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图看懂70年长三角人口增长省域差异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中国共进行了七次人口普查。在近70年间（1953-2020），长三角地区人口总量处于持续增长状态：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常住人口总量为10066.61万人，到2020年七普时增至23521.35万人，其中，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普至2020年七普的38年间人口规模增长超7000万，总增长率为46.2%，年均增长率为10.0‰，这一速度略高于全国同期水平。但分省市看，沪苏浙皖的人口呈现并不完全一致的增长特征与趋势。

长三角地区分省人口增长特征与趋势

以相近两个普查年份间的年均增长率为指标，以便更为科学地比较地区差异性。从整体趋势上看，长三角地区整体及江苏、安徽省人口年均增长率的发展趋势与全国较为相似，经历了先升后降再趋于稳定的过程，浙江前期形态与长三角基本相似，2000年之后开始出现明显“翘尾”，形态差异最大的是上海，基本与长三角及全国形势呈“逆反”趋势。

改革开放后上海人口发展进入快增轨道，2010年后增长趋缓

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其人口增长的动力不仅取决于稳定的内生增长，更关键的是来自于源源不竭的机械增长的外力作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上海市人口总量为620.44万人，1964年上海人口较一普增长了460余万，这主要归功于1958年嘉定、宝山、松江、川沙、南汇等十县划归上海。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困难时期的短暂停顿，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上海城市与人口发展再一次进入快增轨道。以1990年为界，1990年上海常住人口为1334.19万人，2000年达到1640.77万人，十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20.9‰，2010年常住人口达到2301.92万人，比2000年增加600多万人，年均增长率飙升至34.4‰，远超同期长三角全区和苏浙皖三省，这样的增长幅度和速度也大大超过了前两个波段。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将中国经济带入起飞阶段，城市化也因此进入了持续高涨阶段，1978-201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7.9%激增至近50%，平均每年递进近一个百分点，因此激发了数亿人的乡-城大流动，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也正是最强劲的人口引力中心之一。

2010年以来，上海人口激增已出现放缓的势头，2020年常住人口为2487.09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180余万人，年均增长率回落到7.8‰，这表示上海的人口增长进程已经进入了大城市成长周期的中后期，人口净增的幅度与人口增长的趋势走弱。上海“十三五”规划提出上海要缓解人口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紧约束之间的矛盾，到2035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以内。上海提出控制人口数量的目标，与城市承载力与管理息息相关，人口持续增加会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2020年七普时常住人口2487万人这个数字，这说明上海人口调控初见成效，这对于缓解城市人口压力，减轻上海的城市管理压力有着积极的意义。

江苏省人口增长形势与长三角整体及全国基本相似

江苏是整体数据形态与长三角及全国吻合度最高的省份。江苏历来是长三角地区人口规模最大的省份，1953年人口总量为3810.40万人，1964年为4168.84万人，年均增长率为8.2‰，远低于上海、浙江及长三角全区水平，仅高于安徽。但改革开放后面对人多地少的省情，江苏大力兴办乡镇民营企业，经济迅速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三普时江苏人口规模快速增长至6052.11万人，二普至三普十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20.9‰，一跃成为全区最高水平。三普至四普时年均增长率也基本与长三角整体持平。

至2000年五普时，受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十年间人口规模仅增长了300余万人，年均人口增长率仅为7.7‰，新世纪以来，每十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也稳定在7‰左右，至2020年七普时，人口规模为8474.80万人，十年间年均增长率为7.5‰，略低于上海及长三角全区水平，但仍比安徽高了5个百分点。

新世纪以来浙江的人口增长水平远超同期长三角全区和苏皖两省

受“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地形约束，浙江可耕作的平原面积较小，1953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规模仅为2283.48万人。二普时浙江人口增至2822.57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9.5‰，高于沪苏皖及长三角全区平均水平。三普时浙江人口规模为3888.46万人，二至三普间年均增长率为18.0‰，仅高于上海，但低于江苏、安徽及长三角全区水平；至四普时人口仅增加300余万人，三、四普间年均增长率为10.8‰。与江苏相同的是，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发展，五普时人口总量为4593.07万人，十年间年均增长率为8.1‰，在长三角域内仅次于上海、远高于江苏、安徽；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浙江更是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五普、六普两次普查间年均增长率达17.7‰，远超同期长三角全区和苏皖两省，这样的增长幅度和速度也大大超过了前两个波段。至2020年七普时，长三角整体人口经历着增速放缓的过程，但浙江十年间的人口增长率仍与上期持平，高达17.2‰。

1990年后安徽人口增长显著低于长三角其他地区，扮演着人口流出大省的角色

1953年一普时安徽省人口总量为3066.33万人，一普至二普间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7.0‰，低于江浙沪及长三角整体水平。1982年三普时安徽人口增至近5000万人，二普至三普间十年间年均增长率一跃至全区最高，这可能是由于安徽省历来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需要较多的劳动力，导致地区人民生育意愿较高，1964-1982年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22.8‰，至四普时1990年人口规模为5675.0万人。

改革开放后，由于安徽省距离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上海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较近，长三角发达地区对其的虹吸效应极为显著，因此安徽在长三角一直扮演着人口流出大省的角色。1990-2020年30年间常住人口总增长仅为7.5%，年均增长率仅为2.1‰，显著低于全国同期水平。其中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流出省外的人口达到962.26万人，外省流入人口仅为71.75万人，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安徽省常住人口总数为6103万人，净流出人口近千万人，是中国的流动人口第二大省，流出人口大省的“帽子”仍未能摘除，大量人口尤其是人才外流造成人力资源与人才资源的相对短缺，降低安徽省经济发展活力，制约社会创新力发展，进一步拉大安徽与江浙沪的发展水平差距。

表1 长三角三省一市历次人口普查时点常住人口总量变动情况（万人）

数据来源：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七次人口普查

图1 长三角三省一市1953-2020年历次普查年间年均人口增长率比较（‰）

数据来源：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七次人口普查

长三角各省人口自然增长均经历了高峰、下落、波动与低增长四阶段

人口学通常依据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的综合特征及其稳定性将人口增长分为“高高低”、“高低高”、“低低低”三种类型。本节依据长三角一市三省新中国以来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化趋势，将本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分为以下阶段：

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份的自然增长率的演变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增长、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断崖式下降、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高速增长、七十年代初的剧烈下降、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的平台期，随后自然增长率逐步跌落至千分之十以内，上海与其他三省变动趋势有所不同，但大体上新中国成立以来长三角各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均经历了高峰、下落、波动和低增长四个阶段。

1950年代上海人口的自然增长处于高峰期，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30‰，1954年甚至高达45.5‰，是人口转变周期的中期典型：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与上海不同的是，江苏、浙江在1950年代虽然也保持了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但较上海要低得多，平均自然增长率在20-25‰之间，且出生率低于上海但死亡率显著高于上海，江浙两省与全国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可能是这阶段上海医疗体系相对江浙两省及全国更为发达，且人口统计相对规范详尽，江浙两省及全国的农村地区的出生率数据可能存在出生的缺失与漏报。

1959-1975年是自然增长率快速下落时期。其中江苏、浙江1959-1961年因三年困难时期其增长率呈断崖式下降，自然增长率下跌至20‰以下的水平，1960年江苏自然增长率甚至跌至0.15‰，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点，浙江同年份也跌至10‰以下，这是由于现阶段江浙及全国都出现了极高的死亡率；与江苏、浙江及全国同期相比，上海1959-1961年也经受了困难时期的增长率短暂下挫，自然增长率下跌至20‰以下的水平，但并未出现死亡率暴增和负增长。

1962-1975年是上海自然增长率快速下滑时期，1963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23.3‰，到1975年跌至3.4‰的谷底。而江苏、浙江在1962-1969年仍在20-30‰之间波动之后也进入生育率快速下行的阶段，但人口自然增长率仍保持在10‰以上。此阶段自然增长率的下行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40年代战争的影响，处于育龄期的人口数量减少，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积极倡导和施行计划生育的结果。从自然增长率达到的低值来看，这一阶段上海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人口增长转变，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发展阶段，只是未臻于稳定。而江苏、浙江仍由人口转变周期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中期逐渐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发展阶段转变。

1976-1989年江苏、浙江、上海自然增长率出现小幅波动，先是一路上行，上海1982年均达到10‰左右，然后在8-10‰之间波动，1987年为8.6‰，到1989年又下降到5.9‰；江苏1981年上行至11.7‰；1984年又下跌至4.52‰，1989年再次上升至11.6‰；浙江1982年达12.37‰，然后在1984年跌至6.53‰，而后再次走高至10‰左右。安徽在同时期出现了一个“V”形的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但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这一时期，国家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长三角地区得到了较好地实行，出现自然增长率波动主要是由于历史时期人口波动的代际传递。

1990之后，上海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到了5‰以下，并在1993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从此进入负增长、零增长的区间。2020年上海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1.8‰，基本上维持了近二十年的零增长趋势。江苏、浙江、安徽三地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开始了下降过程，浙江也紧随上海之后进入人口低增长状态，自然增长率保持在3‰以下，江苏、安徽两省也在5-10‰之间低位波动。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人口出生率个别年份有明显回升，但与此同时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也会提高人口死亡率，两相抵消，人口自然增长仍处于低增长、零增长状态，对人口总量变化的影响相比于机械增长是微乎其微的。现阶段长三角一市三省已经完成了人口增长的转变，完全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发展阶段。

图2 长三角三省一市出生率及其与全国的比较（‰）

数据来源：全国及沪苏浙皖统计年鉴，部分年份用普查数据进行核对校验，下同。

图3 长三角一市三省死亡率及其与全国的比较（‰）

图4 长三角一市三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演变及其与全国的比较（‰）

数据来源：全国及沪苏浙皖一市三省的统计年鉴，部分年份用普查数据进行核对校验

长期来看，在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后期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储量趋向枯竭，农村人口迁移也开始衰退，城乡人口的比例再次趋向稳定。即使是在政策加码的“三孩时代”，长三角地区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已经是既定事实，出生率的继续下降，死亡率的平稳上升，也会导致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持续负增长并向零增长回复。

这种低增长一方面是地区人口出生率下降、老龄化程度加剧的表现，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在改变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也是国内人口迁移流动强度减弱的结果，整体结构性替代不足导致劳动力供给量不足，当前中国人口已进入低增长时期，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和相对量持续下降，劳动力供给也会减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使得农村就业机会增加，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真正转向有限剩余。2010年以来，以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沿海城市群对流动人口的引力作用有所转向，众多二线城市崛起，本地就业机会增加，也导致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对劳动力的自身需求逐年提高，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全面爆发，如武汉、西安、成都等内陆中心城市，近年陆续出台了一些吸引本省户籍人口返乡务工的政策措施，也从一定程度上截流了涌入长三角的外来人口数。

（作者程晨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本文感谢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教授的指导）

（责任编辑：吴英燕/图片编辑：陈飞燕/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