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研究
清末民初“桐城派”总体批评之梳理与反思
——以国人“中国文学史”著述为中心
许朝晖 欧明俊
作者：许朝晖，河南新乡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散文。导师：欧明俊教授。
欧明俊，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古代散文学、词学、古代文学理论、古典文献学和国际汉学。出版《古代散文史论》《古代文体学思辨录》《词学思辨录》《唐宋词史论》《宋代文学四大家研究》《陆游研究》等著作十余部。在《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韩国《中语中文学》《中国散文研究集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汉学刊》、台湾《宋代文学研究丛刊》、香港《文学论衡》等刊物发表论文120余篇。兼任中国欧阳修研究会会长、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斯文》副主编、《中国韵文学刊》编委、韩国《中国散文研究集刊》《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中方编委等。至今已18次应邀赴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法国及台、港、澳等高校和研究机构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作学术演讲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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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原刊《斯文》第十辑。
2.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转引以原刊为准。
摘要：清末民初，文学史家综合通行观点，建构秦汉古文家、唐宋八大家、归有光、桐城三祖、姚门弟子及再传弟子、桐城后学谱系，强调桐城派、阳湖派同源异流，推动“高第弟子”说传播，将曾国藩纳入桐城派自身，批判桐城末流。国粹派强调骈散相合，对桐城末流批判更尖锐。新青年派或持纯文学观，批评桐城古文载道，缺乏艺术性；或持杂文学观，批评其所载之道无益于社会。整体而言，此期桐城派总体批评偏重介绍说明，综合多于创新，虽有滞后性，亦不乏学理性，建构性、建设性兼备，推动了桐城派古文文本和批评话语体系经典化。桐城古文派、散文派定位先后遮蔽其经史之学，邓实、刘师培等人“桐城学派”的提出有纠偏意义。
本文“清末民初”概念特指十九世纪末至五四运动前。笔者初步统计，清末民国涉及桐城派批评的国人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著述约90部，清末民初共10部。[1]学界桐城派批评史研究多集中于清国史馆《文苑传》、新文化人、民国以及整个二十世纪学术界，尚未系统深入挖掘、利用这些文献，仅部分论著论及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1930）等，并涉及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论及文学史的部分。[2]近代以来，西学、东学持续输入，中西之争、新旧之争构成思想史主线，语言文学领域集中表现为文白之争。国粹派、新青年派学者皆要求改革语言，后者更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桐城派作为晚近文言代表被集中批判，沦为“受污最深之文派”[3]。随新式学制颁行，中国两千余年教育体制改变，现代意义的文学学科创立。文学史著述既是产物，也是推手，更新文学观，生成文学史知识，影响了后人对桐城派的“前理解”。本文梳理清末民初文学史家桐城派谱系书写与评价，反思其桐城派定位、文学观、流派观与文学史著述体性、体例对桐城派总体批评的影响，以期深化桐城派、古代散文史以及文学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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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别为窦警凡《历朝文学史》（1897年完稿，1906年初版）、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黄人《中国文学史》（1905）、张德瀛《中国文学史》（撰于1905一1909年）、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撰于1906一1909年）、王梦曾《中国文学史》（1914）、曾毅《中国文学史》（1915）、张之纯《中国文学史》（1915）、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1916年完稿，1919年初版）、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许指严《中国文学史讲义》（清末）、褚石桥《文学蜜史》（1919）待访，吴梅《中国文学史》（约作于1917年）、钱基厚《中国文学史纲》（1917）未论述桐城派。除清以前分期文学史著述及笔者尚未访及10余部文学史著述外，清末民国未论及桐城派的国人文学史著述约40部，或因主题系文学理论，或因故未写至清代，或写及清代古文而无桐城派，或立足纯文学、俗文学、进化文学观。清末民国，文学史、学术史界限未分明，部分学术史著作兼有文学史功能，宜归入文学史著述讨论范围。参见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1986年；吉平平：《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黄文吉编著，连文萍等撰稿：《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1949-1994）》，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
[2]如任雪山：《桐城派文论现代批评接受研究》，南京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常威：《民国桐城派研究平议》，《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范丹凝：《“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烟台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陈云昊：《可变与可法：“钱基博、李详之争”与桐城派批判》，《新疆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3]徐景铨：《桐城古文学说与白话文学说之比较》，《文哲学报》1922年第1期。
一、学派、文派、诗派定位与桐城派谱系追认
“桐城派”概念内涵复杂，既有生成性、流动性，又有稳定性。学术研究应重视这一稳定性，亦不宜忽视其生成、流动性。作为流派，桐城派有大体公认的立派时间、组成人员、核心主张与基本性质，这些“公认”的话语构成桐城派学术研究的前理解。还原其建构历程，追踪其追认、复述之路，不应忽视在近现代学制体系下开始作为学术研究起点的文学史著述。[1]
文学史著述系编纂、写作结合体，属学制构成，与官方意识形态及政令关系密切，代表通行观点，多缀辑前人言论表述见解，属复述性质，其价值不在创新，而在认证，写入文学史著述代表被主流认可，具有广泛传播效益。复述既生成文学史知识，又推动相关话语体系经典化。
桐城派的立派标志为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引周永年等人语：“维（惟）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2]标举桐城方苞、刘大櫆一脉古文。姚鼐自称学文于刘氏，隐含继武之志，“又使乡之后进者，闻而劝也”[3]，有意凸显桐城文脉。桐城派是姚鼐追认的。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突出姚鼐古文成就及与方苞、刘大櫆师承关系，“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4]，具体论述其传衍过程，坐实流派名称为桐城派，立派人物及时间以姚鼐为中心，主要成员为方苞、刘大櫆、姚鼐、姚门弟子及再传弟子。姚鼐追认方苞、刘大櫆，曾国藩追认、命名桐城派，二人此处所论桐城派主要指桐城文章派，具体即桐城古文派。
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曰：“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5]较早论及桐城文派概念。又曰：“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已也……自来古文之家，必皆得力于古书。”[6]其所谓桐城文派，主要指桐城古文派。黄人《中国文学史》始标桐城文派之目，其后文学史家或设专节，或直接使用此概念，推动文派说广泛传播，强化了桐城派的古文内涵。[7]
晚清民国，纯文学观传入，学术、文学逐渐分离。一方面，传统古文、文章概念变为纯文学散文概念，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被纳入文学四分法中；另一方面，对古文、文章体性的认识亦由载道为主变为抒情、叙事为主。文不再天然具备学术内涵。桐城文派随之由文化流派降格为文学流派。新文化人汪倜然从纯文学角度批评桐城文派古文毫无价值。[8]标榜桐城派者亦多从文风立论：“桐城文派……总不会越出雅正的范围之外。”[9]学术、文学走向分离，部分学者于桐城文派概念外标举桐城学派概念，国粹派主将邓实说：
桐城学派以方苞、姚姬传为其大师。方氏为文，效法宋曾巩、明归有光，谨守绳度，谓之桐城义法；又熟治“三礼”，冀尸程朱为其后世，然所得至肤浅，无足重。姚氏慕其乡方氏之所为，而受法于刘海峰，以私淑方氏。然其始尝欲从戴东原问学，及戴谢之，始憾戴氏，而别标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以为宗，以与汉学自异。[10]
姚鼐建构桐城派，强调以学立文，以文显学，义理、考证、文章三位一体，主要出于对抗汉学、建立新学术体系策略，问学于戴震遭拒是其导火索。除邓实外，国粹派中坚刘师培亦论及此事。[11]文学史著述中，张德瀛复述邓实所论“姚鼐问学”一事文字，影响较小。[12]民国时期，仅梁启超等少数学者关注此事与桐城派关系。[13]
邓实较早提出桐城学派概念，其内涵既包括方苞义法说，又包括方氏礼学、理学见解；既包括姚鼐古文成就，又包括其义理、考证、文章学术体系。稍后，刘师培曰：“（邵懿辰、潘德舆）均治古文、理学，略与桐城学派相近。”[14]其桐城学派概念包括桐城古文派、桐城理学派。邓实、刘师培二人所言桐城学派，相当于桐城派别名，并非其上位概念或下位概念。
文学史著述对学派说有所呼应。来裕恂标举桐城学派，以方苞、姚鼐、方东树、方宗诚为代表，陈大受、陆燿为别支。陈大受为方苞弟子，归入别支尚有一定合理性；陆燿为江苏吴江人，与桐城派并无密切往来，学术、文学见解皆有别于桐城派，不宜归入桐城学派别支。[15]来氏于第六章“国朝之古文学”中重点论述桐城派，而将桐城学派置于论述儒学的第十二章“国朝诸儒之学派”下，有区分桐城派古文之学与其经学、理学等的倾向。[16]1927年前后，梁启超《儒家哲学》亦标举桐城学派：
桐城学派以方东树（植之）为代表。我讲桐城人物，不举方苞，不举姚鼐，因为他们仅能作点文章，没有真实学问，所谓桐城文学，不过纸上谈兵而已……桐城学派以前实无可讲，嘉庆末年出了一个伟大人物，即方植之……广东学风采调和态度，不攻宋学，是受他的影响。此犹其小焉者。还有更大的影响，就是曾文正一派。[17]
其桐城学派概念不包括桐城文章，仅强调方东树推举宋学、攻击汉学对广东学风及曾国藩等人的影响。梁启超的桐城派批评集中于《东籍月旦》《新民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儒家哲学》等论著。梁氏对汉学、宋学、桐城派的评价存在前后变化，但其所论桐城派概念多指向以方苞、姚鼐等为中心的桐城流派，则较为固定。其立足桐城一地追认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等为桐城派之祖，方苞为桐城派创派者，即体现此认识。[18]在梁氏看来，桐城学派由桐城派中有“真实学问”之人组成，是桐城派下位概念。
立足历史语境，应将桐城派整体视作桐城学派。此“学”字指与纯文学、纯艺术创作等对举的学术总名，包括经学、史学、子学，亦包括古文之学、诗学等。[19]来裕恂、梁启超所论桐城学派之学，皆有排斥古文之学的倾向，既体现出清末民初纯文学观传入中国后所引发的学术、文学分离态势，亦体现出从属于纯文学四分法的散文概念出现后，属于古代学术体系下的古文之学、文章之学逐渐被纯文学学科体系下的散文之学取代的现象。近现代学者在西学、东学广泛传入，引发“中学”蜕变的新学术体系下命名桐城学派，体现出对纯文学观下桐城散文派定位的纠偏。除文章学著作外，桐城派学者亦有丰富的经学、史学著述，[20]应首先被视作学派，桐城文派更多代表其文章学成就。国粹派学者的桐城学派论述更合学理。
桐城派谱系包括桐城派师法对象、渊源、自身及桐城后学师承。桐城派渊源包括后人追认的方以智、钱澄之、潘江、戴名世、朱书等人；桐城派自身即狭义桐城派，包括桐城三祖、姚门弟子及再传弟子；桐城后学包括阳湖派、湘乡派、闽派等别支。三者构成广义桐城派。[21]
文学史著述不断复述桐城派师法对象。窦警凡建构韩愈、欧阳修、归有光、方苞文统；来裕恂引李光地、方苞语，称赞方苞、刘大櫆得韩愈、欧阳修真传；张德瀛指出方苞守“秦汉唐宋”宗旨；曾毅复述《四库全书总目》，指出方苞规仿《史记》《汉书》、韩愈、欧阳修文章，体现清末民初向前追认桐城派谱系的风气。[22]朱希祖说：
言文章者，自明季钱谦益、艾南英辈，己远法欧、曾，近效归有光，颇与几、复两社相抗。清初侯方域、汪琬、朱彝尊皆承其流。徒以钱为二臣，人皆羞称。追迹源流，实亦为一代开风气之人。其后方苞、姚鼐继之，义法益严，而师承不易。徒以润泽理学，好以道统自期，遂以韩、欧、曾、归而后，直接方、姚，钱、侯、汪、朱，屏之宗派以外……清初顾炎武著《救文格论》（自注：《日知录》中亦有论文章格律数百条），黄宗羲、万斯同、邵晋涵、全祖望颇善于记事，实皆有以启之。[23]
不同于窦警凡等人标举韩愈、欧阳修，朱氏首论欧阳修、曾巩，其后才加入韩愈。桐城派学者师法唐宋八大家为文学史著述共识，但八大家中的代表及具体师法对象仍存分歧。朱氏追认欧阳修、曾巩、归有光、钱谦益、艾南英、侯方域、汪琬、朱彝尊、方苞、姚鼐古文谱系，指出顾炎武诸人对桐城派亦有先导之功，反对桐城派学人为标举道统而遮蔽文统，将钱谦益等人排除于宗派之外。考察文学史，桐城派发展呈以桐城为中心的辐散趋势，追认桐城派渊源，不应忽视地域因素。方以智、钱澄之、潘江、戴名世皆为桐城人，朱书籍贯今安徽宿松，生于潜山，临近桐城，与戴名世、方苞过从甚密，亦可视为桐城派渊源。钱谦益等人可视为桐城文派师法对象，不宜归入桐城派渊源或自身。朱希祖排除地域、学术因素建构桐城文派，学理性稍显不足。几社、复社成员多擅骈文，朱氏从骈散之争及古文师法角度追认桐城文派渊源，反思桐城派学者依据道统建构文统的历史，有助于把握桐城学派与桐城文派关系。
自姚鼐至民国时期文学史著述，多从桐城古文派角度追认桐城三祖，与桐城派学者贯通道统、文统，强调因文见道有密切关系。谢无量说：“及方苞出，而桐城派遂为一代正宗矣……及方苞出，其学独有传于后，于是所谓桐城派古文者，终清之世不绝……后人称桐城派，实自望溪始也。”[24]方苞为人严谨，位尊名高，崇尚理学，反对古文经学，为文清真雅正，又为乡前辈，姚鼐追认其为桐城古文之祖具有多重动机。谢无量将桐城派立派时间追认至方苞，在桐城古文派意义上有一定合理性，却从根本上遮蔽了桐城学派产生背景及其受遮蔽历史，造成对桐城学派的二次遮蔽。
姚鼐自述“少闻古文法于伯父姜坞先生及同乡刘耕南先生”[25]，张德瀛融合王先谦论述曰：“姚惜抱既受古文法于海峰及其世父南菁，覃心冥追……”[26]姚范经学造诣深，诗文成就高，影响及于姚鼐，应视为桐城派渊源。钱锺书指出：“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为桐城家言者，只诵说方、姚，南菁几如已祧之祖。”[27]从桐城诗派角度推重姚范。
文学史著述对桐城诗派关注较少，曾毅说：“（刘大櫆）诗格亦苍劲入古，为文名所掩。”[28]注意到桐城派诗歌创作，但复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时独删去“（姚鼐）选五、七言诗以明振雅祛俗之旨”[29]，一定程度上遮蔽桐城派诗学成就，反映清末民初文学史家多将桐城派诗歌视为其古文创作附庸，未充分重视。
姚鼐弟子众多，姚莹《〈惜抱先生与管异之书〉跋》以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为“姚门四杰”[30]，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标举“高第弟子”[31]，以姚莹置换刘开，引发讨论。光绪八年（1882），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例略》仍标举梅曾亮、管同、刘开、方东树四人，但次序较姚莹所论颇有变化。[32]及至民国，10余部文学史著述复述曾氏见解，仅名目稍异，推动了高第弟子说经典化、常识化。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同时指出吴德旋非姚门弟子，王先谦未取其说，将吴氏列入弟子籍。王梦曾整体复述王先谦所论桐城派传衍过程，唯以高足弟子说替换姚门四杰说，材料选择尤显用心。[33]民国时期文学史家仅朱东润复述姚莹见解，推举刘开。[34]另有数人将姚莹等五人并提，[35]其中谭正璧最具代表性。其《中国文学史大纲》光明书局1925年初版未述及姚莹等人；1931年改订第八版，以姚莹四人为“高足弟子”；1946年再次修订，沿用高足弟子概念，但将刘开纳入，首次在文学史著述中使用一概念统摄姚莹五人。[36]此外，张之纯以姚椿、毛岳生代替姚门四杰中的方东树，影响较小，民国中后期文学史著述中仅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1924）思路相近，以姚椿取代方东树。[37]
除文学史著述外，邓实、萧一山等人标举姚莹等四人，刘声木指出存在以姚莹替换刘开为姚门四杰现象，有一定影响。[38]1917年，徐珂《清稗类钞》初刊，标举姚椿等五人，与张之纯相同。该书抄录他人言论多未注明出处，桐城派论述与王梦曾、张之纯等人多有重合，本文倾向于认为徐珂抄录二人言论。[39]
刘开、姚莹文风有别，当世评价高，成就难以轩轾。曾国藩持大文学观，其文学承担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功能，他追认姚莹为高第弟子，实质系突出姚莹文章济世功用，强化桐城古文派的事功内涵。张之纯籍贯今无锡，姚椿、毛岳生籍贯今上海，清中叶后皆属江苏，[40]张氏标举二人，或出于地缘因素，学理性不足。80年代后期，关爱和等人标举梅曾亮、管同、刘开、方东树、姚莹等五人为“姚门五弟子”[41]，更合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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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追认”作为一种文学史建构中的命名，指对过去一切与文学有关的名义、声誉、价值、地位的提升和重新评定。参见欧明俊：《“追认”与宋词价值重估》，《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2]姚鼐撰，刘季高点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
[3]姚鼐撰，刘季高点校：《惜抱轩诗文集》，第115页。
[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十四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04页。
[5]严云绶等主编，査昌国点校：《桐城派名家文集·吴敏树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98页。
[6]严云绶等主编，査昌国点校：《桐城派名家文集·吴敏树集》，第298页。
[7]黄人：《中国文学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322页。[8]汪倜然：《论中国文学的新研究》，《读书月刊》1931年第2卷第2期。
[9]唐子敬：《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续）》，《我们的教育：徐汇师范校刊》1934年第8卷第2期。
[10]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1卷第5期。
[11]刘师培：《戴震传》，《国粹学报》1906年第2卷第1期；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国粹学报》1907年第3卷第3期。
[12]张德瀛著，闵定庆点校：《张德瀛著作三种》，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0页。
[1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21年，第110一111页。
[14]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国粹学报》1907年第3卷第3期。[15]参见周积明、傅才武：《陆燿与〈切问斋文钞〉》，《求索》1998年第3期；方东树：《〈切问斋文钞〉书后》，严云绶等主编，严云绶点校：《桐城派名家文集·方东树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28一330页。
[16]来裕恂：《萧山来氏中国文学史稿》，岳麓书社，2008年，第193一208页。
[17]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六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80一481页。任雪山等学者认为梁启超首次明确提出“桐城学派”概念。任雪山、胡晓梅：《梁启超桐城学派的提出及其意义》，《合肥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实则梁氏标举桐城学派，晚于国粹派学者及文学史家约二十年。
[18]梁启超：《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改造》1920年第3卷第4期；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大学学报》1924年第1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民志书店，1929年，第281页。
[19]参见欧明俊：《“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桐城派”界说之反思》，《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欧明俊：《学术视野中的古代文章学》，王水照、侯体健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衍化与异形——中国古代文章学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一52页；欧明俊：《古代散文研究脱离传统“学术”体系之反思》，《兰州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20]参见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第377一548页。
[21]欧明俊：《“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桐城派”界说之反思》，《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22]窦警凡《历朝文学史》，转引自周兴陆：《窦警凡〈历朝文学史〉——国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6期。窦氏《历朝文学史》现藏北京图书馆北海分馆，下引其书皆据周兴陆文。来裕恂：《萧山来氏中国文学史稿》，第195页；张德瀛著，闵定庆点校：《张德瀛著作三种》，第150页；曾毅：《中国文学史》，泰东图书局，1915年，第307页。
[23]林传甲、朱希祖、吴梅著，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7页。
[24]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卷十第17页。
[25]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点校：《古文辞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26]张德瀛著，闵定庆点校：《张德瀛著作三种》，第150页。
[27]钱锺书：《谈艺录》，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64一365页。
[28]曾毅：《中国文学史》，第308页。
[29]李元度纂，易孟醇点校：《国朝先正事略》，岳麓书社，2008年，第1228页；曾毅：《中国文学史》，第316页。
[30]严云绶等主编，施立业点校：《桐城派名家文集·姚莹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13页。
[3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十四册），第204页。
[32]姚鼐、王先谦选编：《正续古文辞类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76页。
[33]王梦曾：《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88页。
[34]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44年，第352页。
[35]如周群玉：《白话文学史大纲》，群学社，1928年，第117一118页；陈冠同：《中国文学史大纲》，民智书局，1931年，第168页；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511页。
[36]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光明书局，1925年；1932年，第126页；1949年，第100页。
[37]张之纯：《中国文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104页；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梁溪图书馆，1924年，第133页。
[38]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1卷第5期；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二册），中华印刷局，1925年，第152页；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第160页。
[39]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第3884一3887页。
[40]乾隆二十九年（1764）续修《大清一统志》，将江南省分为安徽省、江苏省。姚椿生于乾隆四十二年，毛岳生生于乾隆五十六年，清时皆为江苏人。
[41]关爱和：《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略述》，河南省文学学会编：《文学论丛》（第六辑），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90一202页。
二、文学观、流派观与桐城派批评
桐城派学者标举宋学，除学术专著外，主要通过古文传道。科举讲求宋学、时文，推动桐城文派传衍。汉学在清代复盛，汉学家既从学术角度批评宋学，又立足骈文批评古文，扬州学派尤具代表性。汉宋之争、骈散之争为一体两面，各有侧重。桐城古文声势浩大，桐城派批评多为大文学批评，由文学及于学术。
扬州学派导源戴震，汪中、阮元等中坚皆具考据根柢，为文主沉思翰藻，重新定义文之概念，建构骈文统绪，力图颠覆、解构唐宋八大家等古文“正统”。国粹派学者多继承其资源，立足汉学批评宋学，立足六朝文批评唐宋文，立足骈文批评古文。其中，刘师培的桐城派批评集中于《文章源始》《论文杂记》《南北学派不同论》《戴震传》《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等，意在批判宋学，轻视桐城学术。论桐城文派，则多批判桐城末流，间涉文之定义。邓实的桐城派批评意在弥合汉宋之争。章太炎通常被归入此派，其桐城派批评集中于《訄书·清儒》《与人论文书》《自述学术次第》《菿汉微言》《文学略说》等。章氏批判桐城末流与李详、刘师培等人相近，[1]但他同时从文之定义角度批评扬州学派，立足魏晋文章派批评桐城古文派，理性看待义法说，又与国粹派其他学人相异。
五四运动初期，新青年派学者激烈抨击桐城派，过分否定、解构其价值意义。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或从纯文学观出发，要求文学表现真实情感，批评桐城派之文近于八股，以文载道，卖弄义法、格律，矫揉造作；或从杂文学观出发，要求文学表现社会，传达科学，完成启蒙，批判桐城派之文内容空疏，无益于社会文明、进化。他们的文学观并非统一。[2]1920年，钱玄同致信胡适：“新文学、文学革命之声浪虽然闹了四五年，毕竟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像我这样徘徊、彷徨的人一定很多。”[3]尚未明确究竟何为文学。
文学观对文学的认识实际上包括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优秀文学两个层面，前者界说文学与非文学，后者辨析文学内部高下优劣，应对二者有所区分。明治中后期，日本学者受西学影响，提出纯文学、杂文学概念，清末民初传入中国。[4]纯文学强调情感、美感，杂文学多指纯文学以外的文学，强调应用、教导。[5]大文学这一概念尚未通行，仅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等少数用例近于今人，囊括杂文学、纯文学。古代主流的大文学观随着清末以来学术、文学分途而逐渐被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被排斥出文学殿堂。清末民国的桐城派批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文学观影响文学史家的桐城派谱系追认。窦警凡分古文家、骈文家二类论清代文章，古文家下又分桐城派、阳湖派与不入桐城、阳湖之派，清初诸家不分宗派，曾国藩融贯经史之学与骈散之文。桐城派代表人物复述张之洞《书目答问》，其中方苞、刘大櫆为姚鼐追认的桐城派始祖，梅曾亮等为姚门弟子，吴嘉宾、朱琦为姚门再传弟子，有别于桐城派渊源与桐城后学。骈散之争是大文学观下的体性、语体、体制、体式之争，不能代表纯文学观与杂文学观的对立。窦氏从骈散分野建构桐城派，实质是追认、突出大文学观下的桐城文派。在纯文学散文概念流行后，散体之“散”与散文之“散”合一，骈散分野由大文学观下的骈体、散体之分变为纯文学观下的骈文、散文之别，文章丧失学术内涵，容易导致对桐城学派的遮蔽。
朱希祖立足桐城文派，反思桐城派学者依据道统建构文统的历史，凸显大文学视域下的纯文学因素。朱氏编写《中国文学史要略》时仍持大文学观，1920年该书出版，序云“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6]，从其师章太炎大文学观转向纯文学观。此转变并非突变，具有内在逻辑，大文学中亦有纯文学因素，纯文学观取代大文学观成为主流，既是西学、东学改替中学，亦是中学吸收二者完成自我蜕变。不宜过分强调纯文学与大文学的对抗关系。桐城派学者立足学派建构文派，在传播过程中，文派说又逐渐遮蔽桐城派的学派本质。桐城学派先后遭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说遮蔽，与大文学、纯文学间包含、对抗关系有关。大文学中含纯文学因素，是桐城古文派说遮蔽桐城学派之一因；大文学、纯文学间对抗关系，是桐城散文派说遮蔽桐城学派重要原因。
对刘大櫆的评价受到学者文学观影响，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曰：“姚氏特吕居仁之比尔，刘氏更无所置之。”[7]曾国藩《复吴南屏书》反驳：“刘氏诚非有过绝辈流之诣，姚氏则深造自得，词旨渊雅……惟亟称海峰，不免阿于私好。要之方氏以后，惜抱固当为百余年正宗，未可与海峰同类而并薄之也。”[8]刘大櫆为文闳放，稍显粗疏，姚莹《惜抱先生行状》曰：“世谓望溪文质，恒以理胜；海峰以才胜，学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9]不同于方苞、姚鼐，刘大櫆是纯然以才气取胜的文士，论文主神气音节，更近现代纯文学。曾国藩的文学观尤显驳杂，多轻视刘氏，清末民初古文家多从其说。
文学史著述较少论述刘大櫆。曾毅论桐城诸家多取先论学术、后论文学次序，评刘大櫆曰：“其文喜《庄子》，尤力追昌黎，然比于方氏之深醇，不逮远甚。其所由见重者，姚鼐表章之力耳。”[10]未及其学术成就，也明显轻视其文，与曾毅持大文学观有关。刘大櫆学术成就评价取决于批评者学术背景，刘师培立足汉学，曰：“凡桐城古文家，无不治宋儒之学，以欺世盗名，惟海峰稍有思想。”[11]抑扬有别。
王梦曾复述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自序》、佚名《清史列传·文苑传》，曰：“入清以来，文体之纯正莫过于望溪。海峰之文集《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此正望溪所吐弃不屑者。”[12]方苞维护古文纯洁性，显露出对古文形式美的追求。王梦曾从古文辨体立论，坚守纯古文立场，在大文学视域下突出纯文学因素。刘大櫆为文重气势，长于感发，以方苞文风否定刘大櫆，除义理因素外，亦显露纯文学因素中感发、审美，阳刚美、阴柔美等的潜在冲突。
汉宋之争是桐城派产生、发展重要背景，建构桐城古文派，标志汉宋之争在一定程度上转向骈散之争。文学史著述对此有所反映。朱希祖说：“至清而桐城、仪征两派，皆奋其一偏之见，以相水火，不务反观三代、两汉、魏晋之文以综合体要，各欲以其一端檃栝一切文体，其弊甚矣。自汪中、李兆洛出，始上法魏晋，以复古代骈散不分之体。”[13]主要从语体角度把握桐城、仪征二派之争，骈散观近于李详《〈骈文学〉自序》《〈龙宛居士集〉叙》等强调骈散相合，自然摇曳，而没有回护仪征派。[14]
曾毅指出汉宋之争消弭过程：“盖汉宋门户之争，得文正之铲除，而又加以外力之冲荡，有识者始晓然于一邱（丘）一壑之为非。前此姚鼐、恽敬之徒，固尝欲磨镕而砥平之，而必至文正推而至之大者，亦时会之有以为之也。”[15]晚清时期，今文经学复盛，西学、东学冲荡，汉宋之争逐渐趋向汉宋调和与新旧之争。
黄人首次以进化论指导文学史著述，以新的文学观批评桐城派：
文学家之不解事者，既自扞文网，以膏兴朝之斧锧，其黠者遂相率蒙头改面，习为脂韦滑梯以避指目。于是有桐城之文派，有新城之诗派，有平胡（湖）、安溪之理学派，鼓吹休明，力求雅正，法圣尊王，一肃士气。内蓄杜矢、伍鞭之志，而下笔则曰“天王圣明”；躬蹈越货、胠箧之行，而相勖则曰“成仁取义”。并不恤取古人文学中单词只句、迹近忌讳者，涂改其词意，刊落其点画，以表其媚兹一人之忱悃。盖当其握笔展卷时，常若执法在前，匍匐对簿，又安得有凌古轹今之气概、笔歌墨舞之乐趣哉！[16]
自人格、内容多方面批判桐城派，激烈程度较国粹派学者犹有过之，仅次于新文化人含义扩大后的“桐城谬种”说。[17]黄人划分中国文学为上世、中世、近世：两汉前为上世，文学由胚胎至全盛；西晋至元为中世，文学经第二级演进；明、清为近世，文学至黑暗期。明朝虽摆脱异族，而专制达到极点；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数百年，文祸尤烈。[18]黄人的桐城派批评实质系批判专制文学，理论视域有别于其他文学史著述。
流派观影响桐城派批评，主要体现于流派之争，涉及桐城后学、扬州学派等。阳湖派立派脉络清晰。陆继辂《〈七家文钞〉序》推举恽敬、张惠言古文。[19]张之洞《书目答问》首标阳湖派概念，列恽敬、张惠言、陆继辂、董士锡、李兆洛五人，揭橥阳湖派古文大旗。[20]王先谦则反对阳湖派之说，《续古文辞类纂·例略》论述姚鼐师传谱系时述及恽敬、张惠言，针对陆继辂、张之洞言论曰：“此阳湖为古文者自述其渊源，无与桐城角立门户之见也……近人论文，或以桐城、阳湖离为二派，疑误后来，吾为此惧。”[21]文学史家多有回应。窦警凡采用张之洞论述，未述及刘大櫆、钱伯坰对阳湖派的影响，强调阳湖诸家“议论才气非桐城派所可范围”。林传甲指出恽敬出于刘大櫆，张惠言亦弃汉学而事古文，未言及三人文风异同，且认为李兆洛古文师法汉魏，与桐城派异流，未将阳湖派作为独立流派论述。[22]来裕恂复述王先谦见解，但观点颇有矛盾之处，如曰：“（阳湖派）非与桐城有角立门户之见也……（恽敬）当时与桐城角立，谓之阳湖派。”[23]自张德瀛后，清末民初的文学史著述大体皆认为阳湖派源出桐城派，虽未有意与其角立，但亦自成一派。
桐城派、阳湖派关系涉及桐城派创立于何人问题。姚鼐、恽敬、张惠言古文皆渊源刘大櫆，彼此无师承，以姚鼐为桐城派立派人物，容易强调二派同源异流。张德瀛曰：“（恽敬、张惠言）其于文也，大体由桐城而出，稍辟町畦，世乃称之曰阳湖派。”[24]为通行观点。谢无量以方苞为桐城派之祖，故直言“海峰实桐城、阳湖二派之宗。阳湖诸子……固不能异于桐城”[25]，强调二者无异，实质上不承认阳湖派的独立性。阳湖派包含地域、成员、主张、创作业绩等流派因素，可独立成派，渊源于刘大櫆，也可归入广义的桐城派。
曾国藩流派归属有争议，文学史著述多将其归入桐城派自身。来裕恂复述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首标此说。[26]张德瀛复述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例略》，点明曾国藩出于桐城派而能自出机杼，具有代表性。[27]曾国藩脱离桐城派过程与湘乡派概念接受史关系密切。李详首提湘乡派概念，指出曾国藩及其弟子师法桐城派而自成一家。其建构湘乡派出于特定流派观：“所宗何师，即为一派……云‘此为正派，余则非是’，固无此理。”[28]其“派”实谓“宗何师”，“湘乡”即曾国藩，非地域概念，“湘乡派”即学曾国藩之人，意在标举有师则有派，不宜论正派、旁派，并相互排斥。其说忽略成员籍贯差异，制约概念接受。直至民国中期，胡适、陈子展、钱基博、赵景深等人文学史著述集中使用湘乡派概念，此派作为独立流派才逐渐成为共识。其中胡适影响较大，赵景深即误认为湘乡派系胡适命名。[29]李详建构湘乡派，强调创新性，区分了桐城派自身与桐城后学。
也有学者主张不立宗派。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否定桐城派：“韩（愈）尚不可为派，况后人乎？乌有建一先生之言，以为门户涂（途）辙，而可自达于古人者哉！”[30]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曰：“宗派之说，起于乡曲竞名者之私，播于流俗之口，而浅学者据以自便，有所作弗协于轨，乃谓吾文派别焉耳。”[31]王氏不喜论宗派，既为反对不学无术之徒借为自便，又与推举姚鼐有关，《致萧穆》曰：“其（姚鼐）所纂述……非姚氏之私言，古今天下之公言也。或以宗派之说求之，所见无乃小乎！”[32]认为宗派说是看轻了姚鼐。来裕恂复述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标志文学史著述对不立宗派说的回应。[33]
不立宗派说主要针对桐城末流，李详最具代表性。其《论桐城派》《与钱基博》等标举姚范、姚鼐、方东树之学，批判桐城末流弃实就虚，只知尊奉《古文辞类纂》，剿袭字句，妄自尊大，借流派自便。[34]文学史著述多批判桐城末流，但较少否定、解构桐城派存在及其合理性。王梦曾说：“盖自姚氏以来，天下之文章必曰桐城。末流效之，不免以空疏相尚。”[35]曾毅复述吴敏树《记抄本〈震川文〉后》：“夫古文自曾氏而后可称者绝少，追汉魏者喜为奇词奥语，摹方、姚者取媚闲情眇状。”[36]桐城文派沦为空疏不学、妄自尊大之派。钱锺书说：“蠹生于木，还食其木。”[37]虽批评桐城派之于唐宋八大家，亦适用于桐城末流之于桐城派。张德瀛论及流派师法问题：
望溪往矣，其流波所及，沾溉百余年，而成就远大如此，岂非其义法渊源持者正，故有以致之欤……然究其所从出之涂（途），则第奉熙甫以为模范，极其量至欧、曾而已止矣……惜抱之思力，原可以上追漆园，与周秦诸子相揖让，惜其囿于望溪、海峰之藩篱而不克自振耳。世之学惜抱文者，如草之从风、水之赴壑，既皆成名以去矣。若使学之而有未善焉，气不充则失之馁，力不继则失之弱，学不富则失之浅，才不丰则失之薄，疵类丛生，摇笔既至，又不可不预防其弊也。[38]
张氏推举方苞义法说，实即强调善于取法。桐城派学人虽递相师法，然多不善学。张德瀛论取法、师法，已隐然与学衡派学者探讨继承、创新问题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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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详是否属国粹派尚有争议，江小角等人将其归入国粹派，沈卫威将其归入学衡派。江小角、方宁胜：《桐城派研究百年回顾》，《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多数学者未将李详归入上述二派。本文倾向于将李详的桐城派批评纳入国粹派视域下讨论，详见下文。
[2]主要见钱玄同等：《通信》，《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1号；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1号；钱玄同：《〈尝试集〉序》，《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号；钱玄同等：《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号。胡适的桐城派批评较符合学理，较少解构桐城派。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
[3]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6页。
[4]张健：《纯文学、杂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复旦学报》2018年第2期。
[5]郭绍虞：《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1期；施蛰存：《杂文学》，《新中华》1937年第5卷第7期。
[6] 林传甲、朱希祖、吴梅著，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1页。
[7]严云绶等主编，査昌国点校：《桐城派名家文集·吴敏树集》，第298页。
[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十四册），第204页。
[9]严云绶等主编，施立业点校：《桐城派名家文集·姚莹集》，第91页。
[10]曾毅：《中国文学史》，第308页。
[11]刘师培：《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905年第1卷第5期。
[12]王梦曾：《中国文学史》，第81页。
[13]林传甲、朱希祖、吴梅著，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308页。
[14]李详著，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98一901页。
[15]曾毅：《中国文学史》，第320页。
[16]黄人：《中国文学史》，第19页。
[17]参见欧明俊：《“桐城谬种”说之学理反思》，《斯文》2020年第1期。
[18]黄人：《中国文学史》，第11一19页。
[19]陆继辂：《崇百药斋续集》卷三，清道光四年合肥学舍刻本。
[20]赵德馨主编，吴剑杰等点校：《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武汉出版社，2009年，第302一303页。
[21]姚鼐、王先谦选编：《正续古文辞类纂》，第276页。
[22]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科学书局，1914年，第183页。
[23]来裕恂：《萧山来氏中国文学史稿》，第195一196页。
[24]张德瀛著，闵定庆点校：《张德瀛著作三种》，第151一153页。
[25]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十第27页。
[26]来裕恂：《萧山来氏中国文学史稿》，第193页。
[27]张德瀛著，闵定庆点校：《张德瀛著作三种》，第153页。
[28]李详：《论桐城派》，《国粹学报》1908年第4卷第12期。
[29]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1922年10月10日，第4版；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出版社，1930年，第78页；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0年，第28页；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编》，北新书局，1936年，第337页。
[30]严云绶等主编，査昌国点校：《桐城派名家文集·吴敏树集》，第298页。
[31]姚鼐、王先谦选编：《正续古文辞类纂》，第276页。
[32]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第845页。
[33]来裕恂：《萧山来氏中国文学史稿》，第193页。
[34]李详：《论桐城派》，《国粹学报》1908年第4卷第12期；李详著，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第1048一1050页。
[35]王梦曾：《中国文学史》，第89页。
[36]曾毅：《中国文学史》，第322页。
[37]钱锺书：《谈艺录》，第442页。
[38]张德瀛著，闵定庆点校：《张德瀛著作三种》，第151页。
三、文学史著述体性、体例与桐城派批评
清末民初颁布壬寅学制（1902）、癸卯学制（1904）、壬子癸丑学制（1912一1913）。[1]壬寅学制大学分七科，文学科目为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2]未有效施行。癸卯学制为首次应用的近代学制，大学堂分八科，经学、文学分立，文学学科学期三年，每星期24学时，详细规定要义，以文体、文法、文用、文德等为主。[3]壬子癸丑学制为蔡元培制定，反映其美育思想。纯文学因素日益增加，现代新式文学学科最终确立。文学史著述受学制制约，须适于课堂教育，结合课时、课业要求书写，意在传授文学史常识。这一体性决定文学史著述体例，进而影响其桐城派批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癸卯学制产物，桐城派批评未出其“要义”范围。朱希祖《中国文学史》同为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后身）讲义，受蔡元培“兼容并包”理念影响，写作较为自由，呈现个性化思考。评价文学史著述，不应脱离具体教育语境，孤立文本。
文学史著述体例源于西方汉学。1854年，德国汉学家硕特《中国文学述稿》出版，为国际汉学界首部中国文学史。该书共十三章，仅末章专论文学，学术、文学不分，亦持大文学观。[4]1882年，末松谦澄《中国古文学略史》出版，开启日本的中国文学史撰写之学。至1919年，约有6部文学史著述论及桐城派，多一笔带过，如冢本哲三论方苞曰：“字灵皋，号望溪，为文简洁，缺乏才气。”[5]仅久保天随等少数学者缀辑曾国藩、王先谦等人言论，论述较详。[6]
文学史著述是研究文学的“史书”，亦讲求史才、史学、史识、史法、史料。清末民初，文学史著述处于草创期，各方面尚未成熟，多复述通行见解，吸收古人文本多于时人，与新文化对话较少，缺乏新见。其价值主要是推动桐城派古文文本与批评话语体系的经典化。应从时代性、创新性、建构性、学理性等多角度评价文学史著述及其桐城派批评。
窦警凡的桐城派批评主要复述张之洞《书目答问》，在文学发展与文体演变中定位桐城派，表述简略，近于目录。林传甲多复述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大体依照桐城派、阳湖派、与桐城异流、湘乡派顺序。黄人之作创新度较高，惜未写至清代。三人文学史著述完稿于1895一1905年间，论述以钩玄提要为主，引用材料较少，可视为第一代成果。
来裕恂率先复述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引用李光地、万斯同、方苞等人言论概括方苞、刘大櫆古文成就，自姚鼐以下皆简述字号、籍贯、著作及风格，融合正史“文苑传”、目录书体式，更具条理。张德瀛复述方苞《书韩退之〈平淮西碑〉后》、康绍镛《康刻〈古文辞类纂〉后序》（原书误作方苞语）等说明义法重要性；复述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陆继辂《〈七家文钞〉序》、邓实《国学今论》等，梳理桐城派、阳湖派发展过程；复述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复吴敏树》等，论述曾氏与桐城派关系，材料更丰富。二人文学史著述完成于1905一1909年间，体例渐趋完备，可视为第二代成果。
王梦曾首次复述王兆符、雷鋐、沈廷芳所记方苞言论，阐释方氏立身祈向及义法说，引入《国朝先正事略·方望溪先生事略》《清史列传·文苑传》等，对后世文学史著述影响较大。作者另编有《中国文学史参考书》，收录姚鼐等人文章，二书搭配，方便学习。[7]曾毅引入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望溪集》、吴敏树《记抄本〈震川文〉后》材料，扩大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引用范围，复述其中论姚鼐学术及义理、考证、文章三合一部分。王先谦所言本于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在学术规范尚未完备的晚清民国，复述往往伴有增、删、改，生成不同衍生文本，既衍生复杂含义，又构筑经典话语体系。文学史著述这一特点尤为明显。
张之纯进一步扩充姚莹《惜抱先生行状》、朱一新《无邪堂答问》材料。朱希祖多主己意，尤具创见。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作家小传更详实，抄录姚鼐《复鲁絜非书》等文章。诸人文学史著述作于民国初期，桐城派论述拓展至言有物、言有序等理论范畴，见解更趋全面，补充新材料，加入作家小传，完善体例，可视为第三代成果。
文学史著述复述材料既有当世批评，又有后世批评；既有自批评，又有他批评、互批评；既有集部著作，又有史部著作；既有序跋、传状等正宗古文文体，又有尺牍、语录、提要、例略等不宜杂入古文之体，呈现不断扩展新材料、复述旧说特征。有些材料固定下来，成为经典文本；有些材料随文学观及文学史著述体例变动渐遭冷落。今人文学史著述中，桐城派文论材料由次核心跃居核心，学术成就、谱系传衍、桐城末流之弊等材料多遭排斥，文学史著述叙述重点的转移折射出文学研究重心的变动。[8]文学史著述由配合学制要求的个人写作，变为结合教育部规定的群体写作，体例日趋划一。作家座次在文学史著述层累书写中渐成“公论”，排除小家，增加大家、名家比重。考察学术史、文学史，在观念、观点变化外，不应忽视构成其根基的文本升降轨迹。
清末民初的桐城派批评具有新旧交融特色。一方面，序跋、尺牍等传统文体继续发挥批评功能；另一方面，报刊、期刊等新兴媒介大量出现，学者以刊物为阵地开展桐城派批评、反批评。国粹派学者依托《国粹学报》，立足学与文、骈与散及流派间关系批评桐城派，为旧派内部之争，章太炎、李详、刘师培为中坚。新青年派学者依托《新青年》，从纯文学观出发批评桐城派古文载道、拟古，缺乏独创性与艺术价值；从杂文学观出发批评桐城派古文所载之道无益于社会，陈独秀、钱玄同为代表，胡适观点更具学理性，民国中后期有所反思。同时期，学衡派学人依托《学衡》，反攻新青年派。其桐城派批评主要出于对抗新青年派策略，实质系文言与白话、传统与创新之争，较合学理，但观点稍显浮泛。胡先骕、吴宓为代表，前者受业林纾，受学缘影响，批评不免带有主观感情色彩。[9]
以上三派对魏晋文章派、扬州派、湘乡派、新文学等有建构性，多符合学理成分，有建设性，但更多解构、破坏桐城派。建构、解构是客观行为，属事实层面；建设、破坏是价值判断，依据为学理性。旧派内部之争、新旧之争中的桐城派批评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尽出于学理。
清末民初的文学史著述兼具新旧特质。其新多体现于新体例、新体系，其旧主要表现为旧观点、旧观念。限于体性、体例，文学史著述复述、综合多于创新，多不是开风气之先，而是随通行观念变动，因此多显露滞后性。这是文学史著述文体特点。
清末民初文学史著述处于草创期，偏重介绍说明，而学理评价不足，文学史家在确定桐城派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追认、建构各自理解的桐城派。由于受众的特殊性，文学史著述多复述经汰选后的桐城派古文及相关批评成果，因而具有较强建设性。文学史著述传播广泛，推动了桐城派古文文本和批评话语体系经典化，影响了数代人对桐城派的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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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癸卯学制颁布于癸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即公元1904年1月13日，已入西历第二年。
[2]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36一237页。
[3]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40一357页。
[4] 参见范劲：《中国文学史的世界文学起源——基于德国19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史书写的系统论考察》，《文艺研究》2020年第2期。
[5]〔日〕冢本哲三：《精说国汉文要义》，有朋堂书店，1913年，第387页。
[6]〔日〕久保天随：《中国文学史》，人文社，1903年，第416一417页。
[7]王梦曾编纂，蒋维乔、许国英校订：《中国文学史参考书》，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174一178页。
[8]这一趋势显露于30年代，其时文学史著述始集中论述桐城派文论，今人文学史著述材料大体未出其范围。参见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349一351页；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88一393页；袁世硕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99一303页。
[9]吴宓：《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学衡》1923年第15期；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学衡》1923年第18期。
结语
清末民初文学史家梳理桐城派谱系，逐步建构了秦汉古文家、唐宋八大家、归有光、桐城三祖、姚门弟子及再传弟子、桐城后学的文统。朱希祖追认钱谦益等人为桐城派渊源及自身，谢无量追认方苞创立桐城派，显露出其桐城文派定位对桐城派学术本质的遮蔽。文学史家多以姚鼐为核心建构桐城派立派、传衍过程，指出桐城派、阳湖派同源异流，推动高第弟子说传播，将曾国藩纳入桐城派自身，批判桐城末流空疏之弊；较少以纯文学、新文学否定桐城古文，仅黄人从清代专制统治与文学发展角度否定桐城文派。文学史家多持大文学观，明确提出桐城学派，兼顾桐城派经史之学与古文成就，间及诗歌创作。文学史著述属学制构成，主要功用在教育，多复述古典资源阐发见解，材料取舍受文学史家桐城派定位、文学观、流派观与著述体性、体例制约。国粹派学者立足学与文、骈与散及流派间关系批评桐城派，为大文学观内部之争。新青年派学者立足启蒙语境，或持纯文学观，批评桐城古文载道而缺乏艺术性；或持杂文学观，批评其所载之道无益于社会。学衡派学者的桐城派批评为其与新青年派对抗的缩影，实质系文言与白话、传统与创新之争，较合学理，但观点略显浮泛。整体而言，此期的桐城派总体批评偏重介绍说明，综合多于创新，虽有滞后性，亦不乏学理性，建构性、建设性兼备，传播广泛，推动了桐城派古文文本和批评话语体系经典化。清末民国，散文概念逐渐取代传统古文、文章概念，属于古代学术体系下的古文之学、文章之学逐渐被纯文学学科体系下的散文之学取代，新青年派为代表的学人对古文、文章体性的认识亦由载道为主变为抒情、叙事为主。散体之“散”渐与散文之“散”合一，骈散分野由大文学观下的骈体、散体之分变为纯文学观下的骈文、散文之别，文章丧失学术内涵。国粹派、文学史家、新青年派等学者的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定位先后遮蔽桐城派经史之学，体现出大文学、纯文学间包含、对抗关系。邓实、刘师培、来裕恂、梁启超等人集中标举桐城学派，虽各自内涵有别，但总体上体现出对纯文学观下桐城散文派定位的纠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