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文学博士、高级记者，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文化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长，现任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甘肃省委宣传部与兰州大学共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谐隐，在《文心雕龙·谐隐》中是两种文体，实际上，它们首先是两种言语，即刘勰在该篇中所说的“谐辞”、“隐言”，也就是诙谐之语，隐匿之言。
庄子是先秦诸子中最有谐趣的，他对谐言的理论探讨也引人注目。《庄子·天下》指出，天下“沈浊”，所以“不可与庄语”。“庄语”是与谐言相对的语言，它庄重矜持，一本正经，踱着循规蹈举的方步走向被表达的对象。胸次超迈的庄子是不能忍受这种语言的，他“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同前），嬉辞戏语，谑浪笑傲。庄子的幽默感不只是出自他的性格，更主要的是出自他对语言的哲学思考。在他看来，语言与所指称的事物永远有着距离，如果满脸严肃地运用语言，会使人们误以为语言就是事物本身，迷信语言，囿于语言，而不能超越语言去追寻它无法表达的“真意”。
“爱奇”的史学家司马迁是从另一个角度肯定谐言的，《史记·滑稽列传》云:“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天道”统摄万物，无所不在，谐言虽然只是琐屑之言，但可以指向“天道”，可以解决纷争。司马迁尽管不象庄子那样把谐言当作谈论“道”的唯一语言，却仍然承认它的“载道”、“解纷”的功能，为谐言的生存争得一席之地。
《文心雕龙·谐隐》这样解释谐言的合理存在:
芮良夫之诗云:“自有肺肠，俾民卒狂。”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昔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诛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又蚕蟹鄙谚，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载于礼典。故知谐辞隐言，亦无弃矣。
刘勰认为，谐言的产生是情感驱动的结果，有不同的“怨怒之情”，就有不同的“欢谑之言”。《荀子·乐论》云:“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人生而具有各种情感（荀子以“乐”作为代表），按照人的天性，要将它们渲泄出来，于是就有了音乐。刘勰的思路明显受到荀子的影响，只不过他所论证的是谐言产生的必然性。
从庄子到刘勰，谐言现象越来越受重视，谐言理论也向纵深展开。他们由外而内，由天地精神到人类情感，对谐言的发生、存在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切入。在这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由谐隐引发的笑声盈盈相贯，关于谐隐的理论也不绝如缕。
与谐言有密切关系的是隐语。
庄子同样是隐语的倡导者。他主张“以寓言为广”，而寓言就是一种隐语。他还在《天下》中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这种荒无际涯的语言并不直指对象，而是腾挪跳宕，曲折回环，所要表达的意思如云中月，雾里花，隐伏在层层帷幔之后。庄子不是要故弄玄虚，在他看来，“道”只可体悟，不可言传，既然语言无法径达“道”，那就不妨以婉转的隐语影射、象征，让人们在通幽曲径中观赏“道”的灵光。
司马迁笔下的滑稽之士都是擅“隐”高手。淳子髡、优盂、优旃等人，能够在人主面前摇动唇舌，纵横捭阖，秘诀只有一个，就是使用隐语。司马迁没有从理论上揭示隐语的特征，他的认识体现在对淳于髡等人的怎样运用隐语的记载中。通过这些感性材料人们可以看到，隐语是一种语言的韬晦，它闪烁言辞，暗度陈仓，在出其不意之中轻取目标。
《文心雕龙·谐隐》对隐语特征的概括是“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刘勰认为，隐语避开了语言与用意的正面对接，将用意埋伏下来，以曲折的比喻暗示事物，折射用意。他还谈到迷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貌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俗隐而显。”谜语只是隐语的一种，但隐语的特点最典型，它利用文辞的变幻，眩惑耳目，使人走进语言的迷宫，只有心思敏捷者，才能挑破云雾，揭穿谜底。
谐言与隐语是两种言语的表达，二者是交叉关系。很多谐言同时是隐语，但有的谐言是以隐语之外的方式取得诙谐效果的，如夸张、巧合等；很多隐语同时也是谐言，但有的隐语只是暗号或婉辞，并没有逗趣的意思，如《文心雕龙·谐隐》中提到的“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曲；叔仪气粮于鲁人，歌佩玉而呼庚癸”。古人十分重视谐言与隐语二者合一这种语言现象，“嘲隐”一词便是对这种现象的概括。在这个意义上，“谐隐”也可以看成一个词，它类似于“嘲隐”，只不过“嘲隐”用于嘲讽，而“谐隐”要宽泛些，还包括不带嘲讽意味的，谜语就是如此，所以，刘勰在《谐隐》中说:“君子嘲隐，化为隐语。”庄子就没有把谐言与隐语分拆开来，《天下》将它们揉合在一起论述；《史记·滑稽列传》中的人物，既是善“隐”之士，又是善谐”之士；《文心雕龙·谐隐》谈到“隐”时说:
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
隐语与谐言相为表里，谐言往往由隐语构成，隐语一般有谐言效果，它们都是“权谲”、“机急”的产物。
二
谐隐是语言的游戏。
这种游戏现象很容易为人们注意。《吕氏春秋·重言》:荆庄王立三年，不听政而好隐。”由于“隐”是一种游戏，君王耽迷于此，自然被视为玩物丧志。隐语又称“瘦语”，“瘦”即’搜”，意思是其义不可捉摸。《国语·晋语第十一》:“有秦客瘦词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韦昭注:“瘦，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东方朔曰，非敢试之，乃与为隐耳”“隐”的游戏在民间更为流行，如宋《武林旧事·灯品》载:“又有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1]这种活动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常常使朝野上下靡然向风，人们终日缱绻，乐此不疲。
游戏一般分为两类，一是体能的竞争，一是智能的角逐，谐隐属后一类。谐隐以语言为手段，巧布疑阵，暗设机关，唯有启动心智，点通灵犀，方能走出语言的迷魂阵。汉代刘向《别录》云:“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间，对者以虑之，可以无不喻。”[2]司马贞亦在《史记·滑稽列传》的索引中说:“滑,乱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语言一般都追求明晰，直接，一语破的，然而，谐隐既以游戏为目的，偏要让语言难以捉摸,造成语言与所指对象的距离，参与游戏的人甘愿冥思苦想，以寻求豁然开朗的愉快，同时也满足智能优胜的喜悦。班固《汉书·东方朔传》对东方朔的评论也可以看作是对谐隐的评论:
赞曰: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而杨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谐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非夷齐而是柳下惠；诚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似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撤开其中正统文人对东方朔及谐隐的偏见，这段话至少从两方面说明谐隐这种语言游戏的竞智取向:第一，不以“纯师、“纯德”为尚，不以“持论”为尚，只求“口谐倡辨”、“诙谐多端”，做“滑稽之雄”；第二，以“不穷”为“智”，在变幻莫测的语言魔圈中应会裕如，左右逢源。
谐隐中的谜语更是语言的智力游戏。因此谜语的一些术语就采用“智”字，如谜语的格式有所谓“神智体”，猜谜的形式，有所谓“对智”、“走智”。在这个语言的胜负场中，“智”是众人竟逐的目标。
被视为“智囊”的谐隐高手是这个语言游乐场里的明星人物。《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云:“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日‘智囊’。”以谐隐显示智慧，成了一些人安身立命的手段。他们虽然社会地位低贱，却赢得皇帝亲睐，受到百姓喜爱。这些人有的活着时就被抹上神秘色彩，死后更被附会上许多闻趣事，《汉书·东方朔传》就指出:“后世好事者固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他们不仅是语言的魔术师，而且是智慧之星。
三
古人又经常强调，要赋予谐隐以政治意义，让这种语言游戏政治化。
史学家的这一观念体现在他们对谐隐人物的记叙与评价中。晏子是春秋时著名的诙谐之士，一部《晏子春秋》，很多是晏子的谐隐语言与政治、礼仪、外交活动的结晶体。《史记·滑稽列传》赞赏的也是“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孟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淳于髡、优孟、优旃都是以谐隐之言进谏，为国家强盛、政治清明做出贡献的人，司马迁充分肯定他们“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
理论家则时时更明确地对谐隐提出政治要求。《文心雕龙·谐隐》认为，谐隐“意在微讽，有足观者”，“谲辞饰说，抑止昏暴”，又云:“会义适时，颇益讽戒；空戏滑稽，德音大坏。”在刘勰心目中，谐隐虽以“滑稽”为言，但不可缺少济时扶世之志，讽刺劝戒之意，如果一味玩弄辞令，不仅无益于时政，而且有害于语言。清代杨维桢还将谐隐的机弹与儒家倡导的“主文谲谏”的传统相联系，因为谐隐的“谲辞”体现出儒家含蓄美刺、温柔教厚的作风。他指出:
观优之寓于讽者，如漆城、瓦衣、两税之类，皆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勿烦手牵裙伏蒲之勃也。则优戏之使虽在诛绝，而优之功，岂可少乎[3]
优谏是在轻松愉快的语言游戏中对时政暗下针砭，它无须在国君面前苦苦哀恳，顿首号泣，却以回天倒日之力挽住狂澜，所以杨维桢感叹，“君子之论且有谓台官不如伶官”。
“台官不如伶官”，切谏不如优谏，直言不如谐隐，原因在于国君易于在游戏中接受意见。首先，谐隐委婉进言，“谈言微中”，可以照顾到君王面子，不会冒犯龙颜。其次，游戏瓦解了君王的对抗、戒备情绪，容易听取建议、批评。第三，游戏是一场竞争，其前提是所有参与者必须平等，这是一个潜在的规则，没有这个规则，游戏就无法做下去。在谐隐的游戏中，国君与优人暂时处于同一位置上，相为“诮戏”，甚至“狎狔”，《汉书·东方朔传》云:“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然而，“上伟之”，不以为怪。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与心境中，政治上的进言与纳言才会出乎意料地顺利。
谐隐不只用于讽谏，还用于刺世。人间的不平，世态的丑恶，社会的痼疾，尽可任情鞭笞。它绵里藏针，以柔克刚，在谈笑之间伸张正气。清代石成金《笑得好序》云:“予乃著笑话书一部，评列警醒，令读者凡有过愆偏私，蒙昧贪痴之种种，闻予之笑，悉皆惭愧悔改，俱得成良善之好人矣。因以《笑得好》三字名其书。”[4]“笑得好”是为谐隐刺世疾邪作用大声喝彩。
当谐隐用于讽谏、刺世时，就很难说是游戏政治化了，还是政治游戏化了。在司马迁、刘勰等人看来，政治应该永远是这种游戏的本位和目标，游戏只是手段和途径，也就是说，谐隐只有是喻世、醒世的语言才有价值。这种关于谐隐的思想在古代占着主导地位。
但是，也有人看法不同。晋孙楚《笑赋》曰:
有度俗之公子，总万物之细故，心仿佛乎巢由，以得意为至乐，不拘恋乎凡流。会亲戚于高宇，结宗盟于绸缪。所以交颈偃仰，推胸指掌，亢洪声于通谷，顺长风以流响，气参谭以相属，若将颓而复往。或顺嚬蹙俛首，状似悲愁，怫郁唯转，呻吟郁伊；或携手悲啸，嘘天长叫，迟重则如陆沉，轻疾则如水漂，徐疾任其口平颊，圆合得乎机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毁贱，倾倚叵我，彫声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调谑之巨观也[5]。
如果说强调谐隐的讽谏、刺世功能有儒学倾向的话，那么，孙楚的观点就有抗拒世尘的道家倾向了。文中的调谑公子玄览万物，心存境外，只以得意畅怀为乐，丝毫不为凡流所拘。他抚掌仰合，指斥挥洒，嬉笑怒骂，唯意所适，在他来说，谐隐是语言世界的超脱之域，笑林是尘俗天地的世外桃园。
这种以谐隐卓立尘外的思想，其实也是赋予谐隐以政治功能，是游戏政治化的另一表现形式。
还有纯粹以谐隐为游戏的。褚少孙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说明他增补该篇的动机是“可以观览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不掩饰他的目的就是游神扬意、嬉口娱耳。韩愈的游戏之笔——《毛颖传》受到很多正统文人的讨伐，有人甚至认为它“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朱子语类·卷一》），然而，也有人就是要欣赏它的谑戏“无实”。柳宗元在《读后题》中为韩愈辨护说:
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也。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酒，则罢惫而废乱，故有“息焉游焉”之说。不学操缦，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纵也[6]。
他认为即使是圣人也不排斥语言游戏。学者的生活刻板、枯躁，他们需要调节、休息,也就需要游戏。
着眼于谐隐的游戏功能，是让谐隐的目的返回自身，使谐隐成为自在自为的一种游戏语言，这种要求有它的合理性。不过，单纯的语言游戏是不多的，它不可避免地要与人们的现实情感、现实生活发生联系，所以，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意味、人生意味，或带有其他的生活知识与体验。即便是谜语，也是如此。如果能自觉地将现实的内容融入这样的游戏，使谐隐的功能多元化，那自然更有意义。其实，古人常常就是这样想的，至于有人激烈地排斥谐隐的功利性，只是为了矫枉过正，突出谐隐作为游戏的自足性，或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抵制名教对各个领域，包括谐隐这块地盘的侵犯。在明代还出现过以笑话为语言的本真状态，并将人生游戏化的思想。冯梦龙《笑府序》云:“经书子史，鬼话也，而争传焉；诗赋文章，淡话焉，而争工焉；褒讥伸仰，乱话也，而争趋避焉。……《笑府》集笑话也，或阅之而喜，请勿喜；或阅之而嗔，请勿嗔，古今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人笑柄。不笑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成世界。”[7]这里排斥了除笑话以外的其他言语，唯有笑话使人成为人，使话成为话，使世界成为世界。世界乃一大“笑府”，每个人都在给别人提供笑料，经书子史、诗赋文章、褒贬伸抑，全是鬼话、淡话、乱话，剩下的只有超功利的语言活动，也就是游戏活动。冯梦龙的观点虽然偏激，但在当时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
四
除了庄子等少数人，谐隐不论有怎样的功能和价值，在古人那里都不难改变它的品位:俗.
《文心雕龙·谐隐》认为谐不是语言的正流:“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若敬而不已，则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谐隐的地位相当于“九流”之中位置最低下的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技末道，刘勰还说:“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菅、蒯是茅草之类的东西，可做绳索，属粗物，而丝可为帛，麻可为布，属细物，它们有天壤之别。刘勰以菅、蒯比附于谐隐，虽然因它可“振危释惫“而施舍以生存权，但鄙夷之情溢于言表，即使是在明清时期一些知识分子推崇谐隐，但仍然不否定它的“俗”。如欣髯翁《笑林广记序》云:
主人异赋，倜傥英奇，不屑作小儒颦蹙态。弱冠即有志四方，足迹遍海内，故其闻见日益广，而谙练日益深。夫何颖秃研穿，经荒裘敞，而白衣苍狗，笑眼谁青？则又往往袭曼倩之诙谐，学庄周之隐语，清言惊四座，非徒貌晋人之风味，实深有激乎某中，而聊借玩世，此《笑林广记》之所以不俚鄙，用辑成书，亦足其一斑矣[8]。
谐隐之士倜傥风流，脾睨万物，人不可谓不奇；弱冠远游，飘然四海，识不可谓不广；清言一出，四座倾倒，才不可谓不高；愤激郁勃，寓庄于谐，气不可谓不盛；但是，既然它是谐隐，这就注定了言不得不”俚鄙”。可见，谐隐鄙俗是文人根深蒂固的看法。
谐隐除字谜在一些人看来有点雅趣外，其他一概被视为俗品，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种认识:
第一，谐隐的代表人物是俳优。谐隐并非俳优的专利，它起自民间，士人也偶或柒指，但是，由于俳优是以谐隐为谋生手段，这就容易使人听到谐隐便联想到俳优。俳优用语言为人主逗乐打趣，地位卑贱。为士人所不齿，即使是“滑稽之雄”，也不过是人们心目中的“玩物”。东方朔在谜语竞猜中“应声辄对，变作锋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汉书·东方朔传》），这是何等的风光！然而，他的屈辱地位是无法改变的，以致他“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同前），他十分骄狂，“自公卿在位，朔皆敢弄，无所为屈”（同前），但这种骄狂恰恰流露出他的自卑。与东方朔同时的另一幽默大师枚皋的遭遇及自我感觉也与东方朔相同，所以，《文心雕龙·谐隐》说:“于是东方、枚皋，餔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有悔”是具有才干的俳优的普遍心态，他们在士人轻蔑的目光下低矮下去，自轻自贱。有些俳优是由侏儒充任的，而在精神上，可以说所有的俳优都是侏儒。讽谏，干预时政，固然是他们提高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但终究无法脱离最卑下的位置。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难堪的事了，它使俳优沦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也给他们的“戏语”、给谐隐打上了耻辱的烙印。请隐成了语言世界的小丑，它在上流社会公开登台，往往会引起哄笑，这笑声中有开心，也有鄙薄。士人如果热衷此道，必然被讥为不自爱。曹丕《典论·论文》评价孔融:“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于嘲戏。”“嘲戏”成为孔融一大污点。韩愈作《毛颖传》，立即招致一场围剿。韩愈是有反抗精神的，他谏迎佛骨，临死不惧；因好为人师遭人非议，他作《师说》为自己辩护。但是，在《毛颖传》的问题上，我们就没有看到他本人理直气壮的反击。或许，他也受到“俳优”的影子的压迫。在那个时代，谐隐规定了俳优的命运，俳优也规定了谐隐的品位。
第二，谐隐常有悖于儒家传统。首先，谐隐是语言游戏，等级、礼规往往被忽视，这很难为儒家接受。礼是儒学的生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儒学的理论纲领和行为规范，不容迕逆。谐隐虽然能发挥讽谏、刺世作用，但正统文人仍对它心存戒心，有时甚至不惜斩俳优，灭谐隐。《孔子家语·相鲁》载:
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有顷，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孔子趋进，历阶而上，不尽一等，曰:“匹夫莫侮诸侯者，罪应诛。”请右司马速刑焉。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
孔子认为，在国君面前应该“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取，翼如也”（《论语·乡党》），岂能容忍一切目无君上、简傲无礼的行为。在他看来，俳优、侏儒游戏于国君之前，就是对国君的轻慢。孔子在夹谷之会上的举动显然有借题发挥的意思，但是，如果不把游戏与现实区分开来，谐隐对于君上的冒犯和轻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谐隐难以得到正统文人的无保留的认可。其次，谐隐往往不合中庸原则。虽然古人时时告诚要“谑而不虐”，防止谐隐冲垮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界限，但是，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却很困难，因为谐隐在其本性上就是一种或让人开怀大笑，或让人如坐针毡的语言，要做出“中和”的面孔，实是强人所难。《文心雕龙·谐隐》云:“以其本体不雅，其流易弊。”刘勰从“本体”上认识到谐隐的“倾回”性。谐隐肆意为言，无所遮拦，这种无度的言辞即使是用来讽劝，也是一双刃剑，既刺了丑行秽德，也伤了雍和厚重之道。谐隐既然与儒家精神有这样的冲突，当然只能处在“未流的地位上。
第三，谐隐是大众化的语言游戏。《文心雕龙·谐隐》对“谐”的定义是”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谐”就是“皆”，就是人可以理解、参与。《汉书·东方朔传》云:
朔之诙谐，施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
谐隐词浅事浮，大众口味，深得里巷百姓、山野牧竖的喜爱。《文心雕龙·谐隐》云:“观夫古之为隐，理周要务，岂为童稚之戏谑，后搏髀而抃笑哉。”刘勰意在强调隐语的实用性，但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它的大众性。而正统文人向来认为，只有深奥玄妙的东西才是精品，扬雄就是以艰深晦涩为雅的:“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 （《解难》[9]）扬雄的理论有些过激，因而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但是，“曲高和寡”是文人的共识。谐隐有那么多的欣赏者，自然是“下里巴人”了。
五
谐隐论绝不只是修辞论，它表达了古人的一种语言观，即语言除了实用性之外，还能用来游戏，这样的语言游戏可以是纯粹的游戏性的，也可以是与实用性配合的。
以语言的变化为娱乐方式的，并不仅限于谐隐，还有“回文”、“连诛”“藏头”、“短柱”、“辘轳体”、“璇玑图”、“截句”、“急说酒令”等等，它们以语言的显隐、顺承、颠倒、回旋、错综、反复、近似等为手段，来显示运用者的智慧、语言技巧或口齿伶俐。这些语言游戏，有的没有什么实用功能，有的则不仅指向现实，而且以游戏性强化了实用性。由此可见，作为语言游戏，谐隐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只是比较突出和具有代表性，才引起了理论家的特别关注。
成功的谐隐往往就是文学作品，谐隐语言也就是文学语言。谐隐以它的娱乐性、审美性及语言技巧，显示出文学的基本特征。其他的语言游戏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古人并不在意作为言语的谐隐与作为文学的谐隐的区别，二者是混一的，《文心雕龙·谐隐》中的“谐隐”，就既是“谐辞隐言”，又是文学体载。这种“混沌”，使谐隐的语言观为谐隐的文学观创立了基础，谐隐的文学观又刺激和推动了谐隐的语言观的发展。
尽管谐隐在古人那里等次不高，但是，他们关于谐隐的理论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谐隐论显示了语言观与文学观的进化。最初人们对语言的朴素认识是言必称物，每句话都有它的实用性，表现出单纯的，也是独断的语言功利倾向。谐隐论则告诉人们，语言有时是能超实用、超功利的，它可以用来欣赏、竞争，可以用来游戏。古人的认识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们又进而认识到，语言游戏虽然有背叛、超越实用的一面，但是，又有与实用相融相助的一面，或者是在实用的语言中渗入游戏色彩，以润滑和强化实用语言，或者是在游戏的语言中赋予实用性，以增添游戏语言的现实意义。文学则更当如此。文学是语言中游戏味道最重的，但是，它干预现实的力量并不逊于一般语言，有的甚至强于一般语言。古人在谐隐问题上表现出的思维弹性和理论张力，标志着语言观与文学观的自觉、自立。
谐隐开拓了语言学与文学的空间。一般语言大多以直通的方式径抵被指称的对象，“辞达而已”，而谐隐论则强调语言的“谲诡”，声东击西，有意造成与目标的疏离和延宕。语言的这种迂回既需要丰富的语言技巧来支持，又为这些语言技巧的发挥创造了条件。于是，语言的内在机制激活了，多种修辞手法调动起来了。文学以语言技巧为根本，这样的迂回也必然会给它注入活力。从更深的层次说，谐隐论对语言学与文学空间的开拓，还表现在它为语言与被指称的对象调整出适当的距离，同时也就为人们的审美调整出而必要的距离，让人们在优游不迫的心态中体悟对象，这种人生意境的创造，又会进一步开辟出语言学、文学的新天地。
谐隐论沟通了文人语言、文学与民间语言、文学。文人语言、文学与民间语言、文学是两大分野，它们虽然潜脉相通，但是，在人们的意识中却壁垒分明。谐隐源自民间，活跃于民间，虽有文人不时发生兴趣，但就其特征及流行程度而言，它仍是民间的。而谐隐理论则基本上是文人的，是文人站在自家窗口对民间的眺望。尽管他们的眼光里交织着复杂的内容，他们的评说也并不都准确，但是，这毕竟是文人与民间的有益交往，不仅文人从民间吸取了养料，强壮了自己，而且民间也因文人的介入而获得发展的机会。谐隐论所倡导的美刺精神、幽默作风、游戏趣味、婉曲方式，应该说是这种交往的硕果。
注:
[1]《武林旧事》卷二，四库全书本。
[2]见《诗赋略》。
[3]清鸣野山房钞本《东维子文集》卷十一。
[4]见《万宝全书·家宝》二集《人事通》。
[5]《历代赋汇》。
[6]《唐柳先生集》卷二十一，四部丛刊本。
[7]襟霞阁主人重刊本。
[8]清游戏主人纂辑，粲然居士参订，乾隆五十六年三德堂刊本。
[9]《全汉文》卷五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