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福建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者
潘潮玄 原福建省人事厅副厅长
2016年凤凰卫视曾播出《我们一起走过——项南传》，片首插图，左边是项南与胡耀邦，右边竟是项南与我。惶恐过后静心思忖，不禁勾起一段几十年前随他一起经历的那些往事的回忆。
项南是解放思想的旗手
项南调福建省工作后，1981年初首次亮相省党代会，讲话的题目就是“论思想解放”。他以王维诗“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作引言，让福建老百姓有贴心感，也隐示他对乡情已心中有数。接着进入他讲话的主题，那就是突破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桎梏，提出因地因时制宜的“大念山海经”，建设“八大基地”的具体治闽方略。讲话以抒情式表达作为结束语：“闽之水何泱泱，闽之山何苍苍，若要福建起飞快，就看思想解放不解放”，画龙点睛。这个讲话让人耳目一新，也获中央重视。中共中央办公厅于当年5月14日将讲话印发各省市、中央各部委，并加按语：“项南同志1月20日在福建省党代会上所作的论解放思想的讲话，是一篇领导干部自己动手准备，不由秘书代劳的讲话。这篇讲话联系实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简明扼要，生动活泼，绝少套话、空话。现推荐你们一阅。”
图 |20世纪80年代项南与作者（左）在福建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会议室亲切交流
1月25日项南来到厦门大学考察。此时厦大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60周年校庆和制定1981―1990年发展规划。我正好在校党委领导下充任校庆筹备组和制订十年规划组负责人。项南认真听取汇报，他不是听一听讲几句走过场，而是当场答疑解惑，既出谋也出力。他赞赏厦大领导班子“先斩后奏”率先将厦大从原文理综合恢复发展为多学科研究型大学，也赞成我们的办学规模冲破当时全国高校不超过五千人的局限，从三千多人发展到万人大学。会后他还替厦大从厦门市和部队手中要回“文革”期间被占用的大片校园。同时提出并促成了由福建省与厦门大学“共建”政法与艺术两学院。厦大十年发展规划因项南建言与支持得以充实完善，终被学界认为是“我国高校最早具有战略意义的规划”（张建言《我国高校战略规划研究的基本特征分析》，《扬州大学教育科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项南首倡省校“共建”直至20世纪90年代己成为全国高校改革的时尚，“共建”创始人非项南莫属！
我们反映校庆筹备遇到的困难不仅是当时极端匮乏的物质条件，而在于庆典主轴是陈嘉庚还是鲁迅，各方难取共识。项南对此明确表态：陈嘉庚不只是爱国主义者，而且是共产党的诤友。这种不信神、不信邪的硬骨头精神与鲁迅是一致的，何况厦大是他创办的，他与厦大的关系是任何人无法相比的。项南一番话，坚定了校领导和主张正确意见者的决心，给心有余悸者以定心丸，也使持不同意见者心服口服。
今天矗立在厦大群贤楼前的陈嘉庚雕像，就是项南倡议并由他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请来时宜女士及她已在闽工作的师弟孙锡麟和李维杞合作完成的。
项南处事力求“认真”“彻底”。1982年6月9日，项南又在建南大礼堂以“弘扬嘉庚精神”为主题，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他将陈嘉庚精神从之前仅限于爱国主义，突破细分为爱国主义、革命精神和自强精神三个方面，丰富了嘉庚精神的内涵，提升了嘉庚精神的高度。若嘉庚先生在天有灵，当含笑而言：知我者，乃项南也！
面对早被毛泽东主席赞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嘉庚，由他一手创办的拥有一批饱学之士的厦大，竟对先生是“姓社”还是“姓资”，数十年未能取得一致的答案，岂不怪哉！厦大此时的思想状况，正是福建的缩影。实践证明：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中国的辉煌成就。项南高瞻远嘱，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要福建起飞快，就看思想解放不解放”。老吏断案，入木三分。项南无愧是高擎思想解放的旗手！
项南是“以智取胜”的高手
由于历史原因，福建工业基础薄弱，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在全国之后。项南认为：福建要在这样落后起点上走到全国“四化”前头，不能采取慢步式，也不可能采取腾飞式；唯有采取跨越式，即尽可能利用世界新技术革命成果来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跳过别人已经走过的某个阶段，以更高起点开始，争取时间，缩短差距，这是关系全省经济在本世纪内乃至下一个世纪的一项重要战略………福建当前的困难一是资金、二是人才。两相比较，人才更为重要。
图 |1989年全国引进智力展览会期间，项南在参观福建馆时，题写“以智取胜人才第一”
项南把人事制度改革提上重要日程。他在全省机构改革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到：大胆地、大量地提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改变我们干部队伍长期形成的那种格局，这是一场革命。如果这次会议能把我们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去掉，不拘一格用人才，福建走在全国“四化”前头就有希望。
根据项南提议，福建省人民政府成立了全国首个厅级的福建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与省人事局合署办公。我从厦门大学调任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副主任、人事局副局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的任务是引进省内外人才，搞活人才交流，开展人才学研究。依托“中心”还成立了人才研究所，并筹建人才研究会。我们曾建议由项南担任人才研究会会长，他说：我是很愿意的。可是之前已公开表态不担任何学会研究会领导了，不过你们活动需要我到会，我一定邀省委省府领导参加。他说到做到，1984年福建省人才研究会成立暨首次学术研讨会召开，项南如约带领省领导一班人与会，并作了《人才问题是头等重要问题》的精彩报告（《福建论坛》文史哲版第25期，第1页）。这次会议迎来众多贵宾，盛况空前。《福建日报》刊登相关报道，并将选出的理事会领导班子公诸报端。我发现在副理事长中，我竟排在首位并兼秘书长，与原呈报的排位不同。这令我惶惑不安，立生戒惧。事后得知是项南在呈报上把我的排位勾上去的。这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态，但却反映项南不拘一格、不拘常规的改革家风貌。
我到省里履职第一天，恰逢项南接见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陈鼓应，1935年生于福建长汀，系1970年代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推动者。项南十分重视对台工作，他的热情诚恳加之乡谊，让陈鼓应很受感动。会见后项南让我代表他当晚在闽江饭店设宴款待。陈鼓应下一站就是到厦门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想不到他的学术交流对象之一是我的爱人李淑媖。因她70年代末在《厦大学报（哲社版）》发表两篇为陈独秀平反的文章引起陈鼓应的关注。陈先生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在“老庄哲学”方面颇著盛名。后来他应邀到北京大学任教，也受聘为福州大学至诚学院顾问。
改革是一场革命。引进人才首先碰到的就是长期固有的人才单位、部门所有制。虽然福建省出台了《关于省外引进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有关待遇暂行规定》，对引进人才不受人事编制限制，人才本身及其随迁家属不受户口指标限制，给予安排住房、报销搬迁费、工资可以浮动等优惠，可是一省法规对外省并无约束力。国内生产黑白胶卷大厂——河北保定感光厂五位科技人员突破厂方阻挠，主动投奔与美国柯达公司合资生产彩色胶卷的厦门感光公司，引起一场风波。保定厂方派出包括一名警察在内的五人携带河北省领导致项南信来到福建追人。项南授意并让我出面接待解决。我表示：福建省和厦门市已应河北省要求劝说他们回厂，可是他们竟然宁愿当乞丐也不再回了。事已至此，难道我们能让警察把他们带走吗？后来我们终于说服了保定厂的来人。驻闽记者白京兆为此以《人才争夺战》为题在《光明日报》撰文披露此事。由于福建省先试先行，人才单位、部门所有制开始松动，人才隨着经济建设需要，出现了“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新局面。
图 |1981年，项南在基层调研联产承包责任制
由于积压多年未评职称，当年引进中高级人才的标准与实际已达水平并不相称。中级专业人才标准是中专毕业、技术员；高级专业人才标准是讲师、工程师。以这样标准计，从1983―1987年间，全省引进省外人才6350人，其中不少人引进后成为福建各级各类机构的科技骨干或领导，他们为福建经济起飞作出重大贡献。
不过在省外引进人才中，大部分人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响应国家号召，被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东北、华北、西北去的。30年后，他们又应故乡号召“老大回”。
人才价值核心在智力，项南主张要把引进人才与引进智力并举。当时，中国科学院无疑是国内最大人才库。应项南邀请，中科院院长卢嘉锡于1984年率领25位院、所专业骨干来到福建。他们经考察之后认为有兴趣、可合作项目不多，其中唯对厦门感光厂新引进“柯达”彩色胶卷有极大兴趣，可是因中美双方合约中有不得让第三方参与的规定，厂方与省、市主管领导不敢违约而未能与中科院签约。为打破这一僵局，我写书面报告给项南，提出若将中科院人员引进厦门作为中方一员，就不是第三方了。报告上午送去，下午就接到项南手批“同意”，并通知厦门感光厂负责人张景愚立即赶到福州与中科院签约。柳暗花明，不久后卢院长专程来闽和福建省长胡平签订了《福建省与中科院长期技术合作协议》。卢院长说：这是中科院和省、市签订的第一个合作协议。
当年中科院名声大，条件好，消息灵，人心思院、人心思定。虽然院方决定，凡福建需要，本人愿意，可以不转户口、家属不迁，一律放行。但舍得离职来闽的不多。所以只好以引智为主，即短期来闽工作一段，到期回院。据此，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派出80余名技术人员到厦门感光厂，从剖析原材料、掌握技术全流程，直至产品国产化，做出重大贡献。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化学所派出技术人员，大力支援湄洲湾炼油厂。当时中科院人员号称8万，其中科技人员只占一半，既要承担国家项目，又得面对二十多个省的求援，中科院有限的技术力量流向何方，何处先得“月”，就看各省的功力了。福建能捷足先登，是项南“以智取胜”的又一战果。
引进省外人才尚且如此困难，何况引进国外人才？1983年根据小平同志提出“引进国外人才，以利四化建设”的要求，中共中央成立了引进国外人才领导小组。
从国门紧闭到开放国门，首先要有路可循，有法可依。1984年夏，中央引进国外人才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张劲夫在浙江杭州西湖宾馆召开了引进国外人才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制定有关引进国外人才的法规。参加人员包括了国家有关部门如外交部、人事部、公安部、财政部、海关等，以及沿海几个开放省市代表。我作为福建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历时约半个月，草拟后经国务院颁发了8个条例，即《关于引进国外人才经费开支渠道和管理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对部分从外国聘请的专家给予待遇的暂行规定办法的通知》《引进国外专家入境出境居留旅行管理暂行办法》《引进国外专家工作保密暂行规定》《引进外国专家进出境行李物品暂行规定》《关于建立国外专家人才资料库的暂行办法》等。从这些条例涉及的部门和都是“暂行”的行文，可以想象，打开国门引进人才起步是多难呀！
在会上我介绍了项南对引进国外人才的重视，他曾利用春节邀请在闽外国专家和部分港台记者在闽江河畔橘子树下举办Party（派对），借力发力，让外国专家和记者扩大舆论宣传，以加快加大引进步伐。劲夫同志当场插话：项南敢做善做国外专家工作，对各省领导亲手抓引智工作很有指导意义，指示工作人员予以通报。
华裔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全美华人协会副会长倪英伟多次访闽，曾向我多次表示，项南在海外盛享美誉，可惜无缘谋面。我感到他是由衷之言，乃电告项南，经他同意将项南在京电话告诉他。不久倪教授从美国给我来信说：在北京饭店与项南晤谈约两个小时，项南对海内外大事了如指掌，分析透彻，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帅人才，中国若有更多像项南这样的人才，中国的发展一定会更快更好。
项南在人才工作上，从培养、引进到管理使用，从引进省外人才到引进国外人才，从引进人才到引进智力，屡有创见与创举，面对百废待兴的福建，他从人才第一入手，胜似“庖丁解牛”，牵一发而动全身。项南确是以智取胜的高手！
项南是脱贫致富的推手
项南引领福建从落后走向先进的过程，也是他大念山海经，让福建沿海开放、山区开发齐头并进的过程。他初到福州，就要求厦大、省社科院、省府经济研究中心分别做出闽台经济对比及追赶对策的报告。 项南离开领导岗位后，仍然惦念福建父老乡亲，其中包括念念不忘厦门自由港的进展。20世纪90年代初我赴京造访时，他知道我跟当时厦门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有师生之谊，从书橱拿出当年省委呈报中央争取将厦门列为自由港的报告，详细介绍当时谈话过程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和有关部门批示的意见，其中只因“货币自由兑换”这一条受当时条件限制，而改为“实施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项南认为“某些政策”可以理解为未确定范围，有很大伸缩回旋余地。事在人为，人贵有智，希望厦门市用好这个政策，能够把特区办得更特更快更好些。
图 |1984年2月，项南（前左二）陪同邓小平视察厦门东渡港码头
厦门市委领导在听取并接受项南意见后，经我通过同窗挚友厦大法学院教授、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会长陈安推荐，海内外数位有关自由港问题知名专家学者参加厦门市委召开的“进一步推进厦门实施自由港政策咨询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国际经贸分工深化，自由港已成为世界上普遍采取的战略抉择，并分别介绍了几个自由港成功建设的经验。至于对厦门推进自由港进展的建议，集中于应尽快争取地方立法权，同时要扩大腹地，以避免厦门地域太小的局限。因为从区位而言，厦门并没有绝对优势。
在厦门市委重新启动下，1992年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集美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支持厦门自由港建设决议；199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决议，授予厦门特区立法权。从此厦门因中央赋予实施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成为当时自由度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
项南虽然离开福建，但他离而不休，白手起家，创建起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扶贫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在福建脱贫致富的实践经验推广于全国。在他奔走呼号下，基金会筹得数亿资金，其中包括一批外汇；还组织沿海省市与西部相对贫困地区实行干部对口交流。1997年11月10日，已是79岁高龄并已卸任扶贫基金会会长职务的项南，上午应约到医院体检，下午5点在北京王府井饭店会见华侨金融家吴培基，8点又赶到中国大饭店会见闽籍印尼侨领李川羽，都是为扶贫基金会筹措基金。可是却在与李川羽会谈中，心脏病突发，骤然与世长辞！
我是在福建省立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从省委办公厅转来汪志馨大姐电话，才获悉这信息的，悲恸难抑，坐在病床上匆匆写下《悼项南》一文。项南是在扶贫路上猝然病逝的，他是福建、也是全国扶贫致富的推手！
图 |1994年，项南在闽西老区访贫问苦
我最后一次面见项南是1994年的事，那时他刚从福建回京，告诉我，这次回福建，应邀顺道到当年被他赞誉的“乡镇一枝花”晋江陈埭镇。殊不知刚走到村口就听到“噼噼啪啪”鞭炮声，心里明白这是干群出于真诚，但也有不好的预感。果不其然，人还未回北京，控告信已先到了。他讲得那么坦然，毫不把“谤我、辱我、骗我”的小人放在心里。
项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他也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项南为科学社会主义奋斗终生，也正如科学家牛顿是以真理的力量征服了人们，这乃是我等跟随他一起走过的感受，也是“仰之弥高”之所在！
2019年岁末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