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自称轩辕黄帝后裔 ,是研究北族王朝华夏认同问题的重要个案。既往诸多论者力主辽前期即以轩辕之后自居 , 以说明其华夏认同形成甚早 。然仔细检核支撑此说的主要论据 , 在文献源流与解读阐释方面无不存在明显缺憾 。其中两条直接提到轩辕黄帝的核心史料实皆与契丹王朝的自我认同毫无关涉 ,另外三条附加性的证据亦难自圆其说 。就目前资料看 ,辽皇室自称黄帝后裔晚至道宗、天祚时期方成为一 种较为权威且流行的历史叙述 , 这与整个契丹王朝的文化转型进程正相一致。
关键词 :辽朝 轩辕黄帝 契丹 华夏认同
北族王朝的华夏认同是近年来学界热议的话题 ,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朝自称轩辕黄帝后裔 , 就是其中一个引人瞩目的重要个案 。元修《辽史 ·世表》引耶律俨《皇朝实录》称“辽为轩辕后” ,《皇朝实录》乃辽末官修史书 ,契丹王朝官方曾以轩辕后裔自居并无疑义 , 目前学界争议的焦点在于这种说法出现的时间 。一种观点认为此说出现于道宗、天祚时期 ,是辽朝后期汉化渐深以后追逐中原正统的表现之一 ; 另一 种观点则力主自辽朝前期开始即已自称轩辕黄帝之后 , 以说明其华夏认同形成甚早。前者主要着眼于《皇朝实录》的成书时间及辽朝汉化 的总体进程 ,立论相对谨慎而应者寥寥 ;后者则为众多论者所秉持 ,甚或有渐成定说之势 ,然细检其主要论据无不存在明显缺憾 ,实有必要予以辨明。
通览既往研究 ,用以论证辽朝前期已自称轩辕黄帝后裔的史料主要有五条 ,其中两条为直接证据 ,另外三条为间接证据 ,兹逐一予以考辨、驳议。
史料一,陈述《全辽文》著录开泰二年(1013) 辽圣宗《赐圆空国师诏》曰 :“朕闻上从轩皇 ,下逮周发 ,皆资师保 ,用福邦家 ,斯所以累德象贤 ,亦不敢倚一慢二者也 。今睹大禅师识超券内 ,心出环中 ,洒甘露于敬田 ,融葆光于实际 ,总持至理 , 开悟众迷 ,朕何不师之乎?”文末注出处为《圆空国师胜妙塔碑》。论者多以诏文首句乃辽圣宗自诩轩辕后人之明证 ,然而如果对其文本源流稍加考察就会发现 ,此说与史实相去甚远。
《全辽文》称此诏出自“圆空国师胜妙塔碑”, 按是碑现存韩国江原道原州市居顿寺废址 ,原题 “赠谥圆空国师胜妙之塔碑铭”,开首曰“高丽国原州贤溪山居顿寺故王师慧月光天遍照至觉智满圆默寂然普化大禅师赠谥圆空国师胜妙之塔碑铭并序”,次曰“中枢直学士宣议郎尚书吏部郎中知制诰兼史馆修撰官赐紫金鱼袋臣崔冲奉宣撰”,内文称“师讳智宗 ,字神则”云云 ,其中记载传主事迹时提到“开泰二年秋有诏曰”,即前述诏文 ,碑末系年 为“太平纪历岁在旃蒙赤奋若秋七月二十七树”, 即太平五年(1025)乙丑岁 ,碑文除见辽朝太平、开 泰年号外 , 尚有广顺、开宝、淳化、天禧等后周、北宋年号。综合以上信息不难看出 ,此碑乃是高丽王朝为著名高僧智宗所立 ,所谓开泰二年诏书自应为当时高丽的统治者显宗王洵所发 ,而与辽圣宗并无干系。高丽曾长期奉五代、北宋正朔 ,统和 十二年(94) 辽圣宗征高丽告捷 ,高丽始奉辽正朔 ,然其后多有反复 ,如开泰五年(1016)“复行宋大中祥符年号”,开泰七年“行宋天禧年号”,至太 平二年(102)以后方才完全接受作为辽朝属国的现实。此碑文中南北不同年号的交错使用正是这段历史的忠实记录 ,而所谓的开泰二年诏书也只有放在这个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那么 ,这样一件高丽诏书缘何会被陈述误当作辽圣宗所下呢? 这就需要考虑《全辽文》的资料来源 。据该书卷首《序例》可知 ,《全辽文》乃就陈氏《辽文汇》扩充而来 ,而《辽文汇》则以缪荃孙 《辽文存》、王仁俊《辽文萃》、黄仁恒《辽文补录》、 罗福颐《辽文续拾》为蓝本 ,芟汰校补而成 。换句话说 ,陈书所收辽文多有未见原书而自前人著录所转引者 ,上述诏书亦应属于这种情况 。《序例》 又称 :“邻国高丽 ,与当时割据势力西夏 ,虽臣辽称藩 ,皆自为一国 ,亦皆曾称臣于宋 。缪、黄二氏 以其系辽年者编入 ,则滥收也 。王氏于高丽则编 入 ,于西夏则别编 ,尤嫌失据 。兹悉删去之 ,容当别为专录。”陈述对前人将高丽、西夏两国系辽年号之文视作“辽文”的做法颇为不满 ,特悉数删去 , 由此判断 ,上引开泰二年诏书实出高丽的信息在陈氏所据史源中很可能已然泯灭 ,这才被其误收入书中 。检缪荃孙《辽文存》,此碑全文俱在 ,且明著出处 ,末有小注曰“拓本 ,碑在朝鲜原 州”,尚未见有何误解 ; 逮及王仁俊作《辽文萃》,选录高丽文献中系辽年号之文 ,方从《圆空国师胜妙塔碑》中截取出此所谓《赐圆空国师诏》,仅记开泰二年之号而未著作者 ;至陈述编纂 《辽文汇》《全辽文》时 ,先是将缪书所载高丽碑文尽行删去 ,其后又因尽信王书所截诏书而未加比对、甄别 ,想当然地将其记在辽圣宗名下。
由于《全辽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辽金史 学界当作一手材料来直接引用 ,这一张冠李戴的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进入并长期隐伏在众多研究者的论述之中 ,并从根本上影响了相关成果的可 靠性 。除本文所论辽为轩辕后裔外 ,研究者亦常以此诏文为据讨论辽朝的华夷正统观念、佛教政 策等问题 ,现在看来恐怕都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史料二 ,厉鹗《辽史拾遗》云 : “(统和十三年) 秋八月壬辰 ,诏修山泽祠宇先哲庙貌 , 以时祀之 。《宣府镇志》曰 : ‘契丹统和十三年 ,帝在炭山 ,诏归化等处守臣修山泽祠宇、先哲庙貌 , 以时祀之 。于是 ,诸州孔子庙及奉圣黄帝祠、儒州舜祠、大翮山王次仲祠俱为一新。’”论者以为辽圣宗修缮黄帝祠庙也是其尊轩辕为祖的表现 ,然此说亦与文本原义不符 。按厉鹗此条开首所录为《辽史 · 圣宗纪》原文,其下所引志文见于嘉靖《宣府镇志》卷一七。《宣府镇志》之文以“于是”为界分为两段 ,前一句是明人修志时根据《圣宗纪》所改写 ,其中“帝在炭山”一 语实 出 自 该 纪 同 年 四 月甲 午 “如 炭 山 清 暑” 条,所谓“诏归化等处”则是将原本针对更大范围的诏令聚焦于志文所记载的区域(明代宣府在辽即属归化州 ,炭山亦在归化州境内) ;后 一句则是介绍诏令颁布后 ,本地区的实际执行情况及效果 。换句话说 ,辽廷之诏是面向全国范围内的山泽祠宇、先哲庙貌所发 ,并非针对黄帝祠 ,修黄帝祠只是奉圣州根据本地实际(即今河北涿鹿县黄帝陵)所为 ,与圣宗的普遍政策无关 , 以此证明辽朝官方自诩黄帝后裔显然缺乏说服力。
以上两则史料皆直接提到轩辕黄帝 ,是既往辽前期自称轩辕后裔说最核心、最常用的论据 ,而我们考证的结果表明二者实与契丹王朝的自我认同毫无关涉 ,是说的立论根基并不稳 固 。如此一来 , 附着于此的另外三则间接论据 的可靠性就更值得怀疑了。
史料三 ,辽世宗天禄三年(949) “惕隐颓昱封漆水郡王”,此为耶律氏漆水郡望之首见。都兴智等学者认为此漆水当指今陕西岐山县附 近渭水支流漆水 ,此为周人勃兴之地 ,而周人乃 黄帝苗裔 ,辽人以此为郡望 ,是为了将自身附会为轩辕之后。刘浦江已指出此说的牵强之 处 ,远在关中的渭水支流漆水与契丹人毫无关 系 ,契丹人是否听说过这条河流都是问题 ,不可 能以此作为耶律氏独特的郡望。新近的研究进一步阐明 ,漆水郡望并非所有耶律氏契丹人 的集体记忆 ,而是专属于最高统治家族的身份标识 ,实乃辽庆州附近黑水之雅称 ,承载了阿保 机家族对其先祖加入契丹集团以前迁徙轨迹的 起源记忆 ,是辽建国以后增进皇族认同、标举内外之别的重要手段。如此背景下产生的郡望 观念与 黄 帝 苗 裔 之 说 可 以 称 得 上 风 马 牛 不 相及。
史料四 ,《辽史 · 后妃传序》曰 : “太祖慕汉 高皇帝 ,故耶律兼称刘氏 ; 以乙室、拔里比萧相 国 ,遂为萧氏。”宋人庞元英记张诚一熙宁八 年(1075) 使辽见闻曰 : “昔年使北虏 , 因问耶律萧姓所起 ,彼人云 :昔天皇王问大臣云 : 自古帝王英武为谁邪? 其大臣对曰 :莫如汉高祖 。又 问将相勋臣孰为优? 对以萧何 。天皇王遂姓耶律氏 ,译云刘也 ,其后亦锡姓萧氏。”此二者皆 称辽朝皇族耶律氏汉姓为刘、后族姓萧 ,系比附 汉高祖与萧何而来 ,而汉朝自称为周王室之后 , 都兴智等学者就此认定辽人慕汉即是尊周 ,而尊周即是自认轩辕后裔 。姑且不论从汉到周再到黄帝 ,其间可能存在的多个逻辑缺环 ,仅就文献所见耶律以刘为姓这一史实发生的时间看 , 此说亦多有未安之处 。 (一) 以上两则史料皆以 耶律兼称刘姓发生在太祖阿保机时 , 当系后人附会之辞 。新近研究表明 , 阿保机时期尚未有 汉文语境下的姓氏 ,辽皇室以耶律为姓当不早于太宗朝, 其论证虽有瑕疵 , 然大体观点可 从 。当阿保机之世 ,耶律之氏尚未行用 ,遑论其汉式别称 。 (二) 目前所见关于耶律姓兼称刘姓的记载 ,源头只能追至辽道宗以后 。上引《后妃 传序》之文当为元末纂修《辽史》的史官根据辽 末耶律俨《皇朝实录》或金陈大任《辽史》而来 , 其最早只能上溯到辽道宗、天祚之际 。而上引 《文昌杂录》所记张诚一 出使 ,亦已晚至道宗咸 雍年间 ,这也是目前所知关于耶律以刘为姓的 最早明确记录 。 (三) 新 出 疑 似 材 料 的 辨 析。2015年内蒙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统和十 一年《大契丹故贵妃兰陵萧氏玄堂志铭》,整理 者称其中一段为“耶律汉室之宗刘氏也 ,世娶兰陵 ,周王之重姜姓也”, 与上引《辽史 · 后妃传 序》所记相合 ,倘此说不误 ,则可将辽朝皇室以刘为汉姓的时间上推至圣宗前期 。然而细检 志文拓本不难发现 , 以上论说的起点实际上源于整理者的点断错误 。此段上下文曰 :“惟国家千龄启运 ,二姓辨族 。系尊耶律 ,汉室之宗刘氏 也 ;世娶兰陵 ,周王之重姜姓也。”其中“系尊耶 律”与“世娶兰陵”显为对仗之语 ,而“耶律”之上 的空格则是此篇铭文中时常出现的提空形式。这段话无非是说辽朝区分二姓 ,尊耶律为皇族 一如汉朝以刘姓为宗 , 以萧氏为后族恰似周王室世始终与姜氏通婚 ,其中出现的汉朝刘氏只是作为比拟皇室地位的对象 ,而与“耶律兼称刘姓”了无瓜葛。
史料五 ,统和二十七年《萧氏夫人墓志》谈及其夫耶律氏先世时称“其先出自虞舜”。此 方墓志出土于 1989年 ,题名虽为“萧氏夫人墓 志”,实则夫妻二人合志 ,前半部分为萧氏墓志 , 后半部分则为其夫耶律污斡里墓志 , 中间仅空 一格 ,二人主要的生活年代皆在圣宗统和间。 早期研究者简单地将其中的耶律氏认定为辽朝皇族 ,而虞舜乃轩辕苗裔 ,故多以此作为辽朝中期皇室华夏认同的论据 。然而在较为晚近的两 篇研究中 ,葛华廷、熊鸣琴先后注意到污斡里墓志述及先世时有一段颇为诡异的记载 :“公讳污 斡里 , 其先出 自虞舜 。昔周武王封舜之 后 朝 (胡) 公满于陈 , 以备三恪 。春秋之末 , 国并于楚 ,子孙因封而命氏 。群怀戚容 , 即魏朝见美 ; 平出奇计 ,乃汉史流芳 。所为勋茂前贤 ,庆延后 裔 ,纷纶绪可行而知。”其中提到胡公满、陈群、 陈平诸人 ,分明是在叙述汉姓陈氏的渊源 ,也就 是说 ,污斡里实以陈为姓,而此人又在两方墓 志中被多次称作耶律太保、受封漆水郡 。对于 这样的矛盾 ,葛华廷解释说墓主为辽朝皇族耶 律氏 ,另取汉姓为陈 ;而熊鸣琴则认为此人本为汉人陈氏 ,后因功赐姓耶律 。两相比较 ,后者的判断当更近其实 。如上所述 ,辽中后期皇族耶 律氏确曾以刘为汉姓 ,当是官方统一 的说法 ,除 此之外再未见有取其他汉姓者 ,这种情况一直 延续到金元时期 ,耶律氏后裔无不以刘为汉姓 , 很难想象早在圣宗统和年间的辽朝皇族会以中 原陈氏为姓 。与此相对 ,辽朝自圣宗朝开始 ,汉 人被赐以契丹皇族姓氏耶律的情况屡见不鲜 , 最为典型的当属玉田韩氏家族 。该家族获姓耶律始于统和二十二年(1004) 韩德让受封 ,从出 土的墓志材料可以清晰地看到 ,赐姓的同时往 往还会赐以契丹语名 ,且不止限于韩德让及其 后代 ,还可能追封其先世。污斡里墓志称其父名“万”,显为汉名 ,则此陈氏家族得姓耶律很 可能要晚至污斡里一世 ,正与圣宗朝始见赐姓 的记载相合 ,甚至污斡里这一契丹语名亦有可能是赐姓之时所改 ,至于其祖父结衔中的“漆水 郡开国公”则恐系家族赐姓后所追封。从韩 德让以下的韩氏家族墓志可以看出 ,辽朝被赐 以耶律姓的汉人 ,在缕叙先世时依然会专注于 追溯原本汉姓的源流 , 由此看来 , 志文开首 “其先出自虞舜”与其下“昔周武王封舜之后”紧 密相连 ,所述乃陈氏之源头 ,未可贸然以此讨论辽朝耶律氏之华夏认同。
综上所述 , 以往所谓辽朝前期即自称轩辕 后裔的观点 ,所用史料皆无法支撑其论证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 除《辽史》引耶律俨《皇朝实录》的记载之外 ,这种说法仅见于 2003年发现 的寿昌元年(1095)《永清公主墓志》:“原其姓耶 律氏 ,景宗孝彰(成) 皇帝之嗣女也 ,圣宗孝宣皇 帝之侄孙 ,盖国家系轩辕黄帝之后。”末句所 述与耶律俨说完全吻合 ,而俨书的主体部分约 成书于乾统六年(1106),二者时间亦相近 ,可 见辽为黄帝后裔可能晚至道宗、天祚时期方成 为一种较为权威且流行的叙述 。这样的判断可 以放入契丹王朝历史叙述华夏化的进程中进行 考量 :辽朝初年 ,阿保机家族忙于理顺现实中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 , 尚无暇顾及开国历史的系统编纂与文化认同的重新塑造 ;圣宗后期至兴宗前期 ,兴起一股正统化潮流 ,至重熙中期达到高峰 ,利用华夏政治文化对建国前史进行全面重塑 ,标志着官方历史叙述的基本定型 ,但 就目前的材料看 ,这一 时期似乎尚未解决阿保 机家族先祖与华夏文明的关系问题 ;至道宗、天 祚时期 ,汉化程度臻有辽一代之最 ,方以皇室先祖攀附轩辕 ,最终通过《皇朝实录》确立为官方话语。或许可以说 ,在漫长的文化转型过程中 ,族群记忆源头的改写 ,往往是在现实问题基本解决、前期铺垫基本就绪的情况下 ,最终完成盖棺定论的那一步。
最后还值得稍加考辨的是辽朝自称轩辕后裔说的来源问题 。学界通行观点认为 ,此说是 因《魏书 ·序纪》有鲜卑起源于黄帝少子昌意的 表述 , 而契丹为鲜卑之后 ,故借以祖述轩辕。 这或许也只是一种后人溯源式的判断 , 即先认定辽朝契丹人出于鲜卑 ,二者又同称黄帝后裔 , 进而理所当然地建立了因果关联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契丹出于鲜卑的说法 ,主要出自中原文献的记载 ,如《通典》《旧唐书》称其“居鲜卑之故 地”,《五代会要》径称其为“鲜卑之遗种”。 与此相关的辽代材料仅见于会同五年(942)《耶 律羽之墓志》: “公讳羽之 ,姓耶律氏 ,其先宗分 佶首 ,沠出石槐 , 历汉、魏、隋、唐已来 , 世为君 长。”耶律羽之为辽皇族勋贵 ,此墓志作者自 署“蓟门邢明远”,显系汉人 ,未系官衔 ,或仅为布衣 。文称耶律氏“宗分佶首”是指辽朝始祖奇首可汗 ,依据应是会同四年官修《始祖奇首可汗 事迹》形成的历史叙述 ;至于“沠出石槐”谓耶律氏出于鲜卑檀石槐一系 ,是当时契丹人的自我认同、代表辽朝官方的口径 ,还是墓志作者基于中原文献的判断 ,恐怕还须仔细斟酌 。墓志后文称耶律氏“历汉、魏、隋、唐已来 , 世为君 长”,按契丹始见于十六国末期 , “历汉、魏、隋、 唐”云云纯属臆测 ,耶律氏在阿保机建国以前从 未染指过契丹可汗 , “世为君长”更系妄言 。 由此看来 ,邢明远当时写作之时未必有太多契丹 人自身的叙述 ,而很可能会根据中原文献的记载加以附会 。 当时契丹立国未久 ,或许尚未形成官方统一 的历史叙述 ,《墓志》之说有可能只是反映了由燕云十六州刚刚入辽汉人的认识 ,而不能将其与墓主人耶律羽之的历史记忆画等号 。在更多的材料出现之前 ,恐怕不宜贸然认 为契丹王朝在初期曾宗鲜卑为祖 ,更不能以此 推测辽朝后期仍然奉行此说 ,并以之为纽带将 自身祖源追至轩辕 。事实上 , 阿保机家族本身 就是晚至唐朝开元年间方才加入契丹集团的后来者 ,其历史记忆与中原文献所记契丹的源流 轨迹大相径庭 ,在今天所见辽朝的官方叙述中 似乎看不到将皇室定位为鲜卑或者其他草原政治集团后裔的痕迹。在这样一套历史叙述之 中 ,特别是对于汉化渐深的辽朝后期而言 ,其自称轩辕之后的初衷更可能是对华夏文化的直接攀附而完全不必假手他族 ,《魏书 · 序纪》的记载至多提供了一种文献资料而非祖源记忆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