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信史吗?古代历史真的会被如实记录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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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信史吗?古代历史真的会被如实记录下来吗?

古语有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对历史的记录和传承都非常重视。

古人对历史记载的动机,最初只是规劝、警示君主及其后代。

官方写史最早出现在西周末和春秋时期。当时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就分别出现了国史,这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正式史书。

孔子撰写的《春秋》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到了战国时期,私人历史撰述有了很大发展,这个时期出现的史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等都出于私人撰述。汉代,随着《史记》《汉书》的先后问世,纪传体史书普遍受到欢迎,而且被后来的史家当作“正史”争相仿效。唐初,设史馆于禁中,修史成为国家组织下的重要活动,以史官为主的史书编撰也成为最重要的一种历史书写模式。

关于历史记录和传承,有三种不同模式,即:史官写史、文人记史、民间话史。三种形式各有所长,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共同为我们记录下五千年灿烂的文明中华历史。

史官写史

史官修史大多是官府主持下进行的,这就要求史官必须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按照统治者认可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因此,在历史书写方面往往有不少禁忌,成王败寇、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等成了一种潜规则,即使像《史记》这样以“实录”见称的史书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神化、美化刘邦的不实之笔。

此外,官修史书主要记载的是某一个皇朝的历史,而从唐代开始,基本上都是由新朝为前朝修史,出于“以古鉴今”的目的史官会坚持实录的原则,但史官毕竟是站在本朝的立场上来记述、阐释前朝历史的,因此在史料的取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自然会带上“当代”意识,这就会使所写的历史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以三国历史为例,历代史官在究竟以谁为正统这个问题上就一直存在分歧: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帝魏寇蜀”,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则变为“尊汉抑魏”;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则以刘蜀为正统。之所以如此变化不定,都与特定的时代有密切联系,这也是史官文化政治性特点的一种突出表现。

文人记史

读书人笔下的记史,形式就相对比较灵活,或亲历,或传闻,或读书所得,作者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随手摘录,日积月累,汇编成书。这样一来,材料取舍的标准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内容十分丰富,有的侧重社会风俗,有的侧重历史掌故,有的侧重考辨和订正前史讹误,但总的来看,文人记史的写作属于私人撰述,因而作者有更大的自由度。

与史官不同,他们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审视、呈现历史的,因此选择史料的角度、所记的内容、叙事的方法等都与官修正史有一定差别。

例如,晚唐时期出现了一批“历史琐闻”类笔记,如李肇的《国史补》、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赵璘的《因话录》、郑棨的《开天传信记》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记本朝的史事,都涉及了唐代中晚期的政治和社会变化,但所记与正史却大为不同。

例如《开天传信记》虽然只写了开元、天宝时期的32件史事,但却把唐玄宗在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天宝年间的奢侈享乐,以及安史之乱后他作为“太上皇”的惆怅和失落都写了出来,作者关注的中心都是唐玄宗本人,而且比较注重写他的个人感受。

民间话史

民间话史的“民间”是相对于高高在上的“庙堂”而言的,它是一种与史官写史、文人记史的叙事截然不同的方式,代表着另一种价值取向与审美风格。

历史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历史也可以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演绎出来的,带有虚构、想象和叙述色彩的历史故事。

与史官写史求真求实的理性思维不同,民间话史带有更多感性色彩,在历史书写中更注重生动性、趣味性,因此,讲史艺人往往将历史简约化、故事化,讲述者往往选择某个历史时期最精彩的事件、最有特点的人物,尤其是那些最具可听、可读性的故事题材,并尽量把故事讲得大起大落、一波三折,以引起听众或读者的接受期待。

例如《三国志平话》按照时间顺序叙写了魏、蜀、吴由崛起、鼎足而立到三分归一的历史进程,主要情节和人物都于史有徵,但作为讲史话本,掺杂了众多来自传说及想象的东西,其中最吸引读者的就是诸如:桃园结义、三战吕布、献貂蝉、千里独行、古城聚会、孔明杀曹使等故事,这些都不见于正史。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作者也是以“趣”为主,如平话中写孙权在诸葛亮的劝说下决心抗曹,拜周瑜为帅,不料周瑜因其妻“年幼,颜色甚盛”“每日伴小乔作乐,怎肯来为帅”,诸葛亮只得用计激之,于是就说:“今曹操动军,远收江吴,非为皇权之过也。尔须知,曹操长安建铜雀宫,拘刷天下美色妇人,今曹相取江吴,虏桥公二女,岂不辱元帅清名?”周瑜闻言大怒,这才答应出兵抗曹。这种写法与周瑜的身份显然不符,但它体现了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生动有趣,因而颇受欢迎。

综述, 今天我们读到的历史之所以如此丰富和完善,史官功不可没。史官始终秉持着他们独有的史官精神,利用他们的纸笔,书写出了许多发人深省、教育后世的历史文章,而且史官写史基本上还是重视追求历史的求真,以书法不隐为良史,其目的是出于史学致用的需要,通过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从中获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文人记史与史官写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作为官史的附证,去伪存真,有些记载还是能够弥补史官的不足和缺陷;而民间话史就不可当真,只不过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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