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漫谈｜桑德尔：我只是一个教师

前英超利物浦足球队主教练拉法·贝尼特斯有句名言，在他卸任之后依然流传甚广：“我要一个台灯，他们却给我送来一张沙发”，意思是他在转会方面缺少权力，俱乐部净引进他所不需要、不看好的球员。在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Sandel）访华前夕，我接到专访委托，心里在想：桑德尔，他究竟是台灯还是沙发？

这种想法其实很不正确，百年来中国学人吃的一个大亏，就是林林总总地引进西方的东西，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发现了可以一剂定谳的良药，而事实上，远如马克思、列宁，近如罗尔斯、哈耶克，他们的理论都是有其适用的独特语境的，可能在某些时候，那边的言论触及了这边的敏感区，但细究起来，我们不是缺人家的土壤，就是少人家的耐心。

桑德尔在他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课程在网络上流传开来之前，不过就是学人小圈子里熟悉的一个名字，一个共同体主义的倡导者，他著书立说，踩着理论的砖块蹚水，水里啼饥号寒的生灵都只能抬头仰望。在采访中，桑德尔坦言，他对社会的影响是很间接的，显然，到他这个年纪和社会地位的学者，都能认可理查德·波斯纳在《法律与文学》中的一句话：“人这种动物可以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他知道，有生之年的人和努力，都收效甚微。”

桑德尔在上海的公开讲座原定有两场，盛况可期，然而到最后时刻，其中一场被临时叫停，再次挑战了我们的容忍下限：连他这种很重视“社会和谐”的学者都被拦在“维稳”的铁栅栏外，我等连“收效甚微”都难以期待了。

桑德尔是看重既有秩序的，他在十五年前出版的《民主的不满》一书中，批评美国式民主进入了一个亟须变化的险境：对于共同体价值的考量，强调集体利益之类，过去曾被视为是保守的、扼制个人自由的，而现在，被像桑德尔、麦金泰尔等共同体主义者认为是必须要重视的，他们的这些声音，也在自由主义阵营里引起了深层的“不满”。此书的副题“美国正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也就是寻求一般所说的“公民共和主义”，它强调的是公民的德性、政治参与的义务、讨论的热情，指向的是“共同善”，而不单是依自由意志论者的主张，每个人只需管好自己，法律只需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他说，这种论调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自美国建国以来所恪守的共和之题应有之义，只是一个世纪以来，在占据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中被忽略了。

“共同善”一语，在他的书中，和他的访谈中多次出现，共同善与“德性”密切相连，但是，桑德尔和麦金泰尔等人所说的“virtue”，与我们所说的“以德治国”、“八荣八耻”风马牛不相及，在他们眼里，公民社会的“德性”不是依靠权力机构推行的，而是来自于公民实践。桑德尔推崇亚里士多德依照城邦的原型策划的公民社会蓝图，这个社会是以共同的美德为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而非以政治权威或别的什么成文纲法。

在中国强调“共同善”，可能很容易被联想为那些关于“集体利益”的说辞，即便不是这样，在这个无数人尚在为保护个人尊严而苦挣苦熬的国家，强调“共同善”也显得奢侈了些。桑德尔说得不错：美国建国时就确立有共和传统，这是他们的幸运，而在中国，孟子凭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把城邦传统给完全排除出了中国人的政治思维世界，漫长的皇权专制见证的是儒法两家如何各擅胜场，统驭“治术”。这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堵死了公民参与、讨论、决定公共事务的路。对此，风度翩翩的桑德尔教授如何置喙？

《现代政治哲学》一书中写到桑德尔时，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便问：你说你要尊重共同体的一些既有的观念、一些纽带，可是，莫非我们要把那些面目可憎的东西也一并接受？我们可以对那些共同体的习惯、信条提出批评，并加以“扬弃”吗？

这质问看起来浅白，却代表了某种绕不过去的常识。本质上而言，桑德尔是个右翼共和保守派，倾向于保持纽带而非创造纽带——后者是汉娜·阿伦特左翼公民共和的路数，她凭借更有现实感和良知感的思想撰述赢得了比桑德尔多得多的重视和崇敬。

不过，桑德尔毕竟是个职业素养高超的教授，他不把个人的立场强加给学生，而是挑动学生自己去思考、权衡各种理论之间的冲突与共识，还设计了那些让人饶有兴趣参与其中的伦理学案例。他把他的课堂成功地变成了一个公民实践的微型演练场。他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成就和知名度，不知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栽花。

采访中，迈克尔·桑德尔说起了他的理论，他的《公正》课程的目的。他对他所处的这个共同体保持了足够的谨慎。据说，在复旦大学的活动结束后，他小心地问中方陪同者：“我今天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吗？”

文图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