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被遺忘的「東征奇將」——麻貴與萬曆援朝戰爭諸問題發覆

摘要

麻貴作爲萬曆援朝戰爭中的最高指揮之一，包含《明史》在内的眾多史籍對其援朝功勳整体卻持否定態度。但若參稽中、朝、日三國史料摒僞存真，卻能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其規劃並參與了包含稷山之戰、兩次蔚山之戰在内的一系列戰役，爲戰爭勝利立下汗馬功勞。因其爲保全「屬國」、維護東亞秩序和平做出的貢獻，後世朝鮮心懷感念並對其「東遷後裔」進行了優待，然而這種感懷後來卻因各種複雜因素而逐漸消亡，麻貴東征抗日援朝的本末也被漸趨遺忘。這不僅與近代朝鮮民族主義勃興後對明軍選擇性忽視有關，而且複雜的原始史料也給還原其史實帶來無所適從的困難，不同立場者受自身因素影響，選擇建構不同的話語敘述也是其中的深層原因。

關鍵詞

麻貴、萬曆援朝戰爭、稷山之戰、蔚山之戰、跨國史

作者簡介

徐成，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

《漢學研究》第40卷（2022）第4期，第197-242頁。注釋從略，特此註明。

一、前言

麻貴（1538-1616）是萬曆抗日援朝中最重要的將領之一，他同楊鎬一武一文，統帥明朝、朝鮮聯合大軍，共同策劃並獲得了第二次援朝驅倭當中的一系列勝利，對恢復朝鮮居功至偉，朝鮮方面也承認其功勞實不下於第一次援朝時期的李如松，是摧破「島夷」、興滅繼絶的關鍵性人物。但就是這樣一位貢獻卓越的將領，以往學術界對其抗日復朝的來龍去脈、事迹經過卻不甚關注，既有研究也多襲成説，未能全面把握麻貴的入朝參戰情況，遑論深入理解其抗日的具體事迹及意義。其中緣由可能也是多方面的：譬如麻貴本人並無文集和可信的譜牒存世，且《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49至77冊明代衛選簿之影印本中亦無麻貴所屬的大同右衛資料，僅在當時三國政書、文集、奏議乃至後世所修史書等間接材料中，分散有麻貴的史跡記錄，故既往關於麻貴的史料，相對稀少且零散。筆者自碩論調查寫作以來，對麻氏家鄉右衛乃至其所宦歷之宣、大諸鎮故地，皆作了親訪，調查閱讀到了一批如《明誥封特進光祿大夫麻公暨配夫人沈氏合葬墓志銘》、《崇禎元年重修大同右衛城禮拜寺碑記》等珍貴材料，並結合前人相對著眼不多的明人珍稀奏議及日方參戰者記錄、文書與朝鮮史料，加以解讀，並嘗試說明如下的問題：

麻貴運籌帷幄並親身上陣的這場持續數年「再造藩邦」的大戰，究竟是通過怎樣的努力來「恢復屬國」，並由此改變了17世紀以後的東亞？被塵封的、充滿了後世三國學者爭議的戰爭經過與影響，真相到底爲何？如今中日韓三國，鮮少提及麻貴爲代表的援朝將士，其形象隨着時間的推移愈發模糊，他們因何而被遺忘？因此，筆者計劃以麻貴這一前人所忽視的抗日援朝核心人物入手，綜合參稽中、朝、日三國一手史料，盡量披沙揀金，取實去僞，對其東征事迹挖掘考辨，從跨國史的角度綜合體認其意義，並以此爲綫索，在此基礎上對部分莫衷一是的話題，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見。這樣不僅有利於厘清聚訟紛紜的眾多戰史，更有助於把握整個萬曆援朝抗日戰爭的性質，對這場攪動整個東亞三國的「國際性戰爭」，開辟一些新層面的理解。

二、出陣掣肘：麻貴入朝初期的齟齬

麻貴（1538—1616）字崇秩，號西泉，又號小川，大同右衛軍籍，宣府副總兵麻祿之幼子，宣府總兵麻錦之弟。早年本無世職，在庚戌之變中與父兄參與大同右衛保衛戰，得由舍人歷陞指揮使，起家赤城守備，旋改新開口（東馬營）守備。隆庆元年（1567）陞署都指揮僉事，充宣府入衞游擊。不久，代父擔任第二任新平堡參將，後改宣府北路參將，陞宣府副總兵，改大同副總兵，回家鄉本鎮駐防。因在任時邊防寧謐，蒙古部落「交壁款關，帖然無嘩」，兵部議論推陞寧夏總兵，未果，神宗詔改貴以署都督僉事充大同總兵。在任九載，兩次參與對蒙封貢，且「振飭兵戎，繕葺圍壘」，頗著勞績，惜因「虛冒營馬」等事被閲視少卿曾乾亨彈劾，罷職謫戍。萬曆二十年（1592）寧夏哱拜等人起兵叛亂，麻貴被起用，以戴罪之身管副總兵事，帶長子承詔及家丁健兒西征寧夏，初戰即「遏截哱拜，使之内外不通」，又以血戰海寶塔、張亮堡、小鹽池、沙拜、小沙井諸處有功，被監軍梅國楨題奏復官。次年（1593）推陞延綏總兵，在任期間於常樂堡、神木、下馬關、寧寨等處屢獲戰勝，兩蔭其子，總督葉夢熊稱延綏屢捷，貴「功尤最」。不久因病回故鄉調理休養。總之，貴在西北「身經百戰，氣奪千人」，「破虜制敵，威名獨高」，已然有老成宿將的聲名，麻氏家族也成爲明軍邊將中與鐵嶺李氏並稱「東李西麻」的將門。

麻貴動漫形象

而當明、日和談破裂，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初，日軍再次侵朝，朝鮮又一次請援時，明廷決定再次援朝抗日，因李如松剛剛被神宗中旨特用爲遼東總兵，「東虜」事急，無法抽身，神宗便揀選同樣是百戰名將的麻貴爲備倭總兵，三月，貴以欽差提督南北官兵禦倭總兵官、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身份渡江入朝。麻貴是第二次援朝戰爭裏僅次於總督邢玠、經略楊鎬兩名文官的總指揮，也是明廷派駐援朝的最高級別武將之一。五月，麻貴遣家丁麻寵報知邢玠，計劃「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以達到擒行長而驅清正的目的，獲得了邢玠認可。五月初四，麻貴率七千馬兵從廣寧出發，先到遼東都司駐地，十六日從遼東起身開始渡過鴨緑江，二十二日過江。七月，麻貴行軍至碧蹄館，此前計劃調發的宣大兵馬一部分也陸續來到，不久麻貴「領大兵」屯駐王京漢城，日夜巡城固守，但面對日軍進逼，此時的宣祖君臣又萌生逃意。麻貴在駐防漢城時發現該城雖是朝鮮都城，但外城殘破不修，根本無法防禦進攻，麻貴向朝鮮建議修築子城、繕理牆垣，但他「數次講説」，宣祖君臣卻「多方推阻」，毫不配合，麻貴祇好親率諸將日夜忙碌，興工修繕，在此過程中還遭受到了朝方的反對，朝方堅稱外城原本殘破難守、不如走爲上策，百般畏葸推諉，被麻貴再三勸導。朝方的推阻不僅是出於國力凋殘，某種程度上也出於在初期對麻貴的不信任，而這一不信任與朝方所獲得的情報密切相關。

一開始朝鮮方面便時刻關注着禦倭總兵人選的問題，早在神宗剛發布對麻貴的任命之後四天，朝鮮奏聞使鄭期遠便在遼東七家嶺從序班許洪先那裏知道了這一消息，並及時傳回宣祖處。不僅如此，朝鮮君臣還十分留意麻貴等人入朝的情況，並多方推測其未來可能的動向，宣祖李昖親自問諸大臣：「麻貴及他諸將， 一時出來，可即剿賊耶？若不然而持久，則何以支吾？」言語中迫切希望麻貴迅速進攻，李恒福從明朝咨文中有「無輕浪戰」之語推測麻貴等人可能要打持久戰，而柳成龍則認爲「以天兵爲聲勢，以我兵舉事可矣，勢不可以持久」，諸臣心生旁猜，頗懷疑慮，宣祖得出結論，認爲「中原咨文有輕戰之戒，若不熟講而戰，則恐有後患」。加之此前明朝發來的咨文中反復强调朝方务必等待麻貴渡江，嚴禁輕舉妄動，毋妄自與日軍衝突，朝鮮方面内心疑竇叢生。尹斗壽甚至向宣祖提議，朝方應該向明朝匯報無糧可供給麻貴軍馬。在這一節骨眼上，明軍遼東副總兵楊元又對來訪的李恒福、柳成龍等人説麻貴帶了一千名「韃子」，以「韃將」領之，必然擾害地方。雖然宣祖認爲楊元可能是在恐嚇朝方大臣，但此時宣祖君臣在具體戰略上對麻貴爲代表的明軍將士確實產生了一些疑問和惶惑。

盡管帶有質疑和猜忌，對麻貴的工作采取軟性的拒絶配合，朝鮮君臣卻並不敢在外在形式上將齟齬盡情表現，而是做好禮節，並觀望麻貴的態度，免得朝廷責怪藩邦。因爲麻貴畢竟是明軍的高級武官統帥，是奉天子命而來。宣祖親自下令：「觀麻都督皇敕，責任極爲非輕。麻也實膺推轂之任，而六師之帥也。入京之日雖出門外迎慰，此則乃待客之私禮也。天子之命新至，而本國君臣小無禮節，無乃不可乎？其日都督至沙峴近處，自上出立於道右，與百官拱立以迎，此乃所以敬皇命也，非敬麻公也。如是則天朝聞之，未必不以爲是，無乃如是爲之可乎？」并且，宣祖在漢城慕華館接見麻貴時舉動皆合體貌，麻貴來時宣祖親自「降階迎揖，揖讓而陞，乃就座行茶禮，又行酒禮」，席間自責道「寡人守藩失職，猝被寇禍，至於再勞王師，不勝惶恐」，麻貴也是老成官員，寒暄道「國王出郊遠勞，日氣甚熱，請入休」，賓主行二爵酒而止。雙方觥籌之間，看似和諧謙讓，朝方的實際行動卻並未如酒宴間表現的那樣輔車相調。

事實上，宣祖君臣如此消極抗拒，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對明軍決策層的規劃發生了誤解。但之所以明軍未迅速展開進攻，是因爲邢玠、麻貴等明軍高層指揮認爲暫時「不知就中情形」，敵情不明，因此邢玠命麻貴將已到軍兵調集，在王京一綫「就近聯絡，犄角分防漢江南北」，「相險設伏」。而且明軍兵馬尚未全部召集完成，直到1597年夏天，真正到達朝鮮境内的明軍尚不足兩萬，邢玠一直在催調遼鎮在内的各鎮兵馬；糧餉方面朝鮮供應不濟，明朝官府征發的糧食還没運到，兵士缺糧稍餉，根基不穩。在人馬、糧餉全都不足的情況下，倉促開戰只會資敵以可乘之機，這是邢玠、麻貴等人出於綜合考慮敵情與自身狀況的謹慎考慮。朝方對明軍迅速開戰的急切盼望，與明軍先探敵情、做好准備再料敵用兵的戰略考量發生矛盾，是朝鮮對麻貴爲代表的明軍將士產生猜疑的根本原因。

如果再從朝鮮供餉消極的現象進一步思考，一個更加深層的因素或許是，朝鮮一方面全力切斷明日和談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務求令明軍在朝鮮速戰速決班師、以免長久駐紮，這也許可以解釋朝方的不作為。朝鮮對於明朝，滿口天朝、天兵，自稱小邦、藩屬，實則對於自己與明朝的區別，有極為強烈的堅持，危機感和「自我身份認同」都相當突出。在明軍援朝一事上，朝方對自身利益的斟酌考量是遠大於明朝的；而明朝為了維護這一以中原王朝為核心、諸國為環屏的宗藩體系，存祀「字小」，伐暴除殘，興滅繼絕，保障遼東邊疆及朝鮮安全，加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資訊封閉和天朝虛榮的雙重影響，最終「吾皇按劍赫威怒，獨運神謨懲往誤」，参與了這場持續多年的東亞大戰。

三、開門之捷：稷山之戰及其意義

萬曆二十五年（1597）春，明廷依朝方建議，先在南原、全州等地部署軍力，欲將日軍鉗制在慶尚道東南，以防禦爲主，待軍力大集，再一舉殲滅强寇，惜未遂人算，朝鮮水師敗績、統帥元均陣亡，陸上南原遂遭失陷，日军水陸並進、迫近王京汉城，明朝援軍決策層在這種情況下及時調整了禦倭方針，開始在王京一帶集中兵力，變被動防守爲主動出擊和伏擊。爲保王京安全，經略楊鎬連夜馳往漢城，召集麻貴等人設謀布陣，計劃設伏於稷山，給日軍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

先是，賊自陷南原，乘勝長驅，進逼京畿。經理楊鎬在平壤聞之，馳入京城，招提督責不戰之狀，與提督定計，密選騎士之精勇者，使解生、牛伯英、楊登山、頗貴領之，迎擊於稷山，諸軍及我人皆莫知也。

九月五日宣祖接見麻貴時，實際上麻貴透露了計劃的一部分，即讓朝鮮兵穿上明軍衣服作疑兵，並招集閑山餘船，令李舜臣「於江華等處與天兵合力相機進退」，但宣祖以忠清、全羅地方會缺乏防軍，且地方殘破難以措辦唐服等理由推阻，麻貴只能請求宣祖讓朝鮮兵戴頭巾穿號衣假裝成浙兵，並希望李舜臣多聚船只「以爲天兵之聲勢」，但亦無下文。應該説此時朝方官方不僅在糧餉供應、城池修理上有所遲緩，軍事配合上亦有些表現不佳。

楊鎬、麻貴等人布劃初定後，九月初六日，明軍探得日軍已經到全義館，九月初七日，日軍先鋒部隊自天安往稷山愈加逼近，麻貴部下驍將解生、楊登山、頗貴、牛伯英四將領精鋭者二千名、將官十五員，與日軍「逆戰於稷山十五里許」，大戰開始前，日軍先鋒部隊都穿着白衣服「遍野而來」，因朝鮮民族喜穿白衣，明軍開始以爲是朝鮮人，所以「不爲進逼」。結果日軍突然先放炮，明軍「一時跑馬廝殺， 交戰良久」，奮勇作戰，「中箭、被棍死」的日軍「幾至五六百」，明軍一共斬首三十一級，死傷者不可勝數。解生手斬二級，楊登山斬一級，頗貴斬三級，馬匹、器械之所被獲者，未及計數。而「倭賊登山舉白旗，天安大軍即刻雲集，眾寡不敵，各自退守」，解生、楊登山、頗貴、牛伯英等人七日之夜「發稷山前來」， 「回軍過振威，初昏到水原，飯後便即起馬，夜才二更矣」，麻貴又「即刻發放各營，使之盡數出陣江邊仍爲野營，且發令旗」，並命令擺賽領2500名精兵迎擊日寇於水原之路。盡管最後明軍因爲毛利秀元（毛利輝元養子）帶着三萬日軍前來援救而撤退，稷山之戰仍然可以説是一場精彩的遭遇戰，一定程度上爲明軍、朝鮮軍以提氣，且給予了日本侵略軍教訓，扭轉了南原失陷帶來的士氣沮喪。

根據日文史籍記載，對陣解生諸將的這股日軍先鋒是黑田長政部下黑田圖書助（直之）和栗山四郎右衛門（利安），還有後藤又兵衛（基次）。解生在「西山之高處」作戰，前二三里處四方都布滿了明軍，黑田長政見解生等明將與栗山等人混戰，「東擊西突，左旋右轉」，於是「自督兩千兵而進擊」，毛利秀元援軍亦到，解生、頗貴、牛伯英等人「辟易而逃」，之後這成了黑田長政的大功，日方聲稱在稷山戰鬥中「大明人敗北」。但是，解生等人的這場戰鬥本來就是一股「奇兵」，用的就是楊鎬麻貴定下的「奇計」，奇兵本來就是用來作「伏奇兵以爭利」的奇襲之用，並非要和大規模軍隊正面相撞。早在戰爭開始前的九月初五，解生就秘密吩咐部下：「今看賊勢，明當決死以退。努力敢死，毋坐軍律。但彼賊狡黠，倘至敗退，必由山路而去，險阻之地，騎步異勢，不可窮追。」奇兵達到伏襲的作用後自然是要撤退，所以趁毛利秀元大軍來援之前撤走是意料之内的行爲，部分日方史籍針對解生等人撤退的記述，僅僅是對表象的一種描寫，殊不知明軍奇襲完成後本就是打算旋師而還，所謂的「敗北」而走本來就在明軍原有計劃内。從這裏我們也能看出，盡管是同一場戰爭，若不綜合中、朝、日多方的看法，僅據一方史料，就祇能看到此事的一個側面，無法知道全貌如何。

解生率軍北撤後，走到稷山、振威之間的素沙坪時，日軍大兵追趕，生等人「伏兵於稷山之素沙坪，乘賊未及成列，縱突騎擊之，賊披靡而走，死者甚多」，一部分日軍故技重施，僞裝成朝鮮人，被頗貴斬殺。明軍又於素沙坪之弘（洪）慶院暗埋火藥於草料中，日軍中計，被火死傷甚夥。雙方力戰，日軍敗遁，向木川、清州而走，此役即爲後世號稱「朝鮮三大戰」之一的素沙坪（又名金烏坪）之捷也，這給朝鮮後世文人留下了深刻的歷史記憶，直到朝鮮王朝後期，朝鮮士人仍有「畿湖兩界水頭分，撥路倭橋正夕曛。牛馬長過洪慶碣，烏鴉猶似解生軍」「行人立馬素沙坪，忽憶麻公善用兵。驕虜投鞭將北渡，將軍授鉞向南征」的吊懷。

稷山奇擊戰後，麻貴擔憂日軍「聞牌傳水陸攻搗，其志漸隳，且（倭兵）兩戰失利，疑我益兵，今既拔寨遽歸，行無紀律，急追恐墮其計」，所以計劃好等日兵退至中途，「令輕騎躡後擊之」，遂派遣彭友德、柴登科、擺賽追擊毛利秀元部日軍於錦江之邊，九月十七日斬四十六級，日軍逃過荊江，明軍又追至荊江，接戰連捷：柴登科軍得十四級；擺賽手斬四級，軍丁獲三十六級；彭友德軍丁得三十六級；麻貴帳下家丁斬三十五級，其他將官帳下軍丁亦有所獲，合諸營一百五十五級。日軍紛紛往清州、公州兩處大陣奔還，「或入湖南，或從鳥嶺，四散而退」，逃散途中日軍對朝鮮百姓進行了殘酷的屠殺，「道路村墟，積屍如山，孩提不遺」。日軍已然呈現受挫而遁、氣急敗壞之形。此戰以後，日軍便由主動進攻轉爲被動防守，多數龜縮倭城，明、日兩軍攻守易位，日軍這種頹勢一直持續到逃離朝鮮。

稷山、素沙、荊江、錦江這一系列行雲流水般的戰略進擊，不僅使日軍落荒而逃，挫敗了其原本浩大的聲勢，暫緩了其看似披靡的進攻腳步。而且保住了漢城，增强了宣祖君臣的信心。在稷山大捷以前，宣祖國王已經計劃播遷外地，王親家眷預先也已送到了黄海道海州。在稷山之戰發生的同時，楊鎬、麻貴一方面早已提前做好派解生等人奇襲日軍的規劃，成竹已具；另一方面楊、麻二人又親自力勸宣祖出行巡視漢江，以鼓勵漢城士民的民心士氣，結果捷報一傳來，「京中乃稍定」，漢城人心得安。如果宣祖提前逃走，都城裏的朝鮮官民必因失去主心骨而星散四方，這十分不利於整體的抗戰局勢。明朝、朝鮮總軍力此時尚不足以直接硬性攻打日軍，若在此關頭君臣軍民一齊流亡，剩下的漢城駐軍勢單力孤，甚至將重蹈第一次日軍入侵時期漢城陷落的覆轍。從這一角度而言，稷山之戰意義非凡。

稷山之戰不僅保全了朝鮮首都漢城這一具有象征意義的重要城市，大壯明朝、朝鮮文武軍民聲氣，而且真正讓朝鮮君臣相信了麻貴等人的能力與抗日的決心。麻貴之力主平倭，也可從當時援朝戰爭親歷者、朝鮮文臣申欽的回憶裏體現：在「丁酉再亂」中，日軍曾通書於各衙門，麻貴不肯拆信，收完輒焚之曰：「朝廷欲令講和，則一能言之士足矣。何用我輩領十萬軍來耶！」這種氣節令後來正祖時期的著名文臣黄景源（1709-1787）贊歎不已，作詩《麻大將軍出塞歌》稱頌曰：

是時諸將議和好，蠻書紛紛乞修聘。獨公毅然不發封，東向瞋目罵清正。曰「余志在明大義，惟懼不能斬梟獍。天子授余大將軍，非爲兩國盟約請。」帳前乃焚講和書，三軍鼓舞與相慶。

景源雖是利用文人的想象之筆戲劇化地描寫了麻貴當時的斥和場面，痛快淋漓。但其文學想象淵源有自，不是向壁虛構。麻貴在東援以前，就以對日强硬的態度而被傾向防倭備戰的朝鮮經略孫鑛選中，建議調來防倭，孫、麻二人「同心主戰」，意氣相投，也就是説麻貴的「禦倭」之志早已蘊乎胸臆。盡管在入朝初期因爲朝鮮方面的誤解和懷疑，麻貴的駐防、戰鬥工作遭到了一定的阻力，但稷山之捷證明了包含麻貴在内的明軍高層指揮官的必勝決心與抗戰能力，也使得朝方此前内心的疑慮有所渙釋，爲明朝朝鮮聯軍在以後戰爭中的配合，一定程度地降低了阻礙。

四、勝負爲何？——第一次蔚山之戰功罪再論

第一次蔚山之戰是麻貴、楊鎬等人策劃、指揮並親自參與的一場大規模戰鬥。但這場戰爭從發生之後到如今，不管是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是聚訟紛紜的話題，在當時牽涉着朝堂政爭，在如今則影響着學界對這場戰爭乃至整個明軍援朝事實的認識。誠如前人所言，中朝史料説法差異最大的就是蔚山之戰，《明史》等中國史籍謂之大敗，麻貴、楊鎬皆有罪責；朝鮮史料則稱其獲勝，實爲楊、麻之功。本文想進一步説明的是，不僅中朝史料差異巨大，中、朝、日三國史料對這場戰爭也是互有歧異，這也帶來了三國學者針對此戰的戰爭部署、戰史過程、傷亡損耗、後世影響的研究上莫衷一是。對其真相的探求，對理解以麻貴爲代表的明軍將士在這場戰爭中的作用及因此產生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在本部分，筆者嘗試在綜合研讀三國史料的基礎上，努力辨其訛誤，厘其史實，並就一直以來爭議不斷的明軍功罪問題，闡述自己的一家之言，供學界批評參考。

萬曆二十五年（1597）底，在朝鮮境内的明軍已經有四萬兩千多人，對日軍發起主動進攻的條件已經成熟，十二月初四，邢玠、楊鎬、麻貴共同商量「發兵搗蔚山」之事，之後祭告天地，犒賞三軍，兵分數路，預備南下，此第二次援朝中明軍第一次大規模戰略進攻。明軍四萬多兵馬被劃爲三協：左協主將李如梅，計劃由忠州進攻清正，統領「馬步一萬二千六人」，下轄盧得功等人；中協主將乃高策，計劃由忠州進攻行長，右協主將李芳春、解生，專阻全羅一帶救援，統領「馬步官兵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人」，下轄牛伯英等人；擺賽、楊登山、張維城等人「臨期聽調」，邢玠又令麻貴、楊鎬管轄左右兩協兵，計劃直趨慶州攻打蔚山，中協兵馬負責救援左右二協，布置十分周詳。十二月二十日楊鎬、麻貴都到了慶州，哨探得知清正屯聚於蔚山，由此謀籌了下一步埋伏圍堵的計劃。

萬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史籍記爲二十二日，這是因爲當時明朝朝鮮和日本所用曆法不同產生的差别）丑時初（淩晨1時多），明軍自慶州分三路向蔚山進軍。親歷這場戰爭的日軍將領大河内秀元記錄道，「十二月廿二日（按明曆二十三日）寅の刻終」（5時），日軍「一炊の夢未覺」（尚在睡夢），明朝大軍就鋪天蓋地殺來了，麻貴部將擺賽帶領的左協先鋒部隊直搗蔚山日軍營地，「佯北誘引」，再次大戰，斬首五百餘級。麻貴親督前軍，下令退後即斬，楊鎬親督中軍催迫攻鬥，煙氣漫天，炮聲如雷，聯軍「多發震天霹靂炮，外城蹂躪殆盡」，此陣生擒日軍將官一名，通過盤問此人明軍得知了清正之前在西生浦的情報。解生、李芳春由西路來掩殺日軍，明軍又將「城外賊幕盡爲焚燒」，剩下的日軍逃入入城内土窟。日晡（下午3點至5點），南兵尚未到齊，於是明軍解圍休兵，計劃第二天再作進攻。楊鎬和麻貴在日軍營地一座馬場外點數戰績，看驗首級、牛馬、器械，朝鮮方面的張雲翼、權慄、李德馨陪同查看。但張雲翼等人發現逃入城内的日軍「方運卜馱於船所」，擔憂他們會乘夜逃遁。但事實是他們並未逃走也無路可走，而是被堵死在了自己修建的倭城裏面。次日二十四日，麻貴申明號令，鼓勇諸將士連將伴鷗亭、太和江、城隍堂三寨打破，又斬首六百六十一顆，生擒倭將四名，「得獲倭馬、器具、盔甲、刀銃、旗幟無算，又燒毀寨内鋪面及住房萬餘間，倉糧牲畜盡數燒毀。倭見我兵勇戰，奔上島上山城（按島山倭城），堅守不出」。這兩天明鮮聯軍將士們奮勇爭先，「徑壓其壘，撲殺四十餘里，破滅堅城大柵數處，除焚溺死者不可勝計，計俘斬其將校（即日軍）已一千二百有奇。其素所蓄積，累歲所創置，一朝蕩然若掃」。連清正本人也「僅以身免」，殘眾逃島山，因爲倭城陡堅，佯攻不便，「遂設長圍守之」。

據大河内秀元所記，和曆「廿三日」（明曆二十四日）卯時，「大明兩王」（蔚山日軍對楊鎬、麻貴的稱呼，也稱爲「二人の王」）本陣小停片刻，早鐘一響，火矢（即火箭）、大筒等齊齊亂發，島山倭城裏天搖地動聲響如雷好像大地震，勢如明軍八十萬騎一時全來，天崩地裂。日軍人馬紛紛逃入倭城内第二、第三本丸。又據軍門通事朴義儉與楊鎬的「夜不收」偵察兵向朝鮮方面報告，這一仗明軍約斬日軍八百餘級，而「賊皆遁入土窟」，次日即二十五日，爲了斷掉加藤清正求援的願望，高策、祖承訓領軍「遮遏西生浦應援之賊」，明軍派出使者持令旗及賞功旗、免死帖勸諭加藤清正投降可以免死，清正以不知道朝鮮允不允許他投降爲理由狡辯，並拖延時機等待日方援軍救他，楊鎬、麻貴一看如此，繼續堅持對日軍圍城困死的戰略。

明朝朝鮮聯軍這一「累重圍抱攻打」的計策顯然是十分奏效的。十二月二十三日至翌年正月五日（和曆四日），蔚山日軍實際上已經被明軍圍困攻勢和物資匱乏、氣候苦寒打擊地甚深：按照大河内秀元的日記敘述，此時寒天難耐，大軍圍困，「食饑水渴」，物資上匱乏無比，糧食稀少，戰場附近飲用水短缺，水價暴漲，飲不到水的的士兵只能飲用尿液，氣候上天氣寒冽，士兵汗透甲胄立刻成冰，許多人都因此凍傷凍死。除去明軍、朝鮮軍所斬獲的侵略軍首級以外，凍渴餓餒病死的日軍也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據日軍出降者與縋城逃跑時被執者供述稱倭城裏守軍只剩「不滿三千」，被明軍「炮矢所殲」者並「饑渴死者」已經「橫屍成堆」，「僅鳥銃手二百名日食生米一合，餘皆奄奄待斃」。「城中無水，糧盡，人將枯死」。日軍在城内龜縮，已經難以持續。加藤清正和淺野幸長寫信給小早川秀秋、毛利秀元、蜂須賀家政等人求救，聲稱有數十萬「大明人」把他們圍起來了，爲自己士兵缺糧苦撐的狀態訴苦。大河内秀元也爲了顯示日方被圍困得十分艱難，在日記裏把明軍説成八十萬人。這個數字到了其他日軍口裏變得更加浮誇，比如在侵朝日軍島津家部隊裏擔任文書記錄的修驗道僧侶面高連長坊就聲稱加藤清正在蔚山和明軍數百萬人對峙。這些都是需要慎重甄别的。

翌年（1598）正月，加藤清正寫信求請的援軍陸續到達蔚山，局勢開始有變化。正月四日，明軍、朝鮮軍開始再次作大進攻，軍士攀城勇戰，但没有獲得太大成效。據正月初四日李德悦狀啓，正月初三日「西生之賊，不知其數，從陸路來陣於賊城五里許西江越邊，李副總（如梅）、解總兵（生）等唐將及兵使等軍拒守江灘」。初四日「自曉頭」，明軍「無禦丸器械，肉薄攻城之際，賊放丸如雨，發無不中」，這樣看來，圍城之時日軍僅給鳥銃手供糧的目的就在於此。明軍中彈者「幾至五百，竟不得登城，辰時罷戰」。辰時罷戰這一點在太田一吉與加藤清正1598年和曆正月四日（即農曆正月五日）致長束正家的信件裏也提到了，作爲一手史料，可資確證也。日文史籍《清正記》聲稱此日雖然有明朝和朝鮮聯軍「百萬大軍」與清正對陣，但清正派出的一番隊仍然「討捕」聯軍二千三百七十級。擊敗百萬之眾固然屬於《清正記》的吹噓與誇炫，但對比朝鮮方面接伴使稱官兵犧牲了三千或四千的人數的記錄，聯軍犧牲的二千三百七十人應該不是日軍過分虛報（但作爲日軍取級「戰績」可能存在水分）。此後楊鎬、麻貴計劃撤軍回慶州。朝鮮接伴使則埋怨「圍賊城十餘日，清正朝夕且降，或可就擒，而天將以軍兵多死，攻城無策，憮然意沮，不意舉軍撤回，人情驚解失望，無生之氣」，但也承認當時「賊船多數添泊，陸賊且逼。清正若一時糾合，反有追躡之計，則變且不測，尤爲危懼罔極」。總之，這一撤離是根據形勢變化所作的調整。

欲討論第一次蔚山之役的明軍犧牲與損失，必須回歸當事人的一手材料，這其中邢玠的《經略禦倭奏議》及張輔之《東師奏報失實疏》裏轉引督撫鎮臣題敘會疏等奏疏值得重視。萬曆二十六年（1598）六月初二，時任兵科給事中的張輔之看到了征倭的督（邢玠）撫（楊鎬）鎮臣（麻貴）的題敘會疏，内稱「陣亡千把總官張應元等二十一員，軍兵青打哈等七百七十七名，陣傷回營身故官六員，病傷回營陸續身故軍兵張四等八百一十七名，輕傷官軍麻代等二千九百八員名」，「走傷陣死馬二千三百三匹，在陣彈傷倒死馬二百一十三匹」。此前張輔之接到丁應泰的揭帖，應泰痛批蔚山之役指揮層「委棄萬眾」「馬死萬七千餘匹者」，簡直是「喪師釀亂，結黨欺君」，列楊鎬二十八罪、十可羞，歷數提督麻貴「奸巧不法」狀，列副將李如梅「六當斬」、「十當罪」，連内閣大臣張位、沈一貫都被狠狠地指責一番。丁應泰還附上了邢、楊、麻等人「漏報陣亡花名文冊一本，私通清正倭書二紙」。丁應泰在抗日援朝戰爭中立場偏向主和，政見與楊鎬等人完全歧異，雙方對此敘述必然差異巨大。誠如前人所揭櫫，丁應泰的上疏彈劾，本身屬於明朝内部黨爭的一部分，應泰的厚誣是出於黨同伐異的私心，並非公論，更遑談事實。針對丁應泰對楊鎬、麻貴的彈劾指控，朝鮮君臣均感到不解與冤屈，宣祖在向萬曆帝呈上的奏本中説：

島山之役，楊鎬……一同提督（麻貴）及諸將勵氣督戰，焚燒内外寨柵，斬獲千餘級，淸正窮慼一穴，渴餒幾斃。是蓋曠世之奇功，而不幸天雨急寒，士卒多傷，我勢已疲，而賊援大集，固將有腹背受敵之患。楊鎬與麻貴密察事機，宣令左次，仍將遺下糧餉盡行焚燒，挑選馬軍，身自爲殿，賊不敢追躡。即其事狀終始如此，令賊徒膽破，遇有小邦人扮作天兵貌樣則輒皆走避，不敢恣意樵採。是孰使之然哉？若征剿實績，則既有小邦跟隨陪臣，又有領兵諸將，目見具悉，其進退先後、人馬失亡、功罪査覈，自有公論。天日在上，豈容虛誑？臣於其時擬將經理、提督及諸將勞績,具本上聞，以謝天恩，楊鎬過執謙遜，力寢其奏。臣以是爲欿，曾不料今日之論，紛紛至此。

以往中日韓學界在還原這場戰爭的時候，對明朝一方指揮階層的親身説法重視不够，比如張輔之的這篇奏疏幾乎很少有注意者，該疏引了邢、楊、麻的奏疏提供的蔚山之戰明軍詳細的人馬傷亡名單，屬於一手材料。盡管張輔之疏内是轉引的邢、楊、麻奏疏部分原文而非全璧，但仍應當加以重視。從張輔之轉引的疏文來看，明軍在人數上犧牲了千把總官張應元等21員將官，青打哈等777軍兵，陣傷回營身故官6員，病傷回營陸續身故軍兵張四等817名，輕傷官軍麻代等2908員名，總共1621名將士犧牲，2908名將士受傷；在馬匹上「走傷陣死馬」2303匹，「在陣彈傷倒死馬」213匹。又按邢玠的敘述，在王京會勘時，麻貴帳下陣亡一千、棄米三萬，西路損軍一千三四百；馬匹一項，由於「冰雪寒凍，山嶺崎嶇」，加之戰場中彈損傷，共計「走傷倒死者」2103「匹頭」，「在陣旬日彈傷倒死者」213匹。損失也是比較大的。

朝鮮方面的説法，按照李德馨的調查，「得先後陣亡官兵共該八百餘員名，被傷官兵共該三千餘員名，其後到安東路上，多見被傷官兵因傷物故，該數想過一千餘員名，官兵死傷之數，大約如此」，李如梅的接伴使李德悦馳啓則説「當日諸軍撤還之際，水陸倭賊合兵追擊，至於三十里之外。唐軍死者無數，或云三千，或云四千」。而日軍聲稱的明軍損失，按照大河内秀元記載，和曆「正月六日」（明曆七日）日軍清點這場「高麗義川河原合戰」戰績，「大將軍秀詮公」（即小早川秀秋）及其「御家老」獲明朝、朝鮮聯軍首級「都合一萬三千二百三十八」，日軍方面陣亡人數（「味方の内討死」）達到「二千八百餘也」。但這與當時明朝、朝鮮方的記錄相差過於懸殊，按照大河内秀元屢有類似「八十萬騎」之筆法，這一數目還是存疑，很可能13238這個數字作了不小的誇大，而日軍陣亡二千八百餘的數字有所縮小，實際日軍傷亡可能並不止這些。大河内等日方參戰者，並不願意承認自己的戰敗，加之日方亦擔憂敗戰受罰，因此這些參戰者的不管是文書還是戰記，都有意無意放大了明軍的損失，弱化自己的失敗事實。至於《明史·朝鮮傳》裏「鎬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皆潰。遂撤兵還王京，士卒物故者二萬」則幾乎要比部分日軍親歷者（如大河内秀元）的記載還要誇張了，更不可取。

總而言之，針對這一問題，筆者更傾向於綜合比對朝鮮當時記錄和邢玠等人的説法，加之審慎參考日文史籍，即得出戰場當陣傷亡加返軍途中、回營之後因傷去世的明軍官兵人數，總共大概在三四千人左右，由此觀之，第一次蔚山之戰雖然没有將蔚山島山日軍一舉全殲，明軍、朝鮮軍也遭受了不小的將士犧牲、器械丟棄的損失，但這一籠城圍困的戰略極大打擊了日軍的信心，保衛了朝鮮國土。但這是用明軍、朝鮮軍將士的大量犧牲換來的，是用每一個百姓家子弟的犧牲去驅逐日軍，此誠不可忘之。

但由於楊鎬後來在薩爾滸之戰中大敗並被明廷下獄論斬，其作爲「罪臣」的形象亦板上釘釘，《明神宗實錄》對其策劃的蔚山之役，亦采用丁應泰的奏疏，認爲其喪師欺君，將《實錄》作爲主要史源的清官修《明史》亦是繼承這一説法，稱「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内全力，合朝鮮通國之眾，委棄於一旦，舉朝嗟恨」，楊鎬與麻貴戮力指揮的蔚山之役被反功爲罪，甚至認爲整場援朝戰爭都是「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屬國迄無勝算，至關白死而禍始息」的大敗仗。這並不符合事實。

這屬於一場有些倉促的勝利，提前撤退固然有些局促、失策，但也是面對日方大量援軍趕來後不得不然的做法。這導致明朝朝鮮聯軍人馬物資遭受很大損失，但也不能因此否認日軍的大敗。孫衛國先生認爲，蔚山之戰雖然有所遺憾，未能全滅敵軍，但不失爲一場重大的勝利，這也獲得了明朝、朝鮮雙方的一致認可。此説誠是。

接任楊鎬擔任援朝經理的萬世德，曾在上疏中總結麻貴之功：從最開始稷山之戰「首挫賊鋒」，青山之追奔「斬獲頗平」，日軍知「局面已更，遂狼狽而歸」，「王京無恙，屬國保全」，貴功一也；在島山面對清正「兩戰皆捷，破三寨，斬千人，困之旬日」，清正「經歲不敢出」，「慶東一路安如泰山」，貴功二也；東路之戰親自「逼城對壘，身不解甲者逾五旬」，日軍內外不通，餉餽斷絕，後聞訊而宵遁，貴功三也，前後獲級一千七百五十餘，「血戰之功為獨久且多」。正如朝鮮戰後爲麻貴所立頌德碑銘所云：「制夷勝算，固已運諸帷幄。而任左協征剿之責者，實麻公也。夫虜將之老黠難制者，莫甚於清正。而清正雄據蔚州，真勁對也。公之領偏裨圍蔚州也，不疾不遲，惟幾惟時。臨高守要，騎截奔逸，斷餉道而禁樵路。首馘之獻，絡繹於途。則賊在窟穴，如獸在圍。坐困閲月，潛遁遠迹，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除去頌德碑銘中常見的歌功程式，其點出麻貴與清正爲勁敵、聯軍困蔚山日久而日軍退去（也與秀吉去世，侵略作罷等多方面原因有關）等事實，可以説是很准確的描述與評價了。

五、在朝後期的麻貴及其後裔東遷事實考

——兼論朝鮮對援朝明將的記憶之蛻變

麻貴策劃並參與的最後一場大規模戰役，是萬曆二十六年（1598）九月開始的第二次蔚山之戰。此前，明朝與朝鮮聯軍兵分三路，東路主帥麻貴，率明軍24000，朝鮮軍5514；中路主帥董一元，率明軍26800，朝鮮軍2215；西路主帥劉綎，率明軍21900，朝鮮軍5928；水路主帥陳璘率明軍19400，朝鮮軍7328，共計十餘萬。水陸一共四路，其中東路負責攻打蔚山。

萬曆二十六年（1598）九月十九日，麻貴先攻打了盤踞東萊城内溫井等處的日本侵略軍，明軍擊殺日軍三十餘級，救出被擄朝鮮民眾一千餘人，二十日大軍移兵蔚山的島山倭城之下，但加藤清正自第一次蔚山之戰被圍吃到教訓後，這次聚眾龜守，修柵更險於前次，倭城堅如磐石，大軍雖臨城下，一時無計可施。明朝朝鮮聯軍先燒其外柵，但日軍射彈如雨，「天兵被害不知其數」，二十二日夜日軍出來偷襲，有五名明軍士兵被殺害，一名被俘虜。這場戰爭裏麻貴將麾下將士「分投埋伏」，設計阻擋清正西援，清正夜出，埋伏的明軍沖殺進入日營，「砍殺倭兵數多」，抓獲日軍士兵界磨及和將領化叱大里小如文，又焚燒島山、後江、南集糧寨房千餘間，「各賊赤身溺水者難以數算」。最後雖然明軍日日挑戰，但倭城内日軍就是龜縮不出，最後不得已只好退兵。加藤清正在寫給島津義弘和島津忠恒的書狀中也説：

此面（刊本原注：蔚山）へも去廿一日（即農曆九月廿二日）ニ、人數七八万罷出候、雖然、及數度討果候之故、城際ニ陣取候事不成、廿町程引退、對陣候行と相見候

除了在明軍人數上祇誇大了兩倍多不到三倍以外，加藤提到明軍數度臨城進攻未遂而還這一點還算符合事實。十一月十七日夜，清正實行了「焦土作戰」，放火燒毀日軍營地後遁走，麻貴聞清正已撤軍，引軍還占蔚山空城。貴率軍入西生浦，又追至釜山與日軍對敵，擒獲日軍善叟戒、見次郎兩名，二十二日麻貴與清正對陣，明軍俘虜日軍三名，清正坐船逃逸。在明朝、朝鮮聯軍的大舉進攻下日軍已是完全被動防守的窘態，加之日軍因豐臣秀吉病死而人心渙散、陸續遁回日本，朝鮮漸漸又恢復了和平。

萬曆二十七年（1599）春，麻貴旋師歸國，班師之前，除了例行的官方送别，私下裏朝鮮士大夫作歌感念相送者多矣，如洪瑋（1559—1624）在送别麻貴等人班師還朝時，恭維麻貴「微禹，吾其魚矣；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袵矣」，贊其「誠以老爺既以出萬死之力而救吾人於魚肉，則必不能惜一投之勞而棄吾東於禽獸。小邦之倚老爺，老爺之濟小邦，不但今日而止也。」並作歌相送曰「山高海深，公德益厚。東人相謂，公我父兄。」麻貴見文甚爲受用，對洪氏「迎入禮遇，大加獎詡」。在麻貴班師途徑忠州時，李時發（1569—1626）則作歌贊歎麻貴「天下無雙，山西第一」，喻之爲「宋門之鑰，漢將之飛」，稱頌其「拯己水火，是生死肉骨之恩；復我邦家，有仰父仰子之樂」，表示了「我公歸止，四牡騑騑。公歸不復，我心西悲」之情。親歷者對麻貴的懷念還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宣祖去世、其子光海君繼位以後，得知麻貴再次起用爲遼東總兵，光海君以麻貴「有大功於我」，還遣人前往主動拜問。

麻貴雖然離開了朝鮮，但他仍以一種另外的方式與朝鮮接續前緣，即後世朝鮮王朝對麻貴東遷朝鮮子孫之優遇，以及對麻貴的紀念。但麻貴後裔東遷朝鮮之事，允爲中朝關係史上一件公案。韓國吴一煥、韓忠熙、朴現圭先生均認爲這支東遷後裔出自麻貴家族，在學界儼爲成説。而這一點或可商榷，試爲陳之。

據朝鮮麻貴後裔自己的説法，明清易代之際，麻貴孫麻舜裳移居朝鮮並繁衍爲上谷麻氏，又稱陝川麻氏。舜裳字禹繡，號三江。按成海應《皇明遺民傳》所云：

麻舜裳，遵化總兵里光子，都督貴孫，世襲指揮同知。父死於深河之戰，舜裳被俘在虜中六年，逃入中國。丁卯督糧登州，遇風於廟島，三日抵豐川。同舟二十九人皆溺死，舜裳獨生。流寓湖南之光州以終。舜裳善治蠶綿，其訣多傳於湖。

尹行恁的記述要更爲詳盡，在其《海東外史》中增益了舜裳與仁祖朝名臣金堉(1580—1658）交談諷喻等細節：

麻舜裳者。麻貴之孫也。......朝鮮之復，麻公爲首功焉。貴子里光，嘗以遵化總兵戰死深河。有子曰舜裳，世襲指揮同知，深河之役被擄入胡中，六年而逃。天啓丁卯督餉於登州，遂漂海抵海西之豐川府。朝廷不敢用，舜裳亦不自衒，故淪落不復聞焉。嘗遇大臣金堉，説南方養蠶事，蓋其意欲以諷養士如養蠶也。因不得志，死於湖水之南。當麻將軍之東來也，頫伏轅門之外，不敢仰視。今其孫之來也，不得霑祿，蓋其勢使然爾。

這一敘述頗具傳奇性，但存在很大漏洞，首先，根據麻氏家族的墓志，麻貴生有五子四女，長成者四子三女，子即承詔、承訓、承宗、承宣，侄子承勳、承恩，均爲承字輩，孫輩爲山字頭輩（峕、岌、岩等），曾孫胤字輩（胤麟等），但麻里光、麻舜裳卻並不符合麻氏家族輩分；再者，深河之戰屬於薩爾滸之戰的一部分，屬於明軍出兵四路裏的東路，這一仗中並無遵化麻姓總兵陣亡，而麻氏家族犧牲於薩爾滸之戰的，是攻打北路的開原副總兵麻岩，爲麻贵之孫，麻舜裳反饋的信息均不合於明朝公私載籍。

麻貴畫像

按較爲晚出的《上谷麻氏世譜》來看，該譜在堅持本族傳説的基礎上在細節方面做了一定的修正，該譜去掉了麻里光，麻舜裳則被稱爲麻貴曾孫、麻承恩之孫、麻岩之子。該譜被吴一焕、韓忠熙、朴現圭先生引爲信史，朴氏雖然在引用麻貴碑文對照該譜發現差異，但他認爲是明清易代之際的混亂導致的，麻貴子孫東渡時没有攜帶家譜，「憑記憶回憶祖先，所以發生差錯」，並據此堅稱不能否認家譜的真實性。但這本家譜並不是明清易代之際的敘述文本，而是一個根據《明史·麻貴傳》修改過的晚出文本。下面將該譜所述家族世系、成員履歷等核心内容與《明史》兩相對照，便可知也。

表一 《明史》與韓國麻氏宗譜的紀錄對比

由上可見，《上谷麻氏世譜》對麻氏家族世系與成員的履歷敘述，除了多了一位中國載籍全無記錄的麻承東，並對承恩下獄等事加以刪除外，幾乎完全脱胎於《明史》。該譜很有可能是一部參考過《明史·麻貴傳》回溯建構的文本。《明史·麻貴傳》對麻氏家族世系的錯誤記載，《上谷麻氏世譜》全盤繼承：《明史》記載承宣爲麻貴第三子，承宗乃第四子，而實際上按麻貴夫婦合葬墓志來看，承宗是第三子，承宣才是第四子，《明史》記載麻祿有錦、貴二子，但實際上麻祿生了綸、錦、富、貴四子，承恩是麻富所生。對承恩的描寫，《明史》稱「以勇力聞」，該譜則稱「以勇力聞於天下」；對麻貴諸子侄的官銜也是完全照搬《明史》，十分簡略。麻舜裳倘若真的出身麻貴嫡裔，大概不會不清楚自己的親叔伯情況。而且起初舜裳自稱是麻貴孫、麻里光子，《上谷麻氏世譜》即便是將之修改爲殉難總兵麻岩子，年齡和事迹也對不上：萬曆四十七年（1619）二月麻貴夫婦下葬的時候，麻岩尚未生育子女，同年麻岩便在薩爾滸之戰中捐軀疆場，麻舜裳又怎麼會是麻岩之子呢？

并且，麻舜裳及其後裔對麻貴的追述，甚至出現了「大司馬、大軍行兵部尚書、中軍都督府大都督兼雲谷宣大等處騎兵都督兼陝西省兵馬大元帥、燉煌伯兼都指揮、都總諸軍帥經理」這種小説家言式的結銜，麻貴父親麻祿也被描述爲正德年間流亡安南的「回回國王」，嘉靖年間從安南遷往「雍州藍田府」，其後又移寓「山西大同府右衛縣漢陣村」，但「回回國流亡安南」、「藍田府」、「右衛縣」都不合明代史實。即便放下時間、地點與官職的枘鑿之處，麻祿的祖父麻政，早在正德年間就是大同右衛的世居鄉老，大同右衛清真寺（今右玉縣官廳街清真寺）便是他所創建，麻貴及其子嗣亦相當熱衷於清真寺的修繕，是較爲虔誠的穆斯林。曾親身經歷麻貴援朝的朝鮮文臣申欽也記述麻貴是「回回人」，應該説麻貴的宗教民族屬性是相當明確的。但現有記載中對麻舜裳的記錄，並無任何其具有伊斯蘭教風俗的證據，「回回國王」的想象固然瑰麗，但顯然舜裳並不清楚中國穆斯林的歷史與習俗，甚至該家族的祭祀中，也出現了伊斯蘭教不宜的物品（伊斯蘭教本身反對祭祖），《上谷麻氏世譜》對「回回」的認知，很大一部分可能來自於申欽的簡略描述。再從麻舜裳自述出自總兵麻里光來看，舜裳本人可能也對麻貴家族的成員情況、世系源流所知甚少。至於晚出的《上谷麻氏世譜》，使用起来更要謹慎。麻貴的直系後人是否真的前往朝鮮，在没有新的證據以前祇能存疑。

拋去真僞問題不談，這支朝鮮後裔牽涉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朝鮮王朝對麻貴爲代表的明軍將士的感懷。通過朝鮮官方對麻貴後裔的搜求，可以看出朝鮮强化感懷抗日援朝明軍將士的努力，這其中反映了朝鮮王朝對援軍明將的認識變化，蕴含着尊周思明的歷史記憶，折射出明亡以後朝鮮逐漸强化感恩「天將」的一個政治活動歷程。我们可以先从麻舜裳这一代来入手：舜裳來東日久，生涯淡寂，隱居田野，王廷不知不問。自舜裳去世後，後裔長期以來更是湮没無聞，直至東去一百七十餘年後，才由正祖李祘下教書要求完成務必訪得的工作：

祗拜奉室，歷審敬奉閣藏弆萬曆前後事大文迹，周旋升降，感慨阧切。仍念麻都督，當龍蛇之役，提兵東出，其功烈之盛，與李寧遠相伯仲。……其孫舜裳，與馮、王諸人因難來投，又與故相文貞公金堉，論南方養蠶事，其詳在於《文貞日記》。而於今百有五十年之間，都督後承，或云流落湖南，而未聞其的在何地。令京外訪問，必求其後承以聞。

可惜正祖也没有訪得，所以其曾孫憲宗李烉仍然命令繼續搜求。根據韓忠熙的研究，麻舜裳子蓬直，孫綿蠶，曾孫葉豐，玄孫世服、永服，來孫縑、純，在朝鮮皆無功名，未曾出仕，婚姻往來亦與所居當地階層相交，親家身份高則鄉居進士、縣監，較低則生員，如此朝鮮官方無法知其所在亦在情理之中。直到麻純子夏帛於憲宗九年（1843）參加了朝鮮專爲「皇朝人子孫」所設之忠良科並及第後，麻氏後裔政治景況才略有好轉。夏帛及第後得任行厚州都護府使，散官通政大夫；夏帛子斗元得授行郭山郡守，散官通政大夫；夏帛兄夏縺子綺元得授黃州鎮兵馬節制都尉；斗元子亨國特别恩授行副護軍的勳官，散官通政大夫。所授予的文散官，都是正三品堂上的通政大夫，雖然實權不大，但象征意義明顯。不過，從夏帛子孫通婚的外家地位來看，仍然以生員爲主，這説明可能朝鮮上谷麻氏的社會地位並没有因爲這些國王恩賜而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並且朝鮮麻氏的遭遇的特殊性，在與李如松等人子孫在朝鮮的境遇相比時更加明顯，麻貴作爲第二次援朝的主帥之一，相當於李如松在第一次援朝中的地位，且朝鮮官方都認定了二人子孫「來東」並優待，然對比而言差異巨大：例如英祖十六年(1740）年特授「寧遠伯後孫」李葂爲僉知，這比麻夏帛見用要早一百餘年；英祖四十三年（1763）起用「李如梅後裔」李宗胤，早於麻夏帛八十年；正祖二十四年（1800）擢「李如松後裔」李熙章，早於麻夏帛四十三年。並且李氏後孫的官職還要比麻氏略高，如李宗胤，他在朝鮮官方的认定里，還不是李如松的直系後裔而是李如梅的後裔，都得到了昌城府使的除授，夏帛最高不過厚州府使。總之，朝鮮麻氏長期以來與仕途隔絶，也没有李如松子孫那樣的名義上的厚遇與照顧，甚至朝鮮政府長期以來尋不見他們，直到憲宗李奐下教書再次極力搜求方得之，這件事還成爲憲宗平生功績之一，被寫進了他的行狀。

上谷麻氏在「專尚門地」的朝鮮，雖然有國王的特賜優待，卻仍然無法很好地融入於朝鮮人社會，遑論自如地出仕了。因此直到麻氏來朝鮮第七代麻夏帛方有科名，而這已經距麻舜裳東渡二百餘年了。這固然不能理解爲東渡諸將後裔皆如此，麻氏子孫只是其中相對較爲極端的案例，卻也能稍窺遺民在朝境遇之一斑。盡管朝鮮國王出於「朝家軫念之道」對包含麻貴子孫在内的明遺民後孫殫精竭慮地改善其生活狀況與政治地位，但在朝鮮朝閥閲森嚴的社會中作用甚微，他們仍然難以自然地齒序於朝鮮士大夫之列，同時與祖籍地的割裂不可避免地使他們漸漸生疏於先祖的語言乃至風習，使其變成了對朝鮮而言熟悉的陌生人、本邦的異邦人。

此外，有一個有關蔚山蒼表堂的問題需要廓清，此堂據傳是萬曆二十七年麻貴為祭奠朝鮮將士而建，且親作《蒼表堂序》。自稱麻貴後裔的陝川麻氏亦對此堂多有關注，但始終屬於一種小規模的地方祠祀。此堂於日本殖民朝鮮時期拆除，近年來蔚山地方政府做了重建，但誘發了學術及社會爭議，爭議者認為此序為偽，因此對蒼表堂亦生懷疑，並借此影射、忽視甚至否認麻貴及明軍在援朝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從該序來源來看，其僅為陝川麻氏所提供，孤證難立，陝川麻氏本身是否是麻貴後裔已需要更多證據來證明，家族文獻亦是參考過《明史》等文獻建構的晚出文本，該序亦概莫能外，此為本序可疑之外證。從此序的正文來看內證，文句、文氣頗有不通之處，即便可以用武將少文來解釋，那麼麻貴在序中自稱在朝鮮結交了義兄朴鳳壽、張吾石及義侄金洽伊甫，作為高層武官，如此「人臣無外交」的越矩行為，顯然不合情理；而且，根據本文所考，萬曆二十七年春麻貴已返回明朝，此序落款「萬曆二十七年仲冬再丁日，都廳提督麻貴謹識」，不僅時間抵牾，而且「都廳提督」一名不合明制，都廳乃宋人稱尚書省辦公之所，何曾設置明清才出現的武官提督？因此該序確實是陝川麻氏自造之物。但陝川麻氏自造序文，托名麻貴建造祠堂的這些行為，與麻貴在抗日援朝中的功績與影響，二者之間並不構成邏輯鏈。換言之，部分論著借論證蒼表堂真偽來突出朝方功績、影射扭曲忽略麻貴與明軍戰功的邏輯，略顯扞格難通。這場學術爭議的背後，某種程度也隱含著韓國學界秉持朝鮮自主抗敵成功的政治正確，是基於當代韓國主流價值下對明軍將領記憶的又一次改造。

總之，對明軍將士的紀念，是與朝鮮官方的的主流意識形態交叉在一起的，是在朝鮮尊周大義的前提下所進行的。通過天將祭祀、皇朝人子孫參與明皇奉祀等各種形式，朝鮮官方反復强化對東征將士群體的紀念，這也是爲了貫徹其尊周思明的立場，是朝鮮王朝政治正確性的所在。一直到新的「名分大義」，即以否定傳統宗藩爲基礎的朝鮮民族主義勃興之前，祭祀明朝皇帝乃至天兵將官是朝鮮王朝統治社會的正當性之一。朝鮮官方認定的「麻提督子孫」，也被加入了朝鮮王朝國家層面追念的進程：

又啓言:「丁酉之役，摧破島夷，即天將麻提督之力也。偉功壯迹，實不下於李提督平壤之捷。其後裔因亂東渡，或有先輩記述，至入於《尊周匯編》，故自正廟時屢加搜訪，未得其人。近聞有寓在嶺南者，分付道臣即速起送，因令軍門，付料收用，請入參於皇壇享禮之班。」......從之。

但到了近代，隨着朝鮮由「尊明」逐漸走向「奉清」，清朝與朝鮮命運逐漸捆綁得愈來愈深，兩國共同面對席卷而來的帝國主義殖民熱潮，逐漸也無暇心及旁務，對明軍的祭祀也從熱烈歸於落寞，不管是麻貴還是整個明軍群體也漸漸隨之被淡化，直到近代風雲換局，日本殖民者逐步掌控朝鮮的情況下，爲了敦勵朝鮮民族的自强之氣，同時又不觸及日本當局的「逆鱗」，「明朝」成爲「阻擋」解放朝鮮半島民族自主性的最重要的符號之一，包含麻貴在内的明軍東援事迹，自然而然就被有意或無意地湮没於民族主義的浪潮之中，抹去了對其積極一面的追思，且餘風遷延至今，在韓國學界部分學者中流播深遠，以麻貴爲代表的明軍群體更是由事實上的功臣轉化爲其認知中的「罪人」。

我們也可以看出，朝鮮王朝關於麻貴为代表的援朝明軍的記憶，大體經歷了這樣一個階段：壬辰戰爭後（樹立）——明清易代（遺忘）——正祖前後（重新喚起）——朝鮮王朝末期到近代（遺忘）。援朝明軍在韓國集體記憶中的形象的蛻變，從功臣變成罪人，可謂是「作為神話的歷史」的絕佳案例之一。某種程度上，這裏的「歷史」已經不是歷史本身或者說過去本身，而是在當下之人腦海中的神話化記憶。他們「從歷史中找出個別的一些特點、特性或模式，把它們當成歷史的本質」。進一步講，基於當前政治需要和主流價值而把過往歷史反復改造，可能也是人類各社會的常態。

六、餘論

麻貴親身指揮參與過的萬曆朝鮮戰爭是一場牽動東亞的國際性戰爭，經此一戰東亞格局天翻地覆：朝鮮半島在物質上而言，其農業經濟因人口土地的雙重破壞而荒廢，國力奄奄一息，危機重重，但恢復獨立，保住了綿綿一綫國祚。在精神上「再造之恩」這一意識形態深入到戰後朝鮮王朝的各個角落，明鮮關係如父子恩育的理念得以强化，並在明亡以後，成爲朝鮮「尊周思明」的心理根源；日本損失大量兵士、軍資，豐臣政權根基瓦解殆盡，最終被未深度卷入侵朝戰爭、保存了一定實力的德川家康所取代，建立江户幕府，德川氏意識到了强攻朝鮮之不可靠，對朝政策趨向和平，加上對西、葡勢力的警惕，德川幕府的對外政策也漸漸走入内向性，最終開啓了鎖國時代，而且直到江户幕府結束，日本亦一直未敢再次就侵朝之事與中國發生正面衝突；明朝則因這場舉天下之兵、「首尾七年，約費餉銀5822000餘兩，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約費銀200餘萬兩」的戰爭耗費了難以計數的人力、物力，神宗甚至被時論譏爲「高麗皇帝」，援朝之役的確損傷了明朝國力，亦使努爾哈赤坐大於遼東，最終誘發明亡清興。而且，這場戰爭直接證明了，明朝並非是宗藩封貢體系中形象單一化的厚往薄來之「天朝」，對於屬國被侵略，日本挑戰這一東亞天下秩序，明朝是會綜合考慮國家利益與道德義務，不惜代價施行扶弱鋤强、撫「恭順」滅「跳梁」的政策，是會切實維護這一儒家倫理爲經、經濟與政治利益爲緯的封貢體系的。

同時，這場戰爭成爲深入朝鮮民族集體記憶的重要歷史事件，隨着時間推移，戰爭親歷者自身的記憶將逐漸衰退，以其他形式爲載體（如史籍史料、文學創作、銘勒碑石、紀念儀式等等）所保存的記憶的重要性便日益增加。「被占領、損失和遺忘破壞掉的連續性事後不能重新建立，但可以借助記憶的媒介重新將其連接在一起」，這些已經流逝的事物便通過回憶由此激活，作爲這一歷史事件的重要參與元素，明軍群體被屢次提及，長此以往，遂逐漸深化了整個族群的集體記憶。「倭亂中產生的戰爭英雄形象以及各敵對國之間造成的相互印象，在各國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不斷獲得重新的定位，進而以各種形式反映到文學創作中。……這些文學作品，必然直觀地包含了特定社會的文化觀、戰爭觀以及對於敵對國的認知等。進而言之，壬辰倭亂中形成的諸多類似因素在此後的東亞歷史進程中不斷地傳承和蔓延，至今留存於韓、日兩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記憶中。」但針對具體的不同對象，比如麻貴，卻不完全如此。我們以在李氏朝鮮王朝民間極爲流行的、反映朝鮮民間普遍認知的話本小説——大體形成於於十七世紀中葉至 十八世紀中葉前後（約值正祖到憲宗）的各類異本《壬辰錄》爲例，檢曾經最流行的四種版本《壬辰錄》，加簡本中没有提及麻貴，第二次援朝主角也換成了李如松；東繁本中麻貴出場相對多一些，有渡鴨緑、入都城、攻蔚山、敬舜臣、驅行章（長）等五個主要情節，但總體不到全書篇幅的15%；精繁本中麻貴誤作麻里，僅在卷上出現了兩三次，占全書篇幅4%不到；央繁本中麻貴僅約占全書篇幅5%上下。從這一角度看，結合對其民間流行文本的分析，在朝鮮王朝社會中，對麻貴及麾下將士的記憶是逐漸消解的，認知是逐漸模糊的，盡管這與其功績絶不相稱。但恰恰形成對比的是，這一時期官方及文人士大夫大量修纂諸如《皇朝人本朝忠臣目錄》《皇明遺民傳》等尊周思明典籍，欲重新喚起與強化關於東征將士（包括麻貴）之記憶與紀念，這可能也是由於官方一定程度意識到了朝鮮民間對此的記憶之推移遺忘，加之尊周大義的倫理主義政治需求，故作出的反應。

麻貴的形象在戰後的朝鮮半島逐漸歸於落寞，與常被提起的李如松等人相比不能及之。這固然與如松第一次來援有「先入爲主」的第一印象有關，通常情況下第一次經歷的往往會留下比第二次更深的記憶。這類似於社會心理學上的首因效應（primacy effect)，即日常所説的「第一印象」，它是社會知覺中初次交往過程中形成的印象對雙方以後交往關係的影響。作爲第一次來援的元戎首帥，李如松最後變成了代表明軍的一個符號。加之李如松家族祖上是自朝鮮半島内附遼東的女真民族，李如松本人也曾自稱「吾是爾國人也，五代祖因有罪逃入中國，來時所持弓子至今猶存。」且「自稱獨魯江人，所謂獨魯江即江界地也」，無形中就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與朝鮮人的心理距離。朝鮮王朝官方在戰後對戰爭文化記憶的回溯與建構的過程中，選擇一個與自身王朝更有親緣感的來援將領作爲典型，是完全可以想見的。這也就是同樣作爲被朝鮮官方認定的援朝將領東渡子孫，對比李氏子孫，麻氏沉寂數朝而不爲所知的深層原因。而近代朝鮮半島民族主義勃興以後，對明軍群體都已否定，麻貴本人作爲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被遺忘是在所必然。至於中國的麻氏子孫，由於明清易代，清朝官方對於萬曆抗日援朝一事整體持否定態度，麻貴之子麻承宗、孫麻岩都曾在遼東與後金對峙，並犧牲於戰陣。隨着麻氏在遼東征戰的宿敵——清朝定鼎中原，原本煊赫的祖勳反倒成爲了在新朝生存的「不良記錄」，衛所的裁撤罷改與衛所制度的逐漸解體也使麻氏這類九邊將門失去了賴以維存的根本土壤，其抗日援朝之功績亦逐漸泯滅。最終造成了不管是在戰爭發生地的朝鮮王朝，還是麻貴子孫生存的故土，都逐漸遺忘其援朝的本末，祇剩零碎殘片存留於歷史中。

對麻貴乃至明軍將士的忽視與遺忘，固然與時間的推移、戰後相關國家各自特殊的國情有關，但原始史料本身的難度給探究戰爭真相與影響也產生阻力：中、朝、日三國原始史料紛繁複雜，不管是細節還是宏觀上都互有歧異，這一差異來源於親歷者個人體驗、立場等主觀性因素及複雜外力等客觀性因素的影響，從而產生了互見參差的敘述文本，後世在根據這些材料對事件進行重新還原建構的時候，在受其影響的同時又不可避免羼入了己見。在不同年代，試圖對事實之描述，與個人看法兩者虛實交互、層加壘疊，最終使如今看到的史料與研究，呈現了眾多令人難辨真僞的樣相。這種原始材料的差别引導着三國學界對同一場戰爭言人人殊，各自偏重本國史料，甚至出現「盲人摸象，祇知一斑」的情況。日本學界「國際戰爭意識仍較爲淡薄，較少關注明朝軍隊的參戰實況以及明朝對戰爭結局所起的重要作用」，且漠視這場戰爭的侵略性質，表現出「去道德化」的學術傾向；韓國學界則「民族主義色彩較爲濃重」，「强調朝鮮在壬辰戰爭中的主要角色，對明朝軍隊參戰所起作用極爲低估」，刻意輕視明朝史料，表現出「去中國化」的學術傾向；中國學界「仍缺乏東北亞地區國際關係史的視野」，略顯「自話自語」的學術傾向。綜合地探索中、日、韓三國參與者眼裏的戰爭體驗，從不同側面嘗試去回溯，才能相對立體地理解這場戰爭的多個面相，慢慢走近可能遙遠的真實（但因爲歷史的不可逆性，只能接近，絶難復原）。

目前中文學界對萬曆朝鮮之役的研究有成果亦有缺憾，對於其他國家的研究狀況也大多缺乏了解和對話。中國學者對明軍將士研究的相對漠視，顯然令日韓學者占據了所謂上風，他們將其成果大量譯介爲英語，導致西方有關學界在研究這場戰爭時，對明軍的看法多來自於這些日韓學者的刻板印象，典型例子就是加拿大學者塞繆爾·霍利（Samuel Hawley）的《壬辰戰爭》（The Imjin War），對明軍的看法既單薄又負面。本文所冀望的是，能從這些聚訟紛紜的蕪雜爭議中跳出，以核心人物事件爲綫索，涵泳於汗牛充棟的多元化史料中摒僞取真，從宏觀的跨國史視角出發，結合微觀的實證分析，努力厘清事件本身的實際脈絡，加深對這場東亞大戰爭性質的理解，也借此觀照那些歷史上重要卻被忽視的角落與碎片，雖然目前仍處於一種粗淺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