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代 美 术
Ancient Art
印赐臣工：《御制耕织图》与康熙皇帝南巡
上海美术学院讲师｜董亚媛
摘 要：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御制耕织图》版画，与绘本版本的“唯一性”不同，因其“复数性”而具备了传播的属性。本文通过梳理《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等记载中康熙帝南巡赏赐《御制耕织图》的相关材料，结合张鹏翮翻刻版本的颁行，分析康熙帝将《御制耕织图》赏赐的官员具体情况、皇帝的用意及官员受赐后的回应，展现南巡期间通过版画赏赐引起的君臣互动的过程。结合康熙帝第二次与第三次南巡赏赐之变化，分析康熙帝利用版画媒介的传播属性，渗透统治理念，以拉拢、教化臣工之用意。
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写道：“圣祖御制《耕织图》四十六幅，秉贞奉召所作，村落风景，田家作苦，曲尽其致，深契圣衷，锡赉甚厚，旋镂板印赐臣工。”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钦天监五官正焦秉贞以折中中西的画法绘制《御制耕织图》，彰显了康熙帝对农业的重视。他不用传统文人画画家，而任用具有西方天文学背景的焦秉贞来重绘《耕织图》，以包容的态度部分接纳、利用“西学”来重塑传统汉文化，进一步将汉人的文化资源重整到自身统治的新秩序中，借助西学之力量，塑造其开明、博学，道统与治统合一的圣王形象。
如何将正统的象征、符合帝王理想的《御制耕织图》更为广泛地传播，并进一步塑造其圣王形象，康熙帝借助的便是版画媒材的力量，“旋镂板印赐臣工”。相比之下，其他宫廷版画都不及《御制耕织图》传播范围之广，重印、翻刻、再创作的版本之多，《御制耕织图》版画作为小小的交织点，将中央与地方、君与臣间的互动密切地交织在了一起。本文将着重探讨康熙帝在第三次南巡期间赏赐的《御制耕织图》版画，及大臣翻刻本的基本样态与流布，展现两个版本所连带出的君臣间的互动过程。
图1 《织》，《御制耕织图》原刻本
康熙三十五年（1696）中国国家图书馆
一、南巡之前：张鹏翮的翻刻版本与流布
《御制耕织图》原刻本刊印的3年后，即康熙帝第三次南巡前，出现了一部大臣翻刻本，即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张鹏翮翻刻本。因张鹏翮本的多部存世版本末页落款佚失，常被当作民间其他坊间刻本，那么张鹏翮为何会在官方原刻本刊刻3年后就进行了翻刻，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版本样态上可以看到，康熙三十五年本《御制耕织图》(原刻本)与张鹏翮翻刻本的异同还是比较明显的。存世的《御制耕织图》版画，因刻有康熙三十五年（1696）御题序言，多标榜为“清康熙三十五年本”，但其中不乏多部翻刻本，郭立暄首先区分了《御制耕织图》的原刻初印本与原刻后印本，并列举了两个翻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版本（索书号：14921）是一部原刻初印本（图1），其基本情况如下：白口，四周单边。册页装。装面为六边形图案纹饰绢面，签纸于左上题写《御制耕织图》，图框高24.5厘米，长24.3厘米。版式为上文下图，上栏所刻诗文为康熙帝御题，下栏为图像，图像框内有楼璹原诗。康熙帝序言首部有朱色“佩文斋”白文长方印，序言末有“康熙宸翰”朱文方印，“稽古右文之章”白文方印；图像上栏的康熙帝诗文前有“渊鉴斋”白文长方印、末尾有“康熙宸翰”白文方印、“保合太和”阳文方印，图像上栏所钤印章均系墨印。此版本落款仅有一处，在织图《成衣》左下空白处小字双行镌刻“钦天监五官臣焦秉贞画，鸿胪寺序班臣朱圭镌”。
使用此版本同一套木版印制的后印本有：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藏本（索书号：子部/书画/画/清21），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索书号：2014514382）、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索书号：T8035/4414）、美国盖蒂图书馆藏本（索书号：ID2650—128）。原刻后印本的落款有两处，分别在耕图《祭神》和织图《成衣》中，落款内容同前。
多年来学界对于张鹏翮翻刻本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大多因其落款佚失，不知张鹏翮翻刻本的基本形态，最早记录此本信息的是德籍汉学家福克司（Walter Fuchs），他于194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几个《耕织图》的版本，其中就有张鹏翮翻刻本。描述如下：
一卷，3+1+46+1对开页，尺寸比1696年版本略小，第一页“浸种”尺寸是高23.7厘米至23.8厘米、长23.9厘米，最初版本高24.3厘米，长24厘米。然而，它的翻刻较为粗糙，并增加了一个带目录的对开页和一页的跋文。1696年版本序言的三枚印章是黑白的，而张鹏翮翻刻本序言的印章是红色的，然后是《耕目》、对面是《织目》，各有23个题目。后面是46幅图，在每一部分的结尾，有焦秉贞、朱圭的落款。康熙的诗与图片之间的空间要宽一点（通常是1.5厘米至2厘米），这里的印章是黑白的，图片的顺序与1696年版本略有不同，但与1739年版本一致。唯一的例外是第二部分的第二幅和第三幅（《大起》和《捉绩》），它们在1739年版本的第四幅和第五幅（《二眠》和《三眠》）之前。在最后一页有落款，记载了“康熙叁拾捌年正月拾壹日，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操江、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臣张鹏翮受赐颁行”。就发行日的几个月之后（1699年3月4日），康熙开始第三次南巡。我们可以推测，假设这个受欢迎的版本的发布有考虑到皇帝南巡到这里，就可以发现他喜欢的《耕织图》在它原来的发源地广泛的传播了。
文中提到张鹏翮翻刻本的几个重要信息：尺寸略小，翻刻较糙，增加了一页跋文和两页目录，1696年版本的序言印章是黑白的，而张鹏翮本序言印章是红色的，图像部分的印章是黑白的，图序与1696年初刻本版本不一致，却与1739年版本顺序一致，耕图与织图的末尾都有焦秉贞、朱圭落款，最后一页有“康熙叁拾捌年正月拾壹日”张鹏翮的落款。
福克司提到的1696年版本仍待考证，1739年版本指的是乾隆年间《钦定授时通考》本中《耕织图》的早期版本。福克司在1947年左右被遣送回德国，他将藏书及财产留在了燕京大学。如今福克司大部分藏书尚在北京大学，这部张鹏翮翻刻本也收藏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郭立暄曾查到这部翻刻本，并指出其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另一部藏本、上海图书馆藏本间的联系。就笔者目前所见到的版本图像判断，属于张鹏翮翻刻本同一套木版印制的印本，分别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索书号：SB/610.4/5526a/C2）、中国国家图书馆填色本（索书号：21657）、浙江图书馆（索书号：善2487）、上海图书馆（索书号：469467）、德国巴伐利亚图书馆填色本（不全，索书号：2L.sin.K10）。其中几部的张鹏翮落款已佚，常被误以为是其他民间翻刻刻本。
图2 （左）张鹏翮翻刻本末页落款，
（右）《浸种》 北京大学图书馆
图3 （左）《浸种》，（右）《耕目》
张鹏翮翻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填色本
图4 （左）《浴蚕》，（右）《织目》
张鹏翮翻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填色本
图5《络丝》，《攀华》图局部对比
（左）张鹏翮翻刻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
（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刻本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张鹏翮翻刻本（图2）为例，其样态为：四眼线装。蓝色书衣，无题签。高36.4厘米，长34.7厘米。序言部分印章为黑白木刻章（“佩文斋”“康熙宸翰”“稽古右文之章”）。序言后有《耕目》（图3）与《织目》（图4）（高24.1厘米，长24.1厘米，含框尺寸），两页目录相连，《织目》的顺序与原刻本不同，《大起》和《捉绩》在《二眠》和《三眠》之前。图像部分以《浸种》图为例，高23.85厘米，长24厘米，比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刻本略小。图上的康熙帝诗文离图像边框为2.1厘米，比原刻本距离要大。诗文部分印章是黑白木刻章。在耕图最后一幅《祭神》与织图的最后一幅图《成衣》空白处，有小字双行镌刻“钦天监五官臣焦秉贞画，鸿胪寺序班臣朱圭镌”，但此本并非朱圭所刻，观其细节，张鹏翮翻刻本的雕刻略显粗糙，单页纸很厚，墨色浓重。其雕刻风格不太像名工刻法，发丝处刻得略粗糙，头发阴刻部分与眼睛的刻法更似金陵版画的风格，眼睛较大较长，眼尾更加上扬。除刻工非名工外，描稿人对人物形体的理解也不到位，部分人物结构略有变形，但总体而言，翻刻还原度仍较高，人物神态比较生动（图5）。诗文部分的雕刻尚可，尤其是序言文字的雕刻较为出彩。据一些印刷后产生的脏底现象和印章细节判断，此翻刻本图像与康熙帝诗文的分版方式是两版套印，诗文处的3枚印章与诗文是一版，图像是另外一版。原刻本是三版套印，诗文是单独一版，诗文处的3枚印章是一版，图像是单独一版。在张鹏翮翻刻本最后一页有落款，记录如下：“康熙叁拾捌年正月拾壹日，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操江、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臣张鹏翮受赐颁行。”
张鹏翮翻刻本的出现时间，恰逢康熙帝第三次南巡前。福克司推测，这个受欢迎的版本的发布时间有迎合皇帝南巡的可能——当皇帝南巡至此，可看到喜欢的《御制耕织图》在其发源地的广泛传播。本文试图结合张鹏翮与康熙帝的互动，分析张鹏翮翻刻《御制耕织图》，并利用版画传播特性迎合皇帝的意图。
张鹏翮（1649—1725），字运青，号宽宇，潼川府遂宁县黑柏沟（今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任隆镇黑柏沟村）人，是清康熙朝重要的官员，以“清廉”“治河”著称。康熙八年（1669）中举人，九年（1670）三甲第122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学习满文。自康熙十二年（1673）起，张鹏翮历任刑部主事、刑部员外郎、礼部郎中。
据《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载，康熙帝曾过问张鹏翮所学满语满文情况：
康熙十四年闰五月十一日，戊戌早……上召刑部员外郎张鹏翮，至懋勤殿问其所学满语满文，命书写汉字呈览毕，赐茶于乾清门。
康熙十四年（1675），张鹏翮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十五年任会试同考官；十九年大学士杜立德推荐其为吏部江南学道时，康熙帝对其能力曾略有疑虑：
十九年六月初九日丙寅早，上御乾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毕，部院官员出，大学士学士随捧折本面奏，请旨为吏部题江南学道员缺，拟礼部郎中张鹏翮陞授事，上问鹏翮才学何如？大学士杜立德奏曰：鹏翮系庶吉士改授，才学亦优。上曰：江南系大省，必得学问优长之人，方克胜任这员缺，着该部将应陞官员通列引见。
因江南学道位置重要，张鹏翮尚须历练，后康熙帝选用了田雯。康熙十九年（1680）张鹏翮任江南苏州府知府，后母亲去世服丧；二十二年任山东兖州府知府；二十四年任河东盐运使；二十五年任通政司右参议、兵部督捕右理事官、左理事官。
康熙二十七年（1688），康熙帝增派张鹏翮、陈世安二人往俄罗斯会议，随索额图勘定中俄东段边界，为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做准备。“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己亥辰时……上曰：张玉书向在内庭行走，其人秉质极弱，朕素知之难以远行。朕观督捕理事官张鹏翮年少，且通满语，兵科给事中陈世安亦年少，此二人着差往，余皆免差。”在选用张鹏翮时，康熙帝提及其“年少且通满语”，赴俄期间著有《奉使俄罗斯行程录》，回京即擢升大理寺少卿。
在第二次南巡期间，康熙帝对江南风气颇为不满，认为江南地区民间“好为争讼”、南人“习俗奢靡”，希望将军总督令家喻户晓“崇俭黜浮”“教洽化行”。随即提拔以“清望”著称的张鹏翮为浙江巡抚，委以重任。据《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二十一日，上谕扈从部院诸臣曰：大理寺少卿张鹏翮为人颇优，前任兖州府时，居官素善，着从优陞补浙江巡抚……”康熙帝提拔张鹏翮时对其嘱咐：“今地方宁靖无事，最要者在兵民相安耳。浙省向来文武兵民，时不相得。以今观之皆已协和。尔其益务辑睦兵民，要之凡事从公，则得其平矣，昔日江南将军瓦岱、总督于成龙，和衷有如一体。文武官亦皆同心共事，毫无满汉兵民之别也。”张鹏翮奏曰：“文武皆朝廷臣工，兵民皆皇上赤子，原属一体宁可异视，臣当祗承教诲，尽心竭力以图报效。”
康熙帝在淮安时，蠲免了江南的积欠，还赏赐时任浙江巡抚的张鹏翮一首《御制蠲江南逋赋诗》。诗并序：
江南屡年逋赋二百二十余万，逐岁带征，闻吏民颇以为累，朕志存约巳弘，浣衣菲食之风，事期裕民，师挹彼注兹之义，特颁诏令悉与蠲除。国家财赋东南重，已责蠲租志念殷。膏泽何妨频见渥，普天愿与乐耕耘。
康熙三十一年（1692），张鹏翮参与了浙江教案事件。时任浙江巡抚的张鹏翮，参天主教在杭州 “左道惑人，异端生事”，要求取缔。当时在宫廷中随伺皇帝的神父徐日昇（Tomás Pereira，1645—1708）向康熙帝求情。康熙帝对徐日昇说：“我知道汉官与你们对不着。我着满洲官会议。”康熙帝把张鹏翮的奏本交给礼部满员尚书顾八代处理。相比满族官员，张鹏翮等汉族官员对西洋人更为不满，康熙帝深知其中情况，在收到张鹏翮参天主教的奏本后交由满族官员处理。
康熙三十三年（1694），张鹏翮任兵部右侍郎、提督江南学政。康熙帝说：“江南督学之任，关系考取人才，其职甚为紧要，此开列人员，虽能为文章诗赋，人皆寻常，张鹏翮居官好，操守廉洁，着令提督学政江南，考事未竣，着张鹏翮作速赴任。”因深受皇帝信任，张鹏翮一路高升。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升都察院左都御史，迁右都御史。三十七年七月庚辰至十一月壬辰迁刑部尚书。同年十一月壬辰，又迅速擢升为两江总督。
张鹏翮刚任命为两江总督的一个多月后，康熙三十八年（1699）正月十一日，以“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操江、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臣张鹏翮受赐颁行”落款的《御制耕织图》翻刻本就颁行了，可谓速度之快。以《御制耕织图》的体量，断不可能在一个月的时间刻成，想必此版本的翻刻工作早就开始了。在张鹏翮升任两江总督一个多月后，加上了末页带有“两江总督”头衔的落款。
以康熙三十五年（1696）颁布的原刻本《御制耕织图》算起，至三十八年（1699）正月张鹏翮翻刻本完成，两者间隔3年时间，据此可大致推测翻刻本的刊刻地点。康熙三十五年时，张鹏翮正担任兵部右侍郎，提督江南学政，雍正朝之前江南学政衙门驻江宁（今南京）。而康熙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正月间，张鹏翮频繁调动，此间在每一工作地不超过数月。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张鹏翮被召回京师，升都察院左都御史，迁右都御史，七月就奉命使蜀，九月至成都，寒冬张鹏翮从三峡乘舟至荆州登陆回京复命。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张鹏翮奉旨与刑部尚书傅腊塔一同去陕西查案，七月升为刑部尚书，十一月壬辰，授两江总督，而统辖江南省、江西省的两江总督署驻地也是在江宁。随后的康熙三十八年正月，张鹏翮翻刻本《御制耕织图》正式颁行。
根据以上时间的梳理，推测此翻刻本《御制耕织图》最有可能在江宁（今南京）刊刻，因为张鹏翮于康熙三十三年至康熙三十五年在此地担任江南学政，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又回到江宁任两江总督，而江宁别名金陵，是明清时期著名的刻书中心之一，翻刻本的人物亦略带金陵版画的风格。如果希望在南巡期间让康熙帝看到他所喜欢的《御制耕织图》，在它的发源地广泛流布，江宁作为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重镇和康熙帝的必经之地，亦是最有可能的选择。
同时，张鹏翮在各地任职期间也喜欢著述、修志、刻书。康熙二十四年（1685），张鹏翮在兖州府任上曾主持重修《兖州府志》，共有40卷，首1卷，次年付梓。《兖州府志》载，“创修于明万历元年朱泰，再修于万历二十四年于慎行 ，三修于康熙二十四年太守张鹏翮”。同年二月，张鹏翮从兖州知府升任河东盐运使，任内曾编纂《关夫子志》。在浙江巡抚任上，张鹏翮编纂了《文庙礼乐考》2卷，和家乡遂宁的《遂宁县志》4卷。张鹏翮赞成修地方志，将其为朝廷修一统志服务，“方今朝廷一统志将成矣。一统者何? 示王者无外也。同轨之地，县修其志以上于郡；郡于所属之县志，芟其繁者，汇为郡志以上于省；省于所属之郡志，芟其繁者，汇为省志以上于朝廷。朝廷于是命官，汇各省之志，修为一统志。此前代类然也”。修志的意义在于“合邱里而并天下，一道德而同风俗”。可见，张鹏翮翻刻《御制耕织图》的用意之一也在于此，即为清廷的文化策略及皇帝的趣味服务。
此外，张鹏翮翻刻本的时间亦十分巧合。在此翻刻本《御制耕织图》颁行的20多天后，康熙帝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二月三日开始了第三次南巡，此次南巡历时103天，五月十七回京，途经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其间康熙帝大量赏赐地方官员书画、书籍和版画。在第三次南巡的途中，张鹏翮曾于苏州接驾。康熙帝在三月十八于苏州府城内，赐两江总督张鹏翮御书一幅。五月庚午，康熙帝第三次南巡回京时，命江南江西总督张鹏翮扈从入京，吏部右侍郎陶岱署理江南江西总督事。十七日，返抵北京。六月，奉旨返回陕西结案。曾扈从康熙帝回京的张鹏翮，应十分清楚康熙帝南巡的计划及预计路线。据相关研究，清代翻刻殿本，各省督抚须将翻刻流通情况呈报皇帝，甚至呈进样本。因此，康熙帝应知晓张鹏翮翻刻本及流通情况。
张鹏翮翻刻《御制耕织图》，除迎合康熙帝的文化策略外，极有可能在康熙南巡前一个月通过翻刻本的流布，使康熙皇帝看到“深契圣衷”的《御制耕织图》已在其发源地江南地区大量传播。结合张鹏翮在各地任职期间的修志、刻书行为，可见张鹏翮善于利用刊刻书籍版画的传播特性，贯彻清廷文化策略、迎合圣意。在被康熙帝认为自己“清廉”之外，张鹏翮受赐《御制耕织图》并快速翻刻与传播，亦无形中获得了皇帝的好感，翻刻完的第二年（1700）三月，张鹏翮就升任河道总督这一“美差”，可见其受皇上信任与重用。然而几年后（1704），张鹏翮受到弹劾，被责“奏销钱粮，浮冒十三余万两，应交刑部治罪”，康熙帝亦出面为他心目中的“廉吏”辩护。张鹏翮可看作清朝第一位通过翻刻《御制耕织图》版画，贯彻清廷文化政策、迎合皇帝以获得好感的高级官员。
二、南巡赐图：
《御制耕织图》版画的赏赐
在第三次南巡期间，康熙皇帝通过赏赐《御制耕织图》版画，与地方官员产生了互动，且前两次南巡与第三次南巡赏赐之物有较大变化，其中书籍与版画等印刷品，扮演了重要角色，使康熙帝的赏赐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康熙帝第一次和第二次南巡期间，并未有赏赐官员版画及书籍的相关记载。据常建华的研究，康熙帝前两次南巡除了物品外，赏赐的多是御笔书法及诗文。而从第三次南巡开始，除了赏赐物品及御笔书法外，康熙帝开始赏赐地方官员大量的版画和书籍，其中就包括《御制耕织图》，可见康熙帝在第三次南巡前做了充分准备。同时可以看出，清内府在第二次南巡至第三次南巡的十年间，刊刻了大量书籍与版画。因此，在第三次南巡时，康熙帝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些印刷品。
康熙帝的第三次南巡，启程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二月初三，五月十七日回京，历时103天，其间多次赏赐《御制耕织图》。二月十二，驻跸桑园地方，康熙帝赐天津总兵潘育龙御书《杜若赋》1幅、《渊鉴斋法帖》1部，直隶巡抚李光地《御制耕织图》1册、《渊鉴斋法帖》1部，守道高必弘、巡道赵弘燮、天津道范时崇、通永道祝兆熊等俱赐《御制耕织图》各1册。
三月初四，驻跸淮安府城。是晚登舟，赐总漕桑格“激引清风”4大字，墨刻《金刚经》《龙虎台赋》手卷、《清秋赋》《御制耕织图》各1册。三月十六，赐予江苏巡抚宋荦御书“仁惠諴民”4字，“怀抱清朗”4字，《天马赋》1卷，临米芾书1幅，《渊鉴斋法帖》10部，《御制耕织图》1册，御书诗扇1柄。又赐提督张云翼御书“思无邪”3大字、字1幅、手卷1幅、诗扇1柄、《渊鉴斋法帖》1部、《御制耕织图》1部。十八日，赐两江总督张鹏翮御书1幅。十九日，赐苏州织造李煦御书“修竹清风”4大字并字2幅；赐原任尚书翁叔元墨刻《金刚经》《孝经》《草诀百韵歌》《御制耕织图》，并御书诗扇字3幅；赐原任尚书王日藻与翁叔元同样的墨刻及御书“连云”2大字，并字3幅。赐原任御史徐树谷、原任巡抚顾汧墨刻《金刚经》《孝经》《草诀百韵歌》《御制耕织图》》，以及赐徐树谷御书“天光云影”4大字并字2幅，赐顾汧御书诗扇字；赐原任国子监典簿徐昇《御制耕织图》、御书“云光台”三大字并字1幅；赐原任给事中慕琛墨刻《金刚经》《孝经》《草诀百韵歌》《御制耕织图》，并御书字2幅。三月二十六，驻跸杭州，赐浙闽总督郭世隆御书“岳牧之任”4大字、手卷1幅、《渊鉴斋法帖》《御制耕织图》；赐浙江巡抚张敏御书“宣布德泽”4大字、手卷1幅、《渊鉴斋法帖》《御制耕织图》；赐提督赵弘灿御书“乐善不倦”4大字，并《御制耕织图》《渊鉴斋法帖》。
四月初十至江宁，驻跸江宁府。四月十三，赐安徽巡抚李鈵、布政使张四教、刘殿衡、按察使赵世显、董昭祚、粮道鲍复昌、刘殿邦、驿盐道王然、凤庐道佟毓秀、淮扬道薛晋、江宁府知府王光谟等《渊鉴斋法帖》各1部、《御制耕织图》各1部。四月十四，赐浙江布政使赵良璧、按察使于准、驿传道卞三畏、盐运使李涛《渊鉴斋法帖》《御制耕织图》。十五日，以织造府官曹寅之母年老，特赐御书“萱瑞堂”3大字，赐曹寅御书“云窓清霭”4大字并字1幅、对联1副、《渊鉴斋法帖》1部；赐苏州府织造官李煦《渊鉴斋法帖》；赐报恩寺僧法镇《金刚经》1部。四月二十，驻跸金山。赐大学士张玉书御书“恭俭为德澄怀日新”8大字、“浮翠楼”3大字并字1幅、对联2副、《渊鉴斋法帖》《御制耕织图》。
五月初六，驻跸李海务。赐原任詹事高士奇御书条幅对联、《渊鉴斋法帖》《百家姓》《千字文》《草诀百韵歌》《金刚经》、墨刻《御制耕织图》。
除《康熙朝起居注》记载外，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巡幸志三》所载，一些寺庙也会获赐，如扬州的超岸寺，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帝第三次南巡时，亦曾获赐《御制耕织图》1部。
表1 康熙帝第三次南巡赏赐书籍及版画数量
表2 康熙帝第三次南巡赏赐《御制耕织图》官员名单
据《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和常建华《康熙南巡中的书法活动》，将康熙帝第三次赏赐书籍及版画数量统计成表（表1）。通过表1可见，第三次南巡时康熙帝赏赐书籍最多的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内府刊刻的《渊鉴斋法帖》，赏赐38部；其次是《御制耕织图》，赏赐35部；然后是《金刚经》，赏赐22部；《孝经》和《草诀百韵歌》各赏赐6部，《千字文》赏赐3部；其他的如《诗经》《百家姓》等各赏赐1部。
康熙帝赏赐的书籍版画是很有针对性的，虽然《金刚经》赏赐的数量也不少，但《金刚经》多赏赐给寺庙及高僧，《御制耕织图》最经常与《渊鉴斋法帖》一起被赏赐，赏赐对象多是中央及地方重要的文职官员，未见武职官员受赐，武官多赏赐鹿肉或其他物件。
据笔者统计康熙帝第三次南巡期间赏赐《御制耕织图》的官员名单（表2），其中官阶一品（含从一品及原任）的有6位，分别是：提督张云翼、原任尚书翁叔元、原任尚书王日藻、浙闽总督郭世隆、提督赵弘灿及大学士张玉书；二品官员（含从二品及原任）有9位：直隶巡抚李光地、总漕桑格、江苏巡抚宋荦、原任巡抚顾汧、浙江巡抚张敏、安徽巡抚李鈵、布政使张四教、布政使刘殿衡、浙江布政使赵良璧；三品官员（含从三品及原任）有6位：原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徐树谷、按察使赵世显、安徽按察使董昭祚、按察使于准、盐运使李涛、原任詹事高士奇；四品官员（含从四品）有11位：直隶守道高必弘、直隶巡道赵弘燮、天津道范时崇、通永道祝兆熊、粮道鲍复昌、粮道刘殿邦、驿盐道王然、凤庐道佟毓秀、淮扬道薛晋、江宁府知府王光谟、驿传道卞三畏；原任七品及八品的官员有2位：原任国子监典簿徐昇、原任给事中慕琛。被赏赐的官员官阶大多在四品以上，从内阁大臣到地方高官皆有赏赐，多是掌握地方实权的重要文职官员。
图6《江宁府图》 ，
《古今图书集成图纂（内府全图）》
清雍正时期刊本 日本内阁文库
此外，赏赐《御制耕织图》最多的地点是在江宁（今南京），四月十三、十四日这两天康熙帝在江宁共赏赐了15部；其次是苏州，共赏赐8本。江宁在清朝初期为江南省省会，是江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统辖江南省、江西省两行省的两江总督驻地，统辖江南省、江西省两省军民政务（图6）。康熙六年（1667），将江南省划分为江苏（含今上海市）、安徽二省，“江苏”乃是取江宁、苏州二府首字而得名，和江苏巡抚驻地姑苏同为江苏省省会，安徽布政使长期驻扎之地。同时，在江宁又设立江宁布政使，管辖江宁府和江苏省长江以北的扬州府、淮安府、徐州府、海州直隶州、通州直隶州和海门厅。前文已据时任两江总督张鹏翮的履历分析，推测张鹏翮翻刻本可能在江宁地区刊刻并流布。
在江宁、苏州及杭州地区，康熙帝大量赏赐参与地方实务的官员《御制耕织图》版画，有其深刻的用意。江南地区是宋代《耕织图》的发源地，又是清代经济文化重镇，江南地区官员正是康熙帝试图依靠、拉拢并劝诫的群体。康熙帝的做法与清初多尔衮、顺治帝刊刻及颁赐书籍等印刷品以巩固政权、警诫群臣、宣传文教思想的做法一脉相承。清初多尔衮主持节译，并出版颁赐自皇太极时就备受关注的《辽史》《金史》《元史》，是为强化满洲源流、历史认同，翻译颁赐《洪武宝训》表明“遵行洪武定制”的姿态；顺治帝亲政后出版颁赐《资政要览》《人臣儆心录》《表忠录》等，则为帮助稳固以儒家政治理念为核心的集权统治，顺治朝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或为鼓励臣下学习，汲取统治经验；或为警诫群臣，劝谕臣子唯忠唯正；或为宣扬文教，奖学立范。在官方的书籍及版画出版与颁赐中，康熙帝亦通过书籍及版画的出版与流通，实现统治目的，这一点在康熙帝前两次南巡与第三次赏赐物之差别中体现得很明显。前两次南巡的文化类赏赐之物，以亲笔御题的书法作品为主，第三次南巡中开始出现官方刊刻的书籍与版画，赏赐数量最多的是《渊鉴斋法帖》和《御制耕织图》。
《御制耕织图》是一部极具象征意义的理想图景，除了彰显对农业的重视外，本身就是正统的象征，农业与游牧、汉人与蛮夷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以耕织为本。且重绘的《御制耕织图》并未描绘康熙帝喜爱的西方机械，而是尽可能地追溯宋代《耕织图》描绘的传统农耕技术，故此套图并不是为了推广先进的农织技术。此套图在画面结构上融合了西方透视画法，整体呈现出内容上的复古、形式上创新的样态，象征着继承古代文化传统的农业帝国统摄在一种新秩序之下。康熙帝想要与儒家士大夫共同拥有对文化的解释权威，就必须将自身融入士人自身的文化脉络，找到一种可以共享的思想资源，达到用新的话语改造传统士人风气的效果。康熙帝虽出身“蛮夷”，却试图担当道统，他不用传统文人画画家而任用西方天文学背景的焦秉贞来重绘《耕织图》，以包容的态度，部分接纳、利用“西学”来重塑传统汉文化，进一步将汉人的文化资源重整到自身统治的新秩序中，同时借助西学之力量塑造其圣王帝师形象。
为了使这部《御制耕织图》流布九州，康熙帝借用了版画的传播力量。纵观康熙朝，除张鹏翮翻刻本流布民间外，大部分原刻本的传播方式都是官方“颁赐”，而颁赐是一种特殊的流通方式，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第二次南巡时，由江南士人献给皇帝又被宫廷重绘镂版的《御制耕织图》，最终通过颁赐这一具有政治属性的特殊传播渠道，到达江南地区的官员群体手中，而这些官员正是康熙帝试图依靠、拉拢并劝诫的群体。更重要的是，当《御制耕织图》传播至这一特定的人群时，才能彰显其创作之初的目的，即增进江南地区儒家士大夫的认同感，以帝王之尊对儒家文脉中的经典作品作出阐释，向臣工描绘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显示出清帝对农业的重视和《御制耕织图》所蕴含的正统性之继承，塑造开明、道统治统合一、君师合一的圣王形象。
三、南巡受赐：臣工的回应
除了康熙帝赏赐的记载外，还有多位官员受赐《御制耕织图》后，或上奏谢恩或撰文的记载，如前文提到的大学士张玉书、江苏巡抚宋荦、直隶巡抚李光地，第四次南巡中赏赐的浙江巡抚张泰交，浙江总督高琦女儿高景芳所作的闺阁诗《恭阅上赐耕织图敬赋十首》等，都是臣子及女眷对皇帝的积极回应。
大学士张玉书有两篇文章提到了南巡受赐之物，其中一篇提到《御制耕织图》与《渊鉴斋法帖》只赏赐给大臣：
四月既望，车驾入江宁，自将军总督以下，悉被上尊珍膳之赐。而御书《渊鉴斋石刻》及《御制耕织图》，惟大臣得而有之。至于宸翰题额，尤郑重不以轻予，题额字义，皆兼褒美训勉之旨，往往如化工赋物，各肖其人。
张玉书受赐之物很多，不仅有《御制耕织图》与《渊鉴斋法帖》，还有“御书‘恭俭为德’匾额，并《金山月夜》诗1幅、对句1联……御用缀东珠凉帽1顶、縀袍银鼠皮褂各1领、靴1双。比至郑家口奏辞，又蒙天语温谕，赐哈蜜瓜干等3器”。受赐之后，张玉书写了一封谢恩奏疏，又有一篇跋文，谢恩并表达了对于颁赐之物的用意之领会：
自兹仰承天藻，益孳孳焉，务实政而不怠，则于赐额之意，先之以褒美，而重之以训勉者，庶几其始终克副矣乎。今布政使臣，装潢宸翰，与渊鉴斋帖、耕织图并尊奉斋阁，非独朝夕自励，且以垂示子孙，卷既成，属臣玉书跋识岁月于卷末，谨拜手稽首书而识之。
张玉书认为，皇帝颁赐大臣之物先是对官员的褒奖，实则是训勉，督促官员勤于实政，将《御制耕织图》等物，尊奉斋阁朝夕自励、教化子孙。
时任江苏巡抚的宋荦，接待过康熙帝第三、四、五共3次南巡，所获御赐之物众多，在老家商丘建了“御书楼”收藏御书和书籍，曾写了三篇文章提到南巡受赐《御制耕织图》等事。第一篇是受赐当日撰写的《迎銮集》（康熙己卯三月十有六日恭纪），仿柏梁体诗，句句押韵：
圣恩诗仿柏梁体。皇帝圣德媲陶唐，三十八载大化翔。边徼宁谧乐时康，曰厪咨警维河防。周巡淮甸区画详，无劳璧马沈宣房。省方励俗来吴阊，赐租肆赦濊泽滂。广搜岩穴宽征商，湖山增胜衢歌扬。臣荦承乏职封疆，瞻觐蹈舞属车旁。拜赐御书恩浩洋，仁惠諴民额臣堂。怀抱清朗褒殊常，临米芾书缭绫光。《天马赋》卷五丈强，谦德末署仿其昌。墨搨《渊鉴》龙剂香，《淳化阁帖》难颉颃。《耕织图》册勤农桑，豳风七月将无同。……
第二篇是《御书恭纪一》：
……随捧出御书“仁惠諴民”四字，字大迳尺，御书《天马赋》一卷，御笔临米芾书一幅，《渊鉴斋法帖》十册，《御制耕织图》一册，又御书“怀抱清朗”字一小幅，云：“此可作尔斋匾”。太监梁九功，续捧出竹柄素面诗扇一口，传上谕：“此朕征厄鲁特时，在口外所作闻雁诗，与巡抚看。”即赐与以上御笔共七种，臣荦敬跪受行三跪九叩头礼，谢恩讫。钦惟我皇上，圣德大业，超越千古，于万几之暇，偶尔临池，龙翔凤舞，云汉为昭，晋人风韵，唐宋体格，种种兼备，洵集书学之大成，或云临米芾，或云仿董其昌，实则化工之笔，为芾与其昌所不及。《渊鉴斋帖》摹画精妙，在《淳化阁帖》之上。《耕织图》与豳风七月相表里，仰见宸宫宵旰，无日不厪民依……臣所为夙夜图维，战战兢兢，惧不克承天宠，而扬休命也。爰装成卷册，晨夕载拜仰瞻，仍以墨迹，勾勒上石，奉归臣家，恭建御书楼，俾子孙世世宝藏用昭恩遇焉，巡抚江宁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宋荦恭纪。
第三篇是康熙三十八年五月十八的《谢恩疏》，表达“感泣愧所不称”，“惟有竭尽驽骀”仰报皇恩。
李光地撰文《皇帝亲耕处恭纪》，记载其受赐内府《御制耕织图》及御笔临《劝农事》一轴：
……臣又窃惟受事之日，即得内府《耕织图》之赐。今兹扈从特被殊锡，复得临唐太宗书《劝农事》天章一轴。仰窥我皇上宵衣旰食，必以务本力穑是先，庶几益求庶民所急，竭诚谋度，时请圣谟训敕，以厘于成则教农趋时，方由博野而始。臣光地既躬送圣驾，遣归郡邑。诸臣皆以此申戒之用，并铭勒以自勖。
时任直隶巡抚的李光地，是第三次南巡时受赐《御制耕织图》的第一人，通篇表达了对农事的重视，李光地亦道出了皇帝赏赐的深层用意，“诸臣皆以此申戒之用”。
还有一段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与破格提拔的浙江巡抚张泰交之间的对话，颁赐《御制耕织图》等物之后，二人的对话谈到了江南治理、江南风气、饥民、练兵、与洋人贸易等问题，其中可见康熙帝秉持“宽仁”治世之思想：
十七日，赐御书《凯旋诗》一卷，《程子视箴》《湖心亭诗》各一幅，帽一顶，团龙袍套各一件，对联一副，《渊鉴斋法帖》一部，《耕织图》一册，人参一包，跪请圣训。……上云：“凡事从宽，宽则得众。又不可多准状，以长刁风。古来圣人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如某准状多，遂惹得百姓愈刁。”又云：“南方通水道，故百姓不似北方苦，此亦各随其地，浮华些是有的。我是皇帝，看见街上穿缎子的，难道都杀不成，然尔不可显出这段意思。”奏：“反朴还淳是化民成俗的道理，臣岂敢纵，但无急迫耳。”上颔之。上云：“山东饥民甚苦，督抚亦有何法。尔地方若有饥荒，不可匿灾不报。”奏：“东抚某讳灾，臣劾之，落职，弹人者焉知不为人所弹，臣不敢出此。”上云：“亦莫要不成灾辄报。”又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尔有封疆之责，本标兵要时时操练，倘或地方有警，可说书生不会用兵。”又云：“赵申乔说红毛不应令入中国贸易，尔再细酌之出。”上顾左右曰：“明白亦平和。”
张泰交升任浙江巡抚之后，亦不负康熙帝所望，为官清廉，整肃浙江官风，体恤民困，时常“告诫诸司，必俭以持躬，惠以及民，以期不负厥职”。
除了以上诸位男性高级文官对南巡受赐《御制耕织图》等撰文外，还有康雍时期著名的八旗才媛高景芳所作的闺阁诗《恭阅上赐〈耕织图〉敬赋十首》。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第五次南巡，三月，至松江府，其间多召见江南官员、士子及其家属，而其中八旗才媛高景芳，因其出身名门，且身份高贵，故先后多次受到皇室的赏赐和召见，“两次朝见三宫，再承恩赐，前后稠叠”。高景芳写了多首康熙帝南巡时，她与皇帝、皇后、公主见面，及颁赐之物的诗篇。《恭阅上赐〈耕织图〉敬赋十首》句句回应康熙帝的御制诗文与《御制耕织图》的画面，其中两篇写道：
恭阅上赐《耕织图》敬赋十首·其一
土膏欲动柳毵毵，春社将兴酒满坛。好鸟连朝催布谷，春花盈幅乞分蚕。井桃有信初舒蕊，溪水多情早放蓝。圣世恩光沾率土，不分江北与江南。
恭阅上赐《耕织图》敬赋十首·其十
由来圣主重农桑，《耕织图》颁教有方。雨足齐民芸则壤，月明寒女织流黄。九州赋税年年裕，万井机丝户户忙。臣妾仰瞻非一日，敬裁尺幅颂吾皇。
高景芳这十首《御制耕织图》诗,庄重阔大、流丽婉约，以女性的视角歌颂王政、描写农夫蚕妇的生活，这与时常表现内闱情感、日常生活的女性诗题材不同。高景芳走出了传统文学中的女性生活世界，进入官宦女子能触及的由皇权建构的秩序与传统中，面对康熙皇帝赏赐的《御制耕织图》，她用“以下颂上”的纪恩诗，传递出皇权秩序内的官宦女性对王政的歌颂，她的纪恩诗本身就凸显出了权力的在场。除了《恭阅上赐〈耕织图〉敬赋十首》外，高景芳还写作过多首跟康熙帝南巡相关的作品，如《康熙四十四年春恭迎圣驾于云间行在蒙赐龙缎十二联纪恩八韵》《谒见妃娘娘仰蒙握手温谕恩礼有加恭纪》 《谒见公主礼亦优渥载赋六韵》《圣驾再幸云间次日朝贺蒙赐五爪团龙皮衣二袭东珠耳环一对外洋金丝盘龙云肩一枚敬赋十二韵》《上赐松子》《上赐鹿肉条纪恩》等，展现出她作为八旗官宦女眷之独特视角。
结 语
康熙帝第三次南巡期间，《御制耕织图》版画的传播范围及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围绕着此套版画的翻刻与赏赐，展现出清廷与地方、君王与臣子间密切的互动过程。其中既有第三次南巡前出现的大臣张鹏翮翻刻本《御制耕织图》流布江南以迎合圣心，又有南巡期间康熙帝有目的性地赏赐江南高级文官《御制耕织图》等印刷品，以渗透自己的统治理念拉拢、教化臣工，还有南巡之后被赏赐的部分官员及官员女眷，以撰写文章等做法积极地回应康熙帝并以此申戒自勉。借南巡期间《御制耕织图》的颁赐与翻刻，我们得以窥见清康熙朝时期帝王与士大夫官员间的互动过程，此套版画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参与了清康熙朝时期“正统性”的确立、政治统治活动的开展及康熙皇帝圣王帝师形象的塑造。（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
《 美 术 》
创 刊 于 1950 年
中 国 文 联 主 管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主 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