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人说我一天就吃三粒米,关键是很多人真的信……我出个律师函现在也没人信,我就想开个记者会,现场直播吃两碗大米饭。”在《脱口秀大会5》中,新晋领笑员陈鲁豫贡献了最新“笑果”,上述片段在节目播出后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在昨晚(10月4日)播出的节目中,鲁豫说鸟鸟松弛不慌的状态无形中就卷到了别人,直言她就是“显形社恐”,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隐形社恐”,认为大部分人某种程度上都是隐形社恐,该话题也一度登上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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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末,由笑果文化一手打造的《脱口秀大会5》上线,热度依旧。即使身陷评分低潮和嘉宾争议,但不论是流量还是话题度都稳居时下综艺节目头部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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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也难以避免,比如今年节目中明星领笑员遭遇的“滑铁卢”。此外,如何为一场脱口秀打分?以及,作为舶来品的脱口秀,其何以在过去几年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这些也都是节目之外持续被讨论的话题。
在节目录制后,《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对话陈鲁豫。作为资深脱口秀爱好者,陈鲁豫早在26年前就开始接触脱口秀。她能如数家珍地罗列风格迥异的脱口秀演员的个人特色,甚至能复述那些打动她的段子。
在一个小时的交流中,她站在不同的视角,分享了自己对脱口秀的理解。陈鲁豫说并不惊讶脱口秀火了起来,“脱口秀就特别符合当下时代的一种审美。”
“领笑员已很难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作为一种舶来品,脱口秀在国内扎根生长的时间不算太长。但过去三年间,脱口秀以蹿升之姿进入大众视野。各类相关主题的节目先后上线,线下演出市场也迅速升温。
不论从何种角度梳理脱口秀的走热,由笑果文化打造的《脱口秀大会》都是坐标系上的重要参照点。自第三季节目爆火出圈以来,一年一度的《脱口秀大会》汇集知名演员和潜力新秀同台竞技,几乎每一期节目都能制造话题。
今年节目上线后,除了关于段子内容和选手的讨论,拥有投票权的领笑员角色引发了不小争议。在节目早期赛段,领笑员的投票权能直接决定选手去留。但周迅和那英两位在各自领域拥有出色成绩的成功艺人走进脱口秀的舞台后却招致了意想不到的非议。
同样担任领笑员的陈鲁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她参加的节目赛段,观众有投票权,每位领笑员也只有两票,和现场所有观众的票数相比,领笑员已经很难对最终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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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赛段的投票机制可能会放大领笑员的作用,所以观众会更在意谁更适合来做领笑员。我觉得不论谁来,都会引发一些争议。因为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就像永远会有人喜欢你不喜欢的东西。在任何场合中,个人的影响力会小过机制的影响力。”她说。
而谈到评判标准,陈鲁豫也直言真的很难。“脱口秀不是跑步比赛,谁快谁就赢。评判内容创作是很难的。当然会有标准,但标准之间可能仅是细微之差就会导致结果不同,这完全取决于投票的个人。”
而录制一档综艺节目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现场参与方和最终观看方看的其实并不完全是“同一场”演出。加拿大媒介理论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就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直指不同媒介渠道对受众的影响之大。
陈鲁豫也表示,线上节目的五分钟段子可能会经过剪辑再呈现,此外录制节目时的氛围可能也与播出节目观众感受到的不尽相同。在她看来,参与现场录制的人一定会被相互影响,包括领笑员们。
“就像一个人看一个好笑的段子可能不会笑得肚子疼,但如果一个人和另一群人一起笑,那其实会更容易。这就是现场微妙的影响,也是线下演出鲜活性的所在。”
“脱口秀特别环保”
1996年,在香港工作时,陈鲁豫就开始接触脱口秀,彼时内地几乎还没有“脱口秀”的概念。她看大卫·莱特曼、杰·雷诺的演出,“就一个人拿一支麦上舞台,舞台也不需要绚丽的布景,什么声光电都不用,非常简约、简单、环保。”
因为工作缘故,陈鲁豫其实并没有看太多线下演出,但她也清楚地感知到过去几年脱口秀在国内走热的趋势。“大概从2019年开始,内地脱口秀就愈发火热,线下演出也变多了。”
不过陈鲁豫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她认为因为脱口秀本身就特别符合当下时代的一种审美。“脱口秀给人的感觉就是它貌似没有门槛,只是一个纯粹的表达场。只要你会说话,能逗笑人,你就可以去讲。它先天会给人一种亲近感,大家自然会被这种朴素的艺术形式所吸引。”
在脱口秀的各种标签里,“冒犯”或许是除了“好笑”之外最显眼的存在。过去几年间,这一标签给脱口秀带来流量和热度,也带来争议。但回到脱口秀本身,陈鲁豫认为“冒犯”可能是很多年轻人喜欢脱口秀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很多时候脱口秀所冒犯的对象相对讲述者而言是更年长、更有话语权的人。年轻人会觉得这很酷,认为脱口秀是新锐的、与时俱进的。”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冒犯和脱口秀的关系时,她回道:“我一直觉得冒犯只是一种手段、技巧,它是为了服务表达而存在的,它不是目的。脱口秀最终的目的是要好玩地表达观点,要嬉笑怒骂,但不是为了冒犯而冒犯。”
在27年的脱口秀观众经历中,陈鲁豫表示自己还没有遇到过特别被冒犯的时刻。“更早的时候我看欧美脱口秀更多,但离你远的人其实不太会冒犯到你。我有过不太舒服的时候,但这种时刻是因为演员进入的方式不太对。例如一个男性脱口秀演员讲女性话题,如果其切入点不够好,那会让人觉得不太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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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鲁豫还提到脱口秀舞台上的一条“不成文准则”。当一个脱口秀演员具备某种特征,而该特征通常在生活中被视作一种弱点;以及如果一个演员和某一人群有强连接,而该人群通常又是社会的少数群体或者弱势群体,那么这个脱口秀演员就比其他演员拥有了更多讲述相关话题的权利、责任,甚至是优势。
“好的脱口秀演员会懂得如何把这种劣势转化为优势。”她说。
“脱口秀不只是年轻人的艺术形式”
在上海,绝大多数的脱口秀俱乐部都聚集在从南京东路到人民广场的动线上。一位上海的脱口秀演员曾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称“人民广场就是上海百老汇。”
不论是在工作日还是节假日,买票走进一家脱口秀俱乐部的演出现场,年轻观众基本占据主导。而从全国脱口秀最发达的北京、上海市场来看,国内脱口秀似乎也已经和“年轻”结合得愈发紧密了。
陈鲁豫认为脱口秀和年轻之间没有天然的关联。“只是脱口秀在国内发展的时间短,某种程度上这决定了它目前在中国是一种年轻化的艺术形式。”
陈鲁豫也曾考证过Stand-up Comedy(单口喜剧)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内演出场合的时间,那是1979年,美国脱口秀演员鲍勃·霍普到北京演出,站在舞台上向中国观众介绍自己是一名脱口秀演员。“脱口秀在美国可能已经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所以国内脱口秀先天就处于一个不同的阶段。像在欧美,其实脱口秀行业有很多年迈的演员,也有年迈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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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陈鲁豫给记者分享了一段她的经历。有一次她去美国出差,参加了一个美国人的葬礼。在葬礼上,逝者的亲朋好友都以一种脱口秀的方式讲了很多和逝者有关的故事,在场听的人听到也都会笑。
虽然之前在电影、电视上看过类似场景,但现场的亲身经历带给陈鲁豫的震撼依旧很大。“我意识到脱口秀其实已经深入到了他们的大众生活中,不管是婚礼、葬礼还是毕业典礼。我们现在也慢慢会在一些需要讲话的活动场合中融入一些脱口秀的表达方式,比如开场先讲一两个笑话活跃气氛,但只是刚刚开始。”
但作为舶来品,脱口秀一定需要找到本土化的表达方式和创作方式,才能拥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学语言出身的陈鲁豫很理解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人们幽默的方式和触点会非常不同。“像我有时候看欧美脱口秀演员的专场,他们笑得前仰后合。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但我就是没办法和他们一起笑,因为我的文化基因就让我觉得那不好笑。”她说。
在陈鲁豫看来,仅就这门艺术形式而言,当演员面对观众时,只有用符合当地式的表达,它才会最好笑,而只有最好笑才最有效。“我们的脱口秀目前已经开始有了,但从量变到质变还需要跨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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