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韩建业:南佐都邑性聚落,5000年前最大中轴线布局宫殿|讲堂159-3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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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下午,由澎湃新闻网做媒体特别支持的文汇讲堂第159-3期如约在腾讯会议室举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良渚古城发现者、发掘主持刘斌,中国人大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长江学者、南佐遗址发掘主持韩建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河梁遗址发掘主持贾笑冰,分别以良渚、南佐、牛河梁三地遗址讲述了5000年前后的文明,并与主持人就共性问题互动,回答了吴昊天等听友的14个问题,结束后又以微信方式回答了9个问题。现刊发整理稿,3篇主讲、2篇互动,以飨读者和听友。
韩建业主讲南佐遗址的新发现
良渚遗址是现在世界公认的进入早期国家、代表中华文明五千年最重要的一个遗址。南佐遗址和良渚遗址相比,还只是一些前期的有限发现。
约距今5100年中华文明形成,属“古国文明”阶段
我先陈述一下自己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基本观点。
中华文明是指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达到了国家阶段),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距今8000多年,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进入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约距今6000年,正式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进入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约距今5100年中华文明形成,进入“古国文明”阶段。约距今4100年进入了夏代,也就是“王国文明”的新阶段。
距今5000年左右中华文明的形成,其标志就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出现。我特别认同恩格斯提出的关于国家出现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即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主要就是王权的出现。拿这两个标准衡量中国或者全世界其他的文明都适用。尽管有很多自己的特殊表现,但在出现早期国家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埃及、西亚有很多共性。
1957年发现,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发掘,至少600万平米
南佐位于陇东的黄土高原最大的一块塬地董志塬上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郊,从水系上看属于泾河两个支流之间,遗址位于董志塬上,董志塬是黄土高原最大的一块塬地,附近分布有众多遗址。除了南佐遗址,在陇山以西还有著名的大地湾遗址等,通过对同时期遗址的调查得知,南佐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中心聚落。
南佐遗址在1957年调查发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做过两个阶段的6次发掘,主要是发现了一座建筑面积约七八百平方米的大房子。为了弄清南佐遗址所在的黄土高原地区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从2021年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展了第三阶段的发掘,已发掘了两次,并邀请了很多机构进行年代学、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陶器分析、残留物分析、建筑学等多学科研究。
南佐遗址范围有多大?至少600万平方米。目前在对该区域东西两侧勘探发现了沟,但还无法确认是否一定是人工壕沟,依照南北两边冲沟的范围看,南佐遗址远远不止600万平方米,但是仰韶晚期遗存分布比较密集的范围主要在600万平方米之内。
9个夯土台和环壕组成30万平方米核心区,环壕是大型水利工程
南佐遗址上的重要发现,我们归纳了几项:
9座夯土台和两道环壕组成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
第一,发现了由9座呈倒“U”字型分布的夯土台和外侧两道环壕组成约30万平方米的遗址核心区。它的范围和良渚古城核心的莫角山台城面积差不多。核心区北边的圆形台面积最大,直径约有50多米,东西侧各有4个台共8个,每个边长40米左右。
这9个台像9座金字塔一样,我们初步推测北边圆形台可能是祀天的“天坛”,东西八台或是用于祭地的“地坛”,当时应该很高,现存依然还有5-7米高,是非常辉煌的建筑。而核心区域内的宫殿区面积加起来只相当于两个台子的大小,台子外面有内环壕将其环绕成方形或者圆形,外面还有外环壕。
其中西边3号台面积约有1600平方米,现存高度5-7米,经过勘探其中央还有一个60多平方米的方形大坑,很可能是一个祭祀坑。勘探发现台子内侧通向中轴大道处(现在已经水土流失变成大沟),有一个近百米长的台阶状的坡道,通向台子上方。推测其余台子都有道路和中轴大道相连。
对西3号台西侧的壕沟进行解剖,发现壕沟局部宽20米,深10米,台子侧壁和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这么大的壕沟把两侧和底下都夯起来,像南水北调渠一样,是为了防止渗漏和塌陷,显然里面经常流水。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我初步估算,9个台子内外环壕加起来至少长达5公里,这样大规模壕沟的修建,至少需要5000人一年时间才能挖出来,还不算后勤配套。
最早最规范的中轴线布局“宫城”,布局像紫禁城
整个宫城布局看起来颇像紫禁城,有目前发现最早且最规范的中轴线。
第二,发现了中央部位布局严整、中轴对称的“宫城”。经过这两年的工作,我们做出了夯土宫墙,四面都有,围成长方形。南墙有内外两道墙,内墙南面是一个3米宽的大门,外墙隔了几米也有门,外墙类似于后世的照壁或者影壁,同时也围成瓮城结构,这也算是中国最早的瓮城。宫城面积约3600多平方米,如果加上周围的“护城河”,宫城区约有上万平方米。
宫城中央是一个建筑面积约七八百平方米的夯土墙的大殿。大殿有一个中轴线,从宫城的北端通向南端,走向是自北向南穿过大殿两个大柱子中间,穿过大火坛、中门,穿过宫城南门,再向南可能连接中轴大道。这应该是目前发现最早且最规范的中轴线。整个宫城布局看起来颇像紫禁城,西边有西侧室或者西侧殿,东边有东侧室或者东侧殿,总体是一个中轴对称的结构。
宫城南门两侧有柱洞,一侧还有门塾,内有火塘,可能有门卫守卫。西侧是一列房子,都是两个房子为一组,中间有空间,形成对称结构。所有房间的墙都是版筑很好的夯土墙,保存至今还有2米高,地面和墙壁都是白灰面装修,火塘也都是白灰面的,砌得非常好。有的屋内地上有一个长凸棱把房间分为两部分,一边是有动物骨头,大量猪下颌骨,以及陶器等,可能是祭祀场所;隔开的另一边非常干净,可能住人或别的功用。这样的室内分隔布局也是首次发现。
室内被分隔为两处,一处可能是祭祀场所,有猪骸骨,另一处或住人。
东侧殿也是同样的结构,内有火塘,通过一些门、走廊可以与中央大殿连在一起,所有墙都是夯土墙,所有地面和墙壁都用白灰装修,非常洁白漂亮。
距今5000年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大型宫殿建筑
第三,发现了一个五千年前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大型宫殿建筑。建筑面积约700多平方米,室内面积580多平方米。宫殿分前后两部分,前厅部分三排大柱子,每个柱子直径80公分;过了三个门是殿堂部分,中心大火塘直径3.2米,相当于两个人的身长,后面两个顶梁柱直径1.7米,还有很多结构非常复杂的附壁柱,这样规模宏大的建筑是前所未见的。
今年发掘了主殿西墙的前端和地面,发现均使用了6、7层白灰面粉刷。南佐遗址是中国首次大规模使用白灰面和夯土的建筑结构。大殿墙宽1.5米,现存高2米多。
南佐是大量使用白灰面和夯土的遗址
我们发现南佐遗址可分早、晚两个时期,整个大殿主要使用时期是早期。后来这些大殿空间和所有的房间几乎全部都被夯填起来,形成数千平方米的大夯土台。大殿前厅等位置不用之后夯填时留下了非常清楚的版筑结构,开始发掘时差点误认为是墙。夯填的目的当然是在上面建了新的建筑,也就是晚期建筑,我们也确实发现了晚期建筑,距今约4800年,但由于接近地表保存极差。保存得最好的还是距今5000年的早期建筑格局。
早期的建筑不用后都被夯土夯筑起来了
精美的白陶、黑陶等,制作技艺高超,或与长江流域有交流
第四,在宫城东边祭祀区发现了大量制作水平高超、高等级的祭祀器物,还发现一处一二十平方米的像九曲黄河一样的遗迹。
东边祭祀区的器物,包括一组9件60公分高带有盖塞的酒瓶子——小口平底彩陶瓶,这种又能盖又能塞的瓶盖塞还是第一次发现,酒瓶应该具有礼器性质。发现了数百个箍白泥附加堆纹的陶罐,在其他地方很少见,罐内可能装猪肉之类食物,或是祭祀所用,附加堆则是用白泥专门做的。
发现了数百个箍白泥附加堆纹的陶罐,可能是装祭祀用的肉。
还发现了一些白衣陶、白陶,白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一件带盖的白陶簋最薄的地方只有一两毫米,制作水平非常高,白陶原料一种是现在制瓷的高岭土,还有一种是瓷石,瓷石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还发现了大量朱砂陶,初步分析认为和良渚朱砂的成分接近。
还发现了非常光亮的黑陶,在黄土高原很罕见,其渗碳技术最像良渚文化,能够很好控制黑陶渗碳层的厚度。陶器的烧造温度大多1000℃以上,最高温度可达1116℃,烧造技术非常高,新石器时代一般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下。
还发现了在黄河、长江流域常见的圜底缸,七八十公分高的彩陶大罐。发现了很多石镞、骨镞上涂有朱砂,可能类似后世周天子赏赐诸侯的“彤矢”,这也是一种礼器。
南佐的双腹盆或和屈家岭有关
下图为七八十公分高的彩陶大罐引人关注
南佐还出土了不少能展现人装束的小陶塑。南佐的双腹盆和屈家岭双腹器可能有关系,屈家岭文化的双腹器可能是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才出现的。绿松石的原料更可能来自长江流域。
发现了不少建筑材料比如土坯和砖,砖是中国年代最早的红砖,是专门模制后烧制的。
炭化水稻几百万粒,或从长江流域而来或自种
第五,发现了大量炭化水稻。我们在祭祀区发现了几百万粒水稻,估计得有一二百公斤,在祭祀时被烧过的。这些水稻不排除来自长江流域,也不排除是在庆阳大塬上自我种植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最终结论。
炭化水稻,可能来自长江流域或自我种植。
总的来说,南佐遗址是距今5000年前建筑工程量最大的聚落之一,需要数千人工作多年才能完成,这样的工程量彰显出国家力量。南佐中轴对称的古典建筑格局开中国建筑先河,凸显了王权至上,与祀天祭地的神权完美结合。南佐宫城出土文物贵重精致,揭示阶级分化和远距离贸易控制,尤其是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关系密切。
南佐都邑性聚落的发现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陇东地区已进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阶段,这对于客观认识黄河上中游、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对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