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剑翘为父报仇,孙传芳血溅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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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剑翘为父报仇,孙传芳血溅佛堂

孙传芳是北洋直系最后一个大军阀, 1927年在南京东北部龙潭败于北伐军后, 一蹶不振。其后皈依佛门, 成为佛教信徒, 法号智圆。与做军阀时的外表不同, 做信徒后的孙传芳, 枯瘦平淡, 好似内心十分平静。如果没有其后的惊天一击, 孙传芳的一生走的就是从军阀到信徒的轨迹, 是一个“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的救赎故事。

孙传芳, 出生于山东, 小时候家境并不好, 父亲早亡, 与母亲及两个姐姐相依为命。后来二姐嫁给王英楷为妾, 这位姐夫成为孙传芳命中的第一位贵人, 其命运就此得到改变。

王英楷是袁世凯的亲信, 地位一度比段祺瑞、冯国璋都高。起先, 王英楷对孙家这门穷亲戚并无好感, 但在见到孙传芳小小年龄勤奋、刻苦、聪敏之后, 他开始有心栽培这个小妾的弟弟, 先是让他陪着王家子弟上私塾, 之后送入保定军官速成学堂, 再保送日本士官学校留学。1910年, 孙传芳毕业回国, 被派到北洋陆军湖北王占元部任教官, 并一度以代理身份管理军队。

1921年, 孙传芳遇到命中第二位贵人, 直系军阀吴佩孚。吴佩孚因王占元过于贪婪且无能, 借故把王占元赶离湖北, 之后命孙传芳接替其地位。至此, 孙传芳成为一方大员, 终于有了自己的人马与地盘。

1922年, 吴佩孚的直系与张作霖的奉系之间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胜利, 奉系失败, 梦想统一全国的吴佩孚开始着手布局不受控制的东南各省。受吴佩孚指示, 1923年孙传芳带军侵入福建, 掌握了福建的军政大权。1924年, 再从福建进攻浙江, 于当年9月将浙江据为己有。

1924年,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由于直系内部冯玉祥临阵倒戈, 吴佩孚没能等到部下孙传芳及萧耀南部北上救援, 兵败山海关, 部下精锐丧失殆尽。奉军其后入关进入山东, 再入苏、皖, 势力向南不断扩展, 与盘踞福建、浙江的孙传芳势力发生直接对抗。1925年9月, 孙传芳向占据苏皖的奉系军队发动奇袭, 并大败赶来救援的奉系“狗肉将军”张宗昌, 俘杀其部下施从滨 (施谷兰之父。关于施谷兰后将有介绍———编者注) 。到11月, 奉系不得不退出南方, 江苏、安徽及江西都落入孙传芳的掌控之中, 加上之前控制的福建及浙江, 孙传芳终于达到他事业的巅峰, 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

民国时的军阀, 在盘踞一方之后, 总是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割据一方, 搞好自己这块自留地 (所谓联省自治) , 尽量减少参与争端;二是对外扩展, 目标统一全国。占据五省后的孙传芳, 选择了前者, “能做一吴越的钱王, 就心满意足了”, 希望在他统治下的五省政治, 能像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钱镠治下那样得到自治, 经济文化在自己的保护下得以发展。

就在孙传芳做着“保境安民、联省自治”的吴王梦时, 1926年的夏季,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首当其冲的, 便是直系吴佩孚的湖北地盘。作为直系名誉上的头领, 吴佩孚要求孙传芳派军对北伐军作战。此时势力已大大凌驾于吴佩孚之上的孙传芳, 并没有及时派兵遣将, 而是暂做壁上观。

当时, 不少人远道来到南京, 劝孙传芳及时援救吴佩孚。除了说吴佩孚是他的上司、是直系领袖之外, 还说吴佩孚是个值得援救的人物。然而孙传芳却以五省尚未安稳为由, 不愿出大力支援。于是, 有一个劝孙援吴的人送给孙传芳一句话, “盖世英雄当不得一个骄字, 弥天大罪当不得一个悔字”。

事实上, 孙传芳当时的小算盘, 是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 自己得渔翁之利。只是他没有料到的是, 北伐军气势如虹, 在湖北击败吴佩孚之后, 乘胜进击孙传芳的地盘———江西。孙传芳虽然亲赴九江督战, 但还是一败涂地, 并于1926年11月狼狈逃回南京。

思前想后, 孙传芳觉得要抵挡南方国民革命军, 只有借助北方实力保存完好的奉系军队了, 于是乔装打扮独自跑到天津去见张作霖。张作霖一句“过去的事不要提了”, 一对过去的冤家变成了朋友。张作霖也成为孙传芳命中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贵人。张作霖除了在军火及财政上对其大力支援外, 还立刻派张宗昌南下与孙一起对抗革命军。

1927年8月底, 孙传芳部与革命军在龙潭发生大战, 损失4万余人, 兵败如山倒。孙传芳一蹶不振, 彻底投靠张作霖。

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后, 孙传芳失去了靠山, 只好依附张学良。他劝张学良与日本人搞好关系, 在东北养精蓄锐, 伺机窥视中原。张学良显然没有接纳他的意见, 于12月宣布“易帜”, 接受国民政府的管辖。孙传芳见势不妙, 在1929年1月逃亡到大连租界。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孙传芳觉得大连也不是安居之地, 于是携全家移居天津英租界, 来到他的宿命归地。

问:佛有十恼, 六年苦行、孙陀利谤、金枪、马麦、琉璃王杀释种、乞食空钵、旃遮女谤、调达推山、寒风索衣、双树背痛, 既然明心见性, 还有业障么?

答:自性中业障、福障了不可得, 古人云:“若欲忏悔者, 端身念实相, 诸罪如霜露, 慧日能消除。”自性中业障本来空, 本来空是业障, 古人云:“四大原无主, 五阴本来空, 将头临白刃, 犹如斩春风。”古人又云:“假使铁轮顶上旋, 定慧圆明终不失。”佛在世, 有二比丘, 一犯杀戒, 一犯淫戒, 心中觉得有罪, 去问维摩居士, 居士告彼等识取自性, 二比丘听一老尊宿唱, 推罪性了不可得, 二比丘豁然大悟。

以上一段僧俗问答, 是孙传芳与佛学大师月溪法师的对答。孙传芳问法师:就算佛祖也要受到各种折磨, 既然都明心见性、大悟大彻了, 如何还要受到报应?

月溪法师, 民国有数的佛学界大人物, 后来移锡香港。其回答的大意, 说人的本性里是没有孽障的, 故由于外部环境而造成的孽障, 是可以救赎的。

从事业上看, 孙传芳是个机会主义者, 这种哲学同样延伸到他的生活中。不知是否自觉到自己的戎马生涯杀孽过多, “弥天大罪当不得一个悔字”, 这位曾经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开始念佛诵经。由于他的经历及声望, 又得到不少跟随者。

“英雄到老终归佛, 名将归山不言兵”, 这是这一时期孙传芳喜欢挂在口头的话。炎热夏天, 他还喜欢在家门口摆上绿豆汤, 供行人免费饮用。1933年中秋, 天津《立时报》更是登载一篇《孙公馆缉贼赏米, 中秋夜乐善好施》的文章, 说是孙宅中秋夜抓获一名窃贼, 孙传芳不但没有将之送官, 还给了窃贼一些米粮。

到1935年末, 孙传芳的故事已经演绎为“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的架构, 看似有个满意的结尾。但是, 就像他曾经询问过月溪法师的那样:“既然明心见性, 还有业障么?”就算他已经皈依佛门, 愿意为善, 但是, 一桩往事, 一个执念, 却在那年末不但要他来偿还, 还将他的故事改写了。

更不堪的是, 他这个机会主义者, 还在故事中被置换了角色, 从主角被打成了配角。

故事的主角, 被一名叫施剑翘 (原名施谷兰) 的女子抢了去。

“深谷芳兰一枝春, 攀绝高崖凌碧空/纵有红花漫四野, 岂无绿叶染前峰/繁枝不怕春色浅, 根茂何愁冬土深/生就山中一根草, 只怕孤芳不惜春。”这首诗, 是民国时期一名叫施谷兰的女子16岁时所作。诗中嵌入自己的名字, 既有赞美兰花之意又有孤芳自赏之情。

施谷兰, 祖籍安徽桐城, 1905年在其父山东任上出生。虽然孙传芳也是出生于山东, 不同的是, 孙传芳出生时家里一贫如洗, 施谷兰出生时则家底丰厚。其出生之时, 其父施从滨已任清朝山东北洋军管带 (营长) , 1909年更升为少将加中将军衔。而她的叔叔施从云, 1912年辛亥革命之时, 与冯玉祥一起在北方发动滦州起义, 后被俘牺牲, 被民国政府 (追) 授衔上将。到1923年, 也就是施谷兰于天津师范学校毕业之时, 其父施从滨在奉系军阀张宗昌手下任军长。此时, 施谷兰与其家人居住在天津, 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1925年11月3日, 施谷兰之父施从滨被孙传芳所杀, 这一年施谷兰20岁, 作诗一首:“战地惊鸿传噩耗, 闺中疑假复疑真/背娘偷问归来使, 恳叔潜移劫后身/被俘牺牲无公理, 曝尸悬首灭人性/痛亲谁识儿心苦, 誓报父仇不顾身!”

1925年11月, 张宗昌派施从滨担任前敌总指挥时, 施从滨已高龄60。孙传芳多次告诫, 让他退出争斗, 老将军不但没有退出, 还孤军猛进, 结果被孙部包围, 不幸成为俘虏。孙传芳将其枪毙, 还曝尸城门。曝尸后无人敢领, 施谷兰委托其叔偷运尸体回老家安徽安葬。施谷兰发誓为父报仇, 从后来她的执著来看, 她把自己的青春及一生都捆绑在“誓报父仇不顾身”这句话上了。

之后, 施谷兰与其母董氏一起赶到山东找到父亲的上司张宗昌, 提了三个条件:破格提拔从小由施从滨抚养的堂兄施中诚;拿出抚养金给董氏;保送施谷兰的弟弟施中杰及施中权到日本留学。张宗昌虽然是个“狗肉将军”, 但对义气二字却很看重, 满足了施氏母女的三个条件。施中诚先是由排长提至团长, 后来更成为烟台警备司令。

按照施谷兰母女的本意, 是想施中诚官大后好复仇。没想到北伐后孙传芳不但投靠奉军, 还与张学良、张宗昌拜了把子。作为张宗昌部下的施中诚, 出于仕途考虑, 不得不拒绝施谷兰的报仇计划。失望的施谷兰写了一封长信给施中诚, 宣布断绝堂兄妹关系。

1928年农历九月十七日, 施谷兰在天津家中祭奠父亲。她的悲情感动了当时寄住在她家的军官施靖公。施靖公当即表示愿意完成施谷兰的报仇心愿。一对同姓人, 就这么结合到了一起。当时施谷兰已经23岁, 不久生下长子及次子。

转眼7年过去, 施靖公也官运亨通, 升至旅长。然而, 他已不想再提自己许下的复仇诺言了。1935年6月, 施谷兰对丈夫援手报仇之事感到绝望, “我不顾一切, 断然同他结婚, 谁知报仇的问题他不但不闻不问, 甚至不让我提一提, 他竟是一个自食其言的小人, 这时我才觉察到我自己又受骗了。这是我依赖别人报仇第二次失败。”于是, 施谷兰带着两个孩子 (一个7岁, 一个2岁) 离开太原, 回到天津旧宅。

那年中秋, 施谷兰在天津首次遇到孙传芳, 她将自己名字改为“施剑翘”。

“父仇未敢片时忘, 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 时机不许再延长。”“不堪回首十年前, 物自依然景自迁;常到林中非拜佛, 剑翘求死不求仙。”这些诗句, 都是施剑翘在刺杀孙传芳之前写好的。对施剑翘而言, 故事的脚本已经写好, 只等着按部就班地去执行了。

母亲的年老, 催促她加快步伐;弟弟从日本回来, 也嚷嚷着要亲手杀了孙传芳, 这既让施剑翘欣慰, 也让她担着怕, 倘若弟弟刺杀孙传芳有个意外, 这个家恐怕承受不起。

施剑翘决定即刻实施刺杀。执行的地点, 就在“常到林中非拜佛”的居士林。居士林是天津佛教徒听经讲经的一个所在, 也是孙传芳光顾的地方。

孙传芳自从在天津皈依佛门之后, 于1933年与曾做过北洋政府总理、下野在天津的靳云鹏共同出资, 在天津的东南城角购置清修禅院, 改为佛教居士林, 以便同道之人一起参修。靳云鹏做了居士林的林长, 孙传芳做了副林长。由于两人都曾是赫赫有名之人, 又能请动有名法师, 故到居士林领拜的信者众多。

1935年11月13日, 又到讲经之日。施剑翘化名进入居士林女居士之列, 坐在第二排, 正好在孙传芳的后面。就在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法师讲经之时, 施剑翘从大衣里拔出勃朗宁手枪。“枪一出袋, 我就照准孙传芳的右耳后打了一枪, 他立刻倒在太师椅的右扶手上。我又向他的后脑和后背打了一枪, 他的脑浆瞬时流了出来。”孙传芳当即毙命。

就在其他人惊慌失措时, 施剑翘从大衣里掏出事先拟好的传单, 一边散发给居士们, 一边大声喊道:“我是施剑翘, 为报父仇, 打死孙传芳, 一人做事一人当, 决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着我到警察局去自首。”

刺杀案轰动全国, “施从滨有女报仇, 孙传芳血溅佛堂”成为各报纸抢眼消息。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故事, 带着“侠女”、“佛堂”、“复仇”这些惹人的关键词, 引起全国各阶层广泛关注。孙施两家各请了有名的律师为自己打官司。

施剑翘入狱之初, 当时担任蒋介石副手的冯玉祥就找到自己副官施则凡 (施剑翘的堂弟, 勃朗宁手枪也是经由他到了施剑翘手里) 问明情况, 之后立刻派陆军中将鹿钟麟到天津, 要求赦免施剑翘并优待正在关押中的施剑翘。

从当时的法律上来说, 施剑翘的行为只能说是一种民间恐怖主义。按当时的刑法, 她应该受到10年以上或无期及死刑的惩罚。但媒体还是倾向于接受“侠女复仇”这个故事, 称施剑翘“为民除害”、“女权主义”。在其祖籍所在地安徽桐城, 女子学校的师生上街游行, 要求赦免其罪行。各界要求宽待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施剑翘先是被判10年有期徒刑, 之后再减掉3年, 其后, 在关押不到1年后, 于1936年10月由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免除刑罚。受害者孙传芳因其“军阀”身份而受到诟病, 不但丢掉性命, 连名誉也在大众对施剑翘的同情心里失去了。施剑翘有多好, 孙传芳就变得有多坏, 这样大众才能得到安心。

靳云鹏曾在《大公报》登文:“馨远系余劝其学佛, 平日作功夫甚为认真, 诚心忏悔。除每遇星期一三五来诵经外, 在家作功夫更勤。每日必三次拜佛, 每次必行大拜二十四拜, 所以两年以来神色大变, 与前判若两人。遭此惨变, 殊出人意料之外, 几使人改过无由, 自新亦不得……人非圣贤, 谁能无过, 要在知过改过。若努力改过犹遭不测, 则无出路可想。”为其辩护。

不过最终, 改过自新的故事, 没有能够胜过侠女复仇的故事。

1945年, 施剑翘40岁, 留下这样一首诗:“四十年来一梦长, 牺牲自我为谁忙?醒时顿觉佛缘近, 心印菩提万丈光。”1年后, 她皈依苏州灵岩山寺妙真方丈法师。那天, 是施从滨去世20年祭, 离刺杀孙传芳也已经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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