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永红：明代史家张萱《西园闻见录》成书年代考

摘要 : 张萱是晚明时期一位著名学者，著作丰富，他所著的《西园闻见录》是其现存唯一一部历史著作，具有很高 的史料价值，引起了明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但此书的成书年代，作者没有明确表示，只是说其苦心二十余年，引 起了一定的争论 。通过对史料的解读和考察，考证得出成书年代为泰昌元年，但作者在以后的数年中，又对此书进 行了增补和修订，也增入了一些天启年间的史事。

一 张萱的生平与著作

张萱(1558 －1641 年) ，字孟奇，号九岳，别号西园，广东博罗人 。他是晚明史学界颇有声望的一位史学家，也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和工于丹青的画评家 。一生著作 颇丰，“所 著 有 汇 经、汇 史、史 余、汇 雅、闻见录、古韵心口语，诸书凡千余卷” ，据其所著《疑耀新序》载，有“《西园汇经》一百二十卷、《西 园汇史》二百卷、《西园史余》二百卷、《西园类林》五 百卷、《西园闻见录》一百二十卷、《西园古文》六卷、 《西园古韵》十卷”，这些也仅是其中一部分，其他还著有《内阁藏书目录》和《西园画评》等 。

 随着时间的流逝，其著作大多已经散佚，这位著作大家的光环也被慢慢掩盖 。更让人遗憾的是，其私家园林在清朝初年也惨遭兵燹之灾而荒废，而后烟消云散，其主人公张萱也被深深地湮没在落满尘埃的古籍中。

张萱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张政熙进士及第，为官正 直，《广 东 通 志》称 其“性 雅 静，英 英 玉 立”，曾任教谕，读书授课“寒暑不辍”，“士人敬而师 之”。父亲对其教育非常用心，少年时就为张萱择名师教之 。在良好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张萱很小时就显露头角，“年十三即为诸生前茅”。 明朝万历十年(1582 年) ，张萱与弟弟张萃同时中举，被时人称 为美谈，也得到了时任广东副使赵志皋的赏识，但由 于其父亲的病逝，这一切遂被搁浅 。后来的科举之 路也并不顺畅，甚至“屡上春官不第”，最终也没有 考中进士，官路历程由中书舍人至户部郎中 。其父 亲的美名给张萱奠定了一定的基石，当时汪道昆非常器 重 张 政 熙，“汪 中 丞 道 昆、姜督学宝并器重之”，无论是爱屋及乌还是张萱确有才华，张萱确能在上层社会如鱼得水 。 同时，张萱也得到王世贞 的器重 。王世贞和汪道昆是当时的史学泰斗，并称 “南北两司马”。张萱能同时得到他们二位的赏识， 绝不可以等闲之辈视之 。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 王世贞欣赏到张萱的一些诗词文章后，曾赞叹道 :“孺子可与言史”，在给汪道昆的信函中，也曾提及张萱曰: “张萱到否? 此子材似胜文”[4] ，极力称赞 张萱的 才 学 。张 萱 在《西 园 闻 见 录》中 也 有 记 载 : “余往家金陵，获交故大司寇王世贞，数为余言: ‘李 宾之才最称怜才，而北地、信阳皆不振，弇州山人老 矣，当世得 失 之 林，子 其 勉 之。’盖 读 予《广 陵 怀 古 诗》诸小序及他古文词，谓孺子可与言史也 。复移书左司马汪道昆: ‘胸中诚有意于班、马之业乎，不 可当世而失张生。’余谢不敏，然而先生之命矣。”这 里可以看出王世贞对张萱的期望与信任 。王世贞自认为已经年老，无法完成当代国史的著述，于是嘱咐 张萱勉力为之，并且王世贞给汪道昆写信，极力推荐张萱 。张萱也认为其所著明史，乃是为完成两先生之重托，类似文字亦见于《弇州续稿》，可见张萱所载并非虚言，更加肯定了张萱的才华 。后来，张萱由于才华出众而得到陈于陛的赏识，得以参与其组织的修史活动，而此间可以接触到历朝实录，遂以为 “今之日，岭外老公车，千载之一日也”。因此在其 “视草之暇，即觅书佣节略累朝实录 。自洪武迄隆庆，凡三百卷，私名之曰《西省日抄》”，后又成《西园识小录》，遗憾的是后来遭遇大火，此两书也未能逃 此一劫 。然而，张萱并未放弃纂修明史的念头，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 罢官返乡后，采择前言往行，继 续其明史的纂写工作，最终撰写就一部至今声誉甚 高的《西园闻见录》。

《西园闻见录》由内编、外编和杂编组成，内编注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以 表 德 行，专 重 行 谊”; 外编 记 录 政 事，“依 官 为 次，始 内 阁、翰 林、六 部、台谏以及外官，然后分众事以隶之”，而杂编主要汇集了有关医药和科技等方面的历史文献，“其 方伎之属无所归者则为杂编”。此书据《缘起》 曰: “以言 行 分 类，史 不 以 类，而 言 类 者，自 别 于 史也。”实际上是以人物为全书的基准，收录了大量人 物的言行和传记，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

此书一经成稿，就享有很高的声誉，闻者纷纷去抄书，据陆自岳为之作序曰: “《西园闻见录》凡百二十卷，苦志凡二十余年，尚然缄藤袭之，以私所好，讵 惟不韻亦不广，且远近索抄，户已履满，借一瓻还一 瓻，殊觉劳攘”，达到了远近索抄的程度，可见此书 在当时就有广泛的影响，抄录此书有明确记载的是 《缘起》中所提到的徐仪世曾遣书佣去西 园 抄 录。 然而，由于当时张萱生活拮据，虽有朋友的资助，依 旧未能将书完全刊刻，仅凭抄本传世。

由于抄本各有不同，致使其卷数有很大的差别， 张萱在《缘起》中说明此书为一百卷，上文提到陆自岳为之作序曰为一百二十卷 。又据《广东通志》和 《惠州府志》载为一百零八卷，《千顷堂书目》与《明史 · 艺文志》所载同为一百零六卷 。为何会出现这 么多的版本，且卷数不同，这大概是如《广东通志》 对此书的按语所说的“辗转传抄析卷互异耳”。哈佛燕京学社在此书的《校印缘起》中曰“得三山陈氏 居敬堂蓝格抄本，此版本不避清讳，当是明抄”，又 “顺德李氏有光绪年间传抄本辗转借阅”，对照两者 之间的异同，“陈本残蚀字句，而李氏本缺卷凡十有 八”，其他也互有得失，哈佛燕京学社遂参照异同， 对此书进行了校印，为一百零七卷，也是现在通行的版本。

哈佛燕京学社在校印《西园闻见录》时对其给 予了高度评价，邓之诚在 1940 年所作的《跋》中全 面评述了此书，首肯了此书收录了散佚及不多见的 史料，“凡所称引，博览之士或有不悉其所出者，故 书旧记散佚多矣，犹赖此书以传”，又“所录奏疏，多 出邸报，非今所恒见”。 同时提到建州之事，曰: “兵 事逾三十卷，建州方盛，语焉特详，触忌新朝，所以终 闭”，认为这是此书在清朝时期得不到流传的原因。 邓氏也非常赞赏张萱的“著一议论，主张歧出者，必备录之，以见持平”的治史态度，最让邓氏称道的是 “著书本旨在以事存人，以人存言，自修己条目，迄于齐家、治平，言行一贯，合以求之，虽复旁及幽隐怪异，要以不背圣人之教为本，盖世道衰微，慨然有作， 非比空 谈 拜 献 也”。 同时还认为此书所涉及的边防、海防等史实，是“考明事者所必需”，也有以古鉴今的现实意义，为后来研究明史者所关注。

很多明史专家都对张萱和《西园闻见录》进行 了论述与考证，南炳文、汤纲在《明史》中认为“张萱 在编纂这本书时，辑录了明人的不少奏议中的材料， 以及引用了明人的著作，有的原书已经散失，赖《西园闻见录》而保存下来 。这本书对研究明代历史有 较高参 考 价 值” ，直接道出了此书的可贵 之 处。 孙卫国在《王世贞史学研究》中谈到王世贞与张萱的交游，认为王世贞对张萱有很大的影响，其著 史的最初动力也是来自王世贞，这和张萱本人所说 相符，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给 予 张 萱 和《西 园 闻 见 录》很高的评价。《剑桥中国明代史》论 述 此 书 时 曰: “一方面接近于传记著作，另一方面接近于经世文 。它是有用而且重要的资料。”杨向艳也专门对张萱和《西园闻见录》的价值进行了研究，分析和 发掘了此书所蕴涵的价值所在，认为“此书所蕴涵 的丰富的史料将会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重视，其价值也终将被发掘出来，进而推动明代史学的发 展”，同时，作者也指出了其所存在的瑕疵，这是 科学的分析方法 。 因此，《西园闻见录》所蕴涵的价 值必将受到越来越多 的明史研究者所重视，正 如 《中国历史大辞典 · 明史卷》所评价的它“尤为治明 史者所重”，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不可小觑。

二 《西园闻见录》成书年代考

《西园闻见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然而，此书的成书年代却存在疑问 。张萱在《缘起》中只是说其苦心二十余年，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虽然有很多学者已经对此引起了关注，但却与真相有一定的 距离 。杨翼骧先生编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把此书编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但杨先生 认为成书年代不详，“其著书盖在万历期间”，姑且 存疑，容俟后考，这是比较科学的做法 。其他人也有 对此做过考证，有的认为“约成书于天启七年( 1627 年) ” ，理由是书中史料记载的下限为天启六年， 并且书首《缘起》作于天启七年，故成书时间应该在 天启七年 。还有的是主张在天启七年前后，认为其 “成书时间很长 ( 历经二三十年) ” ，研究者作了模糊处理，显然是淡化了成书年代。

据此书《缘起》所载，“岁戊戌 ( 1598 年) ，余乃 通籍西省，时有正史之役，谬为当事推择，窃幸窥金匮石室之藏 …… 故视草之暇，即觅书佣节略累朝实录 。 自洪武 迄 隆 庆，凡 三 百 卷，私 名 之 曰《西 省 日 抄》，不敢言实录也 。窃以己意诠次之，凡十之三， 卷凡一百，亦名之曰《西省识小录》，臣不贤，不敢识其大 也。……《西 省 日 抄》及《识 小 录》皆 付 秦 焰 矣 …… 岁辛亥(1611) 罢归，交 绝 途 穷，遂 初 已 赋 桑 榆，虽迫笔砚未荒，家稍藏书尚可诠次，乃复采摘前 言往行，自洪武以迄万历为《西园闻见录》……余拮 据此录，苦心二十余年，第一耳一目而已。”从上 文可以看出，《西园闻见录》始作于戊戌年( 万历二 十六年，公历 1598 年) ，如果把成书年代定位于天启 七年(1627 年) ，逆推之，时间跨度整整三十年，显然 与作者所说的“苦心二十余年”是不相符的。

在《缘起》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郡大义父与徐 公仪世在郡日，尝遣书佣数人居西园数月，抄去， 更订为七十四卷，欲梓行于金陵，公诸谋野 。余数以 书止之。”这段材料多次被研究者引用，但都仅仅局 限于考证此书的版本上 。此段叙述告诉我们，徐仪 世曾派人去西园抄书数月，并准备付梓刊刻 。而张 萱不同意徐仪世的这种做法，并且“数以书止之”， 这样几个回合，在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下，绝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事 情 。据《惠 州 府 志》载“徐 仪世，宜兴人(今江苏宜兴) 。进士，三年任。” 即徐 仪世于天启三年官任惠州知府 。又据《熹宗实录》 载 : 天启七年正月辛卯“升惠州府知府徐仪世为广 西按察使提学副使”。这样徐仪世在惠州知府任上 的任期为天启三年至天启六年 。张萱是惠州人，其 所说的“徐仪世在郡日”，当是指徐仪世任惠州知府 之时 。这样，徐仪世遣人去抄书的时间必定在天启 三年至天启六年，在抄录之前，《西园闻见录》肯定 已成书，且抄录经历了数月 。故此书在天启六年之 前肯定已经成书，故天启七年成书之说是不成立的。

张萱在《缘起》中明确说明此书的断限为“自洪 武以迄万历”，那么此书的成书年代肯定是在万历 之后 。然而从万历朝结束至天启六年之间，有很长 一段时间，成书年代依然模糊不清 。 因为书中包含 有天启年间史事，那么弄清楚此书的成书年代，对于 考察当时的社会背景及风气显得至关重要 。在明朝 时期，普及性史学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书坊遍 布全国各地，这些书坊在编纂和印刷图书时，并没有 版权意识，有时随意增删原著，以符合读者需求 ; 有 时甚至伪托名人，以求图书的畅销 ; 未刊刻的书籍， 需求者也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抄略部分内容等。 《西园闻见录》是否受到这些因素的干扰，成书年代的确定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

细心研读史料发现，陆自岳为《西园闻见录》作序时，已经间接点明了此书的起止年限，这为研究者所不察 。其曰: “西园公家博罗，与余家兰陵者限南北 。西园公于博罗称达尊，与余于兰陵为后学者又年上下载，考西园公以博雅推秘省时，当神宗朝戊戌之二十六年，与予后学又十二年，生又十年始通籍者，且格格若左 。始予习为经生言也，谬意学古 ……是刻，成于其金匮石室，耳罕闻、目罕见之秘，悉自内篇、外篇、杂篇，凡百二十卷中了了备载，可令贤者读之识大，亦可令不贤者读之识小，就西园公见闻以扩后学见闻，讵惟予一人，是幸，盖将流传天壤”，此序最后署 曰“四月初一日县主陆又捐俸拾两 助 刻”。从此序陆氏捐俸及其他人捐金来看，可知陆氏是在为刻书做筹备工作，资料首先交代了张萱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表明陆氏对张萱的崇敬，且自认为是“后学”。后面又点明此书的价值，都是“耳罕闻、目罕见之秘”的珍贵材料，是“可令贤者读之识大，亦可令不贤者读之识小”的史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且陆氏把此书流传后世的责任归在了自己身上，可见他是非常认真地对待此事 。 同时，陆氏也曾详 细考证 了 此 书，他所说的西园公在戊戌年 ( 1598年) ，是张萱被举荐任秘书省之职时，即是张萱开始 其“正史之役”的年代，也是其抄略历朝实录，开始 私修明史的年代，这与张萱所说完全吻合 。 随后经 历了“与予后学又十二年”及“又十年”的时间历程， 作为“后学”的陆自岳开始做官，但是官场也并不如 意，感觉与时局格格不入 。此时的陆氏把《西园闻 见录》“习为经生言”，经生泛指研治经学的书生，这里在说明此书重要性的同时，也明确了此书已经杀青 。即张萱从戊戌年 ( 1598 年) 开始《西园闻见录》 的纂修，经历了二十二个春秋完成此书，这样推算成 书年代当为 1620 年，这也在前一条考证的范围之 内 。而此年为万历皇帝崩，泰昌皇帝即位，也正合张 萱所断限的范围 。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泰昌皇帝即位仅一月即驾崩，历史上的万历四十八年与泰昌元年实为同一年，且张萱断限为“自洪武以迄万历为 《西园闻见录》”，因此成书年代当在万历之后，故可推断《西园闻见录》的成书年代为泰昌元年。

三 出现天启朝史事的原因分析

上文已经述及，在《西园闻见录》中出现了一些天启朝的史事，这也是以往研究者对成书年代作考证的根据之一，然而从上文的考证可以知道，《西园 闻见录》成书年代在泰昌元年，且作者在天启七年 所作的《缘起》中的断限为“自洪武以迄万历”，两者 相互矛盾的状况该如何解释呢，这是此书留下的一 个疑问 。为了能考察清楚问题的缘由，并顺利解决 这一焦点问题，现列举书中出现的部分天启朝史事 :

卷 26《宰相上》载天启元年大学士韩爌上疏、天 启三年南科徐宪卿上疏之事。

卷 29《经 筵 日 讲》载 天启四年修撰文震孟的 上疏 。

卷 29《史局》载天启二年给事大中的《请擢耆硕 以光史典疏》。

卷 31 《考 察 》载 天 启 四 年 御 史 马 鸣 世 的 奏疏 。

卷 36《盐 法 后》载 天 启三年御史樊尚燝饬盐 法议 。

卷 38《漕运后》载天启六年六月河道总督李从 心的奏疏 。

卷 63《京营》载天启六年正月刑科刘先春、御史 高弘图的《杀阵营务十一款》。

卷 64《饷 馈》载 天 启 六 年刑部侍郎沈演的 奏疏 。

卷 68《兵部 · 朝鲜》载天启二年朝鲜国王李晖 直陈黜虏诬枉疏、天启五年十二月兵部为海外情形 微变、携貮、可虞等事职方司案呈送兵部 。

卷 72《兵部 · 驿传》载天启二年大学士叶向高 疏、天启四年五月御史张枢直陈驿遞苦累疏 。

卷 73《器 械》载 天 启 六 年御史王业浩等的 上言 。

卷 73《备御》载天启六年二月顺天府府尹沈演 的《谨陈制御十款》。

卷 107《灾祥》载天启三年职方司员外邹维琏 上言 。

以上所举，已基本囊括了此书中全部有关天启 朝史事的内容，虽然偶尔还能觅到天启朝史事的踪 影，但已是寥寥无几了 。 一段长达七年的天启朝 ( 1621 －1627 年) 中几份孤零零的奏疏，被安放在一 部一百余卷的历史著述中，显得是那么的单薄与冷清 。难道天启年间的重要史事就这么多，显然是不对的，翻阅明实录及其他一些相关著作，有关天启年 间的史事可谓是蔚为壮观，这些也不过是冰山一角 而已。

从引用的内容来看，这些基本都是上报于朝廷 的奏疏，当时的张萱虽已辞官还乡，可依旧与朝廷官 员保持着联系，这从其《缘起》中可以得到印证，如王业浩即曾捐资助刻此书 。张萱的壬申年《缘起》曰: “壬申，制府姚江汪(当为王——— 引者注) 公讳业 浩亦捐八十金”，而上面所列就有王业浩所言之事， 这说明当时张萱还是能从朝廷中得到一些材料的， 提供材料的人可能是其旧友或是同僚，姑且不讨论 他们的真正目 的何在，毕竟张萱得到了一些新的资 料，为其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 。张萱用这些素材对 尚未刊刻的《西园闻见录》进行增补和修订，这可以 从此书的卷数中得到清晰的答案。

张萱在辛卯年作《缘起》时，曰: “西园公何物 ， 闻见之录惟小者皆识，敢以言史乎! 录凡一百卷。”

作者虽然自谦说此书不敢以史自居，但却明确说明 了此书为一百卷，且《缘起》的后面有“门人姚日昌监刻”，即这是在其门人的监督下刊刻的，一百卷之说当不会有错，这是成书时的确切卷数 。另外，上文 提到的张萱本人在其《疑耀新序》中说明此书为一 百二十卷，陆自岳为此书作序时也提到此书为一百 二十卷，两个数字都有确切的根据，而且时间有先 后，那么结论只有一种可能，即 张 萱 在《西 园 闻 见 录》一百卷的基础上进行了增补和修订，达到了一 百二十卷 。这些增补和修订从内容上来看，大部分 都应该是天启之前的史事，天启年间的史事，依据上 文所列举的十余条来看，也就随手增补了寥寥几笔。 有研究者认为“《西园闻见录》中所记天启间事若为张萱自己增补，其崇祯五年所撰《西园闻见录缘起》 应该说明增补事宜，而该部分对此只字未提”，那 原因何在呢? 来看一下张萱为什么在壬申年又作一 个《缘起》，其开头曰: “是缘也，海内朋游闻而知者， 数四寄声，宜授诸梓以公同好，未有以应也”，即是 很多朋友数次要求张萱付梓刊刻《西园闻见录》，但 都由于资金问题，并未实现 。所以，下文提到的都是 有关此书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友人的无私捐助 及其刊刻等，这才是壬申年 ( 1632 年) 《缘起》的根 本目的所在，而有关该书的卷数等都不在此《缘起》 之列是可 以 理 解 的，而《疑 耀 新 序》当 作 于 戊 辰 年 ( 1628 年) ，故而，在此之前已经说明了此书在原书 的基础上增加了二十卷，现在又何必重提! 再说，由于天启年间的史事极少，并未整体反映天启朝的面 貌，不足以当作其断限的依据，如果特意说明，反而 会打乱原书的本来面貌，这也许是张萱不得已卖的 一个破绽。

《西园闻见录》成书后，作者是在不断地增补和 修订是无疑的，除上文的证据外，从作者的署名处还 可以得到另一份有力的印证 。有关此书的卷数记 载，上文已经述及，除由开始的一百卷增补到一百二 十卷外，还有 106 卷、107 卷和 108 卷等不同版本，而现存的是由哈佛燕京学社校印的 107 卷，从卷数 上来看，此书已经散佚了十余卷，但也能大体反映此 书的本来面貌 。卷数互异，主要是由于当时传抄的 缘故，由于传抄者甚多，又各自关注于不同的内容， 致使内容脱落了一部分，甚为可惜 。

而从现存版本 中留下的一些痕迹，也可以窥见当时传抄者甚多的 状况 。在此书每一卷的署名处均有“岭南 张萱孟奇 甫 辑”的字样，这是古书的通例，没有什么可大惊小 怪的，但在很多的卷数中，除了本人的名字外，还有 其他人的名字，如卷一《孝顺前》有“云间 张藎臣子 念甫 订”; 卷二《孝顺后》有“东莱 牟应绶甫 订”，卷 二六至卷四一有“晋陵 陆自岳层霄甫 订梓”等，这 在此书的很多卷数中均有类似的情况，即这些卷数 由这些人修订或已经付梓刊刻，而他们又来自于不 同的地方，可见该书在当时已经流传甚广，传抄者很 多已不言自明 。这样由于传抄者的缘故，导致了抄 本与原著有一定的出入 。 张萱也注意到了这一问 题，对此，他在壬申年再次作《缘 起》时，也 作 了 交 代 。

告诉我们自从《西园闻见录》成书后，他并没有 将其束之高阁，而是一直高度关注着它，且由于书佣 的讹舛而“再加详订”。此时已距成书约十余年的 时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张萱一直以来也没有放松对此书的增补和修订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几条成 书之后的史事，又何足为奇!

综上所考，《西园闻见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此书完 成于泰昌元年，然而在以后的岁月里，作者并未将其 束之高阁，而是作了进一步的增补和修订，这种精神 让人油然而生敬意，也印证了此书受外界因素的干 扰很微弱，只是作者自己的个人意愿 。然而，遗憾的 是却将天启朝史事误入此书中，却未加细审，是其一 个缺陷，邓子诚也在跋语中曰: “殆书成晚岁，精力 衰谢，不及细审，稍失剪裁，为可惜也。”但这不是不重视它的理由，相反，更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作进一步的梳理和 考察，更好地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能发掘其更 多潜在的思想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