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怎么了（中）——从圣人之死到上帝死了

刘刚/文

复活苏格拉底

审判苏格拉底，陪审团500人，第一轮投票，280票对220票，法庭判他有罪，经他一番申辩，求死得死，遂以360票对140票被判死刑。

他没违法，却违背了“民意”，雅典要法律，还是要“民意”？

论法律，他不但罪不至死，且根本就无罪，甚至城邦还应当对他给予奖励，因为他是那么热爱这个城邦，为了使城邦获得真理，他那么尽心，且已竭力。

“民意”何等神圣！为何只要以“民意”就能控告一个公民？由三位雅典公民出面控告他“不敬神”，还搞个陪审团来公审。

在柏拉图看来，雅典用“民意”打造的民主，就是个“洞穴”。在“洞穴”里，形成了“囚徒世界观”，尔曰，洞穴外有天地，便危及囚徒共识——民意，洞穴民主制，是囚徒民治，乃民意统治的城邦，非法治之国。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反对这样的民主，欲以理想国取代被假象误导的洞穴，用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的知识王国的“哲学王”，取代基于囚徒共识的民意。

哲学，从苏格拉底起，就有着伟大的抱负，它参与政治，要造就“哲学王”。苏格拉底之死，是哲学的第一次受难。在这次受难中，哲学没有显示奇迹——诞生王者，他没有孔子幸运，孔子没有受难，在专制制度下成为了王者——“素王”。

苏格拉底的哲学追求与民主制冲突，究竟是他的哲学有问题，还是民主制出了问题？在哲学与民主制的冲突中，他视死如归，捍卫了哲学的尊严和价值。可民主制呢？似乎比苏格拉底的生命还要脆弱，在真正的毫不妥协的言论自由面前，它表现出了神经质的冲动，对一个无所畏惧的言论自由者，作出了最后的判决——饮一杯毒酒。

群众扼杀个体，可制度却未能战胜哲学。苏格拉底不惜一死，意义何在？不能简单指责他反对民主，实际上，他对民主制的基础，提出了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坚持个体性，还是服从群众？在行政方面，他也提出异议：应采用精英代议制，取消群众评议制。智者行政，专家治国，这一套公务员制的管理思想，也在他的抗议中萌芽。

现在，我们才懂得，检验民主制的试金石，应当是个体性。

群体性，是一切制度的基础。惟有民主，要以个体性为基础。真正考验民主制的，不是所谓全民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对自由个体的容忍程度。雅典民主制，没能经受住个体性的考验，它以人民的名义，杀死了苏格拉底，同时，它也就为自己敲响了丧钟。而苏格拉底，这位当年的人民公敌，如今，已是自由之父和民主的尺度。

苏格拉底好死了，可雅典还得赖活着，活在苟延的衰亡里。不管帝制，还是民治，当衰亡来临时，该死的都得死，这是无可奈何的，但那文明却令人惋惜，何以文明被野蛮打败，文艺之邦多受制于蒙昧军国呢？

总之，雅典败于斯巴达，留下个“修昔底德陷阱”，直到现在，西方人还深陷其中，成为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一个定式，而中国人却另有说法，叫做“圣人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一套，是圣人观里的话语，用的是天下观，而非国家观。

马其顿人，文明程度更低，冠以“野蛮”二字，亦当之无愧。但“野蛮”却统一了希腊，还出了一位“哲人王”，可见“野蛮”之于文明，能够后来居上。

按照理性人观点，文明战胜野蛮，公理战胜强权，乃势所必然，为信念所至，大势所趋也，但那大势，乃天下势，非一国之势，那信念，亦是人类信念，而非一族之念，故真思想者，非为一国思，而为人类之思，非持一族念，而立普世信念。

乱世出哲人，苏格拉底是雅典最伟大的哲人，也是雅典公民，值雅典衰落时，他横空出世，却无益于雅典富国强兵。由此可见，他的价值，不在雅典，而在人类，雅典兴衰，与他无关，但人类文明的进步，却被他以“苏格拉底之死”所撬动。

如果我们像阿基米德那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文明”，那么支点已经有了，他留给人类的一个至尊遗产，那就是“苏格拉底之死”——他自己的生命，如同献祭一般，献给了即将来临的新神，以此，做了一个撬动人类文明的支点。

他的神，不同于神话里的神，是哲学神，理念神，代表了道德律，代表了法的精神，也代表了科学理性，为后来“上帝死了”埋下了一个深远的伏笔。

他死后，做圣人之于古希腊，存在两条路线：一条线，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亚历山大，是一条从《理想国》到“哲人王”的路线；接下来，另一条线，从古希腊通往古罗马，从芝诺到西塞罗再到马克·奥勒留，也结了一个“哲人王”的果。

我们在这里，重点要介绍的，便是这第二条线——“廊下派的苏格拉底”路线。为什么称“廊下派”？这跟学派创立的地点有关，该派创始人芝诺，在雅典广场柱廊下讲学，故时人以“廊下派”称之，廊下，又称“斯多亚”或称为“斯多葛”。

这位芝诺，当然不是与苏格拉底同时的那一位，那一位，出生于意大利半岛南部，而这一位，则出生于塞浦路斯岛；那一位活在公元前五世纪，这一位则活在公元前二世纪。过了三百多年，希腊已然转衰，连亚历山大帝国都解体了，随之而来的，就是那“飞矢不动”的哲学定力也不见了，希腊化在变动中，城邦衰落后，帝国也崩了。

廊下派，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三世纪，活跃了五百来年。

对于希腊化世界而言，它已是理性的强弩之末，虽然闪耀着末世的回春之光，却已然不入其命运塌陷的膏肓，可它对于罗马来说，堪称一片文明的曙光。

苏格拉底死了，可哪能让他就这样死去？不是还有灵魂么？灵魂不死，必须复活！就像耶稣复活在十字架上一样，苏格拉底必须复活在哲学里，不但要复活在柏拉图的著述里，还要复活在廊下派的传承里。复活苏格拉底，成为哲学的首要问题。

廊下派的努力

在《廊下派的苏格拉底》一书中，有一篇维尔德特撰，徐健译，题为《芝诺与自然法起源》的文章，其中就提到：近来的学术研究表明，希腊化时期的哲学运动，大都围绕着阐述苏格拉底的哲学遗产而展开，每一种运动，都追尊苏格拉底为祖，并宣称自己解读了苏格拉底的真实版本。在这方面，廊下派也是不遗余力，为自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哲学谱系：苏格拉底-安提斯特涅斯-第欧根尼-克拉特斯-芝诺。

安提斯特涅斯同柏拉图一样，都是苏格拉底的弟子，苏格拉底临终前，他和柏拉图都在苏格拉底身边，后来，他与柏拉图分道而行，各走一路，柏拉图走的是纯粹理性之路，往形而上学去了，他走的是实践理性一路，走出了一条犬儒主义道路。关于犬儒主义的来历，据说是在一个名叫居诺萨格（Kunosarges）的体育场中讲学而得名，因为“Kuno”在希腊语中就是“狗”的意思，还有他的哲学实践，也主张活得像野狗一样。

在这方面，最著名的是他的弟子第欧根尼，他这位弟子，曾经懒洋洋的躺在街头，冲着亚历山大大帝就喊：别挡着我的阳光！还曾脏兮兮地来到有洁癖的柏拉图家中，一边踩着地毯，一边得意洋洋的说道：看我怎样踩在了柏拉图的虚荣心上。

芝诺跟这条线接上头，是通过第欧根尼的弟子克拉特斯，据说芝诺在一家书店里，读了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第二卷，便开始打听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在哪里可以找到？书店老板就要他跟克拉特斯走，就这样他成了苏格拉底遗产的传人。

就如同第欧根尼老是讽刺柏拉图一样，廊下派亦同学园派展开论争，作为学园派掌门的柏拉图传人阿尔克西拉俄斯与伊璧鸠鲁、芝诺同时，据说有人问他：为何有那么多的人离开别的哲学家而投奔伊璧鸠鲁派，而从未听到一个人离开伊璧鸠鲁派去投奔另一个哲学家？他的回答是：男人诚然可以变成太监，但太监再也不会变成男人。

在他看来，被偏移了一下的原子，就如同被阉割的太监，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状态——“男人”了，由此可见，他对“伊壁鸠鲁主义”是多么的厌恶。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也提到他与廊下派的论争，说他的哲学之所以特别为我们所熟知，就在于他反对斯多葛派。那么，他反对的是什么呢？

黑格尔认为，阿尔克西拉俄斯反对的，正是廊下派的真理观，因为廊下派主张，真理之所以存在，就在于思维对某一存在物表示赞同，或者把这个存在物变成一个被思维的东西，其原则就是：真理是思维表示同意的一个观念、一个内容，有思维性的想象就是内容与思维的结合，思维宣布这个内容是它自己的东西，于是，真理出现了。

阿尔克西拉俄斯针对的即此具体思维，具体思维产生具体真理，而真理的本质，要有普遍性，如何从一个个具体思维里，产生具有普遍性的真理呢？

这显然不太可能，对具体思维的“采纳”——有选择的兼收并蓄，或许能获得一个好的根据、一个好的见识，但无论如何也不能产生那普遍性的真理。

而芝诺的回应则是冲着柏拉图《理想国》去的，在《芝诺与自然法起源》一文中，《理想国》又被译作《王制》，在柏拉图那里，《理想国》是一个哲学的国度，而非神话的国度，是哲人的国度，而非诗人的国度，但其国度，仍以城邦为原型，以民族为根本。而芝诺的视野，已越出城邦与民族的藩篱，展望着一个人类共和国。

在芝诺看来，城邦也好，帝国也罢，都是失败的国家。就城邦而言，不但文艺之邦的雅典失败了，军国之邦的斯巴达同样失败了。帝国也如此，不但波斯帝国，还有亚历山大帝国，也都失败了，这些国家，都是以民族性为本位的，他要转变一下。

怎么变？从理想国向理性国，从民族性向人类性，从国家公民向世界公民，这一变化，被古罗马的普鲁塔克看出来了，在他看来，芝诺《政制》的要旨告诫我们，勿苟安于那些民族城邦，因其以各自的正义原则，划定彼此界线，以致分裂，且纷争不已，这是国家的非理性的不幸，是国家失败的根本原因，那么理性的国度又如何呢？

普鲁塔克告诉我们，芝诺是这样说的：正相反，我们应该把所有人都视为我们的民众同胞和公民同胞，只应存在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秩序，就如同牧群同牧一处，受共同法培育。对此，普鲁塔克作了这样的评价，说：芝诺写到这儿，仿佛是一位哲人，正在将那已经安排好的政制开启，一展其如梦似幻而又富于理性之美的心灵的愿景。

这样说来，芝诺所思，很有点中国人的“大一统”的味道，只是说法有所不同。中国人说的是“天下为公，人类大同”，把它说成了“尧舜之道”；而芝诺的说法，则是人类城邦和世界公民，这是康德《历史理性批判》中的一个提法，可芝诺说得更早，早了两千多年，也可以说是，由芝诺开了个头，从雅典说到罗马，从哲学说到神学，从西塞罗说到康德，使苏格拉底复活，不但复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也在他的理性国里。

他的理性国，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一个结合，不是纯以理念，而是基于自然法。纯以理念，只能产生理想国，基于自然法，才能形成一个将最高理想同普遍理性相结合的国家，尽管在自然法方面亦以苏格拉底为榜样，但其思想所接过的那一棒，是从亚里士多德来的，他以自然法接力成就了一个理性国家。

程志敏在《古典自然法概览》一文中，称亚氏为“自然法之父”，于《修辞术》中，率先把“自然法”作为普适于所有民族的不变之法，形成“共同法律”，亦即后世所谓“万民法”或“永恒法”，一如也是廊下派的罗马哲人西塞罗所言：自然法，乃最高法律，它适用于所有时代，产生于任何成文法之前，产生于任何国家形成之前。这样就为国家起源，找到了一个逻辑的起点，芝诺的《政制》，就建立在这个逻辑起点上。

这是芝诺的一大贡献，他提供的那个自然法的逻辑起点，可通古今之变，不仅前承苏格拉底，并使之复活，而且后启洛克，使古希腊在近代欧洲复活。他为苏格拉底之神，建立了自然法的支撑，因而特别青睐自然法的神性，声称“自然法是神圣的”，可以等同于“神法”，也可以说是“自然中的理性”。

芝诺认识苏格拉底，是通过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书中提到了苏格拉底令人信服其神的论证方法，也就是证明从“人类的理性”中可以推导出“自然的理性”，以此确认，“自然”就是“神”，或“神的实体”——那散布着恒星的苍穹。

还有一论证，也通往苏格拉底，那就是确认道德理性神圣，从星空转到心中，由自然法转入道德律，表现为“天意决定论”，表现出“天赋人权”原则。

“天赋人权”是从自然法里来的，最早由芝诺提出，记得洛克在《中国笔记》里曾经说过“天是中国人的上帝”，对于廊下诸子来说，这句话同样适用。“天赋人权”之于古典时期与近代欧洲有所不同，若以洛克的说法，以“天”为无神论的标志，那么近代以来的“天赋人权”就应该改改了，改成“神赋人权”才对，否则便如中国，有无神论的嫌疑。若在古典时期，未经基督教洗礼，“天”便有着自然神和理性神的属性，这就如同莱布尼茨谈到中国人的“天”时所认为的那样了。

如果说“天意决定论”看起来好像中国人的天命观，那么“天赋人权”就有点“天听自我民听”的意思了，不同之处在于，近代以来的“天赋人权”多了个基督教的神学背景，人必须面对哲学上的最高存在和神学里的唯一神——上帝，在上帝面前，人的个体性与人类性统一起来，统一为“人权”，而廊下派的“人权”里面，就没有那些基督教的宗教因素，有的只是从赫拉克利特到苏格拉底的自然神和理性神的哲学背景。

而中国人的天命观，则是“上帝死了”的替代，也可以说是周人以“天命”革了殷人“上帝”的命，由此看来，同样是“天赋人权”，中国人的天命观同廊下派的自然法更为接近，都有那么点自然神与理性神的味道，背景里都没有那位人格神。

中国传统里，有天命、天道、天理，就是没有天主，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想在中国文化里加上一位天主，结果受到罗马教皇和中国皇帝的两面夹击，终于失败了，可惜的是，他们起错了话头，若起个自然法的话头，彼此间或能会心一笑。

自然法在欧洲，兴起于古希腊，流行于古罗马，收获于近代。

有人做过这样的比较，例如清人徐继畬，在其《瀛环志略》里，称希腊为“泰西之邹鲁”。“邹鲁”为孔孟故乡，乃古典文艺之邦。又说“罗马像周朝”，就大体而言，其历史的时空相似，它们在历史上寿命都很长，而且都由西至东，分为东、西两时期，西周和西罗马相似，东周和东罗马相似。而罗马之东都君士但丁，则比于东周洛邑。

不但寿命长，而且地盘大，罗马帝国到底有多大：往北拓土于日耳曼诸部，至波罗的海；向南征服阿非利加北部的北非各国；西并佛郎西即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至大西洋，跨海至英吉利三岛；东辟希腊诸部以及希腊化世界的西亚，纵横千万里，跨越欧罗巴、亚细亚、阿非利加。西、东罗马帝国，适于汉、唐帝国同时，却与汉、唐不同，它没有形成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国家，而是“建都城于罗马，诸国仰之如周京”，可罗马并未像周朝那样分封，也没像汉、唐那样中央集权。治理如此大帝国，靠什么？靠法。

自然法的精神国家化，就诞生了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家罗马。因此，罗马对于文明的贡献，不是征服世界，而是罗马法。

廊下派自然法之于罗马，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共和国时期，代表人物为西塞罗，另一个是帝国时期，代表人物是罗马皇帝奥勒留，一位帝王哲学家。

如果说亚历山大为古希腊哲人王，那么奥勒留也是，但属于古罗马，两人的气质不太一样，亚历山大的气质是史诗性的，类似阿喀琉斯，一往无前，青春无敌。而奥勒留的气质则是哲学化的，奔驰于帝国征途，已然所向披靡，但其深谋远虑中有一种忧郁，神似哈姆雷特，留下一本《沉思录》，仿佛在说：生还是死，是个问题。

亚历山大怀着一种世界主义的理想，向东，向东，再向东，来到世界屋脊下，他也许认为自己到了世界的尽头，不知前面还有个中国，便掉头而归；奥勒留也被世界主义鼓舞着，但他同亚历山大不一样，亚历山大还有大一统的梦想，还想做个希腊化世界的帝王，而他更愿意做的，则是从帝国退隐，去做一个世界公民，他已知世界的尽头有个中国，于是，步亚历山大后尘，一路向东，陆路受阻于帕提亚，便改走海路，公元166年，罗马使团抵达洛阳，东西方握手了，这是第一次。

这两个伟大的帝国是那么相像，它们彼此神往，互相欣赏。

日本人高山岩男，在其《文化类型学》中指出：中国文化和罗马文化相似，二者都把国家的政治建设作为文化活动的终极目标，都使文化从属于政治；在罗马有水道，在中国则有大运河和万里长城；罗马有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法律，在中国则有以天道为基础的律令，天道就是自然法；在罗马有斯多葛派克己禁欲，听天由命的处世哲学，在中国则有儒教的克己复礼的处世哲学；中国、罗马都是现世的、合理的和世界主义的。

放眼世界，他还确认，在古代西方世界，有希腊和罗马两种类型的文化；在古代东方世界，则有印度和中国两种类型的文化。相比之下，印度与希腊相似，都崇尚思辨，具有哲学的性格；而中国则与罗马相似，都注重实际，具有政治的性格。

只可惜，这两个帝国都好景不长，处于衰落之中。不久，奥勒留便染疫而亡，他在《沉思录》里留下了自己的心声，从那心声中，我们仿佛耳闻苏格拉底的回音：啊！我听到了一个声音，那是神的命令。那声音，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天命。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