事”。在杨鑫的抖音视频里,她哄老人的时候的确就像哄孩子,时不时会握住他们的手。
即便如此细致,她还是会反省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有一次,一位老人来村口领照片,对着自己的遗照一脸苦笑,特别苦。
杨鑫看见了,上前安慰老人:“喜欢了就拿回家给孩子看,娃们肯定也喜欢”。老人听到后,一下就哭了出来。杨鑫看到老人的眼泪,当场就傻了,“当时我还挺尴尬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村干部在旁边跟我讲,这位老人是五保户,我立马就明白了。”
五保户,指无儿无女的独居老人。“他觉得自己孤零零一个人,想留个影,证明他来过这个世界。真的,他就是这么简单一个想法。”
遗照是留给后人的,但这位老人没有后人。没有后人,就意味着自己丧失了和世界最后的连接。
米兰·昆德拉说,死亡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让你失去未来,而在于让你没有了过去。实际上,遗忘是死亡的一种形式,贯穿于整个人生。
回农村去
和杨鑫聊天的过程中,她反复说着自己脚下的土地。
自从秦岭环境保护之后,植被恢复了,动物也很多。开车从山路上走,会突然发现路边有一群野鸡从车上飞过。杨鑫在一次送照片的路上,还看到了国道边上,有一只野鸡领着四五个小鸡。这样的变化让她很惊讶。
“尤其在脱贫攻坚之后,可以用翻天地覆形容,真的。”十年前的土路泥房子,现在都铺好了水泥路,村里的房子也都翻修了,甚至还带着小院和花园,门口还有小河。
可她心里还是难受。“白墙灰顶的房子,还有平整的路面,我就忍不住想,等老人们都去世了,孩子们也出去上学打工了,那这些漂亮的房子留给谁住呢?”
杨鑫的顾虑不止是这些。
村级小学合并之后,新建了许多校园,每座教学楼都是崭新的水泥楼房,操场上也铺了塑胶跑道,还有人工草坪球场。学校建得漂亮,但生源流失也特别严重。
没有孩子上不起学,但没有孩子愿意在山里的学校上学。有能力的年轻人,都带着孩子进城了。一个很漂亮的校园里面,可能只有20-30个孩子,最多的学校能有100多个孩子。
留守儿童也一直是杨鑫和团队帮扶的对象。他们做过的项目有很多:“留守清洁包”、“袜子去哪了”、“彩虹小课堂”、“彩虹电影院”以及每年都有的“六一心愿单”。
一个留守女孩抱着她收到的小熊
留守清洁包项目,是杨鑫印象最深的。
留守老人带孙辈,只讲究“吃饱穿暖”四个字,从来没有为孩子们培养过个人卫生习惯。
六年级的孩子,甚至连一支牙刷都没有,小学女孩的头发里还能抓住虱子。杨鑫特别惊讶,自己是个85后,都没有见过虱子。
她冲到村里的小卖部,买下了仅有的两瓶洗发水,当场给孩子们洗了头。回家之后,她决定启动“清洁包”计划——洗发水、沐浴液、香皂、洗衣粉、指甲剪、搓澡巾、毛巾、牙刷、牙杯,甚至是香皂盒都考虑到了。
本来打算把这些清洁用品放在包里,结果杨鑫一查,发现一个包的价格就要20-30元。她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果断把包换成了口径30厘米的塑料脸盆,五颜六色的在操场上摆开,壮观又漂亮。
杨鑫不愿让孩子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接受施舍的可怜人。所以每一个帮扶项目,她和团队都会设计比赛和问答环节。“不能让孩子心里觉得自己是贫困户,低人一等,所以我们一直以奖励的形式发放物资,让孩子参与其中。孩子们把自己赢来的奖品拿回家以后,肯定会认真用;老人们也会觉得,不用就浪费了,刚好也符合他们节约的心理。”
她把所有细节都考虑到了。为了让同学之间互相监督,临走前她会“骗”一下孩子们:谁要是没有按时洗头洗脸,谁是小脏蛋,那以后我们可要把东西收回去。
她反复给这群留守儿童们强调,你们这么小的年纪就照顾爷爷奶奶,长大以后还要照顾爸爸妈妈——你们就是世界上最棒的人。
选择和老人儿童一起留在农村的,正是杨鑫这样的年轻人。
她从小在商洛的村里长大。毕业之后,先去了西安的媒体工作,后来又经历了创业失败,兜兜转转回到了这片养大她的地方,像缘分约好了似的。
选择做乡村公益之后,她也经历了各种挫折。这是一件注定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事业。
人们总是好奇,做公益的钱从哪来?实际上,都是“全国网友一分一块捐起来的”,基金会也会提供支持,但杯水车薪,筹款的事一直让杨鑫头疼:“说白了,我们就是筹多少钱,办多少事,不可能让志愿者们自掏腰包、不吃不喝来做公益,那就不正常了。”
去和当地小型企业筹款也不怎么顺利。往往前脚把项目书送去,后脚就石沉大海了。
“为了线下筹款,我们当时还摆过地摊。只要别人捐款,我们就送一个小绿植。志愿者们不停跟市民宣讲我们要做什么公益,害怕市民觉得我们是引导大家扫二维码的骗子。我们一边在前面讲,城管一边在后面赶,你能想象那种场景吗?特别狼狈。”
这还不算最严重的。
在一次送遗照的路上,杨鑫的车和一辆水泥罐车相撞,水泥罐车把她的车头推出去10米,几乎要把她的车门碾碎了。当她从副驾驶爬出来时,久久没缓过神,也不敢让同行的成员告诉前面那辆车上的父亲。后来,她看到一个油罐车侧翻压扁小轿车的视频,才意识到自己和死神的距离有多近。
忙起来顾不上吃饭、被城管驱赶、在山里出车祸——都不是让她最委屈的事。
作为一家公益中心的负责人,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是我的能力不够,拍的老人太少了,少得很。”
其他地方的人联系她拍遗照,她委婉拒绝了。项目资金有限,她顾及不来那么庞大的数量。对方理所当然地指责她:有啥不能来的,不都是免费的吗?
而那些指责她的人,可能连一次项目筹款都没有参与过。
今天的她依然在为筹款发愁着。
不管接受多少媒体采访,甚至出现在2022年的作文素材里,对于基层公益本身,并没有太大实质性的帮助。在拉不来筹款的深夜,她只能独自默默承受焦虑。
当她发现自己的宣传片,被放在了抖音活动页面的第一位时,她有点不好意思:“我们是抖音生活者大会最尴尬的一个获奖作者”。
我有些惊讶,问她为什么。她回答:“因为我们是这里面粉丝最少的一个”。毕竟在活动页上,刘耕宏和张同学都排在杨鑫后面,而这些人的知名度,远比这个只有3万粉丝的女孩高得多。
朋友打趣她“成了网红”,她都笑着回答:啥网红啊,我可不是。
她确实不是网红。
在抖音和快手的农村世界,善良并没有流量优势。杨鑫所做的一切努力,也许远没有一个喊麦的猎奇主播高。熟知她的人,只限于那几座窄窄的山村里。
她拍过山、拍过水、拍过在这片山水下被遗忘的老人们。她知道一代代年轻人终将走出大山,去县城、省城、一线城市,最终洗掉有关农村的一切痕迹。
而她选择回到山里,回到农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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