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应该成为一个城市的外乡人｜萨拉马戈诞辰100周年
若泽·萨拉马戈
1922年11月16日-2010年6月18日
100年前，也就是1922年的今天，作家若泽·萨拉马戈诞生。
这位在疫情期间因其小说《失明症漫记》与《复明症漫记》而被反复阅读与谈论的作家，在1998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认可——“他那为想象、同情和反讽所维系的寓言，持续不断地触动着我们，使我们能再次体悟难以捉摸的现实。”
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萨拉马戈坦言创作《失明症漫记》的原因：“《失明症漫记》是对人类理性失明的譬喻……我的信念很简单，我相信世界会更好，而且很容易就会让它变得更好。这个信念引导我说，我不喜欢现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
2010年6月18日，87岁的萨拉马戈于兰萨罗特的家中逝世。当时的葡萄牙总理若泽·苏格拉底感叹：“他的消失使我们的文化更加贫瘠”；葡萄牙街上到处张贴了萨拉马戈放大照片制成的海报，上面用雪白的字写着：obrigado, José Saramago，谢谢，若泽·萨拉马戈。
在生命中最后那段岁月，萨拉马戈一直在更新个人博客“萨拉马戈的笔记本”，他亲自更新的最后一篇，更新于2010年2月，探讨了法律与正义的问题；而由他授权萨拉马戈基金会每日更新的博客“萨拉马戈另外的笔记本”，更新停留在他去世前半个小时。这篇最后的博客里，萨拉马戈仍在呼吁——“我们缺的是反省、思考，我们缺乏思想的劳作，对我来说，如果没有理念，我们就什么都不是。”
在萨拉马戈诞辰100周年，我们摘选1998年《巴黎评论》对萨拉马戈的采访，以此纪念。
东泽莉娜·巴罗佐 采写
王渊 译
1998年10月8日，在连续几年出现在非官方的热门候选名单后，若泽·萨拉马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葡萄牙人。在被问及获奖感言时，他说：“我并不认为诺奖获得者的义务等同于选美大赛的冠军，要出现在各处闪光灯下。我并不期望获得那种宝座，当然，我也不能如此。”
若泽·萨拉马戈1922年出生于葡萄牙中部里巴特茹区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全家搬到里斯本，父亲当警察为生。少年时期的经济拮据使得萨拉马戈不得不从一所普通高中转入技校，之后辗转从事各类行当，还当过技师，之后才全职写作。
童年时期的萨拉马戈
1947年，时年24岁的萨拉马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罪恶之地》。此书原名《寡妇》，出版商将其改为现名，希望惊悚的标题能增加销量。萨拉马戈后来表示，在那个年纪他对寡妇和罪恶都一无所知。接下来的19年他并未发表任何作品。
1966年他的首本诗集《可能的诗》面世；接着1977年发表了第二本小说《书画手册》。六七十年代萨拉马戈还活跃在新闻界，短暂担任过《消息日报》的助理主编。日子尤其难过时，他还以法语翻译为生。1969年他加入葡萄牙共产党，此后一直是坚定不移的党员，他的写作也一直与社会评论和政治紧密相关。
青年时期的萨拉马戈
1974年康乃馨革命后，随着1980年《平地而起》的出版，萨拉马戈终于确立了自己小说家的身份。这个关于葡萄牙阿连特茹区三代农民的故事不仅获得了广泛关注，而且还赢得了里斯本市奖。
1982年的《修道院纪事》则让他的声名在国际上一飞冲天，这本书于1987年成为他首本进入美国的小说。他的下一部长篇《里卡多·雷耶斯离世之年》获得了葡萄牙笔会奖和竞争激烈的不列颠独立外国文学奖。《石筏》延续了他的成功，这本书用奇幻的方式对欧洲竭力证明自己的欧洲性进行了批评，书中伊比利亚半岛从欧洲断裂开来，沿着大西洋航行搜索自己的拉美和非洲之根。
1989年《里斯本围城史》出版，萨拉马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本书的主角莱蒙多·席尔瓦有很多他本人的影子。莱蒙多是一位离群索居的中年校对员，他喜欢上了自己的上司，那位年轻迷人的主编让他摆脱了情感上的平庸。和接下来的所有书一样，这本小说献给了他的妻子西班牙记者皮拉尔·德尔·里奥，他俩于1988年结婚。
里斯本的街头涂鸦，萨拉马戈与皮拉尔夫妇
1991年萨拉马戈出版了《耶稣基督福音》，获得葡萄牙作家协会奖，并取得欧盟文学大赛阿里奥斯托奖的提名。然而，葡国政府屈服于自身的保守元素以及来自天主教会的压力，禁止该书参加比赛。“这完全没有道理，”萨拉马戈抱怨道，“这种事情竟然会出现在已经完全民主的葡萄牙。难道有哪个政府可以证明这样野蛮的行为是合法的吗？这让我非常痛苦。”
这次争议过后不久，萨拉马戈和妻子就离开了自己居住了大半生的里斯本，搬去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兰萨罗特岛，他们的三条狗——一只猎犬和两只中型狮子狗——依然陪伴在他们身边。他们在妻妹的房子旁边自己盖房子居住。搬家至今萨拉马戈出版了两本小说：《失明症漫记》，一本关于现代人的愚蠢及伤害人类同胞能力的阴森寓言，以及《所有的名字》。他还发表了五卷《兰萨罗特日记》。
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式
本次采访时间是1997年3月一个明媚的下午，地点在他兰萨罗特的家中。他正在等待成为这座岛屿的养子（兰萨罗特“收养”萨拉马戈的仪式于1997年12月22日进行。萨拉马戈在仪式中表示：“能有另一个父亲和母亲总是件好事，而现在兰萨罗特就是我的另一个父亲和母亲。“）。他的夫人皮拉尔领着我快速参观了房屋，包括他的书房：一间整洁的方形房间，摆满了书，桌子正中摆放着他的电脑，用他的话说那是“一部卓越的机器”。二层正在建一间更大的办公室，透过落地窗能欣赏到卡门港，临近的富埃特文图拉岛，还有兰萨罗特的海滩和金属般的蓝天。谈话偶尔会被装修声和狗吠打断，皮带套着的狗儿拖着皮拉尔到处跑。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萨拉马戈犀利的幽默感，还有他会努力让客人感到放松。“我亲爱的”，我们谈话时他经常这么说让我安心。
——东泽莉娜·巴罗佐，一九九八年
文学
增加了世界人口
《巴黎评论》：您想念里斯本吗？
若泽·萨拉马戈：这并不完全是想不想念的问题。如果想念真的如诗人所说是一种情感，让人毛骨悚然，那么事实就是我并不会脊骨发冷。
我也会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在那儿有很多朋友，时不时也会到那儿去，但是现在我在里斯本的感觉就是我再也不知道该去哪儿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在里斯本生存。在那儿待几天或者一两周的话，显然我会拾起过去的老习惯，但是我总是想着尽快回这里来。我喜欢这个地方，喜欢这里的人，我在这里过得很好，我不认为我有一天会离开。唔，我会离开，说到底我们有一天都得离开，不过我绝不会自愿离开。
《巴黎评论》：当您搬到兰萨罗特，远离您生活和写作了那么多年的环境后，您是立即适应了这里还是想念过原先的工作环境？
萨拉马戈：我很快就适应了。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折腾的人。无论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是好是坏，我一向不会大悲大喜。我只是经历那些瞬间。当然，如果我感到悲伤，我会悲伤，但是我不会……这么说吧，我不会找法子刻意变得有趣。
我正在写一本书。向你讲述我忍受的折磨，塑造角色的困难以及如何进行细微的复杂叙述应该会更有趣些。我想说的是，我尽量自然地做自己要做的事。对我来说，写作是一项工作。我不会把文章和写作行为分开，好像它们是两件毫不相关的事。我一个接一个地安放词语，或者把一个放在另一个之前，讲述一个故事，说我觉得重要或者有用的事情，至少是对我重要或者有用。就是如此。我认为这是我的工作。
兰萨罗特岛
《巴黎评论》：您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您每天写作吗？
萨拉马戈：当我写作的东西需要连贯性，比如一部小说，我就会天天写。当然，家庭和旅行有种种方式打断这一过程，我自然受限于此，不过除此之外还是很规律的。我自律很强。我不会强迫自己每天工作多少小时，但我会要求每天完成一定量的写作，一般来说是两页。今天早上我的新小说写了两页，明天我会再写两页。你也许会认为一天两页并不太多，但是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写别的文章、回信，等等。另一方面，每天两页积累起来一年就有将近八百页了。
说到底我是个挺正常的人。我没什么怪癖，也不搞戏剧化。说到底我不把写作过程浪漫化。我不会说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受了多少苦难。我也不会怕白纸，怕灵感枯竭，这些我们总是听闻作家有的毛病，我一个都没有。但我会遇到做其他任何工作的人都有的困难。有时候写出的东西不对我的胃口，又或者根本就写不出来。要是出来的东西不像我期望的那样，我只能委屈自己接受现状。
《巴黎评论》：您在电脑上直接写作吗？
萨拉马戈：是的。我最后一本用老式打字机写的书是《里斯本围城史》。事实是，在适应键盘方面我没有任何困难。与通常人们所说电脑会改变人的风格相反，我并不认为它改变了任何事情，尤其是像我这样使用的话，就当它是打字机。要是我还有打字机，我在电脑上做的事会和在打字机上做的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现在更整洁、更舒适也更快。一切都更好了。电脑对我的写作没有负面影响。这就像是说从手写转到用打字机写作也会影响风格，而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词汇，在电脑上工作怎么会改变这些东西呢？
不过，我依然与纸张和打印纸保持密切的联系，自然我也应该这么做。我完成一页后总会打印出来。要是没有打印出来的纸张我就会觉得……
《巴黎评论》：您需要可触碰的证据。
萨拉马戈：对，就是这样。
萨拉马戈的书房
《巴黎评论》：您每天写完两页后会紧接着改动吗？
萨拉马戈：完成一篇文字后我会整篇重读，通常这时会有一些改动，比如有关具体细节或风格的小改动，或是把文稿改得更加精确，但是从没有大改动。我写出的第一稿中大概有九成会保留不变。不像有些作家，我不会先写一个20页的摘要，然后变成80页，再变成250页。我不会那么做。我的书从开始就是书，以此为基础发展。现在我的新小说写了132页，我不会试图把它变成180页，它们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些页中也许会有改动，不过不是那种大变动，像是把第一稿中的东西最终变成另一种形式，无论是长度上还是内容上。我所做的修改只是为了让书变得更好，没有别的了。
《巴黎评论》：所以您开始写作时就有明确的想法。
萨拉马戈：是的，我很明确自己想写什么，还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怎么写。不过这从来不是一个严格的计划。到最后，我想说的都是我想说的话，不过在这个目的下会有弹性。我通常用这个比方来解释我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我想要从里斯本到波尔图，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直走过去。我甚至可以经过白堡，这看上去很荒谬，因为白堡地处内陆，差不多到了西班牙边界，而里斯本和波尔图都在大西洋海岸。
我想说的是，我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路线总是曲折的，因为它必须伴随叙事的发展，不知哪儿就会需要一些原先不需要的东西。叙事一定要符合特定时刻的需求，这是说没有什么是预定的。如果故事是预定的——就算有可能预先设定到最后一个细节，那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一塌糊涂，因为这本书被迫在它存在前就得存在。一本书是逐渐形成的。如果我要强迫一本书在他形成前就存在，那我就会与所述故事本身的发展规律背道而驰。
《巴黎评论》：您一直是这样写作的吗？
萨拉马戈：一直是的。我从没有另一种写作方式。我认为这种写作方式允许我创作出具有坚实结构的著作，但我不确定别人会怎么看。在我的书中，每一个时刻都考虑到之前发生了什么。就像建筑工得平衡各种原料以防整体倒塌，书也是这样发展的，不断搜寻自己的逻辑，而不是寻找预先给它设计的结构。
《巴黎评论》：那您笔下的角色呢？您的角色会让您惊讶吗？
萨拉马戈：有人认为有些角色有自己的生命，作者只是追随他们，但我并不相信。作者必须小心不强迫角色做违反各自性格的事情，但是角色并没有自主权。角色受困于作者，受困在我笔下，不过他受困时并不知道他是受困的。角色是线控的，但那些线很松；角色享受着自由独立的幻觉，但是他们无法去我不让他们去的地方。要是到了那个时候，作者必须拉紧线，然后对他们说：我才是老大。
故事与其中出现的角色密不可分。角色是为作者想要创作的结构服务的。当我引入一个人物，我知道我需要这个人物，明确我为什么需要他；但这个人物还没有发展好——他正在发展。是我在发展这个人物，但是感觉是他在自我发展，而我则在一旁陪伴。这么说吧，我无法让角色以违背自身的方式发展。我必须尊重这个角色，否则他就会开始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比方说，如果不符合角色的逻辑，我就无法让他犯罪。为了向读者解释行为，动机是必要的，没有的话就说不通了。
【葡】 若泽·萨拉马戈 著/ 范维信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 新经典文化 出品/ 2019-5-3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修道院纪事》是一个爱情故事。事实上，如果让我说，这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但是直到书尾，我才意识到自己写了一个没有情话的爱情故事。巴尔塔萨尔和布里蒙达都没有对对方说过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情话。读者或许会觉得这是设计好的，不过事实并不是这样。我是第一个吃惊的人。我当时想，这怎么可能？我居然写了一篇爱情故事，却在对话中没有用任何一个含情脉脉的词。
现在让我们想象，将来某一天这本书再版，我突发奇想要改变两人的对话，在这里或那里加几个词——这会让两个角色显得很假。我认为，读者就算不知道原版的形式，也会发现这种安排有点不对。这两个角色从第一页就在一起，怎么会突然在第两百五十页说“我爱你”？这就是我说的要尊重角色的完整性，不让他超出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内在逻辑，而是要留意他自己本身是怎样的人。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就是另一个人：《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是另一个人，《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尼科夫是另一个人，《红与黑》中的于连也是另一个人。文学增加了世界人口。我们不能把这三个人物当成不存在，纯粹当成我们称作书本的东西里一系列纸张中纯粹的文字建构。我们想到他们时会把他们当成真人。我猜这是所有小说家的梦想，那就是笔下会有一个角色变成这样的“经典人物”。
《巴黎评论》：您希望您的哪一个角色会变成这样的“经典人物”？
萨拉马戈：我这么说大概犯了妄断的罪孽，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我所有的角色，从《书画手册》中的画家H到《所有的名字》中的若泽先生，都是经典人物。我猜想这是因为，我笔下的角色没有任何一个纯粹是对现实中某个人的复制或模仿。每个角色都让这个世界增添了一个人，他们“活”在里面。这些虚拟人物只不过缺少一个实体。我就是这么看的，不过我们也知道，作者总被怀疑有偏见……
我们应该成为
那座城市中的外乡人
《巴黎评论》：对我来说，《失明症漫记》中医生的妻子是一个特别具体的人物。她在我心中有一个明确的视觉形象，其实《失明症漫记》中的所有人物都有，只不过别人没有细节描述。
萨拉马戈：我很高兴你对她有一个非常精确的视觉印象，这绝对不是因为对她外表的描写，因为小说中根本没有。我不认为需要解释一个角色的鼻子或下巴长得如何。我觉着，读者更喜欢一点点建构他们自己的角色——作者把这部分活计交给读者就行了。
《巴黎评论》：《失明症漫记》的创作灵感是怎么来的？
萨拉马戈：和我的所有小说一样，《失明症漫记》来源于一个突然出现在我脑海的想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准确的方式，不过我找不到更好的了）我当时在餐馆等着吃午餐，突然间没有任何预兆，我就想到：如果我们都失明了会怎么样？好像是在自问自答，我接着想：但是我们其实就是盲的。这就是这部小说的胚胎，之后我只需要构思出最初的情形，让后果自然诞生。这些后果很恐怖，但自有牢不可破的逻辑。《失明症漫记》中并没有太多的想象，只不过是对因果关系的一次系统运用罢了。
【葡】 若泽·萨拉马戈 著/ 范维信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读客文化 出品/ 2022-8-8
《巴黎评论》：我特别喜欢《失明症漫记》，但是读着可并不轻松。这是一本艰深的书，但是翻译得很好。
萨拉马戈：你知道吗，我长久以来的英语翻译乔万尼·波尔提耶罗去世了。
《巴黎评论》：什么时候的事？
萨拉马戈：二月份。他死于艾滋病。他死的时候刚翻好《失明症漫记》。到了最后，由于医生开的药的影响，他自己也开始失明了。他必须选择，是吃药延长一点生命，还是不吃药，这会带来其他风险。这么说吧，他选择的是保留自己的视力，而他自己正在翻译一部有关失明的小说。这真是个灾难。
《巴黎评论》：那《里斯本围城史》的创作想法呢？
萨拉马戈：有个想法从1972年就伴随着我，关于围攻，比方说被围困的城市，不过不清楚是谁在外面围攻。之后它发展成为具体的围城，我起初想到了卡斯蒂利亚人1384年对里斯本的围攻。在这个想法之上，我又加入了另一场发生在十二世纪的围城。到最后，围城成为了这两场史实围攻的结合——我想象出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受围者和围困者都经历了数代。这是荒唐的围攻。它的意思是，城市被围，人们围城，但这些都没有一点意义。
到了最后，所有这些结合组成了这本书，一次对历史真实概念的反思，至少我希望是这样。历史是真实吗？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讲的故事完整吗？历史实际上是虚构的——这不是因为它由虚构的事实构成，事实本身是真实的，但是在如何组织这些事实上有很多虚构。历史是精选出的特定事实拼凑而成的，让故事有连贯性和线性。为了创作这条线，很多事情都要被忽略。永远有事实没有进入历史，因为不这样做历史就会有另一种含义。历史不应被当作一堂确定的课。没有人能说：我说它怎样事实就是怎样。
《里斯本围城史》并不仅仅是一次历史写作的尝试。它是一次反思，反思历史是真实的，还是假定的（这是一种可能），但是历史并不是谎言，哪怕历史经常会误导。我们有必要对官方历史说不，这要求我们寻找另一个是。这与我们自身的生命有关，和虚构文学的生命有关，与思想体系也有关。比方说，革命是一次说不，但或快或慢，这个不转换成是，这时候另一个不就必须出现。我有时会想，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字。就算那个不是一个错误，它带来的好处也大于坏处。一个例子就是对今天这个世界说的不。
至于这本书就远没有那么雄心勃勃了——它是一个小小的不，不过仍然有能力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官方历史说十字军在1147年帮助葡萄牙国王光复里斯本，而通过在这句话里加入一个没有，莱蒙多不仅开始写另一部历史，而且他打开了改变自己生活的道路。对那个句子的否定也是对他原先生活方式的否定。那个否定让他的存在上了一个台阶，让他从日常生活，从每天的阴暗和忧伤中解脱出来。不仅他自身上了一个台阶，与玛利亚·萨拉的关系也是如此。
《巴黎评论》：在《里斯本围城史》全书中，莱蒙多和玛利亚·萨拉都被描述成陌生人，是他们自己城市中的外乡人。他们甚至互称对方为摩尔人。
萨拉马戈：对的，是这样，就是这样。到了最后，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这样。
《巴黎评论》：您说“我们”指的是葡萄牙人吗？
萨拉马戈：是的，但不仅仅是葡萄牙人。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城市里——我的意思是城市是一种集体生活的方式，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成为那座城市中的外乡人，摩尔人——摩尔人的意思是，摩尔人生理上属于城市，但同时仍然是城市的外人。这是因为他是一位可以引起变化的外乡人。摩尔人，听着，陌生人，陌客，这样说吧，这些人虽然身在城墙内但是依然在城外，他们才是能够改变城市的人，当然呢，我们希望是朝好的方面改变。
《巴黎评论》：过去您曾经直言不讳对葡萄牙的担忧。您对葡萄牙的现状及融入欧盟的计划有什么看法吗？
萨拉马戈：给你举个例子吧。一次采访中，一名葡萄牙记者问我们派驻欧盟的负责人若昂·德乌斯·德·皮内罗，您难道不觉得葡萄牙有丧失过多国家主权的危险吗？他的回答是，您说国家主权是想说什么？十九世纪的时候，只是因为停泊在特茹河的英国舰队将领不允许，葡萄牙政府就无法就职。说完他就笑了。难道一个国家派驻欧盟的负责人可以觉得这件历史事件很好笑吗？难道因为他相信我们从没有过主权，葡萄牙就不应该担心主权丧失吗？
如果欧盟能够继续推进，那么我们的政治家和外国的政治家一样，责任都会减小。他们将会变成本质上他们已经是的东西——只不过是代理人，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大的谬论就是民主论调。这个世界上民主并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国际金融的力量，参与这些活动的人事实上统治着全球。政治家只是傀儡，事实上所谓的政治力量和金融力量狼狈为奸，这与真正的民主背道而驰。
位于里斯本的萨拉马戈基金会总部“尖石宫”
人们也许会问，那你能提出什么替代方案？我什么也不提出。我只不过是个小说家，我仅仅写我所见的世界，改变它并不是我的工作。我不能一个人改变世界，何况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因此我限制自己，只是说我相信世界该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问题是如果我必须提出点东西，那会是什么。我会提出我有时称作“反向发展”的概念。看上去这是一个悖论，因为一个人只能向前发展。简单说，“反向发展”意味着：我们已经达到的水平已经足够我们舒适地生活了，这不是在说富人，而是那些身处中产上层的人。“反向发展”就是说，我们就停在这里，回过头关心数十亿被甩在后面的人。当然这一切都是乌托邦。我住在兰萨罗特，这是一个拥有五万居民的小岛，世界上其他地方该发生什么就发生什么。我并不渴望成为救世主，但是我的信念很简单，我相信世界会更好，而且很容易就会让它变得更好。
这个信念引导我说，我不喜欢现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我构想的全球革命——原谅我乌托邦式的幻想——会出于善意。如果我们中间有两个人早上起来说：今天，我不会伤害任何人，接着第二天又说了一遍，并且真正按照这些话做了，那么世界会在短时间内改变。当然这都是胡言乱语，永远不会实现。
这些都让我怀疑这个世界中理性的使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了《失明症漫记》。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写作与这些主题相关的文学作品。
《失明症漫记》
是对人类理性失明的譬喻
《巴黎评论》：您说过《失明症漫记》是您写过的最困难的小说。这是不是因为，尽管在白色失明瘟疫情况下人和人之间表现出公然的残酷，还有在写作此类行为时您感受到不适，但从根本上您是一位乐观主义者？
萨拉马戈：我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没有悲观到会饮弹自尽的程度。你所说的残酷其实每天都在世界各地发生，并不只存在于小说中。就在此时此刻白色失明瘟疫也包围着我们。《失明症漫记》是对人类理性失明的譬喻。这种失明让我们能够毫不愧疚地送航天器去火星检验那个行星上的岩石构成，而与此同时千百万的人类还在这个星球上挨饿。我们不是盲了就是疯了。
电影《盲流感》，改编自《失明症漫记》
《巴黎评论》：《石筏》也论述的是社会问题。
萨拉马戈：唔，并不完全一样，不过人们更喜欢这样看。人物喜欢把它看作是伊比利亚半岛从欧洲分裂。当然，这是故事的一部分，的确故事也是这么发生的：伊比利亚半岛与欧洲断裂，开始在大西洋航行。不过我想表达的并不是从欧洲分裂，那完全说不通。我当时想说的，我现在依然要说，那就是我相信一个事实：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根源并不是纯欧洲的。我是在对读者说，听着，我们一直是欧洲人，我们现在是，将来也会是欧洲人，除此之外没有另一种可能。但是我们有其他的责任，有关历史、文化和语言的责任。所以，我们不应该与世界其他地方分离，让我们不要与南美分裂，让我们不要与非洲分裂。这并没有反映任何新殖民主义的野心，而是正如《石筏》中发生的那样，伊比利亚半岛最后停在南美和非洲之间，这样的发展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在说南方，南方，南方，还有南方如何一直受剥削，甚至在那个南方其实位于北方我们也这么说。
《巴黎评论》：在您的《兰萨罗特日记》中您写上一次到访纽约，其中说到那个城市中的南方是在北曼哈顿。
萨拉马戈：是的，那个南方就位于北方。
《巴黎评论》：我必须告诉您，我特别欣赏您在《兰萨罗特日记》中对切尔西酒店的描述！
萨拉马戈：哦，那真是很糟糕。出版社让我待在那儿，但我并不确切知道那是谁的主意。他们觉得我说过我想要住在那儿，但是我从没这么说过。我从外面看过那家酒店，我觉得很迷人，但我从没有说：请把我安排住进切尔西酒店。我猜他们把我安排到那里是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不过如果让我在不舒适但历史悠久的酒店和没有历史但舒适的酒店中选择……我对自己说了好多遍，这是什么东西，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
《巴黎评论》：您在欧洲和拉美有很多读者，但在美国读者很少。
萨拉马戈：本质太严肃的东西不讨美国读者喜欢。但是有趣的是，我在美国获得的评论都非常高。
萨拉马戈的街头涂鸦，上书“我们能做的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Odeith绘
《巴黎评论》：批评家的意见对您来说重要吗？
萨拉马戈：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根据我对于好工作的标准，我的工作干得不错。我的标准就是一本书按照我希望的方式写成。离开我的手后，它就和生活中的其他事物没有区别了。母亲怀胎生子，希望孩子好，但那是孩子的生命，它不属于母亲。孩子会过自己的人生，或者别人会造就他的人生，基本上可以肯定不会是母亲期望的那种生活。我怎么梦想我的书会获得再多人再好的评论也没用，因为读者会照他们自己的想法看待我的书。
我不会说我的书应当让读者满意，因为这样说就意味着一本书的价值取决于读者的数量。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
《巴黎评论》：那次到访美国您还去了麻省的福尔里弗，那儿有很多葡萄牙人社区。
萨拉马戈：是的，我接触了一些移民，他们出于各种理由对我的作品感兴趣。让人吃惊的是，我在那儿到哪里都有很多听众，甚至是在我最近越来越不喜欢谈文学的情况下。我猜这是一个悖论，因为我写作，如果我写书，我难道该谈别的什么吗？唔，我是在写作，不过在成为作家前我也活着，所以我和生活在世界上的所有人一样都有各种想法。
最近我去了葡萄牙的布拉加参加一个有关我文学作品的会议，但是我们谈到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葡萄牙的现状还有该怎么做。我告诉大家，人类的历史看上去很复杂，但实际上非常简单。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暴力对我们种族的存活必不可少，为了食物，我们必须杀死动物，或者有人需要替我们杀。我们采集浆果，我们甚至还摘花装饰我们的房屋，这些都是施加于其他生命的暴力。动物也这么干：蜘蛛吃苍蝇，苍蝇吃苍蝇该吃的不管什么东西。然而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动物并不残酷。蜘蛛网住苍蝇只不过是把明天的午餐放进冰箱，但人类发明了残忍。动物不会互相折磨，但是我们会。我们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残忍的物种。
这些观察让我想到接下来的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很正当：如果我们是残酷的，我们怎么还能继续说我们是理性的物种？是因为我们能说话？能思考？能创作？尽管我们能做所有这些事，它们还是不能够阻止我们，我们还是会去做所有那些我们参与的负面残忍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必须讨论这个伦理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我越来越不愿意讨论文学。
有时候我自己想，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能离开这座星球，因为如果有一天能朝宇宙扩张，在别的地方我们表现得并不太会和在这里不同。虽然我不相信我们会有这种能力，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在宇宙定居，我们也会让它感染。我们大概就像一种病毒，幸运的是都集中在这个星球。但是我最近读到一颗爆炸的超新星，这让我得到了安慰。爆炸的光在经历了十六万六千年后才于三四年前到达地球。我想，这样呀，那就没危险了，我们永远到不了那么远。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四十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