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稻为桑这个政策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推行起来很不顺利。而且最令朝廷、严嵩父子想不到的是，第一个反对这一政策的竟然是浓眉大眼的胡宗宪。
今天，且不论朝廷、严嵩父子推行这一政策的动机如何，便假设其客观成效确如蠢货知府马宁远所言，利国利民。
那么，作为严嵩的关门弟子，作为肉食者们同一阵营的同志，作为被嘉靖誉为“老成谋国”的股肱之臣，胡宗宪为什么要带头反对改稻为桑呢？
说胡宗宪反对改稻为桑，其实是严世蕃这些党内顽固分子对胡宗宪的误解或偏见。
事实上，自始至终，胡宗宪压根没有反对过改稻为桑，起码没有完全、彻底反对过。
在和省一级领导班子、杭州知府召开的，江南织造局杨金水、裕王詹事谭纶列席旁听的多方联席会议上，胡宗宪明明白白地说过：
“改稻田为桑田是国策，必须改。”
在给严嵩的信函里，胡宗宪也压根没说过不执行改稻为桑的政策。
改稻为桑是国策不假，可改稻为桑只是个大框架、大方向，具体怎么落地、怎么执行，却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
是尊重客观规律、依据实际情况、科学精准有序地推进改稻为桑，还是不顾一切、以意志为主导、简单粗暴一刀切地推行改稻为桑，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胡宗宪反对的不是改稻为桑这个政策本身，他反对的便是按后面那个方式推行的改稻为桑。换言之，这不是涉及根本的立场之争，而是具体的方式方法之别。
胡宗宪原本的计划是，向上头谏言，“慢慢做，比方把今年就要将一半的稻田改种桑苗的方案分成三年做完。”
换言之，这是想先小范围试点，积累成功经验，再逐步扩大推广范围。
这样做的好处是“事缓则圆”，根据试点结果，可进可退。
假如改稻为桑确实利国利民、乃绝妙之策，小范围试点后，百姓看到有了甜头，自然会慢慢接受这一政策，主动配合推进改稻为桑，是所谓事半功倍。
假如改稻为桑并非真的利国利民、甚至有反作用，小范围试点的代价也是最小的，风险也是可控的，及时叫停或调整策略也是来得及的。
与此同时，积极向各大米行、富商、邻省筹借粮食，为百姓配合推行改稻为桑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维护百姓基本的生存权利。
这也是在尽可能地减少改稻为桑可能导致的不必要的风险，最大化确保社会基本盘的稳定。
之所以能提出这两大措施，胡宗宪是基于两个基本事实：
一是浙江本身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这里不适合改稻为桑。
用胡宗宪的话说，这里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也就是人均可耕种土地非常少，一旦有人改稻为桑的国策兼并田地，立马便有近一半的人失去田地。没了田地百姓就没法生存，为了生存就只能造反。
二是桑苗的生长规律决定了改稻为桑必须有足够的储备粮做支撑。
“桑苗今年只能养两秋蚕，嫩叶产的丝换不回口粮，官府不借贷粮食，只叫稻农把稻田改了，秋后便没有饭吃，就要出反民。”
纵观大明朝廷，上上下下几乎是个人都动辄谈什么大局意识，可什么是大局意识呢？
是如高居云端的嘉靖、严嵩父子那样，不顾实际情况、不尊重客观规律，只要主观层面上觉得这事儿行得通，就草率地出台个改稻为桑的政策吗？
是如衣冠禽兽郑泌昌、何茂才那样，只要是有了所谓的国策当挡箭牌，便一味只知迎合上面（实际上一心想着趁机中饱私囊）并肆意加码吗？
是如蠢货知府马宁远那样，只要是上头定下的政策，便不问是非对错、不顾百姓生死、不做任何思考，情愿做个没人性的工具人吗？
当然都不是！
真正的大局意识是如胡宗宪这般，要有系统性思维，要尊重客观规律，在出台、推行某项政策的时候，就要预见某项政策可能带来的风险，并要结合具体情况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做好相关配套服务。
关于这一点，其实有个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四个字足以概括之，那便是：实事求是。
可惜，胡宗宪到底没能按他所想的那样推行改稻为桑。改稻为桑，到最后也终于还是流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