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打字机》里，藏着中国与世界接轨的秘密

汉字是一种优美又怪异的语言系统。我们能在李白的诗篇、曹雪芹的《红楼梦》中领略汉字的优美，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它既是少有的“非字母文字”，又是全球唯一还活着、被上亿人使用的方块文字。追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中文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和而不同”，乃至于探究“中国为什么特别”这一问题，汉字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但是汉字太广博精深了，一本书如何写得完？于是需要一个有趣的抓手，才能深入浅出谈论汉字问题，为读者提供一条重新思考汉字和中国文化的道路，“中文打字机”就是墨磊宁教授找到的抓手。

这是我在2022年读到一本惊喜之作。它是一本读完后我会被作者的选题角度、行文思路和搜集材料与归纳能力所惊叹的作品。因此，在阅读完整本书之后，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部选题有趣之书，还在于它曼妙而严谨的写作过程，阅读它，就像在读一本主题是中文打字机的推理小说。

1947年9月，美国纽约，一名女孩正在操作“明快”中文打字机，该打字机是一台能写9万个汉字的新型中文打字机。

一、中文打字机如何从一个天马行空的幻想变成现实？

为什么作者用中文打字机作为选题？如同纪录片《中文打字机》的顾问邢立所说：“中文打字机是中国人20世纪伟大的文化机械发明，中文打字机与照相技术结合产生了第一代手动照相排字机，是象征‘告别铅与火’俄第四代汉字激光照排机（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的源头。”

中文打字机如何从一个天马行空的幻想变成现实？古老的汉字又是如何穿过世界语言的密林，走上现代化道路？《中文打字机》这本书试图解答的就是这两个问题。这本书以2008年奥运会国名排序问题作为引子，结合作者自己与中文打字机的缘分，追溯到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中文打字机历史。此书开篇讲北京奥运会，从一个很小的细节讲起：北京奥运会各国代表团的出场顺序。

这个由头听起来奇怪，它跟《中文打字机》有什么关系？原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规定：奥运会参赛各国按照字母顺序入场。1949年，为了进一步彰显奥运会的世界性理念，奥运会修订后的章程规定：“主办国有权按照主办国语言的字母顺序组织开幕式的入场式。”

但问题来了。中文里没有字母。中国作为主办方，如果不按照“abcd”这种字母顺序来组织各国代表团入场，应该怎么做才能既符合规定，又能彰显中文特色？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中国人想出的办法是：用笔画数排序法。首先，按照笔画数给汉字排序。比如，在希腊后面出场的是几内亚（Guinea），它的中译名由三个汉字构成，第一个字“几”只有2画。相比之下，土耳其（Turkey）的第一个汉字是“土”，由3画构成，所以土耳其在几内亚后面登场。

那么如果，两个国家的中译名笔画数相同呢？例如：也门（Yemen）的“也”和土耳其的“土”一样，都是3画，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在这个时候，主办方就会追溯到一个可以追溯至晋代书法家王羲之（303—361）的书法传统：“根据规则，所有汉字都由8个基本的笔画构成，依次为：点、横、竖、撇、捺、挑、折、钩。……土耳其的‘土’是由‘横/竖/横’（或者按照笔画排序记为2–3–2）构成的；而也门的‘也’是由‘下折/竖/上折’（或记为7–3–7）构成的。2–3–2排外7–3–7之前，因此土耳其先有也门入场。”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就能大致知道北京奥运会是怎样排序各国代表团入场的了。中国本可以用简单的拉丁字母排序来安排入场，却坚持用这种非字母方式，其内在原因，既是彰显本国文化的需要，也可理解为一次对于奥委会“伪普适性”的微小反抗。表面上看，奥委会在入场排序上要求“按照主办国语言的字母顺序”这句话显得相当平等，但它隐性就是对母语文字非字母的国家的一种不公正。无怪乎作者墨磊宁感慨：“它成就了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中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刻，或许也是唯一不会增加其巨额预算的举措。”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作者条理清晰地为我们梳理了最早出现在“构想”中的中文打字机、假想的中文打字机的历史，直到一种可行的中文打字机如何成为现实并付诸批量化生产。

19和20世纪之交，单切换键盘打字机成为打字机生态的主流，其中雷明顿打字机是最广泛被人使用的一款。当时的打字机发明者在设计理念上有种种分歧，但基本坚持一则强有力的正统信条：“在设法解决外国语言的打字问题时，决不能从底层质疑单键盘打字机形式本身。”由此，“最理想的结果就是能够设计出一台尽可能符合常规标准形式的打字机，而且在保证可用的前提下，它得尽量符合工厂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工具配备情况。”

在兼容英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等语言的道路上，单切换键盘打字机即便遭遇一些小挫折，也能顺利应对，然而，在一种看起来和全世界其他文字系统都截然不同的文字上，它犯了难，那就是：汉字。很长一段时间，以雷明顿打字机为代表，单切换键盘打字机都没有将汉字纳入其中。打字机研发者和制造商们宣称他们的打字艺术是普世的、可以适用于世界各国文字的，但汉字被他们排除在外。这不完全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的轻视或优越感，也跟中文的语法结构跟英文为代表的字母型文字截然不同有关。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表意文字（ideographic）一度被世界主流话语认为是落后的，一种强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文字领域蔓延，它将文字分为三六九等，伴随着大航海时代以来工业国家对农业国家的入侵，身处亡国危机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从文字更新的角度来思考救亡图存的可能性。这就是钱玄同、鲁迅等人提出“文字革命”的背景。在西方，批判汉字等表意文字的风潮从哲学家黑格尔那里就开始了。汉字被认为“缺乏动词变形、名词变格、词性变化和复数形式”，而它非字母文字的属性被认为大大限制了它与世界的接轨。在那时，“墨西哥文”已经被西方殖民者摧毁，埃及文最终也被拼音化，在古老的表意文字里，只有汉字还在如同顽石般坚守着自己的书写系统。历经千年，即便中国的书写从文言文变成白话文，汉字依然坚挺，被十四亿人使用，没有一丝一毫被弃用的迹象。

既然汉字仍会存在且有广大人群使用，就必然会有才学之士渴望发明真正的“中文打字机”将中国引入技术语言的新时代。不过，第一位发明中文打字机的人动机很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他的中文名叫谢卫楼，是一名美国传教士，1841年8月13日，他出生在纽约的盖恩斯维尔（Gainesville），曾做过教师，也当过军士长，他在军旅期间的经历和伤病相伴余生，退伍后他和新婚妻子埃莉诺去了中国通州定居。

1869年，谢卫楼来到刚刚签署《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剧变的中国，在此期间，他开始发明属于自己的中文打字机。不过，谢卫楼发明的这台中文打字机，与其说是一台机械式打字机，不如说是一套可以迅速上墨和压印汉字的技术。凭借木工经验，他制作了一套印章般的木活字，又吸取了学者姜别利有关中文常用字的研究、威妥玛爵士创立的罗马化拼音系统——北京话音节表(Perking Syllabary)，他参考这个音节表，按照字母顺序将木活字排序。而他发明中文打字机的主要动机不是为了其他宏大理由，实际上是为了“传教”。为了向潜在的中国信众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本，他希望提升印刷速度，让打字机也能敲出流利的中文。

无论如何，谢卫楼的这一尝试加速了中文打字机进入历史舞台，为后人革新中文打字技术提供了一条有益的道路参考。自他以后，中文打字机的革新进入快车道，这段20世纪中文打字机发展的历史，不是一人一事的功劳，而是不同的人们具有创造性和想法和行动连缀在一起，就像是接力赛跑的运动员，在长夜的隧道里慢慢接近光的出口。从谢卫楼的打字机，到20世纪初周厚坤、陈鹤琴、祁暄等人对于中文打字机的改进，这些在以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为主线的叙事中被埋没的人物，在这本书里又重新被看见，由此，王侯将相不再是历史的主角，取而代之的是编辑、技术人员、科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工人等等，是他们的努力让中国有了自己的打字机，是他们让汉字不再孤立于现代打字技术之林。

二、林语堂也改进了中文打字机？

阅读本书，还有一个有趣的层面在于，我们会发现过往耳熟能详的名字，又用新的身份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比如：蔡元培、林语堂、高梦旦，乃至商务印书馆这样的知名机构，他们也参与到了中文打字机的历史中。

时间回拨到20世纪早期，彼时流行于中国的主要是“常用字”打字机和拼合活字型打字机，祁暄和周厚坤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随着技术和讨论的发展，中文打字机在民国时期继续进步，这当中既有舒震东打字机等新型号的出现，也有商务印书馆与新产业形成的助力。而在与日俱增的信息危机意识的驱动下，民国早期出现了一次关于汉字编排问题的大讨论，由此推动了新的汉字检索系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在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中国图书馆学先驱杜定友等人物都参与了这次关于汉字编排问题的讨论，到了20世纪30年代，全国已经有不少于72种实验性汉字检索系统被提出，它们都旨在突破《康熙字典》依凭的部首—笔画编排系统，比如早在1912年，高梦旦就提出可以大大削减汉字部首数量的“归并部首法”。1922年，黄希声提出了“汉字检字和排叠法”，还有杜定友的“汉字检法”与“汉字排字法”、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等。就连林语堂也参与其中，他在1926年提出了两种新的检索系统：“新韵索引法”和“末笔检字法”。

林语堂

林语堂将他对于汉字检索系统的热情也放在了中文打字机上。他希望在祁暄的拼合式打字机与商务印书馆制造的打字机的基础上，借鉴中文电报机，创造出更加方便的中文打字机。在1931年的一封信里，他对于这款打字机的设想是：“既带有整字的常用字，又带有拼合活字的汉字部件。”

正值1930年代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林语堂宣称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打字机形式，既带有整字的常用字，又带有拼合活字的汉字部件，为了将数千个字符以尽可能紧密的方式安装到打字机内部，他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行星运行系统的设计包含类似于恒星、行星和卫星的结构，对于这种设计的奥秘，《中文打字机》里面有详细的叙述，我在此只是做一些必要的引用：简而言之，在这个打字机运行系统里，充当卫星角色的是一系列八棱柱状金属棒，每一条的表面都刻有汉字和部首，其长度可供每排容纳29个汉字或部首，8个侧面则一共可以容纳232个。设计者把6根八棱柱金属棒固定在一个圆形旋转齿轮里，就像围绕同一行星轴旋转的6颗卫星。同时，这些金属棒也可以绕自己的中心轴自转。林语堂一共做了6组这样的“6棒套件”，然后将其固定在一个更大的圆形旋转锟上，就像围绕中央恒星运转的6颗行星。这就是它整体的设计结构，总共包含了43个独立转轴：36个金属棒的卫星轴，6个更高级别滚筒套件的行星轴。1个最高级别滚筒的恒星轴。

这一回，林语堂不只是纸上谈兵。1947年，他设计的明快打字机终于问世，这一年5月22日，他和女儿林太乙从工厂里将一台明快打字机带回家。夏天，这台打字机开始引起轰动，林语堂召开记者发布会，宣传他的发明，中美等国的媒体记者都在讨论这台机器，IBM和雷明顿打字机公司也对作家的这项发明产生了浓厚兴趣。

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时任哈佛大学教授，他对林语堂发明的明快打字机评价道：“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只要稍加学习，便能熟悉这一键盘。……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打字机了。”

然而，明快打字机在雷明顿打字机公司曼哈顿分部的演示却遭遇了挫败。据林太乙回忆：“会厅里一片肃静，只听见一按再按的按键声，然而这部打字机死也不肯动。再经过几分钟的努力，父亲不得不向众人道歉。于是我们静悄悄地把打字机收入木箱里，包在湿漉漉的油布里，狼狈地退场。”

这是一次可怕的尴尬。好在，当工厂的工程师赶过来，对打字机进行一番修理后，明快打字机恢复正常，之后的三天，这台打字机都成为本地和国际中文报社的记者们瞩目的明星。为了向报社记者展示这台打字机可以打出“任何”文本，林语堂邀请记者“随便选个字”，之后“林小姐就会将这个字快速高效地打出来”。经过一番成功的展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纽约世界论坛报》等媒体纷纷刊文报道明快打字机。

看起来，林语堂发打字机将会成为现代中文信息技术史上的重大突破，它的量产和流行将指日可待，但现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明快打字机始终未得到量产，它仅存的几台，除了被私人收藏之外，剩下的“或许被送往纽约或新泽西的某个垃圾场……或许被拆得七零八落，溶成一汪铁水”。林语堂的打字机梦想走向破灭，而世界上最后一台明快打字机原型机，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被默根特勒莱诺整行铸排机公司的某位员工丢掉了。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根据墨磊宁的调查，明快打字机受挫的直接原因是林语堂的财务危机。他为了研制明快打字机投入了巨额资金，但这些资金无法立刻取得回报，林语堂多方求援，仍然杯水车薪。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内战形势”。在历史的风云剧变中，明快打字机的潜在支持者决定退出中国市场。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恶化到冰点，作为一款首发在美国的“中文打字机”，明快打字机陷入到尴尬的境地，至少，由于它和它的发明者微妙的身份，不用考虑这款打字机在中国大陆量产了。

尽管在商业推广上失败了，明快打字机在中文信息技术史上仍然具有它重要的意义。墨磊宁总结道：“它是一种全新的人机交互的例证，时至今日仍然与各种中文信息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快打字机标志着‘输入’的诞生。如前所述，‘输入’的核心意义是一种技术语言环境，操作者在其中并不是用打字机来打出汉字，而是去找出汉字……正如作为整体的书法并不被限定在某支毛笔上，活字并不被限定在某个字体一样，输入也不被限定在任何一种特定的输入系统之上。不论是林语堂的符号系统、仓颉输入法的符号系统，还是由搜狗、谷歌等公司采用的拼音系统，输入法本身都构成了一种新的人机交互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涵盖了无数种可能的方法、协议和符号系统。”

三、讲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崭新方式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墨磊宁带我们观看了新中国早期的中文打字机。他惊讶地发现：“中文打字机在20世纪50年代的活跃程度超乎我的想象，不论在使用范围还是使用方式上，都超过了民国后期。”究其原因，是因为建国后“一系列蓬勃发展的社会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使中文打字员肩负着前所未有的重任”。

那一时期，一些工作单位开始将打字工作外包给非官方的“打字誊写社”，政府对于技术语言产品的生产工具的控制也有所放宽。墨磊宁在这一部分介绍了中文打字机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流行程度，也讨论了这一时期打字机本身发生的明显变化。比如：在打字机上安排常见的组合词汇，例如“革命”“社会主义”“政治”，同时根据政治环境的变化，重新调整字架上连串的词组。当时有一位名叫张继英的排字工人，他曾经创下每小时打三千余字的记录，他既学习过老式的“二十四盘字架”，也掌握了新式的“十八盘字架”，他在排字上有一套自己的心得，比方说：如果“工人运动资料”成为一段时期内的主题，那么他会连串摆上“生产”“经验”“劳动”“记录”等词。在张继英等人的成功实践下，连串字法在1950年代得到了广泛应用，上海商务印书馆、井冈山报印刷厂等都先后采用了连串字编排法，中南人民出版社为此专门出版了一本《张继英拣字法》。

关于这段历史，墨磊宁有一段陈述令人印象深刻，他写道：“只有将其置于我们一直以来所探讨的一段更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人们为何突然对打字机字盘中的汉字重新编排：它是由成千上万的打字员和排字工人以集体化的、非语言的方式，在与铅字和字盘的互动中，用个人的、触觉的而且大多不为人知的经验汇聚而成的。正是在这种群体活动中，在不计其数微观的历史瞬间，以及，在当时充满歌颂和激励的政治环境下，随着铅字被一次次拣起、放回，随着揿手杆在字盘汉字之间的一次次移动、下压，向自然语言编排方式的这种跨越才最终变得可见、可行。只有结合中文技术语言实践的特性，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这段‘具体的历史，因内化为第二天性而被人们遗忘了的历史’。”

可贵的是，墨磊宁不只是简单爬梳中文打字机的历史，他还能够用性别视角、人类学和其他理论方法去介入这一场域，比如：他注意到“消失的‘男打字员’：中文文秘工作的性别尴尬”。实际上在民国时期，中文打字员的性别构成比较复杂，和欧美等地高度女性化的行业状况存在显著不同，但在当时中国的期刊杂志和新闻报道宣传里，男性中文打字员难觅踪影，中文打字行业在媒介的展示里呈现出一个由年轻而有魅力的女学生和女性职员主导的面貌。这当中也折射出主流意识形态对打字员的刻板印象和对女性工作的“规范性想象”。

所以，墨磊宁讲中文打字机，但视野不局限在打字机本身，他其实是用打字机作为方法，来去介入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现场。对于有志于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字与信息如何与世界接轨的历史的读者来说，《中文打字机》是一部妙趣横生的作品。而在书的结语部分，墨磊宁透露自己的下一本书将研究中文计算机的历史，涉及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硅谷、苏联军方、日本工业界，以及中国的知识、工业和军事领域高层，我想，这会是又一本有趣之书，而作为一名中国的读者和写作者，或许透过《中文打字机》，我们也能得到一些方法论的启示，关于如何讲述我们和父辈的故事，也关于如何抵抗遗忘的方式，从而让个体在充满暴虐和遗忘的历史里，真正找寻到一点时间里的火焰。它关于记忆，更关于我们和记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