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藩，字恢吾，河南杞縣人，清末至民國間當地知名學者，深受鄉人尊崇。蔣氏家富藏書，民國時期參與河南省內方志纂修事宜頗多，並嘗撰寫文章，闡述讀志修志心得，在中國晚近方志纂修領域，佔據重要地位。
李少白所述蔣藩修志見解
德勇昔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期間，於研究所圖書館當作垃圾棄置庭院的舊書函中，撿拾若干，以配裝寒齋古刻舊本。其中一件乃舊盛放光緒《鹿邑縣志》者，內側有墨筆題記，述及蔣藩先生在方志修纂方面的見解，其文如下：
爲考日記原稿著作人姓名，兩謁蔣恢吾先生。先生充杞乘編纂及豫省志編輯二十餘年，對方志之學素有深討。當詢偃師志康南海品爲海內第二，先生以爲定評否？先生云該志爲武億編纂，可稱名志，第二之評，未敢贊許。又云豫省各縣志，除偃志外，魯山志爲武先生門生纂輯，殺青時題“武億總纂”。此志雖未經先生親躬編輯，實經先生校閱，亦有相當價值。復云清末各縣所修志乘，鹿邑志可稱豫省第一，因依章氏體例而輯也。今歲初夏，余偶購鹿邑志一部，值僅二貫，甚爲喜悅。今蔣先生推爲吾豫第一，余樂難名。余愛方志之學，今不意中獲斯珍寶，誌之不忘。
東婁李少白誌 時二十八年十一月廿日（國曆）記于福高小校
題記者姓名疑當初售出時抹去，然尚依稀可辨，不詳何等人也。惟審其“東婁”里籍及“兩謁”蔣藩經歷，似屬蔣氏同里杞縣之人。蓋“東婁”乃杞地夏禹之後“東樓公”別稱，故李氏當以“東婁”代指杞縣。
李少白講，他向蔣藩請教方志優劣的前提，是蔣氏曾主修家鄉杞縣的縣誌並且連續多年參與河南省志的修纂，而他具體提出的問題，是對偃師縣志的評價——即康有爲評定該志爲海內第二，蔣氏以爲然否？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裏談論的偃師縣地方志，是指乾隆《偃師縣志》，蔣藩的回答，則除了這部《偃師縣志》之外，還談到對其他一些河南省地方志的評判。由於如前所述，蔣氏在民國時期的方志纂修活動中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所以我們有必要瞭解一下他的看法。
第一，乾隆《偃師縣志》雖堪稱名志，但卻達不到天下第二的地步，而它之所以能夠成爲一代名志，同“該志爲武億編纂”是有直接關係的。
第二，在河南各地的縣志當中，嘉慶《魯山縣志》也是一部較高水平的方志，而這部縣志之所以會有這麼高的水平，也同武億其人具有密切關係。蓋《魯山縣志》志爲武億門生纂輯，且經武氏校閱。
第三，在清末纂修的河南各種縣志之中，李少白手中的這部光緒《鹿邑縣志》位居魁首，水平最高。蓋該志乃依循乾隆年間學者章學誠的方志理論而修纂，體例嘉善。
光緒《鹿邑縣志》
清人章學誠的《文史通議》和唐初劉知幾所撰《史通》，兩書遙相輝映，是中國古代兩大專門探討史學著述編撰方法的名著，而章學誠對方志的修撰方法着力尤深。不過地方志到底怎麼寫纔算好，往往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兒。
清朝官修《四庫提要》，論明代以來的地方志書，乃特別強調作者的筆法要既簡且美，約而得要，最好直接追慕《史記》《漢書》，並極力推崇明人康海的《武功志》和韓邦靖的《朝邑志》（《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大德昌國州志”條、“武功縣志”條、“朝邑縣志”條、卷七〇“桂勝”條、卷七二“寧波府簡要志”條）。章氏則反覆申說“州縣之志，體宜比史加詳”（《文史通議》卷六《外篇》一《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志之爲體，當詳於史”（《文史通議》卷八《外篇》三《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對康海《武功志》和韓邦靖《朝邑志》，章學誠更書有專文，多有詬訾（《文史通議》卷八《外篇》三《書武功志後》、《書朝邑志後》）。至戴震與章學誠討論志書體例，所主張的路徑竟與之大相徑庭，以至拂衣而去，不歡而散（《文史通議》卷八《外篇》三《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章氏那套說法是不是普遍適合清人纂修方志，這裏姑且置而不論，而且這種侈談理論、方法的事兒也實在不好說，甚至根本沒地方說（兩相比較，我還是更信服戴震的博學高識——他也上手編纂過《汾州府志》和《汾陽縣志》），不過有些事兒還是可以清楚判斷的——這就是蔣藩的說法同既有事實之間存在着明顯的差距，這一情況不能不予以澄清。
蔣藩在評價《偃師縣志》和《魯山縣志》時，突出體現出他對武億其人的尊崇。武億是清朝乾隆、嘉慶年間著名學者，在北方學者中顯得尤爲突出——而他的家鄉就在河南偃師。蔣藩或許就是過分關注武億的籍貫這一點了，所以纔會把《偃師縣志》的纂修者記成了他。
然而生於斯、長於斯並不等於他就一定會承擔纂修家鄉地方志的工作。檢視乾隆《偃師縣志》可知，這部方志首卷和其餘絕大多數卷次題署的纂修者都是“翰林院編修孫星衍”和“偃師縣知縣湯毓倬”兩人，並不是武億。河南府知府劉文徽在卷首的序文裏講述該志纂修經過（偃師縣在清朝隸屬於河南府管轄），乃謂“遂以其事屬之毘陵孫淵如太史（德勇案：“淵如”是孫星衍的字），湯君亦自民間搜求得王《志》（德勇案指康熙年間偃師知縣王澤長所修當地縣志），本雖多殘缺，前事略備。廼聘湘潭張度西先生，會邑之縉紳，開館集事。適太史簪筆承明，自都門以所撰《地理》、《山川》、《陵廟》諸志見寄，考據詳明，得未曾有。湯君復相與援古證今，悉心搜訂，刪朱《志》之庸鄙，補王《志》之簡疏。凡六閱月，始成完書焉”。據此，實際纂修此志者當即如作者題名所示，並沒有什麼隱而未顯的內情。
乾隆《偃師縣志》
這麼講，並不是說武億同他家鄉這部縣志毫無關係。在其第二七、二八兩卷，我們看到了下面這樣怪異的標注：
乾隆《偃師縣志》中的
《偃師金石遺文記》
這樣的標記形式究竟怪在哪裏，且容我慢慢敘說。
其怪異之處，首先是這部書分明是《偃師縣志》，這二七、二八兩卷的書口上也刻着“偃師縣志”的書名和“金石錄”的篇名，可在這兩卷書的卷端鐫記的卻是“偃師金石遺文記”。按照古書通例，其卷端題名，最爲正式，而書口所鐫，則往往隨意性很強。這是古書裝幀形式演變和雕版印刷技術發展所造成的結果，自然而然，除非有什麼特別的緣由，不會有人無緣無故地非要別出心裁拗着幹，讓誰看着都不順眼，何苦來的呢？
其次是“縣人武億虛谷著/男穆淳愚溪校/韓甲辰太初採輯”這一題名形式，同《偃師縣志》首卷和其餘絕大多數卷次在卷端題署的“翰林院編修孫星衍/偃師縣知縣湯毓倬同纂”也大不相同。
不拘古今，書籍的作者題名，對應的都衹能是書名，因而這兩卷書卷端題署的“武億”，衹能是在記明他是《偃師金石遺文記》的作者，而與《偃師縣志》無關。同樣，“男穆淳愚溪校”所校覈者也衹有乃父此《記》，同當地那部縣志沒有什麼關係。這兩卷卷端題名中最具有特別涵義的是“韓甲辰太初採輯”。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不難看出，這是告訴讀者，乃是這位韓甲辰先生把武億的《偃師金石遺文記》納入《偃師縣志》當中，作爲該志的《金石錄》。
可這樣一來，這部《偃師縣志》又成了個什麼樣子——好像它的《金石錄》儼然成爲另外一部書。怎麼琢磨，這情況也頗爲不可思議。要是孫星衍或湯毓倬想要把武億的《偃師金石遺文記》編爲《偃師縣志》的《金石錄》，那麼，他們徵求武億同意之後，在書中做個說明不就是了，何必把事兒弄得這麼別捏？
檢讀武億文集，見其致孫星衍函，乃得以窺破箇中原委：
某仰企閣下有年，未嘗獲一邂逅，而屢承推獎，非意望所及，感何可言。敝邑志局廢弛四十餘年，經閣下操筆，已垂就緒，不獲大手終始其事，良深惋嘆。比聞閣下忽以書屬湯君，俾某續成此舉。竊謂閣下愛我厚矣，然與鄙意終相剌謬，又湯君亦不欲多屬人。昨某有書已致方川先生，爲某已其事，俟他日晉謁，當盡此中委悉也。戴東原修《汾州志》，辨河西不在其地，亦踵前人舊說，而妄庸鬨傳，謂戴君掃滅古跡，當獲雷殛之報。以戴君之名震，因發於極情而詛詈至此。某雅無戴君重望，又訂正舊志附會傳訛者當甚於西河一事，於此冒昧任之，足爲寒心，閣下想亦垂諒也。（武億《授堂文鈔續集》卷一〇《與孫淵如一》）
在接下來的另一通信函當中，武億又更爲懇切地謝絕了與修《偃師縣志》一事：
往者某在京都，余、黃兩故友稱足下不容口。比文登畢君與某初相識，即道足下淹通絕倫。竊計南旋抵大梁當與足下幸晤，使生平願見積之數年稍可釋然自慰。然某遲留二十餘日，迨臨行，始聞足下已至固始，倉卒不及留書，遂西去。歸家未三日，又走舞陽，因循牽阻，竟逼歲暮。入門得讀手教，感慰無量。
某少以孤貧，沈沒里巷；中歲人事煩擾，奔走窮途幾二十年。自分在世間不過爲一鈍物，豈意足下過爲齒記，先於制府左右爲之推引，又不棄頑鄙，輒賜存問。伏惟足下大雅，豈弟兼容泛愛，乃於不肖見知至此。未審何日得望顏色，一消鄙懷也。
縣志荒陋，得承足下纂就，此一邑文獻所托。況劉太守又已薦人，無容不肖再爲溷入。願接晤湯明府時不必面以不肖爲屬。（武億《授堂文鈔續集》卷一〇《致孫伯淵二》。德勇案：孫星衍一字“伯淵”）
前一通信函談到的是孫星衍給湯毓倬寫信推薦武億接手志書的修纂，後一通信函談到的是孫氏又想向湯某面薦其人。通讀這後一通信函可見，武億心意之誠懇真切，附着於情感的傾訴當中，這通信函也愈加強烈地透露出武氏不得已的苦衷，而我們並觀兩函及前引河南府知府劉文徽序，武億同這部乾隆《偃師縣志》的關係，似可得其梗概。
湯毓倬在卷首的序文裏稱，乾隆五十一年夏，河南巡撫畢沅便道至偃師祭拜祖墳，鑒於舊志弇鄙疏漏，提議亟當續修邑志。這“河南巡撫”是中州大地的真的真的青天大老爺，霹靂一聲，從天而降，當地官紳無不雀躍響應，重修《偃師縣志》的工程，由此啓動。
時孫星衍尚無功名，寄身畢沅幕下，助其附庸風雅。“望風希指”的河南府知府劉文徽，也就“自然而然”地延聘孫星衍來修纂《偃師縣志》。對於富有學養的學人來說，這是個很無聊的苦活兒，可雞肋也有肉，幹這苦活兒，是能夠掙到銀子以養家餬口的。孫星衍學術聲望很高，但很窮困；畢沅很看重他的學識，所以纔把他養在幕府。因而劉文徽等地方官員請孫星衍來纂修《偃師縣志》，是一舉多得的妙舉，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都能兼得其利。
劉文徽小算盤這麼一打，窮書生孫星衍也就傻乎乎地動手幹了起來。結果，很快就寫成了前面提到的“《地理》、《山川》、《陵廟》諸志”，這就是刊勒成書的乾隆《偃師縣志》的前四卷。本來順風順水做得正歡，孰知天上掉下一塊大餡餅，砸跑了孫星衍，也砸散了劉知府的妙局：孫星衍聯捷於這一年的秋闈和第二年的春闈，中了進士，進京做翰林去了——乾隆《偃師縣志》孫氏署名中的“翰林院編修”就這麼來的。
於是，孫星衍在寄來已成四卷書稿的同時，極力向湯知縣推薦由武億來替代自己，續成其事。然而，武億卻深知這位湯知縣並“不欲多屬人”，也就是不想再有像武億這樣的人參與修志。當初河南府知府劉文徽延請孫星衍來纂修《偃師縣志》，本有討好巡撫畢沅的考慮，湯知縣自然不敢違逆，現在孫星衍既然已經場屋高中，展開大好前程，他也就另做盤算了。
前面提到的劉文徽知府所說“廼聘湘潭張度西先生，會邑之縉紳，開館集事”者，看其前後言語，似發生在孫星衍離職入京之前，可按照湯毓倬知縣自己的說法，在《偃師縣志》編纂啓動之初，“秉筆者實爲毘陵孫淵如先生”，也就是原本是要由孫星衍一個人執筆書寫這部縣志的。然而逮“（孫星衍）先生聯捷入翰林，自都中以《地理》、《山川》、《陵廟》稿見寄，廼延同年湘潭張君紫硯明府開局署前新廨”（乾隆《偃師縣志》卷首湯毓倬序）。據此，則在孫星衍辭去其職之後，湯毓倬趕緊抓住機會，請來同年張紫硯幫忙，完成未竟的工作，最後再衹掛上自己的姓名，與孫星衍並列。至於那位張姓同年之友則純屬友情奉獻，略去署名無妨。
從而可知，武億所說“湯君亦不欲多屬人”，指的就應該是湯毓倬想自己佔這個名分，不想把這事兒讓給才高學富的武億；而“劉太守又已薦人”則衹能是劉文徽買好於下屬順水推舟把這“美活兒”派給了湯知縣（這事兒是巡撫大人畢沅指示做的，小小湯知縣不敢妄自做主）。
孫星衍是巡撫大人的幕賓，知府大人劉文徽想討好上司，湯知縣擋不住，也不敢擋。可武億算個什麼？武億雖然比孫星衍早七年，在乾隆四十五年就考中了進士，但這時由於進士錄取人數已大大多於官場上可能騰出的位置，考中了，並不等於馬上就能混到職位（孫星衍進士及第就進了翰林院，是因爲他考中了榜眼，而武億運氣不佳，衹考了個三甲第十名），直到十一年後的乾隆五十六年，纔捱到一個博山知縣（孫星衍《五松園文稿》卷一《武億傳》），這已經是孫星衍離職《偃師縣志》修纂四年以後的事兒了。因而此時此刻，在湯知縣眼裏，他不過是自己管下的一個普通“縣人”而已，憑什麼要把這個名分讓給他？
本來按照那個時代的通例，湯知縣所說“開局”，是爲纂修縣志做輔助工作，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攢個“編纂委員會”。主持這個局的，大多是當地的父母官，行話管這叫“例兼”。所以，要不是趕得寸，孫星衍中了個探花，或許還會接着把縣志編下去，知縣湯毓倬能輪到的，也就是這麼個事兒。
雖然說清代府州縣志的署名方式多種多樣，但一般來說，主持這個志局的父母官會署曰“修”，真正執筆撰述的則命之曰“纂”；俗一點兒，也可以說幹活兒的叫“纂”，管事兒的、掛名的叫“修”。乾隆年間纂修《偃師縣志》這檔子事兒被弄得雲裏霧裏的，就是這位湯知縣不想本本分分地當個主修人。儘管真正有學問的人誰也不會在意編不編地方志，可湯知縣不是這樣，大概他把在縣志上印出撰著者之名看成“青史留名”的偉業了，所以纔做出這麼一番操弄。
關於這一點，偃師當地的學者武億很容易瞭解，可江蘇陽湖人孫星衍卻無由獲知。所以，孫星衍這位書生纔會從學術能力角度力薦武億繼成其事。湯毓倬拒絕武億纂修《偃師縣志》，雖然在武億看來，是勢所必然的事兒，但他對這種小人勾當也自然滿腔憤怒。在給孫星衍信中講的那些牢騷話，針對的對象，當然就是這位湯姓縣太爺。
妙的是無學無識的湯知縣在編纂《金石錄》時遇到了很大麻煩。中國古代發軔於北宋中期的金石學研究，在清代乾嘉時期達到了登峯造極的程度。授意續修《偃師縣志》畢沅就雅好此道，撰著有《關中金石記》和《中州金石記》；孫星衍亦同有此好，撰有《平津館讀碑記》和《京畿金石考》。可以推想，在孫星衍規劃的《偃師縣志》編纂方案中，一定包含《金石錄》這一部分，而且這部分內容也一定是河南巡撫畢沅非常在意的。所以，湯毓倬在接手纂修《偃師縣志》之後，也一定要在志書中列有這部分內容。
可麻煩的是金石學很專門，要想編出一篇大體說得過去的《金石錄》也不大容易，需要專家上手，而武億恰恰就是這方面的高手，著有《授堂金石一跋》《金石二跋》《金石三跋》和《金石文字續跋》等很多高水平金石學的書籍。他在金石學領域造詣之深，影響之大，甚至“中州人知讀古書，崇經學，搜訪碑刻，備一方掌故，多自億始”（孫星衍《五松園文稿》卷一《武億傳》）。對於湯知縣來說，這是個很大的難題。不用武億吧，肯定拿不出能讓巡撫畢沅和知府劉文徽看得過去的東西，這樣自己在上司面前也交待不過去；用吧，既然已硬生生地擋住孫星衍的推薦，堅決不讓武億填補孫星衍空出來的位置，那麼又怎麼來用他呢？
現在我們已經無法知悉在湯毓倬和武億之間經歷了怎樣一番折衝，但實際情況，就是前面所說武億的《偃師金石遺文記》被那位韓甲辰“採緝”到《偃師縣志》當中，作爲《金石錄》，編爲《偃師縣志》的第二七、二八兩卷。
道光刻本《授堂文鈔》
關於這件事兒，武億自己倒是留下了個話兒，乃謂之曰：
偃師與洛壤接，由漢魏以迄隋唐，皆爲京輔都會之區。其間宮觀寺宇與夫陵墓所在，多侈于他縣，而銘誌刻記附以流傳至今者，亦頺廢敗没于榛莽無人之墟。予方童幼時，閒過其下，輒知摩拭存之。歸即條記某所某刻石，畧能道其歲月事迹始末。自是三十餘年，癖好益甚，聞鄉人有新獲自土中者，必屬其多方秘䕶，或竟倍價搆覓以歸。
會修縣志，陽湖孫君季逑屬稿未就（德勇案：孫星衍號季逑），以書致當事者，必要予續成之。予感孫君之意，爲出舊所蓄金石諸文字，别其存佚，較其頂脫，具錄成帙，附證于史籍傳志，以與縣之山川都邑、道里墟聚，凡見于碑刻者，轉相推明，蓋實于當日廢興沿革割并之跡，古事之存，悉得其據依，而旁及前志鑿空皮傅之失，與今志小爲牽附者，亦時有規焉。
既成，上之當事者，已編入志内，爲《金石錄》。于是又擇其案䟦，釐爲四卷，自覔工刋刻，意欲别行于世，更俾後之人因予所記以攷遺文，因遺文以証方志，其尤取資于徵信者，必非一端可盡，則予之此編之所聿述，其可不謂之勤且要與？然又不能不跂望于來者，益爲搜著以終成予硜硜之志，則庶其無負也與？乾隆五十三年著雍涒灘之歲壯月。（武億《授堂文鈔》卷七《偃師金石記題辭》）
簡單地說，武億從小就蒐討摩挲於家鄉的碑刻文字，並且深有研究，他在這方面的成就是無以替代的。因爲好友孫星衍覺得《偃師縣志》若是缺少了他寫的《金石錄》，實在是個天大的遺憾，所以纔勸他寫出這部分內容。
好友的情面實在難拂，武億最後寫是寫了，可是我們看到的實際內容，卻不是縣志的《金石錄》，而是他自己一部著述《偃師金石遺文記》。知縣湯毓倬看到這樣稿子當然會很生氣，但孫星衍背後有當地的封疆大吏畢沅。爲出這口惡氣，於是他在序言裏寫下來下面這樣一段話：
因與張君並騎聯襼，遍歷境內山川……，復於深谷荒塋，野燐土繡中遣人搜剔金石文字，來者麇至，幾倍於前。於是發史傳以下諸書，悉心勘訂。
夠不要臉的了吧？更不要臉的是，他在下文還寫這樣寫到：
其金石文字，載舊志藝文中者，摘出加以考證，新收者補載，立論則諈之邑進士武君虛谷。
沒學問也就罷了，品質還這麼惡劣。看了他寫下的這些話，我們能更好地理解武億爲什麼對他那麼不屑。
武億所說“釐爲四卷”的這種《偃師金石記》，在《販書偶記》裏是有著錄的，就是這個書名，也就是這個刊刻年代——乾隆五十三年（此書後來又由他人增多衍繁，成《偃師金石遺文補錄》，所見有十六卷本。但另有著錄云二十四卷，見《授堂遺書》附武億子穆淳撰《賜同進士出身例授文林郎原任山東青州府博山縣知縣加一級顯考虛谷府君行述》；或三十卷，見《授堂遺書》附《公舉從祀豫賢祠武虛谷先生事實》）。不過在《販書偶記》裏還另外著錄有一種“《偃師金石遺文記》二卷，縣人武億撰，乾隆五十三年小石山房刊”（《清史稿·藝文志》著錄爲“《偃師金石遺文補錄》二卷”）。由於在給四卷本的《偃師金石記》寫《題辭》時武億沒有談到把這兩卷本《偃師金石遺文記》單獨付梓刊行的事兒，所以這兩卷本《偃師金石遺文記》似應刊印於四卷本《偃師金石記》之後。不過由於未見此書，目前還不好清楚斷定。
後印本《偃師縣志》中被剜改
的《金石錄》題名
知縣湯毓倬的序文寫於“屠維作噩”之歲，亦即乾隆五十四年，《偃師縣志》付梓上版，應就在這一年或稍後。當縣志印行於世一段時間之後，大概是武億覺得單獨刊印的《偃師金石遺文記》已足以表明自己的工作，於是就放了湯知縣一馬，讓他在後印的縣志中把武億的身份剜改爲“同纂”，但也僅限於這兩卷《金石錄》而已；同時這兩篇的卷端題寫的也是正常的《偃師縣志》卷某某了。不過這個時候湯毓倬或許已經離任他去，這也可能是武億同意做出這一改變的原因之一。
這就是武億參與乾隆《偃師縣志》的全部情況，即他實際撰寫的衹是其中《金石錄》部分，所以好友孫星衍在列舉武億的著述時，纔沒有舉述這部縣志（孫星衍《五松園文稿》卷一《武億傳》）。然而蔣藩卻因爲它是武億所纂而將其評作一代名志，康有爲譽之爲“海內第二”當然也衹能是基於武億的學術名氣。實際上恐怕他們誰都沒有翻閱一遍原書，甚至根本就沒有看到乾隆《偃師縣志》。
說實話，天下好書那麼多，除非有特別緣由，外地人一般誰都不會去讀一部清代的縣志。這一點，我們從民國時期其他一些評陟方志優劣的論述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如民國《西平縣志》、《武安縣志》和《平潭縣志》的編纂者就都以乾隆《偃師縣志》爲武億纂修而將其推崇爲一代名志（民國《西平縣志》附編卷五陳銘鑑《答栗君論修縣志書》。民國《武安縣志》卷首序文。民國《平潭縣志》卷首《凡例》）。影響更大、傳播也更廣更久的說法，乃見於張之洞《書目答問》——張氏也以武億之故，把它列爲“國朝省志、府州縣志善本”（《書目答問》卷二）。
蔣藩議論乾隆《偃師縣志》的優劣，看起來似乎衹是一件小事兒，可稍一覈實材料，卻發現根本就不是他說的那麼會事兒。這裏不僅牽涉到大人物康有爲、張之洞，更重要的是歷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即不管是什麼人說的，哪怕是康有爲和張之洞，對於每一個學者自己想要表述的看法，在利用這些前人舊說的時候，都一定要儘可能地覈實他們據以立論的原始史料。我研究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是這樣，看他們評價這部乾隆《偃師縣志》的優劣也是這樣。
至於這部《偃師縣志》到底編的怎樣，我也沒心思去琢磨，除了孫星衍纂修的前四卷和武億寫的這兩卷《金石錄》，你看湯毓倬做事兒那麼齷齪，看武億在致孫星衍信中所說其需“訂正舊志附會傳訛者當甚於西河一事”，從而必然惹怒當事者，那由湯某動手纂修的絕大部分內容能編修得好麼？我是不信。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偃師縣志》本來在衆多清代縣志裏並沒有什麼太特別的，但那是過去的事兒，現在情況大爲不同了——考古學家在偃師發掘了著名的二里頭遺址，這裏直接關涉到中華民族的起源問題，而瞭解當地的歷史情況，查閱縣志是最爲便捷的方法。因而弄清乾隆《偃師縣志》的纂修情況，還是具有很大現實意義的。
2022年12月12日草稿
2022年12月14日凌晨改定
【附記】在新年伊始發這篇稿子，是因爲這篇稿子是我在染疫發病最重的時候寫成的。去年12月10日，召集並主持北京論壇的一個分論壇，忙了一整天。第二天，12月11日，感覺不適，開始發燒，沒法做正經的工作。以爲昨天開會忙一天太累了，沒有在意。正事兒做不了，就先做點兒不動腦筋的工作，於是想掃描寒齋所存《懷葛堂文集》的書影，供《學人書影四集》用。結果看到書函上那些蔣藩的題字，就動筆寫了這篇稿子。第二天，也就是12月12日，寫成了此文的草稿。這一天，也是我發燒最重的一天。
發這篇稿子，是想激勵自己，在新的一年裏，更加努力地奮闘。
生命就是這樣。只要我們活着，就要讓生命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