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的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初，独自闯入云南之南的魔法“夷”区，去揭秘一切与“夷”相关的密码，被当地势力视为可疑分子关押起来，准备处死。这一消息被一位外国传教士获悉，他匆匆把消息向西南联大的教授泄露。结果，那个年轻的教授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劫难之后，被同事们营救出来。
这样的故事，无疑是一部具有异域色彩与特质的电影或小说。我近年来就是带着寻找小说素材的“野心”，坠入那片土地的“云里雾里”，追寻主人公黎国彬的影子。在我看来，黎国彬本来不是一个影子，也不可能是一个“影子”，他是一个正值青春浪漫年华的大学教授，但因为他进入那片异域地理的目的，就是对当时被称之为“夷”的事物，追踪寻影，他因此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影子”，诱惑着我一步一步走进当年“夷区”的核心区和大本营。
黎国彬不是一个盲目者，而是一个勇敢的学者。他于1938年报考了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于1942年毕业，当年受聘于南开大学文学院助教。那一年，南开大学借助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之力，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这个研究室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该铁路筹备委员会合作，对拟建中的石佛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全面的调查。因为这条铁路要穿过的几乎就是一片“不明真相”的地理时空，因此，这个研究室首当其冲要为完成的一个使命就是对“摆夷的人文地理”的调查。黎国彬承担的就是这个重任。他与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和邢公畹、黎宗琳、高华年等同事，一起从昆明出发，途经玉溪、峨山，达到哀牢山和红河谷，对新平和元江一带的彝族、傣族的相关历史、地理、语言、民俗等情况进行调查。他们在新平漠沙调查了一段时间之后，黎国彬就准备一个人独闯“夷”区，计划经过普洱、思茅等地，一直进入“夷”区的中心——车里（景洪），直至佛海（勐海）。
那是一个让人一想起就不寒而栗的地区，是“夷”人的大本营，是揭示这片神秘大陆相关真相的最后的根据地。那里不仅是一个“百年孤独”的村寨和城镇，更是一个千年孤绝的地区。从战国时的古滇国到隋唐时期，向西南开疆拓土都只是作为一个意识，存在于观念之中。一直到元代，在征讨了缅甸之后，元军和汉人的势力才渡过了红河。但红河以西各地，还是没有汉人的势力。明清时代，“夷”人依然被隔绝和遗忘在云雾山谷之间。一直到民国以后，汉人的势力在表面上才逐渐越过了澜沧江。但对于“夷方”的认识，依然是扑朔迷离，一片混沌。
其实，那里的一切，是天堂，是地狱，更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是神奇的超自然的力量与现实世界的结合体，是一片高山与河谷交错的地方，在云遮雾罩之下，山也莽莽，水也莽莽，同时又混合了热带花草和水果的奇香与野蜂蜜和茶叶的馨香。而生活在那里的人，既感受着诗情画意，又笼罩在一片梦魇之中，与死亡形影相随。那时的新平漠沙，疟疾、霍乱、斑疹伤寒和痢疾到处肆虐。在短短半个月里，已有35人死于斑疹伤寒，10余人死于霍乱和疟疾。黎国彬借住在外国传教士普雷特尔先生家里，有一天晚上，他听到了一个悲惨至极的故事：漠沙某个村子的一个6口之家，儿子在晚上8点死了，父亲于2小时后也死了。第二天黎明，母亲又死了。当天上午9时，姨妈也死了。面对那种地狱一样死亡场面，姨父被吓坏，精神突然失常，疯疯癫癫地把门锁上，狂叫着跑出村子，一头扎进红河，随着滔滔江水消失了。
正当黎国彬准备告别漠沙，前往元江的时候，他病倒了，病情很严重，躺在床上，全身发烧，不久就感到五脏六腑一片混乱，如同有一股力量把胸中的一切全部搅乱，然后往体外冲撞掀翻，接着便是一片黑暗。普雷特尔先生怀疑黎国彬也染上了那种可怕的“热带病”，立即给他注射针水，才使他清醒过来，幸免于难。以后几天，黎国彬只能继续躺在床上养病，无法外出调查，心情特别沉重，烦躁不安。终于有一天，他感觉稍好了一点点，于是请求普雷特尔先生让他离开漠沙，到更远的地方去调查。普雷特尔先生劝慰他，让他在漠沙安心疗养，但黎国彬说，离开了他的调查工作，如同要了他的命，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普雷特尔先生实在阻止不了他要工作的坚强意志，只好放行。
从漠沙到元江的路程并不远，可以乘坐小船，一般两天时间就能到达了。可是，那时正值夏天，红河水位高涨，水流湍急，小船无法行驶。黎国彬只好雇用当地的两个小伙子，帮他挑着行李，步行前往。在路上的第一天，黎国彬的病再次发作，头痛发烧，不断呕吐，一夜无眠。第二天，他感到头重脚轻，不用说上路，就是站立起来都非常艰难。他只好请求村里的头人，为他准备了一架滑竿，让两个小伙子抬着他，到了下一个村子，再从那个村子重新雇用两个小伙子，抬着他继续前行。如此这般，不停地换人，不停地从一个村子走向另一个村子，终于在第三天把他抬到了元江。
元江在元明两代，应该是云南南方的一座“大城”，地处昆明通往普思（普洱、思茅）的交通咽喉，再往南去，就是车里宣慰司的辖地了。在清兵入滇时，这座“大城”的知府大人自恃强大，守城顽抗，拒不投降，最后被清兵攻破，惨遭洗劫和屠戮。从此，“大城”不复存在，日趋衰落下去。后来，又加上瘴气侵人，瘟疫肆虐，一座曾经风流数百年的元江“大城”，再无回天之力，只能荒废于此，任凭时间、风雨、气温、病毒把它一天天销蚀。
那一天，黎国彬进城时，看到的依旧是一幅破败不可的景象。城紧靠江边，几百户人家聚居在那里，凋零而污秽。城内像是荒郊，灌木丛生，乱草遍地，城里只有一条狭长的街道，铺面简陋，似乎也没有什么生意。街上的人好像一群逃难至此的“叫花子”，面容病态，歪歪倒倒地坐在或躺在街道两边。
在元江的日子里，黎国彬依然借住在一个名叫布朗纳的传教士家里，他的病依然很严重，被牧师诊断为霍乱，仍然通过注射针水医治，病情才略微好转。此后，他一边休养，一边尝试下床走路，但往往走不了几步，就瘫倒在地。但他绝不向病魔屈服，继续起身走路，从每日8次至12次，起来、倒地，起来、倒地，起来，走下去，走下去，总是累败累战，走来走去。待他的身体逐渐康复后，就开始元江的调查工作。他到县府里了解全县的人口数量，但奇怪的是，县府的人也搞不清楚，告诉他需到各乡去调查。黎国彬说，这样的话，最起码要一两个月才能得到一个数字。因此放弃了。他又计划到蒲缥去调查，从元江出发，可乘船到那里，一天去，一天返回，但那里仅仅是槟榔产地，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因此又取消了此计划。他想到元江有许多矿产，如果不到实地调查，其产量及面积都无法估计，但从元江到矿区，路途艰难遥远，他当时的身体肯定经受不了。更何况，那些地方的“热带病”也很厉害，太可怕了。思来想去，黎国彬最后决定，告别元江，尽快到思茅去，到车里去。
于是，黎国彬拖着病体，一路历尽千辛万苦，探险一般地走过“盐都”磨黑和“茶城”普洱，终于来到了思茅。黎国彬知道，这里地处云贵高原西南边缘，横断山南段，山川像扫帚一样，蜿蜒南下，地势跌宕起伏，峰岭险峻，中间也夹杂着许多缓坡、高地和盆地，再加之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的作用，使这里宛若东方的普罗旺斯，曾演绎过多少千姿百态的地理和社会风情。
1922年思茅海关衙门（约瑟夫·洛克摄）
这里是黎国彬考察之路上的最后的一个城，也是汉文化最南的一个据点，两种文化在这里交汇碰撞，但竟然没留下“火花”的痕迹。思茅无疑是一座纯粹的“汉城”，特别是在清代光绪年间，法英两个殖民帝国分别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商务专条》和《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等不平等条约之后，这里被辟为商埠，一时兴旺发达、繁荣昌盛起来。但是，就在1930年，瘴气由车里传到这里，对思茅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这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人口锐减了十分之六七，思茅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当黎国彬走进思茅的时候，距离那场由瘴气引起的劫难已过十多年了，但城里依然十室九空，一些房屋在主人全部死光之后，已成为毒蛇、蚊虫和鼠雀的家园了，处处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死气。即便是到了城外，由于缺乏村民，看到的是大半的田园已荒芜，草木在里面疯长。
1943年春，又由于缅甸被日军攻陷，地处中缅边境的佛海一带战事日趋紧张，日军有可能从那里撕开入侵中国的一个缺口。因此，从思茅到车佛的路上，中国军队及一部分英军从十二版纳和南丁龙川等河谷地带退回，一路上兵荒马乱，瘟疫传播得更加迅速，思茅因而雪上加霜，景象更加凄凉。当时，黎国彬在写给同事的一封信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思茅城内几乎没有人家，只有县政府，但屋宇在地震中震坏了。极目荒凉景况，回想当年思茅城的繁荣，真不堪回首。昔时有英法的领事署，有海关和教堂，有粉红瓦的院落，有辉煌豪富的茶庄，而今，一切都随着“瘴气”和地震走光了。普洱道台大人的官署，让柏树撩影在斜阳参照间，石砌的台阶和巷道，带领人们走到先时的景象面前，茫草、蒺藜丛生，荒凉凄怆。没有死去的人，在脚胫间生着难治的疤疮。这就是走“夷方”的第一个印象。
1922年思茅城东宣化门（约瑟夫·洛克摄）
可以说，黎国形的考察行动，是在死亡中对天堂的执着追寻。当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就思忖着怎样才能尽快离开思茅。那时，交通又成了他最大的问题。由于边境战事吃紧，思茅的脚夫、马锅头和老百姓，都不敢去车佛（车里与佛海）了，即便黎国彬愿意多出工钱，也无法雇到敢于陪他同行的马夫了。他只能静候在思茅，期待偶尔过境的马帮或有相识的过路军人，把他带进车佛去。
事实上，从思茅走过去，就真正进入“夷”区。那情景比“西出阳关无故人”更残酷，从此就意味着再也不容易听到汉话，再也看不到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方式了。这片土地被外界视为“未开化”的地区，那里的地名，几乎都是赶马人根据当地“夷”人的读音，用比较接近的汉语记忆或记录下来，所以显得奇奇怪怪，莫名其妙。比如说，景谷、景东、景洪（车里）、勐海（佛海）、勐遮（南峤）、南丁河、孟定、蛮铁等等，大多数都带有“景”“蛮”“勐”“孟”“蒙”“南”等字眼，这其实都是“夷语”。“景”指的是首都的意思；“蛮”指的是村子；“勐、猛、蒙”三字都是指平坦的坝区，并包含着行政关系；“南”指的则是与水有关的地方。诸如此类的地名都确凿地表明，这一带是傣族人的所在之地。对于这些奇怪的地名，外界的人既无法理解，也难以记忆，干脆就进行简单化的处理，把那里通通称为“夷方”。外界人到这些地方，就是“走夷方”。这个“走”字看起来如此轻松、如此优雅，但其实与北方的“闯关东”的“闯”相比，似乎缺乏了一种勇猛和豪气，但却蕴含着另一种人生况味——艰辛冒险、无奈、诱惑。
1922年思茅的马帮商队（约瑟夫·洛克摄）
黎国彬终于搭上了一支“顺风”马帮，开始上路了。他没有带枪，即使有一把钢刀，他也一直藏在箱底下。在这条路上，笑是最大的勇敢，更是通用的无声语言。其实，“夷”人应该是世界上天性最爱笑的民族，那里的男人像一个个弥勒，内心里好像藏着无尽的欢喜之事，整天快快乐乐，笑口常开；那里的女人温柔活泼，一开口就笑，笑完才说话，说完话又笑，笑声嘤咛嘤咛，像一种音乐，瞬间就能打开别人的心扉。一路上，与这样的民族相知相识，只要会心一笑，心灵就会产生共鸣，进而有一种相亲相爱的感觉。黎国彬几乎就是使用这种“武器”，一路畅通无阻，一路都是亲人朋友。一路上所遇到的“夷”人，只有温和、善良和诚实，从没遇到过鲁莽和怒气冲冲的人。他跟着马锅头一步步走进了“夷方”。他知道，过去的汉族商人“走夷方”曾留下了这样一句“夫走夷方，妻上屋梁”的俗语，那是有的汉人因为穷困所迫，实在难以生存下去，才以生命做赌注，远走“夷”区，把“夷”人急需的百货用品送进去。那时，在“夷方”沿途的榕树下或河边旷地上，有一些被称为“草皮街”的小集市，有卖糯米、卖棉花、卖槟榔、卖菠萝、卖酸角、卖芒果、卖香蕉、卖花生、卖黄果、买甘蔗、卖豆子的，也有卖烟具、杂糖、鞭炮、纸张、布匹、各色花线、零块绸缎、五彩染料、玻璃圆镜等各种百货的，甚至有卖长短枪支、各式子弹的。看上去，卖农作物和水果的，都是本地“夷”人，而卖百货和枪弹的，几乎都是外地的汉族小商人。他们到这些地方做生意，只需一点点小本钱，就可获取数倍的利润，走一次“夷方”，一家人就可过上大半年的好日子。因此，那些汉族小商人才敢于远征“夷方”不避瘴毒，常常客死他乡。而在家的妻子却穷守空房，眼看着丈夫归来无望，便在屋梁上吊而死。
现在，黎国彬“走夷方”，他是要对这里似乎不可认识的事物，寻找真相和答案。他仔细打量着别样的高山平谷，变幻的云雾，渺茫的村寨，阴森的丛林，摇曳的竹子……不过，他看到最多的却是这样的景象：
在葱绿的田畴中，或在斜缓的山坡上，有些村落的残址，这是以前曾经有过人烟的乡村，因为这块土地的“不祥”，很多人“无缘无故”无望地死去，后死者不敢寄念，于是便相继搬走。尽管这座乡村处在溪边平野的田陌之间，尽管他们从日出到日没耕作于这残墟的周围，但他们只能一任那些肥沃的田地荒残下去。
黎国彬一直往南走，一天又一天，他的目光和思想也在变化着，他逐渐看清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文秘密与科学真相。他感慨万千，世界上还有多少人不知道云南还有这么一个“夷”区啊？
这其实是一个异域风情浓郁的多彩世界。横断山从西北方向插入云南，从而形成了金沙江、怒江、澜沧江、高黎贡山、云岭、碧罗雪山、怒山等等，但这种伟大的地质力量却没有停滞不前，而是继续向东南延伸。当这种力量进入“夷方”之后，神奇的澜沧江、哀牢山、无量山、红河在这一地区聚集了太多的盆地、河水、河川、热气，使这一带显得更加雄奇、温暖、丰富古老和奇妙，这里的自然和历史，这里的每一个村寨、每一条河、每一座山、每一种树都似乎有神奇的故事在这里流传，热带雨林魔幻的气息似乎影响着这片土地的空气。这里世代居住着彝族、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从各个民族的史诗中，可以知道，在远古的时候，这些少数民族的先人，都是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也许因为气候变化和战争的缘故，他们沿着横断山脉河谷，迁徙到寒冷的滇西北地区。而后，他们又像一群探险家，勇敢地迁入温暖湿润的哀牢山、红河谷澜沧江中下游地区。这些少数民族就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了各种丰富的土著文化，而且这些文化之间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和力，使这片土地更加绚烂多姿、更加奇妙无比。
在这些苍茫而壮丽的大山大河的不同海拔地区，出现了一个关于民族分布的奇观——通常情况下，在高高的半山腰，居住着哈尼族，在山顶上面有着彝族的家园，而在炎热湿润的河谷地带则是傣族的栖息之地。
毫无疑问，这里是地理的迷境、气象的迷境、民族的迷境。走在这样的“夷”区，黎国彬常常被热浪席卷，村寨被酷热包围。开始的时候，尽管炎热，但还有一点风。当然这也是让人浑身湿透的热风。再往下走，热风都没有了，那里就像上帝遗落在大地上的一个个火盆，炙烤着每一个人。
在这里，黎国彬所掌握的人类学、地理学、民族学知识很快变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力量，穿透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他发现这里的山在海拔1500米的山腰上，常常有一个“副热带山林间的莽丛”，把山分成了上下两个世界。在上面的世界，气温较低，水蒸气较少，多凝结成层云，遮密了横列的群峰；而下面的那个世界，由于水蒸气浓密，在每天早晨气温较低时，水蒸气便凝成了雾。当中午气温生高时，水蒸气便从河谷上升，到达海拔1500米的高度时，密度达到最大，便凝结成雨点，洒向大地。因此，山上的两个世界最明显的“界线”就是那里的云与雾。人如果站在高山之上，便可看到海拔1500米以下的区域，隐藏于一片绵白的雾海之中。到了午后，云雾散去，水蒸气上升，山间就变成了一个清亮的雨林世界。
在这一带，云、雾、雨、水……这些宇宙生命中最活跃的元素，在高山、河流与平地之间适时出没、流动、变幻，改变着大地，也改变着大地上的事物。由此，可以看到这里一幕幕的奇幻之景。早晨起来，人在浓雾中，什么也看不见，仿佛与世界完完全全隔绝了。不久之后，远处的峡谷中，金光闪闪，五彩斑斓。浓稠的云雾很快被五彩金光冲散，与此同时，一轮红日冒出了山顶，圆圆的、大大的、红彤彤的，就像刚从火炉中取出来，静静地安放在山头上一样。但太阳似乎并不满足那样的位置，悄悄地往上升，往上升，不久就挂在空中了。这时，太阳好像在悄悄退色，而之前的浓雾已变成一团团白云，接受了太阳的颜色，幻变成一朵朵粉红色的莲花，开遍人间大地。
黎国彬在这里看到了一种绝妙的“牛奶海”，堪称世界奇观，在其他地方绝无出现的可能，而在“夷方”却是一种常态风景。每天早上，先是白云遮没了地面上的一切，只有几个山峰隐现在白云之上，仿佛海中的孤岛。慢慢地，白云像一股股清冷的蒸气，升起来，又降下去，有如波涛汹涌的海浪。之后，海面又似乎变得平静了，甚至寂然不动。这种不动的“水”，白茫茫的，像一层晶莹剔透的牛奶，溢满一个一个的山谷。曾有一位无名诗人写道：
入山不见山，白云生足底。
凉风西南来，云头奔似海。
现在看来，诗中的“云海”富有强烈的现场感，只有身临其境，才会获取这样的画面和诗意。这种美好的时光纯粹是天赐的，野性而又空灵，纯净而又多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与这里的环境有着神秘的联系，他们有着不一样的思想观念，对世界保持着神奇的幻觉。这一切使他们的生活及其周围的事物，出现了奇妙的感觉和想象。
黎国彬每走一步，都会与神奇魔幻的事物相逢。他看到了种种奇异的现象，听到了各种真真假假的故事与传说，让他难以置信，又让他兴叹不已。他听说有一家人养的鸡，所生出的蛋不是白色的，而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颜色都有。他听说在这里的山中，有一种怪兽，当地人称之为“彪”，形象如蛇，但身上有毛，有腿，有脚，跑得飞快，专吃老虎。他听说这里有一个区长，他女人生了一个三胞胎，都是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刚生下来就会走路，他见人就跑，竟然跑到一个柜子中躲起来。众人认为区长的老婆生了一个妖怪，就把那个柜子抬到山中，连人一起抛掉。
听起来荒诞离奇，又匪夷所思，但那里的一切，像个遥远的神话，但却是一个可触摸的真实世界。“夷方”的人们，好像都是“天才”的作家、诗人，可以说是这片土地上的高山云雾、泉水花草、飞禽走兽等等，启迪了他们的心智，掌管着他们的时运，决定着他们的品行，赋予了他们非凡的想象及巫师一样的语言。黎国彬曾有机会看到过这里的男女青年所写的几封情书，简直是语言大师的作品。
第一封是一个小伙子写给小姑娘的：
妹妹，你听着吧!请你静心听着吧!有一天我走到你的家里，就像小星照耀在你的闺房。我胸中蕴蓄了千言万语要向你倾吐，但是像疯了的巨象在森林里找不到一条出路。你像开屏的孔雀一样美丽，我亲爱的人呀!明艳可爱得如同我的眼珠。微黄的肤色像火金似的闪闪发光，你的一举一动处处惹人怜爱。纤细的身材活像一片初舒的柳叶，两手支在腰间更显出你的苗条。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就像一朵含笑的鲜花。又好像沙中的金粒，放射出炫目的光芒。你真是无价的宝石，只要远远地望见了你的身影，我浑身就酥软了。我爱你的心和月色一样的皎洁，我爱你的意像无数的宝石从天空落下来。我有无比的福气，才能够见到你。
第二封是一个小姑娘写给小伙子的：
你像是一块天赐的宝玉，为朝霞绕托在天空。你像是一团白云，盘旋在山巅。我心里这样感觉着，因此也就写出来，告诉你。我想到你，心就像龙瓜花遇到太阳而开放出清幽的香。你走起路来，有如备了金鞍的大象那样雄壮，人人都爱注目看你。你这样贵美的公子，应当有个妻子来服侍你。你走过我家的门前，你有如生着一对长牙的雄象威武而庄严地在田里巡视一般。你的脸像巴喀巴嘎贺兰果那样美。因为你美，所以姑娘们都看上了你，不忍离开你。你说话的甜比思普的糖饼还要甜，你身体的修长，比波罗蜜树还要修长。我爱你，如同小鸟休息在波罗蜜树上那样难割难舍。你的身体好像是金玉放射着五彩光辉，你的身好像是钻石，值得百万银钱。啊！你这个人，是我最爱的，旁人全不在我眼里。
我眼望着你，彼此相隔不远，可是你连睬都不睬我。我独自白白地想你了。我真的像一碗没盐的汤那样无味？所以你不爱我？假如我的命果真不好，何以又使我认识了你，又这样地放不下你？
第三封又是一个小伙子写给小姑娘的：
我们乡村人写出信来不好听，也不会把自己的感情表白出来。你身体好像一棵芭蕉，手指好像芭蕉果，能握得你的细腻的手，真是幸运的了。姑娘这样的多，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的。我心头只有你一个，好像藤子攀树，绕来绕去还是绕在你身上。
如此的情书，在“夷方”的恋人之间比比皆是，在那样的奇异世界里，他们所见到的事物，都能成为鲜活的比喻，似乎世间有多少事物，他们就能有多少比喻。他们找到了与万物合而为一的感觉，他们的语言像诗歌一样，在相互倾诉中，体验到了与天地之间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处在那样一个世界，他们与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土里生的、水里游的万事万物，进行融合比拟和对话，如同在伊甸园一样，找到了出发点，找到了寄托，找到了信仰。他们都是那个缤纷世界的组成部分，是一棵树，是一朵花，是一条河，是一阵风，是一片云，是一只鸟……他们与万物相连，物我一体。他们不再是从外向内看，而是由内向外看，他们因此活在那种语言和想象中，忽影忽现，起伏跌宕，若有若无，但又不是走神和迷失。他们保持了原始纯真的状态，像缪斯一样，忠于爱情，忠于生活。
这里的人不仅富有超凡的想象力，就是他们的体质也有诸多美妙之处。黎国彬发现，“夷方”是一个出美女的地方，这里的姑娘确凿无疑地比别的地方的更漂亮，身体较苗条，皮肤较白嫩，而且都有一双光彩照人的大眼睛，是典型的东方美人。这样的体质，其实也是地理环境的优秀作品，比如说，因为这里的云雾常年挡住了强烈的阳光，一百个女子中就有一百个的皮肤是白腻的，眼睛的长长睫毛能够自由生长，完美地掩映着晶莹有神的眼珠。又因为气候的原因，这里的小姑娘成熟得较早，一般到十五六岁的妙龄，就没有了处女的娇羞。她们扭着妩媚的身姿，与母亲和姐妹们在酷热的溪谷里洗衣、洗澡，过着自由曼妙的日子。
但是，黎国彬在关于山的上下两重世界里也发现，在如此神奇美好的“天堂”里，却暗藏着地狱一般的“杀器”——瘴疠。他通过调查，看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夷”人所居住的地方，都是在山的下部世界，即海拔在1200米以下的谷地里，与竹林、榕树和疟蚊等为伍。黎国彬的调查资料表明：在红河流域的元江两岸，“水摆夷”的村落散布于山麓平原上，从河边到1200米的山坡上都有“摆夷”居住，边缘坡上的“摆夷”因为离水边较远，被称为“旱摆夷”，也因为他们的杂居在汉族的区域内，汉化程度相对较高，而被称之为“汉摆夷”。在元江以上，新平的漠沙和戛洒的“摆夷”，被称为“花腰摆夷”。戛洒以上，红河两岸没有平坝了，因而“摆夷”的村落逐渐稀少。再上至北纬25.3度，在海拔1600米的坝子上，再也找不到“摆夷”的踪迹了。即便在红河流域内，那些海拔在1200米以上的平坝地区，如蒙自（1419米）、建水（1474米）、石屏（1478米）、个旧（1600米）等地，都找不到“摆夷”聚集的村落。又如在漠沙、戛洒东北的新平坝子（1634米）、扬武（1600米）、峨山（1642米）等地也没有“摆夷”的村落。只有在海拔约1300米的峨山化念坝，有一两个“摆夷”人的残墟村，但真正的住户只有一家，而且是从漠沙迁居来的。
江城县境内的李仙江河段
在李仙江流上游，有阿墨江和把边江，呈U形断层大峡谷，“摆夷”便散居于河谷地带，如北纬24.5度以南的景东（1173米），但人数不多。在把边江磨黑盐井（1500米）附近的附马河哨牌（600米）附近的猛更河谷（600-1000米）等地，有“旱摆夷”村落。再往东北至墨江城（1392米），虽然那里土肥水美，但已无“摆夷”的踪迹了。
澜沧江畔的车里（景洪），海拔约700米，是车里宣慰司及天王的所在地，是“摆夷”的中枢地区。车里西边的佛海（1150米），东边的六顺（1000米），都是“摆夷”居住的地方。但是，在海拔比佛海较高的澜沧江西边的澜沧县（1400米）、东北方向的思茅（1432米）、普洱（1370米）、镇元（1280米）等地，就没有“摆夷”村落了。而在思茅城东北数里，虽有一户“摆夷”人家，但不是思茅的原住户，而是从漠沙迁移而来的。在较低的平坝，如云县（1158米）、景谷（960米）、双江（1000米）等地，则有“旱摆夷”或“汉摆夷”。
黎国彬由此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数千年来，“夷”人就生存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底层”世界里，被两岸或四围高出平地1000米以上的云山包围得像一口井。即便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季风也难以吹达这些高山谷地之中。河谷里所生成的风，一部分是从高山下降的热风，一部分是区域性的局部对流风。热风吹来使人觉得干热，对流风吹过后往往跟着是一阵对流雨，对流雨下过后仍然是烈阳当空，因此造成了河谷区域异常闷热而空气潮湿。在海拔1500米的山间，雨量最多，雨水沿着山坡下流，积聚于河谷坝上，造成许多芦苇丛生的沼泽。
这样一来，可怕的“瘴气”就在“夷方”出现了。如果不幸被“瘴气”沾染了，毫无疑问，那只有死路一条。至于死的过程也是极为痛苦的。当时，有一位法国驻昆明的领事之子，名叫博达尔，后来成了一名大作家，他在作品中向我们透露：他看到了亚洲的魔法，其中的一种魔法，恐怕就是被“瘴气”侵袭之后，先是“发烧，奇热难耐，头、躯干、四肢，包括肚子，都像掉进熔炉里一样，只觉得周身如同火烧一般，口渴难耐”，随后，好像突然从夏天坠入了冬天，只感到“全身冻得像结了冰”。之后，当然是在麻木状态中，等待着生命的消失。在那个时代，染上了这种瘴毒，吃药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人死的时候，眼睛能好几天都睁着并且发光，可是人的身体的其他部位其实都腐烂了。
在这里，我不得不从文字学的角度，对“瘴”做一点考证和诠释，目的是看一看我们中国人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揭开烟瘴之谜的。我发现在中国最早的一些诸如《尔雅》《方言》《释名》和《说文解字》等文字学典籍中，根本没有出现“瘴”字。这个奇怪的字产生的历史，是伴随着中央王朝开始把统治的目光和政治势力投向蛮荒的边疆时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当中央王朝的军队和官员涉足到了边塞地区的崇山峻岭、热带河谷之间时，才发现了那种如同幽灵般可怕的“五彩之气”。据古代的各种典籍记载，这种“气”表面非常漂亮，在山林里弥漫成形，如烟似雾，若鸟若兽，它们一团一团地贴着地面飘散、游荡，有时也凝聚成人影，到河滩上“行走”。它们的颜色五彩斑斓，但以红紫两色为主，绿黄两色掺杂其间，偶尔还会摇晃变幻，仿佛燃烧的火焰。开始的时候，从内地派来的那些军队和官员不知道这种“气”究竟是何物，但一旦与之相遇，冲不出它的包围，就难逃一死的噩运。其中，最严重的一个事件就发生在东汉建武十六年（40年）光武帝刘秀封马援为“伏波将军”，派他出征交趾（今越南河内一带），平叛内乱。当马援南征得胜，班师回朝时，在南方行军途中，官兵们不幸遇到了“瘴气”，没几日就病死了大半。马援将军有幸吃了一种如同糯米粥一样的“慧茁子”，才侥幸活了下来。他后来回忆此事时说：“下潦上雾，毒气熏蒸，仰视飞鸢站站坠水中。”在马援将军的眼里，当飞鸟被“五彩之气”熏蒸之后，也要连连坠入水中，可见这种“气”的毒性之烈之大。这个可怕的事件被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记入了皇家正史——《后汉书》，并由此创造了“瘴气”一词。北宋时期官修的一部韵书《广韵》，把“瘴”解释为“热病”。同时代的《岭外代答》一书则进一步说：“瘴，瘴毒也，热病也。”
这些只言片语，虽然揭示了“瘴气”的某些现象，但一切都显得扑朔迷离，只有黎国彬进入“夷方”之后，才科学地揭示了“瘴气”的真相：
闷热的气候和流泄不畅的浊水，使疟疾原虫和其他许多带传染病的微菌容易繁殖。摆夷人将溪水引流经过他们的村子，村子内没有隔离的牧场，人畜杂居。住屋分楼层和地层，楼层住人，地层圈畜。牲口们往来村道间，多年来便积厚了一垒粪层。引流村内的溪水通过这层粪土，摆夷们但求方便，也由于原始无知，将之作为洗涤甚至作为烹饮之用。每天午后的对流雨下过后，太阳照射着这层松软的粪土，便蒸发出一阵难受的恶臭。村子外面的沼泽，蒸雾弥漫。在这样沉压重浊的气氛下，人们自然难以抵受。假如那些带传染病的原虫寄生在他们的肠胃或血液中，只能无望地死去。
黎国彬在调查初期，其实就与“瘴气”狭路相逢了，幸运的是，在拼搏了一番之后奇迹般地康复了。他清晰地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漠沙平均每天死一个人，元江的一个村落，人口仅150余人，仅仅一个夏季就死亡了85人。而在1920年至1932年之间，“瘴气”曾吞噬了整个普洱、思茅。据说在瘴毒最厉害的时候，普洱每天城门口要抬出一百多口棺材。而那些来自西藏的成百上千的马帮，从金沙江的上游，一路南下，把康藏的奇珍异宝驮进思茅，而满载着普洱茶凯旋，但一次“瘴气”就让无数的马帮，有来无回。如此这般，辉煌一时的“金思茅”，几乎消失了。黎国彬知道，思茅仅是“夷方”的边缘，而“夷方”的中心——车里（景洪），才是“夷”人的大本营。
1950年代残破的车里土司议事庭大殿
黎国彬来到了车里（景洪）。这可不是他能想象出来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夷”人的语言里，被称为允景洪，“允”和“景”都是城的意思，“洪”表示黎明。三个词合起来就是“黎明之城”。这座寄寓着美好含义的“城市”，先前生活着邦荒、邦帕、邦罕、邦洛、邦绍、邦黑、邦兰、邦莫、邦莱、邦盖、邦陇、邦赖等12个傣族部落。到了1160年，也就是宋代淳熙年间，一个名叫帕雅真的傣族首领，率领其中一个部落，经过多次征战，统一了各个部落，在景洪一带建立了“勐渺国”，使这里成了一个繁华“都城”，统领人数达百万之众。他们凭借自身的实力，曾与以泰国清迈为中心的“兰纳国”、以越南勐交为中心的“勐交国”、以老挝琅勃拉邦为中心的“勐老国”、以缅甸景栋为中心的“勐艮国”，组成强大的部落联盟国家——“庸那伽国”，一举打败了吉蔑人（高棉人）的侵扰，保卫了自己的领土和城邦。
经过数百年的沧桑巨变，古老的城池和宫殿都消失了，只留下一个宣慰街宫廷遗址，在杂草丛中，隐约可见房屋的平台和石础，还有一段厚实的城垣。这里抑或是勐渤国的城池遗迹？
黎国彬看到的是，城中只有一条十丈左右长的街道，街上有十几家店铺，冷冷清清的。城里最宏伟的建筑是县政府，有围墙有碉楼，简直是一座小的城堡。在离县政府不远的地方，矗立着教堂、医院、小学校等几幢“洋房”。墙壁全是用江边的鹅卵石砌成的，上面爬着绿色的藤子，屋顶盖着红色的缅瓦，这让黎国彬对这座“黎明之城”有了一些信心。
可是，正当黎国彬兴致勃勃地拟订好各种考察计划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地方的诡异之处，时刻都有战争和瘟疫带来的梦魇，“城”中的人都处于惶惑不安之中。黎国彬也感到几分恐惧，但他又不甘心逃出“夷”人的这个中心区域，他发誓要坚守下来，弄不清这里的情况，拿不出相关的数据和材料，他就不返回昆明。当然，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无非是被人伤害，受尽折磨，但这里的人不会把他怎么样，自己是一个学者，无论如何也是为了造福这片土地而来的。
几天之后，当地“军人”也许发现了他的“行踪”可疑，“神色”不定，一个皮肤与气质有诸多特异之处的外地人，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闯入这个“江外”的蛮荒世界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黎国彬被抓捕了，关进了一间黑屋里。他立即拿出了他的身份证明——如同护身符一样的“护照”。起初，他们对之视而不见，后来干脆把它没收了。此后，无论他怎么解释，怎么祈求，都已无济于事。
黎国彬就这样失联了，学校联系不上他，同事们只知道他到了车里。他在这里失去了人身自由，无法向外界传播任何求救的信息，唯一的期盼就是等待着这里的官衙调查清楚后，把他释放。
有一天，远在元江曼漾寨的一位基督教牧师突然收到了一封来信，写信人是一位基督徒，身份是普洱磨黑中学的英语女教师。
她在信里说，在磨黑中学任教的几位西南联大校友对她说，黎国彬在车里被国民党军队抓捕了，有杀头的危险，情况万分紧急，应尽快让元江教堂把这一消息转告正在那里从事语言调查的邢公畹教授。
邢公畹获悉情况后，立刻写了一封快信，火速向西南联大的冯文潜、陶云逵等教授报告。最后，经过多方努力，费尽各种周折，才把黎国彬从“夷方”的牢狱中营救出来。黎国彬回到昆明后，写出了堪称经典的论文《摆夷的人文地理》，引起了各方的关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位同学看到黎国彬的论文后，认为这篇论文是第一手的探险性的考察报告，可以拿到美国直接申请博士学位。还有法国驻华大使馆决定，把赴法国留学的一个名额，给了黎国彬。这一切，他都拒绝了。因为他对“夷方”，已到了“乐不思蜀”的地步，他还要坚守在云南，把他最喜欢的科研调查继续深入下去。
多年之后，黎国彬对那次独闯“夷”区的行动，越想越后怕。如果没有磨黑中学的那几位西南联大校友，他早就为“夷方”献出了生命。但那几位校友姓甚名谁呢？一直是个谜。这个谜也一直保持到1984年南开大学65周年校庆时，才得到了破解。原来，皖南事变发生后，为防不测，中共西南联大的地下党组织，就把一批进步学生移到云南边远地区去工作。当时，化名为萧荻的施载宣、吴显钺（吴子良）、董葆先（董大成）、郑道津、许冀闽等一批校友，就来到磨黑办学。有一天，他们从一支路过磨黑的马帮那里，听到这一传闻，才通过那位牧师把消息传到了西南联大，因此解救了一位优秀学者。
现在，我们探寻和漫游在新时代的“夷方”，尽可能地解放自己的感官系统，用粗野、幼稚、柔软、细微的感受那里的高山、云雾、天空、河流、繁星、小鸟、蛇、鲜花、人群、石头、星辰、太阳……尽可能在这片曾经“孤绝”的土地上，接通自己与这片奇景的灵气、地气和神气，提高自己与大自然的沟通能力。我感到自己就像刚从母腹中突然降生一样，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这一片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最神奇最丰沛的“民族大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