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传承
玄歌不辍 砥砺前行
默默守候 用心传承
西南联大教授雷海宗说过：不学中国通史，不知道中国伟大；不学世界通史，不知道中国落后。当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中国还在处于外敌入侵的历史境遇。
西南联大虽然前后仅存在短短的九年，但却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在极端艰难困苦中弦歌不辍，铸就了中外高等教育史的奇迹，不仅“在国家危亡之际，展现了我们民族最宝贵的品格，传承了民族精神和血脉”，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书名：《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
作者：闻黎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史家胸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学的作用之一是“以史为鉴”，皇皇二十四史，各种类型的通鉴，无不如此。九一八事变后，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更是自觉地将这种意识融入自己的著述。留滞北平的陈垣，就在《通鉴胡注表微》中，通过阐发胡三省对《资治通鉴》的注释，抒发痛惜国土沦丧，反抗强敌入侵，维护民族气节的浩然正气，为沦陷区的史学界树立了令人赞叹的榜样。在这方面，西南联大也不逊色，钱穆的《国史大纲》即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1949年以前，诸多学校的历史课基本教材采用了钱穆的《国史大纲》。这部著作的东汉以前部分，在战前作为讲义写出了初稿，但钱穆决定以《国史大纲》为题，全面展开写作，则是在抗战初期。
卢沟桥事变后，钱穆匆匆南下，携带了平日讲通史的数册笔记。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钱穆经广西、越南来到昆明，于4月抵达已改称为西南联合大学的蒙自分校。在蒙自，师生暂时结束了战争以来的动荡生活，有了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教师继续从事各自的研究与著述，钱穆《国史大纲》的写作即在这一时期展开。
在蒙自，经历了千里逃生的钱穆，讲起国史“倍增感慨”，同学们亦“颇有兴发”。但是，学生们“苦于课外无书可读，仅凭口耳”，这激起钱穆续写《国史纲要》，“聊助课堂讲述之需”的念头。于是，5月间他正式着手撰写，为了集中精力，蒙自分校结束时他没有立刻去昆明，而是留在蒙自安心写作，直到开学才回到学校。但是，1938年9月28日，日机开始轰炸昆明，钱穆不得不每天早晨抱着书稿跑到旷野去。在这种情况下，经朋友介绍，钱穆搬到宜良县城西山下的岩泉寺，每周在昆明上课，结束后就到宜良住三天。钱穆就是在“既乏参考书籍，又仆仆道途，不能有四天以上之宁定”的环境下写作《国史大纲》的。该书于1939年6月完成，前后历时13个月。《国史大纲》是钱穆的成名作，曾给他带来很大荣誉，但是他对这部著作并不满意，在致友人信中说“此书垂成，而非意所惬”，其原因是“细针密缕，既苦书籍之未备；大刀阔斧，又恨精神之不属”。
《国史大纲》完成于挽救民族、挽救国家于危难的全民抗战形势下。这样的时代的需要加强国民自信心，而这种自信心是建立在了解本国历史基础上的。钱穆的《国史大纲》就响应了这一时代需求，在全书开端的第一篇《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中，他写道：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于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引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展。）
上述所言，清楚地表明了钱穆对文化与国家命运关系的认识，反映了他写作这部著作的初衷与目的。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批判了历史研究中存在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当时，在史学界和思想界，有些人认为秦以来两千年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政体”，学术上“思想停滞”，因而说“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各个方面都不能与西方相提并论。钱穆认为这种思想是民族虚无主义，其原因是他们“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趋，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于我，拘于貌而忽其情”。钱穆认为自己有责任弘扬中国文化，于是以一个史学家的责任感，投入这部书的写作。
钱穆的《国史大纲》是部通史性质的专著，自称其内容是“就一般政治社会史实作大体之叙述”。按照钱穆的计划，他要写三部新史，一部是通史，即《国史大纲》；第二部写文化史，即抗战时期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第三部写思想史，内容是他在昆明做过的四十次演讲。钱穆的这些工作，都有明确的目的。正如他说：“一个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已往历史之认识，特别贫乏，特别模糊。作者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实之考查。”
钱穆在《国史大纲》和《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表现对中西文化异同等问题的观点，被认为带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同时，学术界也认为，虽然钱穆不赞成全盘西化的提法，但他同样主张学习西方之长，只是认为必须首先努力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才能从西方文化中撷取长处。关于这些问题，学术界业已贡献了很多成果，没有必要重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钱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彰显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正如一位学者说，“尽管钱穆的有些学术观点不无可讨论之处，但他热爱祖国，热爱民族，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激情与努力，是值得钦佩和赞扬的”。
与钱穆一样，雷海宗也是位在史学研究中带有深厚情怀的史学家，他的名字与《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出版于1940年2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汇集作者在清华园完成的论文，下编汇集的是其在抗战前期撰写的论文。《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体现了雷海宗对中国文化的观察与思考，反映了他试图解答泱泱大国为什么会造成千年“积弱”的局面，为什么堂堂华夏竟会屡屡遭受外族的侵略，特别是近代以来更是遭到西方和日本的欺凌。正是怀着这个动机，雷海宗以一个史学家的广阔视野，提出了既产生了很大影响，又引起不少争论的“中国文化周期论”的观点。
雷海宗的“中国文化周期论”在抗战前的著述中就已经提了出来。当时，他发表的《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无兵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两周》等5篇论文，通过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兵员、兵制的演变、中国古代文官与武官的关系、士大夫与流氓的关系、家族制度与国家体制的关系、皇族血统退化与历史进程的关系等问题入手，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进行了一番剖析。在上述思考中，雷海宗主要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弱点，他认为，只有认识到中国旧文化的劣处与不足，才能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生，这正是他最初提出的“中国文化两周说”的核心。在《中国文化的两周》中，他把中国历史分为两大周期。第一周期自上古到秦汉帝国，是纯粹华夏民族的古典中国。第二周期自南北朝到清代末年，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雷海宗认为，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兴灭，都只有单一的周期，只有中国文明有“第二周返老还童的生命”，并期望通过抗战的发展，产生第三周的新文化。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促使雷海宗对中国文化新生的意义做了进一步的思考。1938年2月，他在《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中论述了抗战的意义和士兵舍生忘死的精神。他在文中说：“此次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我们此次抗战的英勇，是友邦军事观察家所同声赞许的，连敌人方面的军事首领有时也情不自已的称赞一声。我们虽然古老，但我们最好的军队可与古今任何正在盛期的民族军队相比，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同时，他更重视对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比较。他说：“我们若把中国与其他古老文化比较一下，就可得到惊人的发现。埃及文化由生到死不过三千年。公元前三百年左右被希腊征服，渐渐希腊化。后来又被回教徒征服，就又亚拉伯化。今日世界上已没有埃及人，埃及文字，或埃及文化；今日所谓埃及的一切，都是亚拉伯的一部分。巴比伦文化的寿命与埃及相同，也同时被希腊征服，后来又亚拉伯化。希腊罗马文化，寿命更短，由生到死不过二千年；今日的希腊不是古代的希腊，今日的意大利，更不是古代的罗马。至于中国，由夏商之际到今日，将近四千年，仍然健在，并且其他古族在将亡时，都颓靡不振，不只没有真正抵抗外患的力量，甚至连生存的意志也大半失去。它们内部实际先已死亡，外力不过是来拾取行尸走肉而已。”
其后，雷海宗在《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中，对第三周文化进行了展望。他说：抗战以来，自己常对这次抗战的意义自拟题目，自供答案。例如，他曾想过，“假定开战三两月后，列强便出来武力调停，勉强日本由中国领土完全退出。那与目前这种沿江沿海与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线全因战败而丧失的局面，孰优孰劣？”又如，“假定开战不久，列强中一国或两国因同情或利益的关系而出来参战，协助中国于短期内战败日本，那与目前这种沿江沿海与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线全因战败而丧失的局面，孰优孰劣？”他的结论是“战败失地远胜于调停成功”，“战败失地远胜于借外力而成功”。雷海宗说：“我们为何无情的摒弃一切可能的成功捷径，而宁可忍受目前这种无上的损失与痛苦？理由其实很简单：为此后千万年的民族幸福计。”他说：“我们此次抗战的成功断乎不可依靠任何的侥幸因素。日本速战速决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速战速胜的战果是不应该的。即或可能，我们的胜利也不当太简易的得来。若要健全的推行建国运动，我们整个的民族必须经过一番悲壮惨烈的磨炼。二千年来，中华民族所种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彻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礼，万难洗净过去的一切肮脏污浊，万难创造民族的新生。”
雷海宗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在西南联大是出了名的，他用这种治学特长，对中国文化的新周期进行了展望，做出抗日战争是中国结束旧文化局面、创造新文化周期的最佳契机的论断。雷海宗对民族文化层面的“兵的精神”问题、社会层面的“家族”问题、政治层面的“元首”问题，进行了层层分析，认为解决这三个问题，是把握最佳契机的关键。他说：“建国运动，创造新生，问题何止万千？但兵可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说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三个问题若都能圆满的解决，建国运动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于是，雷海宗的学术视点，从传统文化的弱点转移到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上，而“中国文化周期论”也在呼唤“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雷海宗对抗日战争意义与价值的诠释，自成体系，表达了对赢得战争胜利充满信心。历史研究都是有目的的，不仅需要运用传统考据学等方法寻求真实的历史，而且要在历史研究中体现时代的需要。以钱穆、雷海宗等为代表的史学家，在挽救民族危亡、抗击外来侵略的时代环境中，把个人研究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将民族自信作为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价值取向，是西南联大战时史学的一大特点和贡献。
内容简介
西南联合大学是七七事变后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战时高等学府，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在短短八年半中，这所高等学府的师生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岁月，谱写了光辉篇章。本书围绕“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的主题，梳理了西南联大师生从南渡至抗战胜利后复员的经历，其间涉及该校师生在抗战时期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又以该校师生对抗战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贡献为重点。
作者简介
闻黎明（1950～2022），1977年6月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同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相继在中国通史研究室、近代史资料编辑室、近代思想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史研究室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学术代表作包括：《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闻一多传》《闻一多年谱长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