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 | 长城研究三百年

【编者按】本文转自“丝路遗产”公众号，原文刊于《读书》杂志2022年第9期。经作者葛承雍先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许可，凤凰网国学频道转载推荐，以飨同道。

一

古今中外凡到过万里长城的人，无不惊叹它的磅礴气势、宏伟规模。长城之长犹如一条巨龙穿越崇山峻岭停驻在中国北方，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祖先留给后人最神奇的建筑，堪称是人间的奇迹。近年科学测量现今长城墙壕遗存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蜿蜒于国内15个省市404县市，古迹斑驳的城墙令人震撼，很少有人能一步一步的走完全部长城，还有好多无人涉足的长城墙体禁止进入。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尤其是长城之险峻地段，爬起来不禁心惊肉跳、两腿颤颤，我曾经考察过东边山海关，也勘踏过河西嘉峪关，北京周边的八达岭、司马台、金山岭、慕田峪、黄花城、箭扣等重点景色都去爬过，一处一景，难以忘怀，每次我都触摸墙面似乎能感觉到古人的呼吸，爬完长城后更加佩服古代人民的智慧和辛勤，更能体悟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激励。

山海关

嘉峪关

中国长城作为世界上公认的最早兴建长距离防护墙的国度，古代工匠的一锤一凿穿过屏障在中华大地上留下凿石、堆砌、筑障等等类型的印痕，长城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文化记忆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十几年前我到法国卢浮宫参观时，接待人站在大厅热情地对我谈起中国长城，说怎么能建造出那么长的雄伟墙体，很多欧洲人向往这辈子能到中国看长城，因为近代以来西方常常将长城视为中国封闭保守与内卷孤立的象征，看到一个法国人眉飞色舞的着迷谈论，我不禁为外国人这么关心中国文化遗产的殷切之心所感动。

追溯历史不难发现，长城研究的书写与国际传播实践并不是早已有之，战国秦汉的断简残篇只有零碎文字显现，唐宋长篇经典文献又很少专门提及，每一个朝代的长城记载都是莫衷一是，隋代大业三年曾“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死者十五六”；可惜后世史家很长时间搞不清这次修长城的地点在哪里，后世史家抹黑隋炀帝又无法确定真实人数，蠡测争议和学术商榷一直未定。

到了公元10-12世纪的北宋，无法抵挡北方崛起游牧民族进攻，后退的边界远在长城以南，可宋人心中的长城始终未被遗忘，在积贫积弱国运和失地屈辱现实的夹击下，他们用心在舆图上绘制了现存最早的长城图像。那时舆图上的长城，已经正处于北国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轮番统治的疆域腹地，暗弱的曲线可能有着沧桑演变的悲凉感。

对长城的研究开始于明末清初，当时反清志士出于对国家边疆的思考，对长城进行历史文献的考证。顾炎武的《日知录》单列“长城”一章，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对长城的起源、沿革做了论述。清乾隆之后，乾嘉学派以考据为基础，对长城进行更细致的史地考释。杨守敬撰写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成书于光绪五年（1879）是国内较早研究长城走向的重要成果。

明长城山西段

长城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1687年，法国人Jean-Francois Gerbillon（张诚）来到中国对长城进行了踏查，他在实地考察基础上写的《对大鞑靼的历史考察概述》，这是第一份比较专业的长城报告。两年后，康熙皇帝命在华西方传教士绘制《皇舆全览图》，以三角测量的方法标绘了明长城沿线300多处关隘城堡，成为精确测量长城的开始。这两项长城考查测量成果距今已有300余年，此后西方探险家和学者纷纷踏足长城开展相关研究，从那些零零碎碎的外国人叙述中，我们不难捕捉到世界对中国长城的向往。

明长城内蒙段

明长城宁夏段

明长城甘肃段

汉长城甘肃玉门关段

1914年张相文实地考察作《长城考》，开创历史地理学研究长城之始。随后王国良的《中国长城沿革考》（1929）、寿鹏飞的《历代长城考》、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李文信《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等等历史地理学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

而由西方探险家实践的长城田野考古工作，也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操刀。1896年斯文赫定对新疆孔雀河沿线的汉唐烽燧进行了考察，1907年和1914年斯坦因先后两次考察西北汉唐长城遗址，并进行了最早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和采集到1万余枚“居延汉简”。

中国学者自然不甘落后，黄文弼与汇同外国考古学家对居延汉代长城做了考古发掘，虽然运气不好，没有找到大批汉简，但此前大量出土文献的获得，对记录汉代长城的变迁提供了第一手考古资料。1944年著名考古学家向达、夏鼐、阎文儒参加了西北史地考察团，并调查发掘了汉代玉门关、阳关的遗址。此后中外学者加深了对长城的研究，以大量详实的史料徐徐解密了长城可歌可泣的历史。

玉门关

阳关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对境内长城区域做了大量调查，除了系统性对战国、秦汉、北朝、金、明等朝代的长城地理考证、墙体走向和烽燧线调查，还针对关口、城障、城堡、仓储相关构成的防御体系、军事聚落、边疆制度等等进行了考古学的文化研究。因而80年代后随着文化复苏出版的长城图书，从军事聚落、断代考证到区域性质等，连篇累牍，硕果累累，影视作品还将长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遍传九州。

敦煌市汉塞走向和烽燧遗址分布图

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研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看法，借助长城的兴衰史往往能够透视一个国家社会文化的流变，也是追溯历史脉络、探寻文化特色的重要线索，也是了解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共情的纽带。

2012年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的李大伟考上我的博士生，他确定了专攻世界文化遗产长城领域的研究，根据学校规定还要配备一名校内导师，我选择了后来英年早逝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段清波教授，一是他曾承担过国家文物局陕西早期长城调查项目，二是他此前未带过博士生正好合作互鉴。所以李大伟结合中国文化遗产院承担的长城资源调查保护项目，开始了他的历史理论与田野保护相结合的实践研究。

在读博五年中，我们师生讨论如何以长城遗产价值研究为切入点，怎么把长城作为古代文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置于古代社会与文明发展的视野之中，探讨长城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政治因素、农牧两大文明交流互动。我们认为不能局限于长城本身研究，要跳出过去传统研究长城的旧模式，从更为宏观和广阔的时空角度，系统研究明代长城筑造的内在原因、管理制度、功能及作用等较为深层次的学术问题。为此，我几次提示李大伟要扩展从长城到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视野。

我们思考在14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的多极亚洲格局中，只有把长城与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王朝秩序构建、农牧文明交融和中华文明的发展结合起来开展研究，才能客观和真实的界定长城为何物，解读长城在历史中的发展轨迹、功能与作用，探讨长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以便对长城的文化遗产价值进行了补充与阐释。俄国一些探险家出于军事扩展目的对中国长城进行详细调查，得出了“成吉思汗边墙”与“金界壕”结论，把金朝人在平原上抵御蒙古铁骑南下挖掘的壕沟也误作长城，从而在上世纪60年代抛出“长城边界说”，声称长城以南才是“中国的疆界”，缩小疆土制造边境危机，将长城变成要挟中国的政治筹码。

经过长时间的探讨，李大伟顺利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在校内外专家的评价中，大家认为其创新点有三个显著特色。

第一，分析了长城防御体系建造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关系，提炼出其背后所蕴含的明朝北部边疆治理体系的特点，在军政管理上，明长城沿线防区实行总兵、巡抚与镇守内官相结合的“三堂共政”体制，以及都察院巡按御史主导的监察制度。指出王朝军政体制的管理是以前长城研究容易忽略的地方。作者从长城建造的决策、规划、人员、经费、监管五个方面，全面分析长城建造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体制、兵制、财政制度和监察制度，提出了明朝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内外相制、文武相制的边疆治理体系特点。

第二，探寻长城建造的内在驱动力及在王朝秩序构建中的作用。过去谈及长城修建的原因，人们大都是从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战争与冲突、自然地理分界线、气候变化等方面开展研究。而作者对从战国至明历代长城修建的原因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分析，侧重于从修建长城的政权自身需求，探寻他们建造长城的内在驱动力，认为长城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防御。还要从开疆拓土和民族认同的角度作为出发点，从“华夷之辨”的思潮兴盛与“御外控内”的功能深入切入，从人与社会政治需求角度探讨了长城出现于建造的原因。

第三，探讨了长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中所体现的文化遗产核心价值，在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框架下，对长城文化遗产价值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和补充，认为长城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全部六条标准，而不是198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时提到的只符合五条标，同时尝试对长城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做了更新阐释。

作者从历史时空视野出发，将长城置于更高的层面和视角，试图从中华文明发展的角度，对长城在历史进程中所蕴藏的文化遗产价值进行阐释，各王朝对长城地带的经营是中国古代人类对农牧交错地带土地开放和管理的范例，长城的建造促进了边地经济的发展和南北经济的交流。长城地带又是中华文明发展动力的贮存地，文化和民族上的互融互通，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动力和组成部分。

三

长城著名的十三关各有魅力，摄影家和游客最喜欢长城景色的四季变化，让人忍不住一去再去，在记忆的长河里留下一幅幅定格画面。长城自1987年12月列入世界遗产以来，成为旅游业迅猛扩张的活动地，但是往往也乱象丛生，产生了一些地方不可持续利用的弊端，文化遗产是一种公共资源，保护、治理和利用这些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权利。

放眼世界文化遗产分布看，长城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对象。罗马帝国时期在北部边疆不列颠行省修建的边墙，与中国长城是一样巨大的防御工程，两道相距万里的“墙”，虽然建设年代、功能、用途、样式等等都不相同，但价值同样巨大、保护管理同样艰巨。其中英国的哈德良长城建于公元122年，墙体长度120公里，与中国长城于1987年同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中英“双墙对话”缘起于2017年的文化遗产高级别对话，此后每年都互访交流，双方既有“隔空对话”也有初步研究成果展示。不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长城不独中国有，英国哈德良长城和安东尼长城、日耳曼长城、上图拉真长城和下图拉真长城以及东欧蛇墙共同构成了古罗马帝国边疆（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体系。欧亚之间的“长城”或叫做“边墙”的深入研究还需更长时间。

英国哈德良长城

值得深思的是，2022年是哈德良长城始建1900年，英方要举行各国长城合作伙伴联盟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下半年将采取线上分享各方保护利用的经验。我吃惊的是，不仅中国独有长城，朝鲜、印度、伊朗、东南欧等其他国家也有长短不一的防御长城，有的已经列入世界遗产。2021年德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等国陆续公布了同属环地中海已发现的罗马帝国防御体系，这是罗马帝国北部边界的防御边界，当时延长到北非，全长5000多公里。中国秦汉时代的长城也就3000-4000公里，现在我们说得2.1万公里是从公元前5世纪到17世纪明代不同时期历代官方修建的，如果仅仅以同时代相比，罗马帝国的工程量无可比拟的。残存的古罗马帝国长城虽然断断续续，德国保存修复公元1世纪的“防御墙”居然也有近600公里，经查相匹配的罗马道路系统就有12万公里，其中还包括有8万多公里铺石大干道，无疑是除中国文明之外最宏大的工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专员屡次说你们中国口号是“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但你们修复长城前后的新旧对比实例不见公布，国家文物局陆琼司长对我说编一本修复长城的图录，比如紫荆关沿线虎皮墙残破修缮前后对比，山海关修复前后的照片，回应外国专家的质疑，但是最终因资料库没有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老照片，只出版了一本《明长城》现代图录，修复长城国家投了那么多的钱，对外宣传结果却非常遗憾，也可见过去对长城历史图像资料的缺乏。我曾记得有西方传教士拍摄的长城老照片，如《两个威廉与长城的故事》、《追寻远去的长城》，都是当代民间人士复拍老照片后形成的古今图像对比。可惜有相似主题图书的出版非常零散，没人专门收集融汇成册。

这些年我们再次认识到，对文化遗产研究的核心是价值认知，如何客观准确地揭示长城文化遗产价值是公众认知和保护的根本。长城以其上下两千年的修筑，纵横数万里的时空跨度，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长度最长、修建时间最久的防御体系，是古代中国科技水平的集中体现与国家治理经验的总结。长城是永不过时的安全屏障，也是举世无双的工程奇迹。它是中原王朝的边防线，却从来不是中国的边界。长城作为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但其所具有的价值却并不仅仅局限于工程本身，其出现和建造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时代背景，反映出来人类文明的进程和发展过程。遗憾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重新修建时，有眼光的老专家建议在大厅正壁上采用长城巨幅浮雕，表现中华民族不屈屹立的精神，可惜最后却采用了徐悲鸿在印度创作的“愚公移山”。

本书作者阐释长城的文化遗产价值，对提高长城认知与保护具有有重要现实意义。这两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共计83处，其中秦汉12处，明长城54处，其他时代17处，可见明代长城是万里长城中的精品，不仅涉及省区多，而且文化内涵更有价值，如果再将沿途分布的界壕/壕堑、敌台、烽火台、马面、关堡等单体建筑算上，共计43721段/座/处。实际上，我们还有30%消失的长城需要进一步考古追寻。目前随着国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的出台，李大伟这本书出版正逢其时，无疑有历史认知转化社会价值的作用。

长城研究断断续续已经三百年了，我们期待着有更多填补空白、研究长城的著作出现，以科学之笔激动国民之心，并能做到中外对比提炼精华，真正在世界遗产之林有中国长城文化显著的一席之地。

（李大伟著《明长城防御体系与价值研究》，即将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原文刊于《读书》杂志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