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长征的一把“钥匙”

长征的最精彩之处，是它“画出”的那条路线。作家魏巍称其为“地球的红飘带”。

飘带，是柔软而浪漫的，但也寓意着长征路线的蜿蜒曲折。

长征中几乎所有精彩“故事”的发生，都与“打造”这条线路有关：为什么要在遵义开会？为什么要四渡赤水？为什么要飞夺泸定桥？…等等等等。

这条线路的“执笔人”，是毛主席。

基于智慧、远见和格局，主席大笔一挥，石破惊天！

但这一挥也不能凭空得来，如果没有依据，岂能服众？

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湘江战役后的通道会议。

李德坚持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主席说湖南何健已经布好了口袋阵等我们钻，去不得！

李德不以为然，说你这就是主观臆断。

电视剧《光荣与梦想》

这时候周恩来安排了两个人进入会场，一个叫曾希圣，一个叫钱潮。他们拿出一份刚破译的密电，上面显示，何健已经在湘西赶筑起四道堡垒线，修了200多座碉堡。（上述电视剧中，周恩来是在报纸上确认了湘西的情况。）

事实面前，博古和李德只能妥协，于是红军在通道没有北上，而是西进到达黎平，并在那里实现了“转兵”。

曾希圣和钱潮，是中央军委二局的局长和副局长。

毛主席曾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如果军委是“大脑”，作战部队是“手脚”，那二局就是“耳目”。

长征中几乎所有的战略决策和线路抉择，都有二局的贡献。甚至连会理会议中，林彪对主席的质疑，也和二局有关。

所以，二局无疑是一把读懂长征的“钥匙”。

这一部分暂时按下不表，先说一说二局的两位局长。

01

两位局长

很多人都知道，红军的电讯工作是从“半部电台”起家的。

主席写过一首《渔家傲 . 反第一次大“围剿”》，上阙如下：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活捉张辉瓒的时候，红军第一次缴获了电台，但电台已经损坏，只能收，不能发，所以是“半部”。

比电台更重要的是，红军还俘虏了好几个国民党报务员。其中有一个叫吴人鉴的中尉，加入了红军，改名为王诤。

长征时，王诤是军委总参谋部三局的局长，三局是通讯局，负责军委和各作战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络。一局是作战局，局长是叶剑英。

最神秘的是二局，他们更像是在基于“半部电台”工作，只负责侦收，然后破译，是为情报局。

二局局长叫曾希圣，湖南人，曾入读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是黄克诚的学长。曾希圣后来又考到黄埔军校，入读著名的第四期。

和曾希圣一同考入黄埔四期的，还有他哥哥曾中生（原名曾钟圣），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红军将领。在1988年确认的36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中，除了毛主席等5位国家领导人、10位开国元帅和10位开国大将，还有11位解放前辞世的军事家，曾中生名列其中。

1930年8月，刘伯承担任长江局军委书记时，曾希圣是军委秘书长。后来中共汉口区遭到破坏，曾希圣转移至上海，任中央军委参谋部谍报科科长。

在上海期间，曾希圣和另一位湖南人何叔衡组成了一个“家庭”，何叔衡扮作女交通员黄杰的“父亲”，而曾希圣是黄杰的“小叔子”。这里面真真假假，因为黄杰是曾中生的爱人，也就是曾希圣的真大嫂。

曾希圣那时的工作主要是收集、整理和分析情报。情报来源有些是公开的，因为国民党那时的新闻管制并不严，许多军事信息会见诸报端，而有些是地下党在隐蔽战线获得的。就这样，曾希圣竟逐步摸清了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整体计划。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曾希圣转移至中央苏区，次年成为中央军委二局的首任局长。

副局长钱潮也是因为顾顺章事件来到的苏区，而且与之有最最直接的关系，因为钱潮就是钱壮飞。那个周恩来说，“若无他的情报，我们这些人早没了”的人。

龙潭三杰：胡底、李克农、钱壮飞

钱壮飞是红军中难得的“多面手”，他在苏区的公开身份是红军剧社的编导。在上海的时候，钱壮飞主演过一部叫《燕山侠隐》的电影，这是中国第一部黑白武侠片。

他还是苏区的医生，而且是专业的，因为钱壮飞毕业于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曾在医院挂牌行医。

他更是一位绘画高手，不仅设计了红星奖章、红军烈士纪念塔、苏维埃大礼堂，还成为了李德的地图绘制员。

但这些都不及钱壮飞的另一个“标签”：中共卓越的情报人员，“龙潭三杰”之一。而钱壮飞当年打入敌营的第一站，即为上海的国际无线电管理处。

二局的两位局长，不论是学历、见识，还是资历、经验，都属于当时苏区的“稀有人才”。

因为稀有，所以二局的保密级别相当之高。

02

极端保密

二局的保密度，堪称极端。

因为除了中央和军委的几个最高领导，连军团一级的指挥员都不知道二局的具体职能。

是的，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都不知道。

林彪在会理会议的时候给中央写长信，抱怨主席带着大家走弯路。其实这是当时部队的普遍情绪，因为军事指挥员都习惯逻辑思维，他们在收到军委行军命令的同时，也希望了解上级的战略意图。

电视剧《长征》

但因为二局的极端保密，很多被破译的关键信息不能向下告知来源，这就难免让大家疑惑。

军团长中只有彭德怀知情，因为他是军委副主席。二局破译科科长曹祥仁，就是被彭德怀从三军团报务组中发掘出来的。

但红三军团的政委杨尚昆也是不知情，他后来这样回忆：

那时军事紧急，下个命令，要走就得走，下大雨也要走。同样，下个命令，要后退就得后退，没有人说要问问为什么。当时行动的目的不仅是师一级的干部不知道，我那时是军团政治委员，也不完全知道。

同样，红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也不了解二局的具体工作，而他那时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红军到达哈达铺的时候，二局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到处寻找着国民党的报纸和杂志，因为上面可能会有部队番号、长官姓名等信息，对破译工作很有帮助。但刘少奇遇见后，便不准邹毕兆再找，可见他也不知道这是二局的工作之需…

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就是后人所称的“破译三杰”。

03

破译三杰

二局下设侦收科、破译科和译电科。

侦收科几乎是全时段侦听敌台。行军的时候，一个组留守侦听，另一个组早于大部队3、4个小时出发。待部队开拔后，前组就地开机侦听，后组关机后追赶部队，如此“接力”…

破译科专门负责破译，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破译工作完成后交接给译电科。

左起：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

关于如何破译，简单总结就是类似这样一句话：99%的努力加1%的天赋。

努力就是要对海量的未破解电文进行归纳和统计，找出高频字和关联词，二局用算盘珠子完成了这项工作。

然后还要努力学习，“武装”大脑。那个年代，白话文刚出来不久，文言文还未退出历史舞台，再加上每个人的行文习惯不同，所以国民党各部的电文用词用语各式各样。

曾希圣和曹祥仁，都有旧学功底，但还是需要不断学习。曾局长有一本快翻烂的康熙字典，一直带在身边。

天赋，就是直觉了，既要大胆猜测，又要多点出击，广种薄收。“破译三杰”就是二局天赋的代表，有时候一破全破，最难的就是这“第一破”。

红军缴获“半部电台”的时候，国民党通讯基本还是明码，或者在明码基础上编码，没编进去的仍用明码。

等发现红军也会使用电台后，国民党开始编写专门的电码本，进而又发展成“来去本”，也就是收、发两套译码系统。

长征经过云南的时候，二局的一位参谋不幸被俘，虽然他不掌握译电机密，但从他身上搜出了被破解的国民党电报。蒋介石从龙云那里获知此事后大吃一惊，于是严令各部“一日一本”，也就是每天都换密码。

这也没能难住二局，因为“三杰”对国民党的电报体系太熟了，一堆枯燥的数字，在他们脑海中就会不停地与各种番号、地名、人名、行文习惯、军事用语、过往电文等反复比对，从中找出突破口。

土城战役，就是二局“极限解码”的一例。

红军在土城遇险，是因为轻敌和情报有误，本以为川军只有两旅四团，没想到这两个旅都是三个团的编制。

这次的情报来源于地面侦察，与二局无关，因为“四川王”刘湘压根就没发电报。红军在遵义开会的时候，刘湘就预判到了红军将经土城北渡长江，所以早就开始了调兵遣将。这个刘湘的确是个人物，后来红军二渡赤水，也是他最先察觉了红军的东进意图。

激战土城，中央在火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就更需要二局能够及时地提供敌情信息。

当时川军郭勋祺部使用的正是复杂的“来去本”，二局“三杰”顶着枪炮声的干扰，在周恩来和王稼祥的焦急注视下，几个小时内就破解了密码。

敌方电文解码后，中央发现不得了，敌情何止两个旅，土城周围的各部国民党军已有九个旅！

红军必须马上撤出土城！往哪里撤？我们都知道，红军往西撤了，这便是一渡赤水。

这个决策其实也源自二局，因为他们截获了这样一封密电：赤水河以西兵力空虚，极虑赤匪乘机窜犯。

不用多分析了，敌人自己说西面最薄弱…

所以主席说二局是“黑暗中的灯笼”，一点不为过。

主席还有过另外一个比喻：我们是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隔住玻璃杯看骰子，这就相当于“透视眼”，按现在的说法就叫“开挂”。

在敌强我弱差距如此巨大的情况下，红军能够完成长征这个壮举，除了毛主席的“大脑”，红军的“双脚”，另一致胜法宝就是二局开的这个“挂”了。

根据邹毕兆的统计，整个长征期间，二局破译的敌军密码有177本。而从1932年二局成立到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陕北，破译数量达到了860之多。

而国民党方面，却始终无法破译周恩来的“豪密”，只能依赖地面和空中侦察。而即便是空中侦察，也存在很大的误差，红军可以在听到飞机声音后就地隐藏，甚至集体走个反方向以迷惑敌人。

二渡赤水后，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从那时起，毛主席亲自主管了二局破译科。

04

屡建奇功

红军在二渡赤水后再占遵义，并且在遵义以南歼灭了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俘敌3000余人。

这里面又有二局的功劳。此战的基本脉络是，红三军团与敌人正面交锋，而红一军团迂回包抄了吴奇伟的指挥部，导致敌军兵败如山倒。

吴奇伟指挥部所在地忠庄铺，便是被二局侦获的。

红军三渡赤水前，发生了一件事：打鼓新场之争。

当时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有人都赞成打打鼓新场，只有毛主席一人反对。最后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决定进攻打鼓新场。

但主席越想越觉得打打鼓新场的风险太大，于是半夜起身，走了三四里山路去找周恩来。后面的故事很多人应该知道，主席说服了周恩来暂缓发布命令。

周恩来是当时红军在军事上最后做决定的人，但他之所以能说服其他人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并不是只靠着这个“身份”，而是已经掌握了二局急报的敌情：黔军、滇军、川军、中央军各部，已开始向打鼓新场推进…

三渡赤水后，是毛主席的“得意之作”四渡赤水，但险情还没有彻底消除，因为乌江横在红军的南下之路上。

红军一渡乌江是强渡，而这次是偷袭控制了南岸，所以行踪并未暴露。

但风险还是非常大，因为吴奇伟和周浑元两部的主力都在北岸。他们的行军方向虽然是北上，但离红军只有半日路程。如果红军渡江过程中被敌人侦悉，吴、周两部调头南下，将造成重大险情。

解决这个难题的，是二局，并且是难得的主动出击。

在获得中央首长批准后，曾希贤用蒋介石的口吻起草了给吴、周二人的电报，然后由邹毕兆操机，“电令”吴、周二部迅速北上…

这个“奇招”成功了！成功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蒋介石自己的问题，因为他经常越级指挥，所以跳过薛岳给吴、周发报并不突兀。

二是“三杰”的“功底”实在太深厚了，蒋介石的用词、行文、心态都被他们所掌握，甚至连蒋介石电台的指法都能够模仿。

渡过乌江后，红军在贵阳附近走出了复杂的曲线，好几次突然转向，在敌阵的缝隙中穿插。这自然又是得益于二局的准确情报，但也加重了作战部队的疑惑，所以有了后来会理会议那一幕。

绕过贵阳和昆明后，红军用六天六夜的时间巧渡金沙江。

当时，薛岳部已经被红军甩开了一周之遥，但金沙江边并非全无险情。国民党万耀煌师距离红军只有一天半的路程。

红军原本的计划，中央纵队在皎平渡用找到的七条船渡河，红一、三军团在两侧架桥。

但架桥失败了。正在红军万分紧张之际，二局截获的最新密电到了：万耀煌不愿孤军深入，决定原地休整，并致电蒋介石谎称前进方向上并未发现红军…

就这样，红一、三军团也赶至皎平渡，安安稳稳坐船过了江。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了，从通道，到遵义，到土城，四渡赤水后过乌江，然后虚晃贵阳和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长征从西进变为北上的中间这条“大曲线”，都有二局的“身影”。

读懂这条“大曲线”的两把“钥匙”，一把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一把就是二局侦获的情报。

05

尾声

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一路北上，经会理，过彝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然后爬雪山过草地来到了哈达铺。

二局的收发报机在哈达铺彻底开不了机了。

当时的小功率15瓦机器可以通过手摇供电，但50瓦和100瓦的收发报机都必须依赖蓄电池，而给蓄电池充电则需要“霍姆莱特”发电机，发电又需要烧汽油。

二局的汽油使用量，也曾引起过刘少奇的质疑，后来还是因为周恩来的出面，才“应付”了过去。

过完草地，红军的汽油已然耗尽，二局也因此错过了又一次立功的机会，因为此时的上空中，“漂”过好几道国民党的电文，里面都提到了陕北有红军。

历史有时很神奇，二局这双“眼睛”刚一歇息，毛主席的眼睛就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陕北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