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作者丨郑联彬
清代挺有意思。
满人入主中原，权力的集中程度远超前代，特别是通过一系列手段，让权力渗入社会的毛细管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动辄得咎。
但也恰恰是在清代皇权最为鼎盛的雍正时期，关于深宫的政治谣言，乃至于皇位继承这种犯忌讳的话题，在大街小巷吃瓜群众中传得沸沸扬扬。
越禁止，越杜撰；越澄清，越传播，就连爆脾气的雍正帝也没有办法。
康熙61年（1722）11月13日，京西郊的畅春园内传来噩耗，康熙皇帝驾崩。随后，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继承大统即皇帝位，是为雍正皇帝。
经历了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皇储的激烈斗争，胤禛得到皇位属实不易。因康熙死因、遗诏都不明晰，故雍正继统有“斧声烛影”的神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太后下嫁”“顺治出家”成为清初三大疑案。
宫闱内幕最易被政敌利用，并在坊间散播，从即位第一天起，流言蜚语便始终围绕着雍正，加之雍正由宽入严的执政手段和坚毅果决的性格，开罪人不少，在位十三年，可谓谣言数百篇。近年来影视剧中的雍正频频出圈，他的形象早已愈发鲜活，他的事迹也为越来越多的人熟知，由谣言演变成的“八卦”时常被人津津乐道。要论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皇帝，雍正绝对挤进决赛圈。那么他的谣言究竟从何而起，又经过了哪些人的传播呢？
即位之初的兄弟阋墙
雍正继统，当时看来颇出人意料之外。在皇储争夺战中，热门者有满汉大臣一致拥戴的皇八子胤禩，时任抚远大将军、颇具声望的皇十四子胤禵，以及极具学养的皇三子胤祉等，经历多年角逐，一时帝梦成空，自然难以心服，其悲愤、失望溢于言表。
如皇八子胤禩，康熙宾天时，“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已是新君的雍正给胤禩“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
胤禩集团中的皇九子胤禟，据雍正描述：“皇考升暇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胤禟）突在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胤禟甚至对左右之人称“不料事情竟至如此，我辈生不如死。”后来胤禟在给同样属于胤禩集团中的皇十子胤䄉寄信时也写到：“机会已失，悔之无及”。
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胤禵回京奔丧，实际上是被雍正召回以剥夺兵权，见到雍正时，“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殚述”。
雍正极力声明康熙遗言传位给他，却无法拿出令世人尤其是其诸兄弟确信无疑的证据，所以授人把柄、遭到流言攻击在所难免。从新君御宇受诸兄弟怨恨、妒忌来看，由他们或其集团散布谣言，以期卷土重来颠覆政权最为可能。故当时关于雍正篡位的谣言一时甚嚣尘上：
“圣祖皇帝（康熙）在畅春园病重，皇上（雍正）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
特别是皇十四子胤禵继位呼声最高，世人便传：“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胤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篡了位。”
这种情形雍正心知肚明：“朕即位以来，深知外间逆党甚众，自然散布讹言，惑乱人心志。”然而继统已成事实，雍正认为稳定政局是当务之急，便没有必要过分纠结于清除谣言。
按照惯例，新君御极，兄弟们须避讳，因此雍正上台后，众兄弟名字中的“胤”均改为“允”。雍正对诸兄弟立即采取了拉拢和分化的手段。
八弟允禩为雍正当时最大政敌，经过多年经营，势力颇大，只能极力拉拢。康熙驾崩第二天，雍正便任命允禩为总理事务大臣处理政务，不久后封其为廉亲王；为了进一步笼络，雍正封其子弘旺为贝勒，授其死党鄂伦岱正蓝旗都统，任命阿尔松阿为刑部尚书。
在赐官赠爵的同时，雍正对另一部分结党相援兄弟采取了分化措施，如让允禩留京，将九弟允禟派往西宁军队、十弟允䄉派至张家口外。对于同母胞弟老十四允禵，雍正也不手软，命其留守康熙陵寝，并派亲信将领监视，实为软禁。
就这样通过一连串行动，雍正企图结束政争、保全诸弟及其党羽，然而事与愿违，兄弟、臣僚都不买账，如允禩在获封亲王时，即当廷向诸大臣扬言：“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任命阿尔松阿为刑部尚书的谕旨下达时，阿尔松阿竟固辞不受。他们反而不断给雍正找茬、挑刺，持续散播谣言，令雍正感慨，“百日之内，淆乱朕心者百端。”
但雍正初年皇位不稳，他不敢大行杀戮，明白诸兄弟“任意妄行，惟欲朕将伊等治罪，以受不美之名”，“杀戮显著，则众心离失，伊便可以希图侥幸成事”，面对他们百般抗旨、发难，大多采取隐忍态度，不时拿这些人的太监、家仆开刀以杀鸡儆猴。
待雍正在其最亲密的兄弟老十三允祥辅助下，通过系列改革措施重振朝纲，推动康熙末年疲敝的财政、官僚系统焕然一新，雍正方逐步站稳脚跟。特别是雍正二年（1724）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后，雍正声望一时极大攀升，帝位得以进一步巩固，他便减少顾忌，开始大刀阔斧杀向政敌了。
雍正四年（1726）是雍正的算账之秋。对于允禩，雍正说他当年虚伪诈孝，馋间宗室，素行阴险狡诈，如今欲“触朕之怒”，“使众心离散，希图扰乱国家”，遂将其逐出宗室，围禁高墙，还给予其“阿其那”（满语狗）之名，不久允禩便在圈禁中去世。允禟最先是被遣往西宁，受雍正亲信年羹尧监视，备尝折磨，四月被雍正削籍离宗，五月改名为塞思黑（满语猪），拘禁于保定，八月去世。允禵算幸运，原本在康熙景陵“守孝”，雍正怕在外不便控制，于五月将其移回京城景山寿皇殿囚禁，念其为同母兄弟，未要其命，使他一直活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此外，雍正还迅速收拾了鄂伦岱、阿尔松阿、阿灵阿、苏努等允禩同党，与这个集团相关联的人也大都受到了惩罚。
随着允禩、允禟的去世，康、雍两朝的四十年储位、皇位斗争终于结束，雍正的君主专制权力大大强化，使皇帝、宗室和一些官僚从党争中摆脱出来，以更多精力从事有益于清朝政府和社会的政务。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朝局的逐步清朗，并不代表社会的平稳。或因雍正对诸兄弟的杀伐惩戒过于迅猛，令不明就里的世人更加怀疑，雍正需要用残暴的杀戮手段来掩盖自己继位不正的事实，暗流下涌动着一场更大的谣言风波。
追捕谣言，对话谣言
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雍正收到川陕总督岳钟琪系列密折，报告说有一位名叫张熙的男子，在其老师曾静授意下向自己投敌递谋反逆书。得到逆书的雍正一览内容之后大为震怒。这本由曾静撰写的逆书，不仅对雍正的为人为君大加挞伐，言论粗鄙不堪，同时详述了康熙六十一年的继位危机，对雍正进行了最恶毒的指控——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失尽人伦，此外还论及雍正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最终劝岳钟琪领兵造反。
在雍正看来，曾静的言论荒谬自不待言，但曾静写起来却言之凿凿，煞有介事，必然有深厚的舆论和理论背景。自己已在位六年，无不夙兴夜寐，宵衣旰食，而世上仍有这般“逆贼”，独秉乖戾之气，“自越于天覆地载之外，自绝于纲常伦纪之中，”能毫无顾忌肆意诽谤，着实令人寒心。雍正不怕这一人的诽谤，他更担心曾静的措辞用语与行径仅仅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外界是否有广泛的谣言，除了在触及他继位不正的敏感神经，更散播着华夷之辨、满人不应入主中原的谋逆言论，促使国家动荡不安。
以雍正的个性，必然有大动作发生。雍正一方面针对逆书的指控，发布上谕进行一一反驳，并召集满朝文武群集乾清门聆听朗读文章；另一方面以密折廷寄涉及逆书的各省总督、巡抚，要求大肆追查谣言，将散播谣言的“大奸大恶之徒”追究到底，查清每一则流言的来源。
这是雍正朝一项波及面较广的政治运动，投书之人张熙与逆书作者曾静来自湖南；而后张熙前往岳钟琪川陕总督府所在地陕西西安投书被捕；在岳钟琪的诱供下，张熙供出了准备参与谋反和散播谣言者还来自江苏、浙江。一时间，湖南、江苏、浙江的地方主官，都按照岳钟琪诱供张熙的线索和雍正指示，迅速在各自辖区开展了嫌犯抓捕工作。
湖南巡抚王国栋首先率人逮捕了曾静全家以及张熙家人，迅即对曾静展开提审。不料曾静似乎预计到这一天的到来，很快便认罪伏法，称因读过浙江人吕留良的反满著作而深受影响，加之近两年家乡收成不好，接连水灾，故因怨写就逆书。雍正五年正值“湖广填四川”的热潮，前往四川的人经过曾静家告之西边有个“岳公”忠义又爱百姓，值得投靠，曾静怀疑“岳公”即岳钟琪，所以就派自己学生张熙前往岳钟琪处投递逆书。至于逆书上关于当今皇上的谣言从何时何地得知，经多番审讯，曾静吐露了一个线索，令雍正和臣僚们不寒而栗：雍正元年（1723）有一名号称王澍的进士曾来过自家，告知了一些谣言，且王澍自称是十四爷允禵的同窗伴读！大家的视野一下又被拉回到几年前残酷的兄弟斗争来。
与此同时，身处江苏的两江总督范时绎缉拿了张熙所供嫌犯数名，其供词与张熙所交代相吻合，谣言好在没有扩大传播。但浙江总督李卫的情况就要复杂些，他一面要追查浙江的谣言散布，逮捕了诸多传谣之人，另一面还需积极处理逆书思想来源，即查抄已去世的吕留良著作，并严惩吕家后人和捍卫吕留良思想的学生。
如此悖逆的大案仅靠各省大员各自审理自然力度不足，雍正下旨令各地逆犯齐聚长沙后送京提级审理，接受夜以继日的囚禁和盘问。主审官杭奕禄继续从逆犯们口中挖出了重要线索，原来逆书中历数雍正宫闱权力斗争的传言，大多来自于雍正五年（1727）流放广西而途经湖南的囚犯。得到新线索的雍正派兵部急递广西巡抚彻查。
随着广西方面反馈结果，以及雍正亲自细查和拼凑细节，整件事情的轮廓渐渐成型：“从京发遣广西人犯，多系阿其那、塞思黑、允䄉、允禵门下之太监”！这些太监意图为他们已故或受辱的主子报仇，“经过各处、沿途称冤，逢人讪谤”，导致“解送之兵役、住宿之店家等，皆共闻之”。更有甚者，这些囚犯经过城市和人群众多的村店，便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
案件至此，关于谣言来源问题已基本厘清。当年“进奉汤药”害死康熙，以及“改十为于”篡夺皇位等谣言，果然都是允禩、允禟等人授意下人传播。雍正还进一步整理了一番近年来社会上的谣言，并再度通过上谕形式进行了逐一辩驳。
如囚犯太监马起云，是允禩的心腹，到处声称允禟的生母宜妃被雍正逼来自缢身亡，雍正说实际上宜妃仍被奉养在宫中；如曾静在湖南曾听闻雍正在浙江开捐纳之例，欲以六百万银两把西湖修为游幸之地，雍正说明明西湖周边原来所盖的行宫，已经被自己下令改作庙宇了，开捐修湖的论调不知从何说起；再如有人传雍正在卢沟桥盖造官房，收往来客商饭钱，是与民争利，雍正解释，来京应试的士子，在桥上检查行李不免受风雨露宿之苦，所以特发帑金修建房舍，让他们便于接收文凭查验又有休息住宿之地，是受到士子们赞扬的德政，何来与民争利之有？
雍正不厌其烦、事无巨细进行辩驳，因为他认为这一次逆书和谣言案件，是继位初年政治斗争的余波，通过大肆搜捕追查允禩、允禟、允禵的同党，如今“败露者即不胜其数，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奚止数千百人！造作种种诬谤之语，已流散于极边远塞，则宇宙之内，乡曲愚人，为其所惑者，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
为了达到正天下人视听的目的，雍正命将自己发布的辩驳上谕，与审讯曾静、张熙的口供等材料，汇集成《大义觉迷录》，刊刻颁布天下，使“天下后世亦得谅朕不得已之苦衷”，并破天荒地释放了曾静、张熙，让他们作为思想改造的典型，亲身前往谣言波及的省份进行宣讲，以破除谣言，平息舆论，盛赞当朝盛世，强化满汉一家的认同。
然而雍正的算盘终究是打错了，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实际上让大清王朝的宫廷几乎无秘可保，不少谣言通过官方形式发布，让没有听过谣言之人更增谈资，更扩展了传播面，显得如此得不偿失。因而当雍正去世后一个月，其子乾隆即下令将曾、张二人拿解到京凌迟处死，并全部收回《大义觉迷录》，严禁流传。
一生渴望被人理解的雍正，在历史的长河中反而越发被人误解。
野史中的雍正
1911年清朝灭亡，民间对于紫禁城这个小天地抱着无限的好奇心，尤其喜欢谈论皇室，野史纷出，涉及雍正者不少。如燕北老人撰《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蔡东藩作《清史演义》，柴萼著《梵天庐丛录》，孙剑秋作《吕四娘演义》《血滴子》等。这些书对雍正一生，从出生到死亡，以及性格、为人、政事都有评述，其中多属伪造历史，荒诞不经。
比如《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述及雍正生父，谓康熙一日见卫某之妾，爱之幸之，六月而生雍正，故云“世宗（雍正）实卫家儿矣”。然而该书后半部分却说，“胤禛之母，先私于年羹尧，入宫八月，而生世宗。”雍正这下成为年羹尧的儿子了。且不论史家已考证出雍正年长年羹尧一岁，书中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着实站不住脚，其怪诞荒谬也不必多下功夫证明。
世间传说雍正作为皇子时好与侠客结交。燕北老人书中写道：雍正为康熙所不喜，漂流江湖，与剑客力士游，结兄弟十三人，长者为和尚，他们武艺绝伦，又研制出“血滴子”杀人利器。按说雍正满人出身，在清初仍然尚武皇室中，作为皇子自然秉持了满人骑射的血统，但雍正并不对自己的武艺有多自负，他还拿父亲康熙作比较：“皇考神武天授，挽强贯札之能超越千古，众蒙古见之，无不惊服，而朕之技射又不及皇考矣。”雍正一生只随康熙南巡过一次，也没有像康熙一样进行过独立的秋狝，故同侠士、剑客结交可能性不大。
港剧《九五至尊》采用了雍正与吕四娘的传说
但雍正与侠客间最著名的传闻，还要数被吕四娘刺杀身亡。雍正于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在圆明园中暴亡，正史方面同样记载含混，没有直接证据指明死因，遇刺一说便有了极大发展空间。吕四娘据说是吕留良的孙女，因雍正在曾静一案中命李卫诛戮吕留良后人，唯独孙女逃出，习得一身武艺，混入宫中，以宫女身份侍寝，伺机行刺。
实际上，吕案发生后，雍正八年（1730）就有谣言传入宫中，说吕家有漏网者。雍正立即讯问李卫：“外边传有吕氏孤儿之说，当密加访察根究，倘或吕留良子孙有隐匿以致漏网者，在卿干系匪轻！”面对雍正如此严厉呵斥，以擅长侦缉著称的李卫自然不敢敷衍搪塞，工作更不敢出丝毫纰漏，在对皇帝的密折中回复说，吕氏一门，不论男女老幼俱已严禁，连吕留良父子的坟地也早就遣人监视。故吕四娘为漏网之鱼或许不太可能。
以上关于雍正的演义，或自相矛盾，或不合情理，均非实录，却迎合着帝制取消后可以大肆议论皇室的小市民心理，颇有市场，以至于辗转相传、以讹传讹，愈发远离真相。从更深层次看，辛亥革命本以反满作为口号，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推翻清朝后，为巩固成果，仍需继续排满。因此民国初年关于清史的著述接连出现，研讨清朝的得失，痛斥清朝残暴统治和腐败无能，又以汉人的尊夏攘夷观念痛诋清朝皇室，那么关于雍正的种种不德说法，以及强行扣上的诸多帽子，也就不完全是为他一人而发了。
参考资料：
1、《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5
2、《大义觉迷录》，文物出版社，2020
3、冯尔康著：《雍正传》，人民出版社，2014
4、杨启樵著：《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5、杨启樵著：《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增订本）》，岳麓书社，2014
6、[美]史景迁著，温洽溢、吴家恒译：《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日]宫崎市定著，孙晓莹译：《雍正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