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实猎在暹罗的活动与他对清政府海禁的突破
文/李骛哲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李骛哲副教授
摘 要 :郭实猎是非常重要的来华新教传教士，他的个性向来以狷狂、极端著称。他在1831年率先突破清政府海禁，成为19世纪以来首位以个人身份成功进入广州、澳门附近区域以外中国内地城市的西方人，并为后续的鸦片贸易扩大化和鸦片战争奏响了序章。郭实猎妻女突然离世是他决心铤而走险、进入中国的直接诱因；而他在暹罗期间的医学传教活动，则为他成功进行中国沿海的探险奠定了重要的语言和人脉基础。这也是后人研究东南亚华侨与内地关系的重要线索。
关键词 ：郭实猎；李玛環；东南亚华侨；暹罗；海禁
普鲁士新教传教士郭实猎是近代来华的关键外国人之一。他是中国境内第一本华语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者，是鸦片战争的重要参与者，是中国最早的内地传教会——汉会的创始人，更是第一个以私人身份进入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但是，他在暹罗期间的传教活动，在华语学界尚无系统研究，至于他缘何突然决定离开暹罗、前往中国沿海探险，中外学界虽有较多研究涉及，但仅依靠《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的相关记录，也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郭实猎在暹罗传教期间究竟完成了哪些工作？他经历了怎样的变故，迫使他决绝地开始独自前往中国的旅程？又是什么原因令郭实猎能够较为轻松地取得这场看似凶险的探险的成功？本文拟利用传教士们的相关游记、马礼逊和郭实猎的部分已刊和未刊的书信以及郭氏夫妇的中文著作，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初抵暹罗与医药传教
郭实猎受荷兰传道会之命，于1826年12月到达巴达维亚，开始了他对马来人的传教工作。20个月之后，即1828年8月，深刻体会到华人社会传教潜力的郭实猎不辞而别，退出荷兰传道会，与伦敦会传教士汤雅各一道，操着他们刚刚掌握的汉语，携带着23箱传教书籍，前往暹罗传教。他们于8月18日，抵达暹罗湾（der Bay des Mainamflusses）。23日，在一位名叫Carlos de Silveira的葡萄牙领事的迎接下进入曼谷。此举使郭、汤二人成为了最早到达暹罗的新教传教士。
▲19世纪30年代初郭实猎身着中国水手服饰的版画（巴色会藏）
曼谷是东南亚的商业重镇。自1782年暹王拉玛一世建立曼谷王朝定都于此，已历46年。曼谷的城市规模、繁荣程度自非荷属东印度群岛上的一般城市可比，而且在城内居住的华侨数量也非常可观。郭实猎来到暹罗，乘坐的正是华人的商船，而当他上岸之后所见和所记的，自然包括港口中那些数量庞大的中国商船，以及暹罗与中国、东南亚其他地区之间繁荣的贸易状况：
像暹罗这样物产富饶的国家为贸易公司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糖、苏木、刺参（beche-de-mar）、燕窝、鱼翅、雌黄、蓝靛、棉布、象牙制品以及其他商品都吸引着众多中国商人的注意力，这些人的商船每年都会在2月、3月和4月初时从海南、广东、Soakah（或Shankeo，位于潮州府，此地似为汕头）、厦门、宁波、上海（位于江南）以及其他地方出海到达这里。他们的进口产品主要包括各种卖给中国人的消费品，以及大量的金条。他们会根据目的地的不同选择要出口的货物，然后在5月末、6月和7月的时候出海。商船大概会有80艘。那些途经黄河流域的商船主要携带糖、苏木和槟榔这类货物。这些船叫做白头船（船头为白色），通常都在暹罗建造而成，重量为290或300吨左右，船员多为来自广东省东部地区的潮州人。这些船主要归曼谷的中国移民或暹罗贵族所有……尽管和印度群岛（Indian archipelago）的贸易并没有那么受重视，但每年依旧有大约30到40艘商船抵达那里。
19世纪上半叶，暹罗与中国保持着比较密切的海上贸易往来。这得益于暹罗与清政府之间良好的关系，也由于当地商船的船主和船员多为华人，所以暹罗的商船极少受到清政府海禁的影响。这些船不但能够沿海北上宁波、上海等地，甚至还可以直接驶向天津和辽东地区贸易。嘉庆《大清一统志》载：
澄海县商民领照赴暹罗买米，接济内地民食，虽行之已阅四十余年，但此项来航，据称回棹者，不过十之五六。
可见当时中国沿海地区不但与暹罗有商业来往，同时还有大量的华人借商船移民暹罗。据李恩涵估计，在1757至1858年间，仅潮州一地每年前往暹罗的移民就至少有数千人。汤雅各则估计，1828年前后曼谷城总人口约有77，000，其中仅华人就占到36，000左右。郭实猎也注意到，在曼谷当地的华人，不但数量庞大，而且成分也相当复杂：
有大批来自广东省最南端城市广州府的中国人来到这里。他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广东省还有另外一个部族，叫客家，这个族群主要是些手艺人。来自福建省同安县的移民为数不多；大部分都是水手或商人。而那些来自海南的移民主要都是流动商贩和渔民，他们形成了最贫穷同时也最快乐的底层阶级。他们从潮州沿袭来的语言和风俗很快就传遍全国。他们似乎安于这种凄惨不堪的底层生活，而且急于承袭暹罗人的一些坏习惯。有时候他们会和暹罗人联姻，这时他们甚至会抛弃本来风格的外套和裤子，穿着打扮像个十足的暹罗人。
华人之外，郭实猎对暹罗人的印象也不算差，至少要比荷兰传道会先前指定给他的马来人强得多：
这里到处充斥着迫害、宗教把戏，还有各种不幸和肮脏。尽管如此，在道德品行方面，暹罗人还是优于马来人的。至少他们既不好杀戮，也不固执盲从，也不会完全听不进劝告。
没有了荷兰传道会的束缚，郭实猎的宣教活动要比之前自在、舒畅得多。他和汤雅各在到达曼谷的第二天便走上街头，开始传教，并且一度进展得“很顺利”。据汤雅各称，他们在曼谷街头散发的传教册子总会受到华人的哄抢，“以至于有一两次，郭实猎先生差一点儿要被人们扯成碎片”。仅仅几天的时间，他们两个人“看起来就像在新加坡或廖内群岛一样有名了”。
▲郭实猎想象中的宣教图景
但是，二人的传教活动很快就遭到了暹罗当局的干涉甚至禁止。
在最初的两周之后，几乎每天都有针对我们的极其荒唐和恶毒的指控被捏造出来。我们被描绘成进入王国的危险入侵者。国王自己很快就陷入了普遍的恐慌；并立即命令将一些书翻译成暹罗语，以便他了解其中的内容。分散给民众的书籍被政府的爪牙没收，布告也被从墙上撕下来带走了。王室禁令很快被颁布了下来，严禁任何人再接收书籍，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汤雅各看来，这一切都是暹罗土著的天主教徒在作祟，“他们不遗余力地阻碍我们的工作，或者力图把我们赶出国门”。而郭实猎则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所以会被当地人当成“进入王国的危险入侵者”，与英国在1824年到1826年间侵略缅甸的战争脱不开干系。英国侵略缅甸的行径在暹罗造成了广泛的恐慌：
我们刚抵达这里的时候，还因为外貌给当地造成了恐慌。巴利文书籍中有预言清楚地记载着西方的某个宗教信仰会彻底征服佛教；而且此前已有西方宗教的信徒征服了缅甸，人们猜想，他们的宗教信仰在暹罗也会获得同样的胜利。慢慢地，人们的恐惧逐渐散去，但是随着贾德森先生的缅甸语的小册子传入曼谷，人们似乎又开始恐慌起来；大概是因为贾德森先生在他的书中写到：福音很快就会征服所有伪宗教。一直会有人向我打听这一事件可能发生的具体时间。
不过，这种被敌视和严密防范的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郭实猎很快就凭借着他的医学知识打通了与暹罗上层社会之间的联系：
Kroma-khun，前任国王的妹夫（brother in law），是一位不苟言笑的老人家，曾找我去给他看过病，我也借机和他聊过信仰方面的问题。
Paya-meh-tap，那位暹罗军队在与佬族或掸族的战争中的总指挥官……一场重病促使他召我前去。他口头承诺给我黄金作为我的报酬，实际上从未真的想支付。
昨晚，在Silveira先生的引荐下，两位柬埔寨王子召见了我们……年长的那位今天早上还派了艘驳船来接郭实猎牧师去见他的一个生病的孩子。
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或者汤雅各的游记中，我们时常能找到当地的显贵向郭实猎求医的记录。郭实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生，更不是医学传教士，他所谓的医学知识仅来自于鹿特丹短暂的传教士训练，可谓非常粗陋。但在当时医疗条件较为落后的东方，当面对某些眼病或皮肤病，郭实猎只需用简单的眼药水、搽剂或者内服药便足以收到出人意料的疗效。这恰是郭氏在暹罗权贵面前一度颇受重视、并且得以在他们面前谈论宗教问题的重要原因。不过，郭本人对这些权贵似乎并没有太好的印象。在郭实猎眼中，他们腐败、堕落、言而无信。“维护和暹罗贵族之间的关系”显得“又累又恶心”，但以此来化解传教过程中的阻碍，倒也颇为值得。以医、药为媒介，郭实猎和汤雅各在曼谷的人气迅速集聚起来。
▲郭实猎写给亚历山大洪堡的亲笔信
在1828年底和1829年上半年，得到暹罗政府接纳的郭实猎，又恢复了在当地传教的工作，他还会在商船到港的季节，登上中国的商船，向海员们散发宗教册子并且宣教，以期他们能将基督的教义带回中国。不过，他最重要、最繁重的工作依旧是给当地人看病。在他的诊室里，“整天都挤满了病人”，以至于“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
据汤雅各称，郭实猎在多数情况下，都会向患者提供一些内服药，但偶尔也能施行某些小型外科手术，比如取出伤者长期滞留在手臂上的铁质子弹。随着他们的名气逐渐变大，甚至还有当地的老年人误以为他们掌握了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
有一些老头子老太太之前也来问过对抗自然衰老的方法，他们满心以为世上会有这种解药。事实上，无论老少，他们都抱着一种强烈的信念，就是没有什么疾病是我们的药治愈不了的。
在郭实猎医治的病患中，最值得注意的病例还要数“大烟鬼”（opium smokers）。早在1827年，郭实猎初抵民丹岛时，他就对当地华人的赌博、吸毒等恶习表现出了极度的厌恶。而当他来到曼谷以后，也没有掩饰过自己对于鸦片的反感：
Chow-nin，国王的继兄弟，是一位优秀的年轻人，却有吸食鸦片的习惯。
有一位船长，今年60岁……他是我公开表态的敌人；一个沉溺鸦片的人（每天大概要花一美元在药品上）；他坏事做尽；还不听同胞的劝告；但同时他又非常了解欧洲的先进性，也懂得欣赏欧洲工艺的价值。
中国的船员普遍是些下等阶级的人。他们中很多人喜欢吸鸦片、赌博、偷窃甚至通奸。他们沉迷于药物，不惜散尽家财；他们沉迷赌博，宁可输得一分不剩；他们会将自己唯一的外套拿来嫖妓。
在暹罗，无论是傣族还是华人，都被鸦片毒害得不轻。很多成瘾者都会向郭实猎求助。在这些人中，既有普通的平民，也有“在簇拥下来到”的“尊贵人”，这些人总是向郭实猎和汤雅各“悲切地形容他们被鸦片折磨的状况”，以及“鸦片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带来的毁灭”。至于郭实猎，则来者不拒，一律给予治疗。根据汤雅各的记录，郭实猎用来帮助人们戒除鸦片的药物是一种被称为“吐酒石”的催吐剂，而且效果似乎还不错：
一位身份尊贵的中国人来到这里，向我们抱怨鸦片对他的折磨，同时希望我们能帮他治疗。郭实猎牧师给了他一剂混了少量鸦片的吐酒石。他回去后，过了一两天，就欣喜地表示他已不再沉迷鸦片，现在甚至碰到鸦片就有一种厌恶感。后来他还送了我们一只鸭子作为谢礼！
刚刚还有三个大烟鬼求我们赐予他们戒除毒瘾的解药。像这样的病人目前已超过20个……那些混合了吐酒石的鸦片给患者造成了恶心感，随后他们就会对鸦片产生抵触。
从《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和汤雅各的游记来看，郭氏这段在暹罗行医传教的经历都没有太多的疑点。不论是郭实猎行医的效果，还是他在其间为基督教挣得的影响力，都可圈可点。正如汤雅各所说，郭实猎在暹罗的工作，正在不断地“上台阶”（Gutzlaff has been much refreshed in his labours）。
然而，问题也显而易见。郭实猎在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东部沿海的鸦片走私活动提供过极其重要的助力，他本人不但接受鸦片商的资助，甚至亲自参与鸦片走私活动。他后来的行径，与《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的记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矛盾。那么又是怎样的遭遇改变了郭实猎呢？
▲1850年前后的郭实猎及其签名
二、妻子与家庭
要了解郭实猎在19世纪30年代的思想变化，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婚姻。大约在1829年下半年，郭实猎“应史密斯牧师邀请前往新加坡。又因伦敦会暂无常驻马六甲的传教士，郭实猎便被派往该地管理传教会的事务”。在此期间，郭实猎遭遇了一次他自称为“惊喜”的美妙邂逅：
刚从暹罗出发到达新加坡时，我很高兴见到了一位英国籍的挚友，不久之后我与她就在主的见证下结合了。
这位“英国籍的挚友”名叫李玛環（Mary Newell）。她是伦敦会派往东南亚的第一位女性传教士，也是西方世界对华人派出的第一位女传教士。她是马礼逊（Morrison）在伦敦创办的“伦敦语言传习所”的早期学员，与汤雅各同学，曾得到过马礼逊本人的点拨。但由于早逝的缘故，李氏并没有用英文公开出版的游记或回忆录传世，所以学界对她的生平并不十分了解。从现存的记录可知，她在1827年8月26日到达马六甲，服务于伦敦会在当地的传道站，并陆续在伦敦会创办的学校或慈善机构中工作过。李氏与郭实猎于1829年11月26日在新加坡结婚，并于次年的2月11日返回了暹罗。
▲马礼逊（1782—1834）
值得注意的是李玛環的年龄，她生于1794年8月4日，恰好是马格尔尼使团返回英国的那一年，比郭实猎年长整整9岁。但是这一年龄差距，完全没有影响到李、郭二人的关系。郭实猎在1830年至1831年之际撰写的中文章回体小说《赎罪之道传》就是二人感情的最好见证。
《赎罪之道传》主要讲述明朝官员林翰林与朋友讨论基督教赎罪之道，且最终认识、信仰并开始传播基督教的故事。书中的林翰林有一位聪慧美貌的女儿，名字就叫“玛環”。在《赎罪之道传》第六回《论献祭之大义》中，郭实猎曾这样描写“玛環”：
且说林翰林，娶一个新娘黄氏，名呌做柔。不上年余，便生一个女儿，取乳名呌做玛環。林公夫妻虽然生个女兄，十分欢喜、爱惜。这玛環生得姿色非常，真是眉如春柳，眼若秋波。直到十八岁，便生得乌发儿，白白的脸儿，细纤纤的腰儿；兼性情聪慧，学得女工针指，件件过人；知书能文，竟像一个女学士。敬神天，畏耶稣，尤其所长，不期尚未结亲。
郭实猎这段对林玛環的描写，是从明代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中一段描写红玉的文字中节选、改写而来，清晰地表现出了“玛環”聪慧、美丽、纯洁、明理的形象。在《赎罪之道传》中，林玛環嫁给了一位名叫“吴正帖”的正直青年。在闽南语中“郭”“吴”二字发音接近，郭氏很可能也是在借“吴正帖”以自况。这部小说可以从侧面印证郭实猎和李玛環亲密无间的夫妻感情。此时，二人相识、结婚不足两年，情浓意蜜不难想见。
就郭实猎而言，他自幼丧母，饱受继母的虐待，特别看重并且惯于夸大自身的能力和成就，喜好幻想自己拥有无限的能力和前途，甚至由此而形成了极端、狷狂的行事风格，并且极有可能患有严重的“自恋型人格障碍”。在他的生活中一直缺乏一位能够充满爱意，并且能给予他足够支持的女性角色。年长9岁的李玛環，无论在心理上还是阅历上，都要比郭实猎成熟、丰富得多。有她的陪伴，自然会给郭实猎带来一些值得关注的改变。
从1830年2月到1831年2月，整整一年的时间，郭实猎守着他的新婚妻子，安定地生活在暹罗，寸步不曾离开。这与他先前往返于欧洲各国积极谋求前往希腊参与独立运动，以及后来在东南亚和汤雅各结伴、陆续游历南海诸岛而鲜有停歇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831年2月2日，在写给荷兰传道会的一封长信中，郭实猎记录了他与李玛環一年以来的工作与成绩。这是一份分量惊人的工作业绩表，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这对夫妇翻译并且“反复地修正了暹罗语的《新约》，以及《旧约》的《历史书》部分”，撰写了两篇分别长达130页的暹罗语文章，编集了各200页的暹英和英暹字典、各180页的高棉语—英语和英语—高棉语（Kamee-Engelsch en Engelsch-Kamee）字典、各160页左右的老挝语—英语和英语—老挝语字典，用老挝语节译了《新约》，并且撰写了一部长达500页，同时收录中文口语和书面语的英汉词典。郭实猎说：
通过编集（verzamelen）英汉词典，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模仿中国古典风格的语言，我们希望为福音的神圣教义装点上中式的外表（de zaligmakende leer van het Evangelie in een geheel Chineesch gewaad te kleeden），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宣告我们的救主。
正如郭实猎所称，通过编纂英汉字典，夫妇二人初步掌握了汉语文言的写作技巧，并且分别完成了《赎罪之道传》和《常活之道传》两部中文基督教小说的初稿。在郭实猎的传教生涯中，他对于语言的学习和传教文章的撰写，通常都表现得非常刻苦而且高产，但像在暹罗这样扎实地从字典编起的却并不多见。更值得注意的，是郭实猎对于信徒的态度。他在宣教取得进展的时候，面对要求施洗的信徒，也同样表现出了惊人的审慎和严谨：
有少数人已在基督面前发愿（voor Christus verklaard），我也把其中一人的自白书（belijdenis）与译文送给了差会。但我还没有给任何人施洗，以防止轻率的举动妨碍主的事业。
▲《常活之道传》书影
1830年恐怕是郭实猎一生中最为特殊的一年。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我们都能从他的活动和工作中感受那种“夸张求功”、狷狂自负的行事风格。20年后，当郭实猎创办汉会时，他甚至在一年之内，就向百余华人施洗，一面引起整个西方世界的轰动，另一面却全然不去理会属下信徒的质量。但此时，他竟然会为了“防止轻率的举动妨碍主的事业”，而纠结于一位信徒的洗礼。这段婚姻生活对郭实猎的影响显而易见。
尽管有关李玛環的存世文献极其罕见，但从二人的情感以及郭实猎此间行事风格的变化中，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李玛環似乎同时充当着郭实猎的妻子和母亲的双重角色。她能够给予郭实猎的爱和包容，不但有助于抚慰郭实猎在童年时期遭受后母虐待而遗留下的心理创伤，同时也很可能减轻了郭氏近于“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心理状态而引起的部分极端表现，从而形成了非常难得和有效的良性心理干预。Herman Schlyter也注意到，郭实猎在1831年2月2日写给荷兰传道会的信中完全没有短期之内离开暹罗的计划。说得更直白些，在1831年2月之前，郭实猎的一切传教活动，都围绕着他在暹罗的信众展开，他确实在华人海员中行医、传教，并以此作为未来前往中国的基础，却并没有短期之内北上入华的计划和准备。然而，郭实猎给荷兰传道会的信刚刚寄出半个月，事情就发生了转折。2月16日，李玛環在曼谷诞下了一对女婴。可惜这件喜事却迅速演化成了一场悲剧。先是其中一名女婴在出生之后不久即夭折，李玛環也在当天因难产病逝，年仅36岁。郭实猎4岁丧母后的困境依然历历在目，新婚仅仅一年的妻子又骤然逝去，他再次体验了重大的心理冲击和伤害，并且变得非常疯狂、极端，甚至几乎丧失了理智。因为常在中国商船上传教，郭实猎与华人海员非常熟悉。李玛環去世之后不久，他便借着一群华人的怂恿，非常决绝地丢下自己仅存的女儿，躲进了即将驶往中国的商船“顺利”号（Shunle）。
▲郭实猎与李玛環在曼谷的居所（Charles Gutzlaff，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1833，London：1834）
在郭实猎登船的时候，有两件事非常值得注意。
一是郭实猎似乎患上了重病，甚至有性命之虞。他自称，此时“因为太虚弱，连走路都很勉强”，甚至连他的仆人“余”（Yu）都已经放弃了他，在他“刚开始不能吃饭的时候，就丢下他一个人听天由命”：
上帝降疾病于我，使我不得不放弃当地的宣教工作。我的左半身疼痛无比，加上头疼、无力和食欲不振，使我不得不静卧休息。尽管我努力地想要恢复体力，我还是能明显感觉到我正在一天天走向死亡；甚至能看到终结之日已离我不远。
再者，就是他将自己幸存的女儿交予他人寄养，并且直到这个女孩夭折，也没有去探望过：
6月14日，几个暹罗人上船来找我；但因为不清楚他们的意图，我没有见他们。如果当时我收到他们带来的消息，我虚弱的身体可能真的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但是这个消息没过多久还是传到了我的耳朵——我最爱的女儿在我离开不久就死了。悲痛的消息激起了最沉痛的哀悼。在那之后，我连续几天一个人闷在我的船舱里。
郭实猎曾说，在此之前，他与汤雅各只是打算在前往中国的商船上传教，在争取得到华人的“喜爱和认同”之后，再以“温和突破的方式”进入中国。在暹罗期间，郭实猎从来没有具体计划过前往中国的航行。但当李玛環病逝之后，他却迅速地舍弃了自己在暹罗经营的一切，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他说：“直到后来我深爱的同伴离世，我又身染重病，迫使我开始这次航行计划。”事实上，郭实猎的身体状况并没有他自己宣称的那么危急。在这艘船启程前往中国之后，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另外，他那名余姓的仆人敢于让他“听天由命”，似乎也证明他的身体确无大碍。而短期之内痛失妻女的强烈刺激，显然恶化了郭实猎极端的心理状态，并促使他连续做出了一系列极端的选择。郭实猎在暹罗已经家破人亡，他此时选择去西方人极少涉足，甚至完全不了解的中国北方沿海航行和传教，并非纯为开拓，确实有逃避现实，转移自身心理痛点，甚至多少有些主动寻死的意味。
不过，在心理因素之外，郭实猎此时的另外一些表现也同样需要注意。从他于1831年5月17日发出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感受到他内心所受的煎熬，和这种煎熬被转嫁到中国事业上之后所带来的亢奋：
我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国，这不是选择，而是精神上的驱动；上帝仁慈地赋予了我所祈祷的这些精神，使我能将中国的亿万生灵置于我主耶稣至高无上的心中；他将铺平道路，使他的荣耀福音胜利……我正考虑前往北京，并且等待上帝给我指示……我无法形容地爱中国人，是的，我渴望他们的幸福。
郭实猎在6月4日发出的另外一封信中，则显得更加歇斯底里：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现在已经来临；上帝必须行动起来，否则我就必须去死（Gott muss wirken， oder ich muss zu Grunde gehen）。中国不会一直承受撒旦沉重的枷锁，强大的耶稣能够并且会打开一扇门，一扇黑暗势力无能为力的门（China wird nicht immer das schwere Joch des Satans tragen， Der grossmächtige Jesus kann und will eine Thür öffnen， die keine Macht der Finsterniss zuthun kann）。上帝的承诺，对中国也不会缺席。——所有的通信都要停止，当我回来时，我会写信给你们。
“上帝必须行动起来，否则我就必须去死！”这不是传教士的使命，更像是殉道者的咆哮。郭实猎的这些豪言壮语，充满了狂热的宗教情绪。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基督教在他个性深处烙下的印记。郭实猎是极其虔诚的敬虔派信徒，这一宗派的基督徒本身就以狂热和极端著称，郭氏的行事风格更属其中的代表。他在“柏林传教学院”接受教育期间，受同属于敬虔派的校长雅尼克（Johann Jänicke，1748-1827）影响，成为狂热的信徒。同时又在弥漫着浪漫主义气息的柏林大学，追随过尼安德（Johann August Wilhelm Neander）和托卢克（Friedrich August Tholuck）两位教授，并因此深受反理性主义的影响。这就使郭实猎在他的敬虔派信仰之上，又镌上了一道深刻的浪漫主义痕迹。因此他崇尚冒险，希望速成功名。
▲1850年的柏林大学
换言之，郭实猎之所以会在妻女接连病逝的悲痛时刻，贸然选择放弃暹罗北上中国，作完全没有提前计划、几乎没有物质准备、甚至很可能因此送命的探险，一方面和他在受创之后心理问题的再度爆发极有关系，同时，也是他身上深刻的敬虔派信仰和浪漫主义的思想底色使然。浪漫主义的追求和敬虔派的狂热信仰，决定了郭实猎必然会在他东来传教的历程中选择中国；而妻女亡故的偶然变故，不但使郭实猎在激烈的情绪引导下，几乎完全忽视了只身前往中国时可能遭遇的危险，并且大大提前了他冒险北上的时间。
对此，普鲁士神学家Karl Friedrich Otto von Gerlach曾于1834年10月，在《福音教会报》（Evangelischen Kirchen-Zeitung）上对郭实猎此举作出过“审慎地批评”。但郭实猎和李玛環在暹罗的传教业绩，却不容否认。作为最早登陆暹罗的一批新教传教士，郭氏夫妇为新教在印支诸国的传播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他们翻译的暹罗语《圣经》以及老挝语和高棉语的节译本《圣经》，后来被郭实猎交给了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罗宾逊（Robinso）；而他们编纂的暹罗语和高棉语的字典和语法，则被交给了浸信会（American Baptist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的约翰·琼斯（John Jones），并成为了后来伊丽莎·琼斯（Eliza Jones）编写第一部《暹英字典》的基础。
1831年6月18日，“顺利”号商船载着郭实猎，缓慢地开始了它驶向中国的航程。从此之后，郭实猎再也没有回过暹罗。
▲《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书影
三、突破海禁
郭实猎乘坐的“顺利”号是一艘“在暹罗制造而成，但营运执照在广东”的商船，船长辛顺是福建人。“这艘船载重大约250吨”，载员约50人，“船上的货物有苏木、糖、胡椒粉、羽织品、印花棉布等等”，它最终的目的地是天津。
由于是临时决定的航程，郭实猎的准备并不充分，他显得“有些害怕，同时还受着病痛的折磨”。在登船时，郭实猎带上了他所储存的所有药品、仅剩的钱款、“大量的”中文基督教书籍，以及“一些海图、一个象限仪和其他仪器以备不时之需”。
在郭实猎之前，还没有新教传教士以个人身份进入过清王朝在广州之外的领地。对于大多数西方人而言，中国仍旧是一片广阔而又陌生的大陆。人们普遍担心的是如何“才能有机会在保证个人安全的情况下进入中国内地”。郭实猎是带着寻死的想法启程的，所以他在出发前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我）现在只想做好随时赴死的准备；我为自己可以通过基督的考验，获得上帝的认可感到高兴。我非常想要离开这个人世，但是我真诚地希望我能引导中国人信奉基督；也只有这个缘故，我才会向上帝祈祷，希望他能为我延长寿命。
从暹罗驶向中国的航线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每年都有不少商船在沿途沉没。郭实猎所乘的“顺利”号，也曾因为遭遇持续6小时的大风，而险些遇难。但对于郭实猎这样一个外国人来说，更大的危险则来自与他同船的华人海员。在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出身社会底层的苦力，每当挣到一笔薪金，他们便会花在鸦片或者妓女身上。而当他们把自己的金钱耗尽之后，便觊觎起郭实猎的财产，甚至不止一次想要谋财害命：
当他们把所有财物都挥霍一空，这些人就变得狂躁起来，瞅准时机想填补他们的损失，哪怕是通过欺骗或者武力。船员们注意到我把旅行箱保护得很好，觉得里面肯定装着金银财宝；他们就密谋要用一把小斧劈开我的头，抢走旅行箱瓜分钱财……所有参与这个阴谋的人都是烟鬼；领头的是个老船员，还是我名义上的朋友。就在他们要执行这项计划的时候，一位老人家站了出来，表示几天前他曾看见这些旅行箱打开过，里面除了书什么都没有，而他们如果想要这些书，也用不着砍我的头。之后他们又叫来了目击者，总算确认这些旅行箱里的确实都是书，后来他们也一致同意打消了执行计划的念头。
但无论是暴风骤雨，还是同船海员的抢劫，郭实猎都最终化险为夷。当云开雾散之时，呈现在他眼前的，便是中国沿海那一座座繁荣的商港。
7月30日，郭实猎到达厦门；8月中旬，到达上海。郭实猎看到，厦门有“加起来超过300艘”的“大型商船”，“他们的贸易范围非常广，不仅和中国的各大港口有生意往来，还会经常去到许多印度半岛的港口”。商人们“非常欢迎任何与欧洲贸易的机会，而且他们能做的无疑会比广东更好”。他还看到了“上海县”以及南京和“整个江南省的商业中心”。郭实猎称这里“或许是整个帝国主要的商业城市”，“每年有千艘以上的小型船只多次往来于中国北方，出口丝绸和其他江南制造的商品”，“有些福建人的船会到印度半岛，然后载着大量的货物归来”。
大约在8月23日，“顺利”号绕过了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头（北纬37度23分），没过多久便驶近白河河口，来到了天津城下。在这里，郭实猎见识了白河附近蔚为壮观的盐场，听说了中国盐商的富有。甚至还因为“白河两岸盛产的葡萄”和当地的葡萄酿酒业而感到震惊。他在游记中曾记录天津繁荣的贸易景象：
天津的贸易活动相当繁荣。每年都有超过五百艘商船抵达这里，这些船都是来自中国南方、南圻和暹罗。河道上都是船，商业贸易为这里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繁荣的景象甚至让人想起了利物浦。这里周边地区土地出产量低，而京城又需要大量的物资储备，所以百姓所需的进口商品需求量极大。尽管市场已经相当饱和，但不同物品依旧能卖一个好价钱。在中国，没有哪个港口的繁荣程度能和这里相提并论。
康熙《天津卫志》云：天津“扼川途之冲要，漳卫众流所潨。汇九州万国贡赋之艘，仕宦出入，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海滨广斥，盐利走于燕晋赵魏三河齐鲁之郡，履丝曳缟之商，群萃而托处”。无论是布满帆楫的商港，还是白河口的盐场，这些直观的景象，都强烈地冲击着郭实猎的神经。在出发之前，他不过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来完成自己最终的使命，而当中国真的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这位传教士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宏伟和壮阔。
郭实猎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些潜在的贸易可能性将在未来发挥的作用。所以他在描写完天津的港口之后，又对此地未来的贸易情况作了如下一番展望：
将来天津应该会为国外企业开设通道；这里欧洲毛织品的需求量很大，但是过高的价格却制约了百姓的购买力。我对这里纹银的流通量颇为震惊。由于聚拢的银两众多，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收集几千两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寻常的白银交易会有很多人参与。在这里，一两白银的价值在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文不等。还有些公司会发行钞票，就和英国的银行券一样。具备了那么多商业优势的天津非常值得欧洲商人来此贸易。
郭实猎的游记在次年被《中国丛报》连载，从而引发了惊人的反响。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正是上引的这几则有关中国商港的记述。尽管由于个性的缘故，郭实猎的记述常显得过于主观，麦都思（Medhurst， W. H，）也曾指责他，用乐观的期待和活泼的幻想粉饰了自己实际经历中的苍白。但郭实猎的航行记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对厦门、上海、天津等地的描述，不但证明了西方人在中国北方沿海航行的可能性，同时也展示出这些地区庞大的贸易潜力。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人之所以能在中国北方沿海地区开展广泛的走私活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郭实猎这次航行的开拓之功。
作为一名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郭实猎关心中国沿海的商业情况是极正常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郭实猎在第一次航行的过程中就受人指使，充当商业间谍，甚至处心积虑地盘算着要侵犯中国。事实上，这些有关贸易的记述在郭实猎的“第一次航行记”中所占的篇幅仍是较为有限的。在郭实猎的第一次中国沿海航行记中，其使用了更大的篇幅来记录他与中国海员的关系，以及中国沿海各地的物产、宗教、建筑和民风等等。
在郭实猎的航行记中，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他通过行医或宣教来与当地民众直接互动的记录。郭实猎注意到，中国沿海的居民，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仍旧少得可怜。“绝大多数中国人觉得欧洲是一个小国”，“上面只有数千人居住”，“他们的主要生计就是和中国的贸易”。在郭实猎初来时，也会有人怀疑他“来这儿是为了绘制中国地图，以便将来领导一场蓄谋袭击”，但“大多数人似乎并不关心”郭实猎的来历。有人喜欢亲切地把他叫做“西洋子”（Seyang-tsze——“大西洋的孩子”）；而更多的人则会把他当作归国的海外华侨，并且因为曾受惠于郭实猎的药品，而对他充满感激之情。
郭实猎在所经之处，不但散发了大量的书籍和药品，而且还因为曾经帮助“饱受眼病和风湿折磨”而吸食鸦片的“船长和领航员，从而积累了不少名声。他曾说：“从清晨到深夜，来找我看病的人络绎不绝，经常弄得我筋疲力尽。”以至于有郎中甚至想花钱买下他，然后拿他“当招牌来吸引顾客”。
更有意思的是，在天津，郭实猎还碰到了不少他在暹罗的老病人：
身为一名医生，我很快被派上了用场。第二天，在路过帆船去往岸边的路上，我被一阵“seensang”（先生）——“老师”，也可能是“医生”的喊声叫住了；我环顾了下四周，对上了一张张笑脸，还有无数伸来的手邀请我坐下。后来才发现这些人原来是我的一些老朋友，很久以前，我曾给过他们一些药品和书籍，对此他们仍然非常感激。他们也对我宣扬摒弃野蛮习俗、逃离野蛮之境、信仰“天之子”的圣行深表赞扬。不过他们对我的认可，不仅是因为我曾去到中国那些偏僻的港口，向当地的“落后愚民”（他们自己的说法）提供帮助，也是因为我不远万里来到这天朝上国帮助他们这些忠实臣民。他们甚至还知道“seensang neung”——“女教师”（我已亡故的妻子）已经过世；还为我的不幸损失表示同情。
郭实猎遇到的这种情况，非常值得重视，说明有为数不少中国沿海的居民、商人或海员都曾经到过暹罗，甚至在暹罗常驻过一段时间，而他们身边可能有更多的人，还以别的某些方式与暹罗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虽然西洋商人还无法前往中国北方的口岸贸易，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北方口岸就是封闭的。在郭实猎的游记中，那些前往“印度半岛”或者来自“南圻和暹罗”，并且数量颇丰的商船就是最好的证据。郭实猎能够较为顺利地沿中国沿海航行，在天津驻留长达月余，甚至被福建富商邀请回家共度中秋，与这些商船和海员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传教读物中的宣传画
马礼逊认为，能说福建方言是郭实猎成功的关键。凭着他的闽南口音，郭实猎很容易在北方的口岸城市找到福建籍的商人，并且被当做同宗的华侨而获得帮助。事实上，使郭实猎成功在中国沿海畅行无阻的关键，似乎并不止他的闽南语能力。中国东部的这条海岸线虽然极其漫长，却和东南亚地区存在着非常广泛的联系。在暹罗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郭实猎不但熟练地掌握了闽南语，同时也学会了与中国人交流的方法，了解了中国人的需求，并且做好了人脉上的准备。他在出发时有华商相邀，在航行中有故人相迎，在到达天津时甚至能被“福建同乡”迎入家中，这些经历证明的，不只是郭实猎与华人的关系，更是中国沿海地区在19世纪上半叶对东南亚的开放环境。
10月17日，由于尚未学会北方的方言，郭实猎最终放弃了直接前往北京的计划，跟随“顺利”号离开了天津，他们在辽东半岛附近游弋了一段时间，然后掉头南驶。郭实猎于12月13日到达澳门，受到了马礼逊夫妇的款待。
晚上八点左右，郭实猎先生穿着一身中式服装出现在了我家。因为在登陆时坠入海中，他此时湿淋淋的，并且冷得瑟瑟发抖。我们重新给他穿上了欧洲的服装，像对兄弟和同事一样款待他。他的内心为在基督徒中再次发现自己而感到高兴。
郭实猎在出发前往中国之前曾宣誓，“上帝必须行动起来，否则我就必须去死”。如今，他成功航行归来，证明上帝已经有所行动。郭实猎说，这是“所有试炼最好的回报”。
结 语
正如吴义雄先生所说，郭实猎的第一次中国沿海航行的主要意义，“在于他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可以冲破，而且也应该冲破清政府的重重禁令，到广州以外的中国沿海地区，寻求更广阔的传教地域和贸易市场”。但同时我们也该注意到，郭实猎在1831年以后的一系列活动，都与李玛環的突然去世对他造成的心理冲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很可能因为丧妻之后的心理创伤加重了此前因为新婚而有所缓解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症状，并且从此以后，变得更加激进和偏执。至于这次航行本身，一方面是他狂热的敬虔派信仰和浪漫主义的思想使然，同时也是郭实猎无法面对家破人亡的现实，只得抛弃一切，“逃向”北方中国的一起偶然事件。进入中国是郭实猎几年以来的夙愿，但这次航行却并非蓄谋已久、策划精密的行动。
不过，恰恰是这样一次偶然的事件，却正好为我们理解中国在1831年前后的对外态势，提供了极其难得的标本。从暹罗到中国，郭实猎自1828年至1831年的传教和探险活动向我们展示出了东南亚庞大的华侨群体在鸦片战争以前与中国内地密切的联系，而长期处于人们视觉边缘的暹罗，极有可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马礼逊在广州、澳门坚守商馆二十余年而难有突破，米怜、麦都思等人更是只能退守马六甲等地之时，郭实猎却能取道暹罗，通过医药等手段，结识华侨另辟蹊径，并且最终踏入中国的大门。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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