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子崖遗址被誉为“考古圣地”的密码

城子崖遗址，中国的考古圣地。

城子崖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办事处，是龙山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是中国考古学家、中国学术机构发现和发掘的第一处史前文化遗址，也是中国东部地区考古发掘的一个开端。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创下了中国考古史上的多项第一，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展铺垫了重要的基石，推翻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是学界公认的“考古圣地”。我们全面了解城子崖，就要从她的发现开始。

一、城子崖遗址的发现

城子崖的发现颇有戏剧性。

1928年3月24日上午10时，一辆从济南开往青岛的火车停在了章丘西部的龙山火车站（后改为平陵火车站，现已废弃）。从车上走下来两名乘客，一名叫吴金鼎，一名叫崔鸿泽。就是这两个人的龙山之行，发现了城子崖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

他们来龙山的目的是考察两汉时期济南国的国都东平陵故城。当时，中国境内发现的史前文化是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 傅斯年先生认为：“中国的史前史原文化本不是一面的，……凭籍现有的文籍及器物知识，我们不能自禁的假定海边及邻近地域有一种固有文化，这文化正是组成周秦时代中国文化之一大分子。於是想沿渤海黄海省份当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的地位”。吴金鼎此行应该是此设想施行的一个前奏。

他们到达龙山后，前往东平陵是向东走，需要跨过武源河。在龙山小学教师张绳五的引导下，出村过河，河东岸即见一条大沟，劈开一处宽阔的台地，沟底为道路，名为大道沟，通向平陵城。大沟两壁峭立约丈余，沟口上就是这宽阔台地，当地俗称城子崖。走在沟底，吴金鼎细望两壁，土层中隐约露出大片灰土和部分陶片，阳光下一条延续数米的古文化地层带清晰可见。这引起了吴金鼎的注意，然此行为平陵城而来，不便多加逗留观察，不过这个现象终究成为其心中一个好大的疑问，萦绕。

吴金鼎先生

过后不久，带着这个疑问，吴金鼎第二次来到龙山，约上张绳五直奔城子崖。这次考察带给他的兴奋从其《平陵访古记》中可见一二：

“本日上午，余有重要之发现……。偕张君往村北深沟从事勘查。甫抵沟之南崖。就高埠上向镇东一望，遥见一小城垣状之台地。询之张君，盖即吾人前次往平陵所经过之台地，余曾怀疑其灰土层者也……。先自北端而登，至台西边之高崖下。沿崖南行。见火烧之遗迹，红土堆积甚厚。烧火之处似俱一定之形状者。崖上之灰土包含层极为显著。中含陶片，石块及贝骨等物。颇与吾人所常见者不同。未几，掘获骨质之锥二枚。其制造之粗糙颇足代表其年代之久远。余心不禁狂喜。盖前次余所疑者，今日得其实据矣。自思此址既有此类陶片及骨器，当然必有石斧石刀一类器物，可期将来之发现也。细察包含层中无砖瓦碎块，无金属及瓷器碎片，亦无煤渣之遗迹。与平陵大异其趣。其年代之较为久远，自不待言……。

临行于崖上掘取陶片若干，作为标本。并作此行之纪念。自此之后余始确切认定此遗址包含层中所蕴蓄之重大意义……。盖余已证明此龙山遗址，确认新石器时代之一村落。一部古代史迹深藏黄土层中。嗣后余将牺牲所有余暇，尽吾全力以求此遗址之了解。”

吴金鼎回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将调查情况作了汇报。

转年7月31日，已经成为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其中负责中国近代历史和语言学研究的学术机构，由傅斯年担任所长，内又设考古组，李济为组长）助理的吴金鼎，奉导师李济之命，第三次来到龙山。这次他是带着问题来的，主要是了解遗址的范围和文化层厚度。他和从齐鲁大学带来的学生一道，用了三天的时间，针对上述问题作了详细调查。此时，吴金鼎已经注意到了文化堆积的层次，并且也注意到了上下层次间包含物的不同，并特别提及了一种油光黑陶片——这是龙山文化最为显著的标志——如今称为磨光黑陶片。

调查还涉及到遗址的微地貌形态，观察到遗址表面呈现台阶状“台阶之分层，大道沟以北分三层，台亦较高；以南分二层，台较低，且愈南愈低。统全台之大势而言，西高而东低。”如今城子崖经过多年机械化耕作，面貌改变很大，已不复当年形状。故这些描述非常重要，包括后来他还提到的“冲刷层”和“鱼脊背”提供了城子崖早年间更接近原始地貌的形态资料，为我们判断地下埋藏和重要功能区的分布，保留下了更多的线索。

这次龙山之行，吴金鼎大致摸清了城子崖遗址的范围和文化堆积状况，对于遗址所蕴含的文化属性，也做出了初步的谨慎的判断，特别是注意到了不同层位出土遗物的区别：

“—遗址之最下层即有砂泥灰色陶片。

—油光陶片或系龙山遗址文化（后简称龙山文化）之特点。

—白色陶片自中层始有之（？）。

—至少自中层以下未见有金属。”

这里，他已经开始将磨光黑陶定义为龙山文化的代表特点，并注意到此时金属器还没有出现，应该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回到济南后，吴金鼎立即将考察情况整理，上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李济详细地看了吴金鼎关于城子崖遗址的考察报告，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在自己国土上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史前文化遗址，这又使他对这一事情必须十分小心。8月12日吴金鼎受命第四次来到龙山，这次他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城子崖周边的古遗址分布情况。用了五天时间，吴金鼎将城子崖周边七八里的范围地毯式地考察了一遍。此次调查，重点虽已不在城子崖，然这里仍是他最为关心的地方，他在这次调查中采得标本如花纹陶片盖、破碎石器、兽骨、兽牙及骨制品碎片数块。

吴金鼎在这次调查中记录到：

“东河名武源，西河名巨野。（疑为巨合……。）武源水之源在镇东南十里外。……城子崖（即余所谓遗址），俗名鹅鸭城……，常掘出陶器。”

“于通过遗址之大道南边，约在全址中部之处，发现一片被水冲刷极显着之区域。余即名之曰：‘冲刷层’。层中豆颈、鬲足、贝壳骨石片与黄陶片、煤渣、瓷片交相杂处。”

这片所谓冲刷层就是遗址中部的低洼地，在1990年代初进行的考古勘探中发现了这一淤土查明范围达1万平方米，是遗址中部一处重要的功能区。

通过这次考察，吴金鼎不仅初步掌握了城子崖遗址周边环境、文物分布情况，更重要的是这次考察的资料进一步坚定了他本人对发掘城子崖的期盼，他相信这些考察结果必能使中研院史语所下定发掘城子崖的决心。为进一步掌握城子崖遗址的文化内涵，为正式考古发掘做更充分的准备工作，吴金鼎很快地第五次来到了龙山，在遗址中部一个叫“鱼脊骨”的地方，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出土了骨镞、石刀等遗物。对于这片处于遗址中部的冲刷层，吴金鼎判定必有重要遗存埋于其下，可能是整个遗址的关键之处。吴金鼎对于此判定的自信和难抑的激动：

"……是夜于床上矢誓曰，将来机会苟如我愿，吾必在鱼脊上凿百丈长之深沟，以窥龙山文化之底藉。时至今日，此志此愿犹未忘于心也。”

随后不久，吴金鼎还专门为了磨光黑陶片这种他所认定的龙山文化标志物又一次赶赴城子崖考察。

从1928到1929两年的时间里，吴金鼎六赴龙山，对城子崖遗址的调查，是全面而周详的，为今后的正式发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一份申请发掘城子崖遗址的报告放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办公桌上时，这位将要石破天惊地提出“夷夏东西说”的著名历史学家在对申请报告反复研究后，安排李济亲赴遗址查核。

在吴金鼎的陪同下，城子崖的考察让李济十分满意。回到北平，李济向傅斯年详细地汇报了考察情况，极力推荐到城子崖发掘，听完报告后，傅斯年感觉与自己当初想法十分吻合，遂决定亲赴山东促成此事。

二、城子崖遗址的3次考古发掘

1930年10月25日，傅斯年来到济南，到济后，傅斯年受到时任山东省国民政府主席韩复榘的盛情接待。其实他们俩也是老相识，在韩复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时候傅斯年在安阳殷墟发掘，韩曾鼎力相助，并派部队维持秩序。

会见中傅斯年说到准备在城子崖发掘，韩复渠当即表示“古物金石，关系历史文化，亟为重要，复榘向来倍感关切。傅先生此来，是为吾乡添彩之盛举，复榘愿全力以赴，以供驱使!” 经反复磋商，1930年11月4日，国立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合组之山东古迹研究会，在济南山东大学工学院召开成立大会，双方各出四名委员：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郭宝钧、杨振声、王献唐、刘次萧、张敦讷，其中傅斯年当选委员长、李济为工作主任、王献唐为秘书。

11月6日，山东省古迹研究会龙山考古队成立，共计十人，其中史语所六人，李济任队长，董作宾负责文牍，郭宝均负责编号，吴金鼎负责事务，李光宇担任会计，王湘任保管。山东四人杨振声、王献唐、刘次萧、张敦讷，除参加现场发掘外，还分管地方联络、出土古物保管和后勤工作。 下午，考古队乘车进驻龙山，租用了村东首一家农户院内的两间草房，并在门口郑重其事地挂上了“山东省古迹研究会龙山办事处”的牌子，经过认真而又复杂的发掘前准备 ，11月10日，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了。至12月7日因天寒停工，共进行了一个月。此次发掘共开坑44个，占地面积440平方米，挖坑深度最浅的1.35米，最深的6.20米。移动土方1502立方米。出土文物23878件，其中：陶器与陶片20918件，骨角器1864件，蚌器847件，石器及其它249件，还有不少人兽骨骼。这些出土物装了100余箱，由火车经龙山站运抵济南，交吴金鼎保管。

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由左至右）合影

李济骑驴游龙山

1931年1月1日，城子崖出土古物在济南公开展览三天，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首的山东要员参观了展览。2月19日，城子崖出土古物展览在南京成贤街46号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开展。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宋美龄、孙科、陈果夫、陈立夫、胡汉民、于右任等先后参观展览。南京的展览结束后，文物仍运回济南进行整理。

如今看来，在中国一项考古发现能受到如此关注，引得国家最高层参观，也算是绝无仅有的！

1931年8月，学成归国的梁思永（梁启超次子）在后冈遗址发现了与城子崖同样的以黑陶为代表的文化层，介于仰韶文化层和殷墟文化层之间，这就是著名的“后岗三叠层”。这个发现首次搞清楚了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奠定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基础。龙山文化面貌迥异于已知的仰韶文化，却与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之间存在卜骨等深刻联系，所以对于探求中国文明起源是一个关键所在，值得深入研究。抱着很多疑问，史语所决定对城子崖进行第二次发掘。

10月9日，第二次发掘开始，由梁思永主持。这次发掘的很多发掘的方法得到改进，主要是田野发掘方法的改进，第一次运用了地层学的原理，按土质土色清理和划分地层，并测绘探坑剖面图。

这次发掘自1931年10月9日至31日，共掘45个探坑，占地面积1520.8平方米。除了发现了大批遗物，大大丰富了对龙山文化内涵的认识之外，还将前次发掘发现的城址时代由灰陶期提前到黑陶期。

1934年10月，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刊行。傅斯年写到：“这是《中国考古报告集》第一种，又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的学术机关中发布其有预计的发掘未经前人手之遗址之第一次，我以为这是值得纪念的事情。”

李济总结到：“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找到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本考古报告集的体例也大体被以后的中国田野考古报告继承了下来。

城子崖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为中国史前考古的研究铺垫了重要的基石，尤其对草创时期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龙山文化的发现激发起第一代考古人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强大热情，推动着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

城子崖的第一次发掘毕竟尚处于中国考古学的起步阶段，经验很少，当时的学科水平尤其是对地层学的认识还很有限，分析释读地层现象的能力还很薄弱，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地层划分上固然清楚地分开了灰陶期与黑陶期两大层，然而黑陶期实际上包括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两个阶段，这次发掘把两者混为一谈，导致把岳石文化城址误认为黑陶期也就是龙山文化城址，从而形成了一段悬案。

虽如此，城子崖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意义，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一道成为了中国史前考古的基础，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社会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城子崖的首次发掘，不但揭开了龙山文化的面纱，也揭开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序幕，这就是傅斯年在《城子崖》报告序中所说的上溯中国文化的原始。而无论是那时还是到现在，龙山文化始终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受到从学术界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随着中外考古学的交流，极大地开阔了中国考古学者的视野，促进了他们的思考，不过如果要和中国的实际材料相结合，拿这些理论方法解决解释自己的问题，就不仅需要一个理解消化的过程，更需要一个实践应用和检讨的过程。幸运的是同时期一些中国的学者，拥有多年的田野实践，对传统考古工作也有自己的反思批判，然而受到条件所限，难以通过合作吸收外来经验，于是努力走出一条中国化的研究道路，探索自己的聚落考古理论方法，进而阐发中国文明形成的路径和特点。对城子崖的再次发掘就是这种理念在山东的实践。

1991年发掘解剖西南角城墙探沟

张学海先生主持了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时间已经到了1990年前后。1989年开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大范围的全面钻探。1990年-1993年，在钻探的基础上选择重点区域进行试掘。这次发掘，基本掌握了龙山、岳石、周代三个阶段的文化堆积分布状况，基本究明了这三个阶段城址的时代、走向、范围以及其间的地层关系。其中尤其关键的是，这次还复掘了1930-1931年位于遗址西南角的C1-C4探坑。发现当时找到的所谓黑陶期城址应该属于岳石文化，并非龙山文化。那么，城子崖遗址究竟有无龙山文化城址呢？稍后，在与C1-C4探坑紧邻的西侧位置上新开了一条更长的探沟，跨过了岳石文化城墙更向南延伸了十多米，就是这十多米，找到了龙山文化城墙。原来，龙山文化城墙位于岳石文化城墙外侧，其间隔了一段距离，当年C1-C4探坑并没有触及到龙山文化城墙的位置。我们可以比较一下1930年发现的黑陶期城墙与1990年发现的岳石文化城墙，版筑痕迹何其相似，而1990年发掘证实，龙山文化城墙建筑技术属于堆筑式夯筑，尚未使用版筑这一当时来说相当先进的筑城工艺。至此，城子崖第一次发掘发现黑陶期城址的悬案总算有了个了结。

虽然这次工作究明第一次发掘发现的黑陶期城址不是龙山文化，但当时的认识并没有错，只是限于学科发展水平没有将岳石文化与龙山文化剥离而已。这次探掘工作还注意到了中心聚落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开始从聚落群的角度考察城子崖遗址作为龙山文化一个中心点与区域之间的聚落的和社会的结构。张学海先生首次提出“章丘古文化小区”的概念，不仅分析了以城子崖为中心的章丘聚落群，还指出该区域历时八千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展链条，存在一部古文化、古城、古国一直到方国、帝国郡县的历史，值得深入发掘研究。从聚落考古的角度，对以城子崖为中心的章丘古文化小区进行了全面梳理，将其中龙山文化聚落分成三级，城子崖最大，也是唯一的，位于顶层，下面是数量稍多的二级和最多的三级聚落，从而形成了“都、邑、居”金字塔形的等级聚落结构，可与古代文献中关于国家的形态描述相对应，表明城子崖所在的区域社会已经迈入了国家的门槛。

始于1989年的城子崖第二次发掘历时四年，1993年结束。此次工作虽然因遗址的保护工作所起，而其成果及意义则大大超出保护之上，在山东考古学史上也留下了重重一笔。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次发掘，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城子崖遗址岳石文化的存在，城子崖岳石文化遗存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龙山文化，甚至犹有过之。这种重要性就是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转变，以及岳石文化晚期面对强大的中原王朝的压力时所产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城子崖遗址都有明确表现。

由于城子崖举足轻重的位置，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2013-2017年，按照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要求，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城子崖遗址博物馆联合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笔者有幸参与了这次发掘，由于考古资料尚未公布，只能简单的概括这次发掘的成果：这次发掘，共涉及区域5处：复掘了30年代发掘的纵中探沟、A1-A5探沟，另新开发掘区域3处。通过发掘基本清楚了遗址中心部位淤土堆积的性质，清楚了龙山、岳石、周代三期城墙的结构和关系，遗迹、城墙、城壕的分期。确定了龙山文化堆积最为丰富的区域。确定了城子崖遗址的南北两侧城门，发现了三代（夏、商、周）第一门—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北城门等等，发掘成果显著。

三、城子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在上世纪90年代城子崖遗址第二次发掘完成后，1994年，济南和章丘共投资600多万元兴建了建筑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的城子崖遗址博物馆。博物馆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著名古建筑专家杨鸿勋设计，为全国唯一的一座土堡式建筑。遗址博物馆的修建成，为龙山文化宣传、龙山文化研究、城子崖遗址和出土文物的保护等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龙山文化也成了山东的一张名片。

随着时间推移，博物馆在文物展示，馆内硬、软件建设开始趋于落后。2012年开始，特别是2013年以后，在省、市各级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章丘区委、区政府以加强文物保护、发展公共文化、申报城子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契机，投资4000余万元，对遗址博物馆开始改造提升，同时按照考古遗址公园要求，启动遗址公园一期建设。一期工程包括遗址公园入口标识、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绿化节点、道路铺装、景观水系、西城垣保护房改造等构成，环境优美，大气简洁，与遗址本体有机融合。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遗址公园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及后续建设奠定基础。

城子崖遗址博物馆、遗址展示区、小米种植区连点成片，遗址公园已形成颇具可看性的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的北区风貌。以此为平台，组织成立龙山文化研究会、特别是承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龙山文化卫星会议，极大了提升了我省历史文化宣传层面，进一步擦亮了城市名片。

2017年12月2日，城子崖遗址最终从22个省的92家申报单位中脱颖而出，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

2018年开始，投资近4000万元的城子崖遗址西城墙、北城墙、南城墙本体保护工程、北城门复原展示工程、城子崖遗址西城墙展示厅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城子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按规划要求推动各项建设。2021年，投资800余万元完成城子崖遗址博物馆的数字化改造提升工作和遗址公园的绿化提升工作。

接下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对城子崖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城子崖之于中华文明以及中华文明探源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同时以“城子崖研学”等特色活动为载体，让以城子崖遗址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讲好龙山文化故事，讲好山东故事。

城子崖遗址会更美好。

城子崖遗址博物馆鸟瞰

（张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