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最荒诞、最另类、最有个性的谜一样的皇帝——出身之谜、宠幸之谜、荒诞之谜、好战之谜、巡游之谜……在本书中被一步步揭开谜底
杜洪涛著《倏如飘风：明武宗正传 》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学会会长陈支平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百家讲坛》主讲方志远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帆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彭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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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以明武宗的人生轨迹为线索，生动地记述了正德一朝的政治风云和军事活动。该书讲求叙事技巧，既充满文学作品的矛盾转折与戏剧冲突，又具有扎实的史料基础，符合学术规范，是一部值得一读的雅俗共赏的作品。
——方志远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百家讲坛》主讲
正德皇帝是明代十六位皇帝中最反复无常、难于捉摸的一位皇帝。其中缘由曲直，请看杜洪涛先生的最新力作《倏如飘风：明武宗正传》。
——陈支平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学会会长
明武宗是明朝最有个性的皇帝。本书描述了他不为人知的一些侧面，呈现出一个立体、鲜活的君主形象，也折射了他所处的动荡、变革时代。
——张帆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个被认为是明代最荒诞、最另类、最有个性的谜一样的皇帝——出身之谜、宠幸之谜、荒诞之谜、好战之谜、巡游之谜……在本书中被一步步揭开谜底。
——彭勇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杜洪涛教授长期致力于明史研究，卓有成就，他在充分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明武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用轻松简洁的文笔，为我们勾勒了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特点的皇帝的一生，非常值得一读。
——赵现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作者简介：杜洪涛，男，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2014年在北京大学获得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同年到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中国明史学会、中国元史研究会会员。研究方向为：元明史、社会史和政治文化史。
书摘
若论明代以荒唐、放荡闻名的皇帝，恐怕非武宗莫属。有人说他是与桀纣比肩的昏君，也有人说他是冥顽不灵的荡子，还有人把他看作精神病患者。我不想给他贴上一个新的标签，只想以史料为依据，以这位皇帝的生平为线索，讲述这段时期的历史。
弘治四年（1491），也就是大明王朝的第124年，第9任皇帝明孝宗朱祐樘的长子呱呱坠地。
这位皇子生于九月二十四日。他的生辰八字为辛亥（年）、甲戌（月）、丁酉（日）、□申（时）。由其支辰的时、日、月、年倒看过去，恰为申酉戌亥，连如贯珠。按照传统的命理学说，他日后应该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
根据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宗室子孙命名原则，燕王朱棣的第七代后裔属厚字辈，这一辈起名选字的五行偏旁次序为火字旁。明孝宗结合《尚书》“光被四表”与《易经》“大人以继明照四方”的意涵，为其长子取名厚照。[0]
在《明孝宗实录》《明武宗实录》等官方记载中，厚照的生母是张皇后。
张皇后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女人。她生于成化七年（1471），直隶河间府兴济县（今河北沧州兴济镇）人，名讳失考。由张氏的叔父张岐为军籍推断，张皇后的家族很可能是军户。[1]
或许与军户家族出身有关，张皇后的性格张扬、强横，与她端庄、文静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谁料，孝宗却不以为意。
据太医院院使刘文泰转述，张皇后曾患口腔溃疡，孝宗命太医院将药送入大内。宫中女侍素来惧怕皇后，又担心她在病中借故迁怒，因而竟无一人敢将太医院送来的药传入大内。宽厚温和的皇帝没有怪罪宫女，他给刘文泰下了一道密旨。随后，刘文泰派来一名女医将药送到乾清宫。
皇帝登上御榻，亲手将药递给皇后，又亲自给皇后端漱口水。或许是不愿用药，被几个宫女扶起来的皇后，怒目圆睁，瞪着皇帝。不一会儿，皇帝忽然快速离开御榻，背向皇后咳嗽起来。据推测，他这样做，是怕自己的咳嗽声惊动了用药的皇后。[2]
据时人陆楫记载，张皇后陪同孝宗用膳时，恰逢司礼监太监萧敬入宫复命。她听闻萧敬及刑部侍郎屠勋等人惩治了她胞弟的几名家奴，心知其事必与皇帝有关。她故意指桑骂槐，痛斥萧敬：“外边那些做官的不识好歹也就算了，你这个狗奴才也敢欺负我们张家的人！”
皇帝明知张鹤龄、张延龄兄弟侵夺民业，只惩治他们的家人，已经是从轻发落了。但见张皇后发怒，也佯装恼怒，与皇后一起痛骂萧敬等人。事后，他趁皇后不在场时召见萧敬，对他说：“当时是碍于皇后的情面，才骂了你们几句，那不是我的本意。你千万不要把这些话传扬出去，我怕外边的官员吓破了胆。”萧敬担保绝不泄露此事，可皇帝还不放心，特意赏赐与萧敬同去勘问的刑部侍郎与大理寺丞白银各五十两，并向二人传达口谕：“偶尔与皇后一起说了些不中听的话，那不过是在开玩笑罢了。你们不必惶恐，赏些银子给你们压压惊。”[3]
另据《两浙名贤录》，张皇后得知太监何鼎试图刺杀胞弟张延龄时，出离愤怒。孝宗知道何鼎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为张延龄戏戴帝冠，调戏宫女。不过，为了照顾皇后的情绪，他还是将何鼎关进了锦衣卫大牢。他本打算等皇后气消后，再找个机会释放何鼎。不料，皇后将计就计，先斩后奏。她派太监张永等人将何鼎从诏狱中揪了出来，乱棍打死，投尸湖中。[4]
更令人惊讶的是，强横的张皇后还能独占皇帝的恩宠。明朝皇帝通常册立一后二妃，唯独孝宗例外，他始终未曾册立嫔妃。然而，不立嫔妃最初并非孝宗的本意。
弘治元年（1488），御马监左少监郭镛，奏请皇帝预先挑选佳丽留在宫中或诸王馆，派专人教她们读书知理，熟悉宫中礼仪。待到三年之丧过后，皇帝就可以在这些训练有素、知书达理的女子中挑选嫔妃。
选妃的建议由一个太监提出，很难不让人怀疑这里面有孝宗本人的意思。谁料，有人明知道是皇帝的意思，还要出言反对。这个人就是时任翰林院侍读的谢迁。他以三年之丧等儒家理论为据，反对皇帝在除服之前预选嫔妃。他还强调皇后已立，内主得人，选妃大可从长计议。
有意优遇士大夫的孝宗不愿留下拒谏的恶名，而预选嫔妃的事儿，他也不肯就此作罢。反复斟酌之后，他命令礼部官员商讨此事。他原本希望礼部官员能够通情达理，谁知礼部尚书周洪谟等人支持谢迁的意见，他们也反对皇帝在三年丧期之内预选嫔妃。最终，皇帝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5]
时人王世贞指出，参与《明孝宗实录》修纂的焦芳在记录上述事件时，下笔指责谢迁等人，说他们谏阻选妃是为了迎合专宠、善妒的张皇后。王世贞对焦芳的言论颇为不满。在他看来，当年孝宗年仅19岁，张皇后也才18岁，皇后独占侍寝的名声不会传扬在外。同时，谢迁等人也无法预判张皇后掌握了实际权力从而献媚。[6]在我看来，王世贞的上述分析，旨在为名臣谢迁等人辩护。他既没有否认张皇后意欲独占侍寝的企图，也没有否认皇后相对而言更为强势。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皇帝之家也不例外。孝宗与张皇后虽然如胶似漆，却迟迟未能诞下皇子。眼见群臣反对皇后专宠的声浪渐高，年轻的皇帝夫妇不得不求神拜佛，祈求子嗣。他们大力兴建寺庙，供养僧人，修斋设醮，却丝毫不见成效。
弘治二年（1489），荆王朱见㴋以皇帝仍无子嗣为由，建议广泛采选良家女子入宫。出乎荆王意料的是，孝宗不但没有顺水推舟，反而责怪他多管闲事。弘治三年（1490），礼科给事中韩鼎以建立国本、维系人心立论，建议皇帝充实后宫，早日孕育皇位继承人。孝宗不为所动，仅表示自有处分。[7]上述情况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皇后牢牢掌握了夫妻间的主导权，不立嫔妃已经成为夫妻之间的君子协定。明人沈德符甚至说，张皇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宫中女子根本没有获得皇帝宠幸的机会。[8]
孝宗敬畏张皇后，并不是因为她像汉唐女主那样拥有显赫的家室。张皇后之父张峦的官职（鸿胪寺卿、中军都督府都督）与爵位（寿宁伯、寿宁侯），都是在他成为皇亲之后获得的。最初，他不过是一名国子监的普通生员。不可否认，张氏家族也曾有过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那就是张皇后的叔父张岐。
张岐做过延绥巡抚和辽东巡抚。但在张皇后出生的三年之前，他在辽东借断案之机报复怠慢自己的属官，诬告弹劾他的大臣，因而被革除官籍。[9]也就是说，张皇后入主中宫，符合明朝通常在普通人家中选取后妃的原则。
孝宗礼让张皇后一方面是因为他宅心仁厚，另一方面也与他的身世有关：他的父亲是明宪宗朱见深，他的生母是宫女纪氏。成化五年（1469），纪氏获得宪宗的宠幸，喜得龙种。然而，怀上皇子的喜悦迅速被恐惧冲淡。
当年深得宪宗宠爱的万贵妃因儿子夭折，再孕无望，处心积虑地残害嫔妃或宫女腹中的皇子。不出所料，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了纪氏头上，万贵妃派人百般折辱纪氏。或许是上天垂怜，纪氏腹中的胎儿竟得不堕。
在宪宗授意下，纪氏被安排到金鳌玉蝀桥（今北京北海公园南门西侧的北海大桥）西侧羊房夹道中的内安乐堂居住。同时，对外宣称，纪氏只是肚痛，并无身孕。由此，纪氏母子逃过了万贵妃的毒手。
成化六年（1470），纪氏诞子。在太监、宫女以及废后吴氏的帮助下，纪氏在内安乐堂精心抚育自己的孩子。由于孩子的皇子身份没有得到认可，纪氏等人一直不敢剪去他的胎发，似乎想以此作为他的身份标记。
成化十一年（1475）五月，宪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授意太监挑个万贵妃高兴的时候，将纪氏之子已经6岁的消息告诉她。万贵妃深知自己早已生育无望，权衡利弊之后，她决定向命运低头。
宪宗终于可以与亲子相认了。在看到胎发覆额的皇子时，他潸然泪下。同年十一月，纪氏之子被册封为太子。可惜，纪氏并没有看到儿子被册立的风光场面，她已于当年六月被万贵妃毒死。[10]
孝宗对生母念念不忘，他即位后追尊纪氏为孝穆皇太后。他还派人四处追寻母家的消息。然而，纪氏的身世颇为神秘。有人说她姓纪，有人说她本姓李，也有人说她本姓丁，还有人说她是内官陆恺的妹妹。她的籍贯和族群也存在争议，有的说她祖上是江西南昌新建人，后流落广西苗洞；有的说她本为广西贺县人；有人认为她是汉人，也有人认为她是蛮族。[11]无论如何，孝宗寻亲十余年，找到的却都是些冒名顶替的卑劣之徒。
对于幼年丧母、缺乏关爱的孝宗来说，张皇后以及张氏家族对他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不但对张皇后敬爱有加，而且对皇后的两个胞弟张鹤龄、张延龄也多方庇护。
张氏兄弟倚仗皇恩，侵夺民产，垄断贸易，横行无忌。给事中、御史等监察官，义愤填膺，多次弹劾张氏兄弟横行不法。孝宗命司礼监太监传达口谕，拒绝追查。然而，太监找不出令人满意的理由，弹劾张氏兄弟的官员不肯罢休。孝宗情急之下，亲笔写下手谕：“朕只有这一门亲戚，以后不要再来说他们的不是了！”[12]
童年的不幸使孝宗格外珍爱自己的孩子。弘治五年（1492）三月初八，他为实际上只有五个多月的厚照举行了隆重的册立太子仪式，正式确立了他皇位继承人的身份。为了将厚照培养成一位出色的皇帝，他决定在厚照8岁的时候安排他出阁读书。他为太子遴选的讲官包括侍讲学士程敏政、司经局洗马梁储、太常寺少卿兼侍讲学士焦芳、侍读学士兼左谕德王鏊、左中允杨廷和、左赞善费宏和编修兼校书靳贵等二十人。他还令内阁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和谢迁提调各官讲读。[13]
自弘治十一年（1498）起，讲官从早至午，轮番为小厚照讲解经史。在学习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记忆力。据说，每当讲官考察他学过的课程时，他都可以掩卷背诵。
他还凭自己的记忆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记住了所有讲官的姓名。偶尔有讲官因故未能如期进讲，他便会问左右属官，某某先生今天为什么没来。
厚照学习儒家经典的真实情况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他十分注重礼仪。在听讲时，他仪容庄重，在讲习结束时，他总是起身行礼，恭送讲官。当孝宗前来查看学习情况时，他率领东宫属官趋走迎送，仪态娴熟。与此同时，辍朝之日，如果有学士误束花带前来讲学，厚照会对左右属官说，若是在朝班中，这位先生就会因为失仪被御史弹劾。
厚照在与父皇相处的日常礼仪中也表现得恭敬、谨慎，无论问安、视膳都深得父皇欢心。这些乖巧的表现，使孝宗更加疼爱自己的儿子。
孝宗闲暇时喜欢游幸，每次他都会带上厚照同行。游幸中如果遇到什么新鲜事物，他通常会借题发挥，启发厚照，使他懂得做人、治国的道理。[14]
某天夜里，孝宗一时兴起，带着厚照走出大内，一路向南。父子二人夜游华盖殿、谨身殿、奉天殿，仍意犹未尽。他们又走过武英殿、南薰殿，来到归极门西南，午门西侧的六科廊。
六科廊分东西两房，其中掌司办公的地方叫精微科，重要文书都收藏在这里。小厚照第一次看到六科廊，十分兴奋。他好奇地指着眼前的衙门大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你别嚷，这是六科给事中办公的地方。”孝宗连忙摇手，压低声音说。
“给事中不也是父皇的臣子吗？怕他们干什么？”厚照不解地问。
孝宗意味深长地说：“祖宗设置六科给事中，是为了监督皇帝的德行。如果皇帝有做得不好，甚至做错的地方，他们就会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过失。”[15]
孝宗这一番话，可谓用心良苦。然而，在小厚照心中，这段话的分量根本无法与夜游的快乐相提并论。
随着年龄增长，厚照的兴趣日广。他喜欢音乐、戏剧、杂技、蹴鞠，也喜欢打猎、钓鱼。似乎所有的娱乐活动都能令他乐此不疲。广泛的爱好势必影响学业。从出阁读书到继承皇位，前后八年。在此期间，他只学过《尚书》《论语》这两部儒家经典，还都没有学完。[16]
在众多爱好之中，骑射对于厚照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勤学苦练，梦想有朝一日可以驰骋沙场。这种浓厚的军旅情结或许与他的出生传说有关。据说，张皇后在厚照出生前的那个夜晚，梦到一条白龙盘在她肚子上。按照传统的五行理论，白色是西方的颜色，属金，为兵戎之象。因此，厚照生而好武。[17]
当然，尚武也有可能与他祖母的西南民族血统有关。明代史料在记述纪氏身世时会提到“蛮”“猺”“獞”等西南民族。[18]说她祖上本是汉人，其后流落苗洞，不过是为了顾全皇家颜面的附会之辞。
明朝皇室具有一定的尚武传统，明太祖、明成祖、明宣宗、明英宗都曾御驾亲征。其中，明成祖更是五次越过长城，北征瀚海。因此，朱祐樘对厚照酷爱骑射，潜心兵事，不以为忤。在他看来，厚照这是居安思危，值得褒奖。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间，厚照已经长成14岁的少年。十余年来，他无忧无虑，为所欲为。这样快乐的日子看似会一直延续下去。然而，弘治十七年（1504）十二月发生的郑旺妖言案打破了他的平静生活，并给他留下了不容小觑的心理阴影。
郑旺妖言案之所以赢得了广泛关注，是因为该案涉及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即皇太子的生母究竟是不是张皇后。
实际上，早在厚照降生之时，就有人怀疑厚照的身世。因为张皇后自成化二十三年（1487）被册封为太子妃，至弘治四年（1491）毫无先兆地宣布诞生皇子，前后五年。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无法生育，却在反对皇后专宠的声浪日高之时突然得子，这种戏剧性的反转难免会让人心生疑窦。
难道表面上与皇后情深意浓的孝宗，背地里与宫女干出了苟且之事？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皇子是不是孝宗与宫女的结晶？莫非张皇后为了继续专宠横刀夺子？她会不会杀掉那个可怜的宫女？上述问题会在一些人的头脑中闪过或盘旋，但真正将这些疑问推上风口浪尖的，是一个叫郑旺的普通人。
据《明孝宗实录》，郑旺是一名普通军户。由于家中有人承担军役，因此他只是一名帮贴正军，承担卫所杂役的军余。他的户籍不属于州县，而是属于在京卫所武成卫。这个卫所坐落在京城东北角的郑村镇，郑旺就生活在这里。
郑旺曾经有过一个女儿。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郑旺给这个女儿起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王女儿。这个女孩身上有一些日后可供辨认的特征：她的右肋有出痘留下的瘢痕，背上还有一处烫伤溃疡留下的伤疤。
王女儿12岁这一年，郑旺可能遇到了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儿，他狠心将女儿卖给了东宁伯。王女儿被卖为婢的悲剧命运并没有就此结束。不久，她又被转卖给沈通政。
郑旺虽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卖掉了女儿，但他不曾忘掉这个亲生骨肉。因此，他时常打探女儿的消息。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风闻，驼子庄郑安的女儿被选入宫中，郑安家即将成为皇亲国戚。他突发奇想，这个郑安的女儿会不会就是他的骨肉王女儿。如果这个大胆的设想是真的，那么应该成为皇亲的就该是他郑旺而不是郑安。
被皇亲梦冲昏了头脑的郑旺决定去京城走一遭。他拜访了他的亲戚妥刚、妥洪，希望妥氏兄弟能够帮忙探听消息。
妥氏兄弟是锦衣卫的舍余，由于家中有人在锦衣卫担任官职，因此兄弟二人见多识广，交游广泛。妥洪给郑旺出了个主意，他说他与乾清宫太监刘山相识，如果郑旺愿意恳请刘山帮忙，这个事儿就有眉目了。
郑旺按照妥洪的建议，事先将女儿的身世来历写成帖子，当作认亲信物。随后，在妥洪安排下，他在玄武门外与刘山相见。略做寒暄后，郑旺反复恳请刘山帮忙探听女儿消息，刘山一时磨不开情面，应承下来。
一个多月后，郑旺满怀希望地再次进京。他还特意带上大米、白面作为答谢刘山的礼物。可惜，刘山并未探听到郑旺女儿的消息。
《明孝宗实录》在接下来的记载中，存在一个令人疑惑的表述：“（刘）山于宫女郑金莲处得王女儿者于高墙内。”[19]这句话很容易使人误以为郑金莲与王女儿是两个人，一些历史学家也落入了这个陷阱。然而，参照《明武宗实录》“今名郑金莲者即若女也”，[20]可知郑金莲就是王女儿。
《明武宗实录》是在武宗驾崩之后，孝宗一系已经绝嗣的情况下修成的，纂修者无须避讳，相关记载值得信赖。也就是说，《明孝宗实录》的前述记载，应该做如下理解，即刘山在向郑金莲探听王女儿消息的时候，发现郑金莲就是王女儿。
话说刘山探得郑金莲就是王女儿后，便将郑旺寻女的事情告诉了她。谁知王女儿拒绝认亲，并说自己的父亲姓周而不姓郑。刘山听郑旺说过，王女儿先后被卖过三次。因此，他认定这个郑金莲就是郑旺之女。
不久，不甘心的郑旺又来拜访刘山。刘山见他寻女心切，便出言安慰。大意是说，你的女儿我已经找到了，她说自己又被卖过两次。她也不是不想与你相认，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些迟疑。
郑旺信以为真，他相信宫中的这个郑金莲就是自己的骨肉王女儿。自此，郑旺时常带一些水果、食品、绸缎等物托刘山转交王女儿。刘山虽然不曾将这些礼物转交，但他会送一些宫中的衣服、靴子、布匹、绸缎等物给郑旺，并谎称是王女儿答谢郑旺的回礼。
又过了一段时间，刘山突然找到妥洪，对他说，王女儿如今走了鸿运，进了乾清宫。你们这帮家伙也要鸡犬升天了。见妥洪喜形于色，刘山告诫他说，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能将这个事情告诉外人。
郑旺得到妥洪转达的消息后，欣喜若狂。他不顾刘山的劝诫，开始在乡邻、亲友之间吹嘘、炫耀自己莫须有的皇亲身份。同乡、亲朋信以为真，纷纷为传说中的皇亲献上礼物。为了在皇亲身份得到确认后可以回报众人，郑旺编写了一份聚宝册，详细记录了六百余人的送礼名单。
所谓物极必反，《明孝宗实录》记载的郑旺事件也印证了这一点。某天，为了给女儿庆生，郑旺带上美酒、腊肠托刘山送入宫中。刘山照例藏匿不送，并自行以褥子、靴子、丝绢、手帕等物假托王女儿之名回赠郑旺。
此时郑旺已经如痴如狂，他坚信自己就是皇亲。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拿着刘山回赠他的那些宫中物品到齐驸马府上拜访。齐驸马不知真伪，但也有所防范。他让儿子接待郑旺，自己却不露面。齐驸马之子见到郑旺带来的确是宫中之物，便误以为郑旺真是皇亲。为了日后能够相互照应，他赠予郑旺豹皮一张，马鞍、辔头一套，丝绸衣物若干。
与齐驸马家的这次交往，使更多的人相信郑旺的确是皇亲无疑。郑旺的家人也开始肆无忌惮地吹嘘、炫耀。
乐极生悲，不久，郑旺冒认皇亲的事便被东厂、锦衣卫官校查获。皇帝下令抓捕郑旺、刘山和王女儿等人，并决定亲审此案。[21]
《明孝宗实录》在此处使用了春秋笔法，即故意遗漏部分关键信息从而达到教化或避讳的目的。然而，这样的记载难免会留下明显的漏洞，即一件普通的冒认皇亲案为什么会惊动皇帝？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结合其他史料来探索答案。
根据《治世余闻》所载郑旺本人的供词，他的骨肉王女儿不是普通的宫女，而是一位曾诞下皇子，住在皇太后宫内，随时有可能母凭子贵的女人。[22]结合《明武宗实录》所载郑旺妖言案的后续事件可知，在郑旺看来，他女儿生下的皇子正是朱厚照。[23]
发现了吗？这哪里是普通的冒认皇亲案，这明明是一个事关皇太子身世、皇帝诚信与皇后德行的大案、要案。
郑旺的供词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郑旺冒认皇亲一事，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两三年来，京城内外的投机分子，对郑旺趋之若鹜。这个事实会衍生出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东厂、锦衣卫的官校在事情已经沸沸扬扬两三年之后才有所察觉？
当时也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这件事实际上是上面授意，下面抓人。至于是何人授意，他们迫于政治压力，不曾明言。结合皇帝亲自审案分析，我认为授意者就是皇帝和皇后。
郑旺供词与《明孝宗实录》之间还有一处重要差异。在前述《明孝宗实录》的记载中，王女儿并没有与郑旺相认，也从未与郑旺礼尚往来。然而，根据郑旺的供词，他与王女儿已经相认；郑旺每年都会带上礼物，在西华门与宦官刘山碰面，并通过刘山和皇太后宫中的宫女黄女儿将礼物转交给自己的骨肉；收到礼物后，王女儿也会通过黄女儿、刘山给父亲回赠礼物。[24]
有些聪明的读者可能会想，郑旺供词与《明孝宗实录》的上述差异是郑旺受到刘山蒙蔽造成的，《明孝宗实录》的记载更接近事实。然而，这种解释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即刘山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骗取财物吗？只要比较一下郑旺赠送的大米、白面与刘山以王女儿名义回赠的衣服、丝绸，就会知道刘山很难从中获利。因此，郑旺父女已经相认的可能性更大。
弘治末年郑旺妖言案的来龙去脉大致如上，下面说一下此案的审理。
在皇帝亲审的过程中，刘山迫不得已，指出郑金莲就是王女儿。这个时候，朱祐樘的反映特别耐人寻味，他竟然无法决断刘山是否有罪。无奈之下，他下令将郑旺等人押到锦衣卫受审。
锦衣卫堂上官对郑旺、王女儿、刘山等人毫不客气。严刑拷打之下，王女儿供述的父母姓氏、父母年龄及入宫来历，都与郑旺所言不合。郑旺的妻子赵氏还被允许查验王女儿的身体特征，但她发现这个王女儿的右肋和后背并无记忆中的瘢痕。锦衣卫堂上官由此认定此王女儿非彼王女儿，她本姓周，并非郑旺的骨肉。
刑部提出了郑旺案的最终处理意见。刑部官员认为刘山制造妖言、混淆视听，郑旺和妥氏兄弟传播妖言、迷惑人心，皆当问斩。孝宗亲自做出裁决。他下令将刘山凌迟处死，并强调无须覆奏。由此可见，在皇帝心中，刘山才是此案的罪魁祸首。
《明孝宗实录》没有给出朱祐樘对郑旺、王女儿等人的处理意见。幸而当时关注此事的部分官员，从保留此案卷宗的刑部福建清吏司抄录了一份内批，上面写道：“黄女儿送浣衣局，郑某已经处置了，郑旺且监候。”[25]这里的黄女儿并不是王女儿，而是帮助郑旺和王女儿传递消息的宫女。郑某即郑金莲，也就是王女儿。明孝宗有意不直书其名，说明他与王女儿的关系确实不同寻常。他对于郑旺的处置也出人意料，既没有像刘山那样凌迟，也没有按刑部的建议问斩，而是监押候斩。
内批中对于王女儿的处置故意含糊其词。好在编修王瓒的见闻留下了珍贵的线索。某日，王瓒奉命在司礼监教小太监读书。事毕，返途经过左顺门时，他看到两个太监押送一位用红毡包裹的女人。由于红毡裹头，王瓒看不到这个女人的面目，只能看到一对三寸金莲。
一位随同太监押送红毡女的人事后告诉王瓒，这个女人被押到了德胜门附近的浣衣局。浣衣局守卫对红毡女的礼遇非同寻常，他们看到她后立即起立，将她迎入浣衣局。当时王瓒也说不清其中缘故。数日后，当他听说郑旺妖言案，并将两者联系起来后，才想通这个女人是谁。
由此可见，王女儿最终的命运与黄女儿一样，都被发配到了浣衣局。不过，二人的待遇理应颇有轩轾。
有必要在这里交代一下郑旺案的后续事件。第二年，孝宗驾崩，厚照即位，大赦天下。这时，郑旺也被释放还家。新帝登基后的赦免给了郑旺某种错觉，他决心铤而走险。
正德二年（1507），郑旺伙同他人潜入东安门，宣称国母郑氏已被幽禁多年，他们要将此事面奏皇帝。这一回，郑旺的运气耗尽了，他与此前的刘山一样，被凌迟处死。[26]
郑旺妖言案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部分舆论认为郑旺所说未必是妖言。很多人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动向，部分官员从刑部抄出孝宗内批，都御史王章命御史力辩郑旺罪不当死，刑部尚书闵珪趁大赦之机释放郑旺，或许都是有意为之。[27]
今天，我们大可怀疑厚照的生母实际上就是郑金莲（即王女儿），但是我们很难让所有人都相信这个观点。无论厚照的生母是谁，都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然而，对于厚照而言，这件事儿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郑旺妖言案的纷扰给厚照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冲击。案发前，他的身世让人艳羡，因为他是皇后诞下的嫡长子。表面看来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时代，以嫡长子身份成为皇位继承人应该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然而，在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并非嫡长子。以明朝为例，明英宗、明宪宗是长子，但前者的生母是宫女，后者的生母是偏妃；明成祖、明景帝、明孝宗皆非长子。此外，建文帝、明仁宗、明宣宗虽然是长子，但他们出生时父亲并不是皇帝。因此，厚照的身世一度是值得骄傲的政治资本。然而，案发后，他的身世成疑。这势必会给这个14岁的少年留下很深的心理阴影。这道阴影或许将影响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