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牍”懂甘肃：西域使者向汉朝进贡狮子，总共分几步

原标题：甘肃简牍之西域往事：折垣王献狮记

《折垣王献狮记》是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的一枚木简。简文作“其一只以食折垣王一人师使者，□只以食钩盾使者迎师子，□以食使者弋君。”简中的“折垣”之国在史籍中未有记载，属汉时西域国名无疑。“师子”即“狮子”；“师使者”可能指折垣王遣送师子的使者；“钩盾”是少府属官。这枚汉简记录了西域折垣王派使者献狮子，汉朝派钩盾使者前往迎接的故事。

木简中的故事

史书中仅有东汉时期西域诸国献狮子的记载，而这枚简证明西域诸国献狮子早在西汉后期就开始了。该简文为研究悬泉置的传舍制度、汉代西域诸国献畜的管理、西汉王朝与西域关系，以及丝路沿线东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这枚简记载的是折垣王派遣使者向汉朝贡献狮子，汉朝派遣少府属吏钩盾使者前往迎接。该汉简是西域国家向汉廷贡献狮子的记载，极为珍贵。狮子，古代波斯语音译，中国古代文献中常写作“师子”。中国不产狮子，狮子曾分布欧、亚、非三洲大多数地区，历代学者都认为中国早期的狮子多来自西域。郭璞注《尔雅》曰：“（狻麑）即师子也，出西域。”明李时珍曰：“狮子出西域诸国。”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使得西汉人了解到中亚的政治形势、民族分布等概况。张骞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对乌弋山离的记载，但并没有提到产狮子。在此之后，陆续有其他使节到过乌弋山离，才了解到该地产狮子。在我国历代文献中，关于狮子的明确记录，最早的见于《汉书·西域传》：“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综合研究推测此简年代在公元前48—前13年之间，“折垣”或即史籍中称作“乌弋山离”的塞人国家，是南迁的塞人在原属安息的地界建立的王国。

贡狮记载

从甘肃出土的汉简内容来看，以献畜为职责的西域使团入关后，需要接受敦煌郡有关部门(玉门关、阳关)的清点和沿途接待厩置官吏的查验登记。沿途厩置对献畜进行登记、校验，逐级上报。像橐他、驴等一般的献畜，可能由昆蹏官等中央设在河西的厩苑评估收纳。狮子、大宛马等罕见的奉献物，则由安置地派出专使来迎接，最终安置于长安近苑。

进贡的狮子一般在皇宫饲养，供帝王和贵族观赏。此外《三辅黄图》中提及汉长安城奇华殿附近兽圈内有狮子与大鸟：“奇华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师子、宫马，充塞其中。”这说明在武帝时期狮已经来到中原，成为皇家园林专门饲养的一种珍奇动物。安置在长安近苑，以便于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和四夷之客玩赏。

虽然西汉时就有产狮地及狮子的记载，但有记载的贡狮却是始于东汉时期，该时期的贡狮共有四次。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年底，“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贡狮。章帝章和二年（88年）二月，汉章帝去世，汉和帝继位，这年年底，“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冬十一月，安息国遣使献师子及条枝大爵。”东汉的最后一次贡狮在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疏勒国献师子、封牛。”疏勒在今新疆地区，并不产狮子，其所贡之狮也有可能从邻近的中亚得来。

关于师子和狮子的说法

虽然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西域诸国才开始贡狮。但国人对狮子形象的认识，早在先秦就有了。狮子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称“狻猊”“狻麑”“师子”等，狮子在先秦文献中称作“狻猊”。《穆天子传》记载：“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郭璞注：“狻猊，师子，亦食虎豹。”狻猊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一说是第五子，另说是第八子）。形如狮，喜烟好坐，所以形象一般出现在香炉上，随之吞烟吐雾。《尔雅》只记载狻猊，未见师子，可知西汉初年师子一词尚未传入中国，也可得知悬泉置出土的狮子简时代较晚。《汉书》记载贡狮为师子。但是同时期的《说文解字》中的“师”字无“师子”的意思，可见师子一词虽已传入但还未普及。根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四次贡狮，都以“师子”记载。可见，最迟到东汉末，师子一词开始取代狻猊（麑）成为最普遍的名称。

师子在宋以前包括宋代史料中经常使用，可以肯定的是“师子”是当时正式场合使用的较为书面的狮子称谓。

虽然通过入贡获得的狮子数量并不多，但影响深远。汉元帝的渭陵寝殿遗址出土了一批玉兽，其中有两件带翼龙角的玉狮，具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的特征。所以说至少在西汉晚期已经出现了狮子的艺术品。

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时朝贺置酒为乐，“常从象人四人”，三国魏国人孟康解释象人“象人，若今戏虾鱼师子者也。”即扮演鱼、虾、狮子进行表演的艺人，这里的戏师子可能就是最早的狮子舞。可知在汉代至迟三国时可能已有装扮成狮子的表演。

狮文化的兴盛

狮子和佛教基本同时传入中国。随着佛教的传入，特别是佛教文化的盛行，对狮子的崇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于佛教文化的中国狮子文化。汉时一些官宦之家及宫廷的四门、里坊门前都立有石狮。至唐时宫门四面列置的石狮已不止一对。唐代绘画作品也有狮子图像，如隋曹不兴《夷子蛮兽样》、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张萱绘《拂菻图》、周昉绘《拂菻图》和《蛮夷执贡图》都有狮子的形象。直至后期，达官显贵之家门前的石狮数量和造型都有严格的要求。居门右侧的是雄狮，雄狮左前爪下踏一只球，雄狮脚下的球既是权力又是统一寰宇的象征，俗称“狮子滚绣球”。居门左侧的是雌狮，雌狮右前爪下踏着一只小狮子，雌狮脚下的小狮则象征子嗣昌盛，俗称“太师少师”。此外，石狮头上的发髻（疙瘩卷）也有严格的规定。最高级别的皇室石狮头上有45个疙瘩，代表皇帝的九五之尊。一品官员的府邸门前的石狮头上有13个疙瘩，每低一级少一个，七品以下官员门口不得使用石狮。

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西域国家不断有狮子入贡中国。伴随着狮子传入中国，罕见的狮子形象引起国人的兴趣，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狮形艺术品。随着佛教文化的盛行，狮子从宗教文化中脱离出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狮文化。狮子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本文作者系甘肃简牍博物馆馆员）

马丽（兰州晚报）

相关新闻

兰州晚报：拓荒汉简研究的功臣：王国维

二十世纪初，震惊中外学术界的“敦煌汉简”首经发掘，但这笔“功绩”却永远地记在了英国人斯坦因的功劳簿上。1913年前后，斯坦因将他在敦煌西北古长城废墟发现的汉简千枚以及其他古简帛书交由沙畹考释，遂有《斯坦因所得汉晋木简文字考释》一书。

“敦煌汉简”地宝甫一面世，便为异邦学者所获取、研究，当时中国考古学人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

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学识卓越、目光如炬的王国维堪称中国简牍学研究的先驱。当他与罗振玉共同研读沙氏所寄予的《考释》一书时，便敏锐地觉察到了这批汉简的重大学术价值。于是握椠操觚、心系缀简，补古史于经籍、启新学于流沙。在与罗氏分端考订、潜心钻研匝月之后，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流沙缀简》便问世了。

王国维虽未见到实物，但凭借着卓荦不群的国学修养，依旧做出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果。他在《致缪荃孙》中写道：

此事关系汉代史事极大，并现存之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之。东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裨益最多，其余关乎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获。

这批汉简多为屯戍士卒的簿籍文书，是研究古烽候地理的一手史料，王氏的惊喜之情可谓洋溢于字里行间。而“裨益最多”“颇有创获”亦绝非虚美自夸之辞，《流沙缀简》对于遗址性质、汉代长城走向、中外交通以及文书制度等方面的见解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这是简牍学界所共知的。

王国维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关注到了简牍的独立价值，而不局限于与古书相参证。诚如他在书信中所说：“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如果说《流沙缀简》中戍卒的日常文书是被历史所遗忘的角落，那么，与此书相为表里的《简牍检署考》可谓填补了“典籍们”语焉不详的遗憾。古人著述的载体是简册，可其形制究竟如何？历来学者争论不休、未定一尊。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的重要价值便在于根据简牍这一新材料，初步阐明了我国古代的简册制度。正如李学勤先生所称赞的：“王国维先生在1912年，以大半年时间，四易其稿，著成《简牍检署考》一卷，主要依据新发见简牍实物与文献记述，互相印证，创获甚多，妙义纷呈。”而王氏对于简牍制度的考察又何尝不是今日“简牍学”的先声呢？王国维不愧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学术大师。

时至今日，简牍学可谓一门显学。回顾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念前贤的筚路蓝缕之功。鲁迅先生曾这样激赏王国维：“中国有一部《流沙缀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诚然，研究经史子集是国学，但挽坠简于流沙、补旧史所未及更是国学。王国维先生拓荒于敦煌汉简研究，不仅是汉简之功臣，也是开一代学术风气之功臣。

（本文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古文字学强基班学生）

王瑞霖

相关新闻

甘肃日报：【溯源甘肃】

甘肃简牍——“简”述千年往事

敦煌悬泉置遗址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悬泉汉简

武威汉代医药简

本报特约撰稿人 梁兴明

在纸张发明、普及前，简牍是中国最普通、最常用的书写载体。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简，牒也”，“牍，书版也”。简牍是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的统称。

甘肃是文物大省，历史上历代遗存下来的文物异常丰富。简牍能在甘肃保存，有赖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因素。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把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敦煌和居延木简、故宫明清档案列为四大发现。20世纪80年代，简牍研究成为国际显学，甘肃简牍在这门显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甘肃不仅是近代以来最早发现汉简的地方，也是百年来出土简牍最多的地方之一。

甘肃简牍基本情况

甘肃简牍以秦汉简为主，出土数量达7万枚，大体由5部分构成：

（一）放马滩秦简。1986 年 3 月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今麦积区）党川乡境内的放马滩一号秦墓。竹简按形制可分为甲乙两种。

放马滩秦简的主要内容是古人选择时日吉凶的《日书》。甲种简内容单一；乙种简内容较复杂，除部分内容与目前已公布各批《日书》基本相同或大体类似外，尚有大量篇幅为其他《日书》所未见，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放马滩秦简以日数、时数占卜疾病、盗贼，以十二律配三十六禽占卜疾病等占卜术，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秦汉时期术数体系的认识；有关二十八宿距度的记录，是我们研究古代天文历法的珍贵原始资料；有关十二律数、生律法的记载、表述比《吕氏春秋》等典籍中的相关内容更明确，为我们最终解决早期音律学中声律次序究竟为“先益后损”还是“先损后益”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二）居延汉简。居延地区指黑河中下游地区，位于今甘肃省金塔县和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属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府和肩水都尉府管辖。近百年来居延地区出土了3万余枚汉代简牍。具体出土地点有30处左右，大都是长城烽燧、城鄣、关卡遗址。

居延汉简的内容主要是与军事、政治活动相关的汉代屯戍文书，也有和地方行政及社会、经济相关的其他文书，以及个别文献典籍。居延简牍内涵丰富，除了汉简外，还有个别西晋简牍。如：1982年8月在甲渠候官遗址坞墙外层土坯夹缝中就曾出土一枚晋武帝“大（太）康四年”纪年简。这枚西晋简的出土，证明了居延地区有魏晋遗存存在和中原王朝经略古居延地区的延续性，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三）敦煌汉简。它是1907年以来在今酒泉境内的敦煌、瓜州、玉门、金塔北部汉晋边塞及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的总称，由于其中汉简占绝大多数，故经常被学界概称为“敦煌汉简”。

从内容、性质来说，敦煌汉晋简牍与居延汉简基本一致，同是当时边疆地区军事屯戍的遗物。从出土地来说，主要出土于疏勒河沿岸长城烽燧遗址，其中大部分烽燧属汉代敦煌郡管辖，小部分属酒泉郡。敦煌汉晋简牍的出土，丰富了我们对汉晋边疆军事屯戍和河西历史地理的认识。与作为军事重镇的居延相比，敦煌还具有交通要道的特殊地位，其简牍不仅代表了边塞防御制度的一般概况，还较多地反映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意义非常特殊。

1990年—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木简35000多枚，有字简23000多枚，内容多为邮驿资料和中西交通方面的记载，学界称之为“敦煌悬泉汉简”。悬泉汉简以木质为主，竹质极少，按形制可分为简、牍、觚、两行、封检、削衣等六种。字体有隶书、草书和半隶半草的草隶体，及习字者所书的小篆和早期楷体字。悬泉汉简的数量、内容和发掘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都可推为近百年西北简牍之最。悬泉汉简的发掘拓宽了汉代邮驿制度、汉羌关系和中西交通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对进一步深入研究两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交通、民族、文化、习俗等至为重要。

（四）武威汉晋简。从1945年武威剌麻湾木简出土至今，武威已近十次发现汉晋简牍，总计600余枚，其中主要有“仪礼简”“王杖诏书令”“武威医简”等对推动学术研究有极大意义的简牍材料。主要有：1.剌麻湾木简。1945年11月夏鼐、阎文儒在武威县（今凉州区）南剌麻湾掘得有字木简7 枚。2.磨嘴子6号汉墓简。1959年7月甘肃省博物馆发掘位于武威县新华乡缠山村磨咀子的6号汉墓，出土简牍近500枚。这批简牍是西汉后期之物，主要内容是《仪礼》的部分篇章。武威仪礼简的出土和整理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在二十世纪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3.磨嘴子18号汉墓“王杖十简”。在该墓出土了松木简10枚。墨书隶体，字迹清晰，内容即是汉代养老尊老、尊礼高年“受王杖者”的规定，故被称为“王杖十简”。4.磨嘴子征集汉简“王杖诏书令”。内容类似“告地册”，与秦汉时期的神秘主义文化有关。5.旱滩坡19号晋墓木牍。这批简牍应是东汉初年之物，内容主要是律令条文，其中有些律文与优抚高年、保障农时、度田有关。

武威简牍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在数以万计的甘肃简牍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除了与其学术、文化价值有关外，还与其特点有关。武威出土简牍主要是随葬用的墓葬简，为丧葬目的而有意埋藏的墓葬简，其出土简牍历时丰富，跨越的时代较多。武威简牍包含有较丰富的语言材料，除有汉语材料外，还有西夏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材料。

（五）其他甘肃简牍。是指甘肃其他地方零星出土的简牍，主要有：1.甘谷汉简。1971年12月出土于甘谷县的一座东汉墓中。松质木简共23 枚。简正面抄录正文，墨书隶体。现存简文 964 字，内容为东汉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宗正刘柜因为宗室特殊权益不断受侵而上报皇帝的奏书，而后又以诏书形式于次年颁行天下，要全国一体遵行。甘谷汉简虽有残断，但首尾基本完整，反映了东汉后期宗室贵族和地方豪强官吏之间的矛盾。2.永昌水泉子汉简。2008年出土于甘肃永昌县红山窑乡水泉子汉墓群M5。经初步整理，简牍较为完整者700多枚，连同残损严重的残片大约1400枚。水泉子汉简的主要内容是七言本《仓颉篇》和《日书》。3.临泽黄家湾晋简。临泽黄家湾晋简于2010年出土于张掖市临泽县，有37枚，是一份西晋愍帝建兴元年十二月间对一起“兄弟争田”民事案件的审理记录，完整记述了一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简文内容涉及汉晋时期的占田制度、家庭与宗法制度、占物入官制度等若干经济史问题，对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4.玉门花海晋简。200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玉门花海乡毕家潭五凉十六国墓地发掘，出土木牍9枚，内容为衣物疏。

甘肃简牍的价值

甘肃简牍是秦汉时期的原始档案，几乎涉及人类文明、文化的各个层面，既有两千年前的文献典籍，又是古人孝文化、宗教文化、交通文化、饮食文化、医药文化、书法文化的体现。甘肃简牍的价值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1.补史、证史、正史价值

甘肃简牍尽管历史久远，很多残缺不全，但是它们作为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呈现了当时社会的原貌，具有补史、证史和正史价值。首先，甘肃简牍可以补充历史文献记录的不足。如1974年出土的居延汉简《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令》，是一份追查西汉广陵王刘胥集团谋反案的协查令，所记载的内容与《汉书》记载基本一致。但《汉书》内容很简略，而简牍则有较大补充，提供了追捕涉案人员的细节及广陵王集团成员与盖长公主集团成员之间的某些联系，为我们研究西汉中期上层政治集团内部的竞争提供了新的线索。其次，甘肃简牍印证了传世文献所记载的某些历史事实。如20世纪初，王国维的《殷先公先王考》《殷先公先王绩考》等就利用简牍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准确性。20世纪晚期学术界利用新出郭店楚简《缁衣》证明了今本《礼记》的可靠性，大大推动了近二十年儒学史、思想史研究的新步伐。第三，甘肃简牍可以修正某些史书的记载。今天我们看到的汉晋史籍，大都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流传，受书写者个人观念及辗转传抄的影响，部分内容存在错论在所难免，我们可利用汉晋时期的原始档案去纠正古籍错论。

2.文献学价值

中国古代，尤其是纸质文献出现之前的文献形态、书籍形态，是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简牍作为魏晋之前最普遍的书写载体，显然具有至为重要的文献学价值。甘肃简牍内容丰富，有官方文书、私人信件、法律档案，更有《仪礼》《论证》《孝经》等书籍材料，最大程度保存了汉代简册书籍的原貌，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简册制度、书籍制度，认识古代文献，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甘肃简牍中最为系统的书籍无疑是武威磨嘴子18号汉墓出土的《仪礼》简，该批简牍涉及七篇《仪礼》材料，它们的内容以及编写、书写、削改、题记方式都为我们了解古代书籍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居延汉简主要出土于边塞候望、关卡遗址，其中也仍有不少书籍简，如鉴别刀剑优劣的专著《相利善剑刀》，很可能就是汉代《相宝剑刀》的部分抄本。另外，还有《算数书》《九九表》、医药方、《仓颉篇》《急就篇》《论证》等书籍简以及各种形式的“历书”“干支表”等，都为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

3.档案学价值

相当一部分甘肃汉简在汉代即是作为档案保存的。河西屯戍汉简中有一种被称“楬”的简牍，顶端被削尖并涂以黑色或画上网格纹，中间穿孔，有的孔中还系有麻绳，这些楬即是挂于笥上以提示笥中物品的标签。通过这些标签上书写的“建昭二年十月书三年九月吏受府记”“鸿嘉二年五月以够吏会入官刺”等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标签所系连的笥中存放的物品正是甲渠候官这一机构中的文书档案，标签起到了对档案分类、标识以便核查的作用。而甲渠候官简牍中的一些出土于灰坑且明显被火焚烧过的简牍则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定期档案销毁制度。通过这些，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汉代的基层行政、社会风貌，更可以了解汉代的档案形成、保管、销毁的细节，这无疑可以补充我们对中国古代档案史的研究。

4.文字学价值

汉字形体的演变是文字学尤其是古文字学的重要内容。在文字研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各时期的文字材料不能够互相佐证。而数以万计的甘肃简牍无疑为我们提供大量各具特色的汉代文字资料，从而有力地推动汉代隶书及早期草书文字的研究。汉字是一套比较完整的符号系统，其成熟不晚于商代，到今天至少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形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总体趋势是形体由多变到稳定，笔画由繁到简，书写由随意到定型，逐渐走向成熟和稳定。汉字分为古文字和今文字两个阶段：大体来说，汉代以前为古文字阶段，汉代以后为今文字阶段。汉代处于两个阶段的交替过程中，主要字体为隶书，辅助有草书和行书。通过对甘肃简牍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汉字形体演变的轨迹——篆、隶、草、行、楷。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在中国文字变化较大的汉代完成了汉古文字的改造，开启了后世的草、行、楷书等字体。

5.书法价值

汉字是方块形体，有基本固定的笔画组合，但书写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改变形体结构，自然形成不同的风格，这就有了书法，并逐渐形成为一门艺术。汉代的书法作品，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早已失传，我们只能从碑刻、题字及残留的比卷中，看到它的风采，从文献记载的描述中，想象它的风格。甘肃简牍反映了当时文字的演变和书写水准，真实地保留了当时的原貌，通过对汉简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汉代书法演变的情况。

甘肃简牍记录了汉晋时期西北地区的璀璨文明和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点滴细节，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的重要资料，并深刻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目前发现的甘肃简牍，从时间上看，贯穿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十六国前凉、唐、宋、西夏、元等时代；从语言文字看，既有汉语，又有佉卢文、粟特文、婆罗米文、吐蕃文、西夏文等；从出土地点看，既有墓葬简，又有遗址简，其中遗址的性质也丰富多样，不仅有居延、敦煌那样的屯戍烽燧遗址，也有悬泉置、肩水金关那样的邮驿、关卡遗址；从具体内容看，既有各种行政文书，也有《仪礼》《论语》《仓颉篇》等文化典籍，及《日书》《遣册》、药方等反映民间神秘主义文化和社会生活礼俗的资料。这种时代、语言、内容的多样性，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出土简牍中是绝无仅有的。根据现有资料,甘肃有秦、汉、晋、唐、西夏五个时代的竹木简牍6万余枚。一个世纪以来这片神奇土地上出土的众多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历史长河中的朵朵浪花，既有大漠孤烟、丝路驼铃，也含礼仪信仰、衣食住行。作为研究古代西北文化和秦汉魏晋历史的重要资料，其形成了甘肃古代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