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新 | 历史视野下的广东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李庆新

二级研究员。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海洋史研究》主编，广东历史学会会长，中国海交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海洋史、经济史、广东史研究。

摘要：广东地处亚洲、太平洋海上交通要冲，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与自然条件，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大洋洲、中东和非洲等地的最近出海口，历史上始终处于中国对外贸易、海上交通的前沿之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目前，广东籍华侨华人有3000多万，约占全国的2/3,遍布世界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东是中国最重要的侨乡，而东盟各国是主要聚居地。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祥的广东，要有大局意识，抓住机遇，勇于承担国家赋予的重任，统筹兼顾，做好东盟文章。

关键词：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海外贸易；东盟

20世纪英国伟大的思想家罗素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已经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在人类漫长的海洋文明进程中，“海上丝绸之路”承载着沿线国家各民族的海洋活动和海洋人文精神，促进了东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接触、交流、互动与友好往来，推动世界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古代连接东西方的交通道路，有海陆两途。陆路东端起自中国渭水流域，向西沿河西走廊，进入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北非，在公元前二世纪已经形成。在东西方交往漫长的岁月里，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皆经此路运销西方，故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 Richthofen,Fendinand Von)在《中国旅行记》(第1卷)称之为“丝绸之路”。海路则因之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位于南海之滨，地处亚洲、太平洋海上交通要冲，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地理区位、港口条件和广阔的市场腹地，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大洋洲、中近东和非洲等地的最近的出海口，历史上始终处于中国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前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于秦汉时期。从中国南方港口启航，往南穿越南海，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地区，远及东非、欧洲，称为南海丝绸之路，或从北方沿海通过东海前往日本、朝鲜，称为“东海丝绸之路”。在两千多年发展历程中，“海上丝绸之路”变迁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形成期——秦汉时期

秦汉之际，番禺(今广州)作为南越国的国都和岭南中心城市，是南海北岸的主要港口和舶来品集散中心。1982年，南越王墓出土的具有波斯风格的银盒、两河流域工艺制作的金珠泡饰、非洲原支象牙等珍贵文物，见证了当时“番禺都会”的贸易实况。南越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不仅奠定了番禺作为南海沿岸的贸易中心与交通枢纽地位，而且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派遣使者从徐闻、合浦等地前往南海地区，最远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这一时期，广州作为岭南中心城市和国内著名都会，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也有贸易往来，不仅是南海贸易的主要港口，也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枢纽。《史记》介绍国内最有名的9个都会，包括邯郸、燕、临菌、陶、睢阳、吴、寿春、宛、番禺，其中把番禺描绘成“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列举国内7个著名都会，包括邯郸、蓟、临苗、江陵、寿春、吴、番禺，并称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番禺居国内著名城市之列，其中 心地位非其他港口所能比拟。

汉代从岭南番禺、徐闻、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标志着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贯通。

(二)发展期——魏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南方六朝政权(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因为与北方对峙，更注重向南方与海洋发展，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从广东到东南亚各国的商船开辟了从广州启航，穿越海南东部海域进入南海的深海航线，而不需要像秦汉时期沿着海岸近海航行，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进步。1975—1976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群岛北礁打捞到南朝六耳罐、陶杯，无疑是当时中国陶瓷运销海外时遗留下来的。1984年，广东遂溪县附城边湾村南朝窖藏出土一批金银器和波斯银币，是古代东西方海上交往的重大发现。

(三)繁荣期——隋唐时期

唐朝是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之一。中国与西方的交通以陆路为主转向以海路为主，“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大发展时期。唐朝从广州启航的“通海夷道”贯穿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的9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古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亚、非洲际海上大动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出现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扬州等重要港口，而广州成为唐朝最大的贸易中心与南海交通枢纽。当时阿拉伯商人注意到，商人云集的广州“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谢爱华(E.H.Schafer)所说：“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anfu’(广府),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China’(支那)。”

唐朝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创立新的贸易管理制度，宋代以后在其他港口设置市舶司，一直到清代，始为海关制度取代，对“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鼎盛期——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社会经济发展远超前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宋代南海丝绸之路的航线向西延伸到今西班牙的南部。宋代先后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温州、秀州和密州等沿海港口设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而以粤、闽、浙最为紧要。神宗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海洋贸易管理条例——《广州市舶条》。元代广州仍然是南海贸易的主要港口，元朝在《广州市舶条》基础上，对海外贸易的法规进行修订，先后颁行了《至元市舶法》《延祐市舶法》。

(五)转折期——明清时期

从世界史角度看，地理大发现与大航海时代，开辟了世界海洋贸易新时代，这一时期东西方海上交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欧商人的海上殖民与扩张，改变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以和平贸易为基调的特性。

从中国国内看，明清帝国长期采取海禁政策，压制了唐宋以来蓬勃发展的海洋贸易。明初，宁波、泉州和广州分别设置市舶提举司，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广州负责管理南海诸国的朝贡贸易，重返中国对外贸易首港地位。在明朝，闽、浙市舶司时置时罢，唯广州市舶司一直不变。明中叶随着海外贸易制度转型，澳门开埠成为广州外港，构成中国连接全球海运航线的一个枢纽，形成具有创新意义的“广中事例”。因此，广东在明代号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清朝统一台湾后，在沿海设置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因素，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逐渐集中到广东，形成了以广州一澳门为中心的贸易架构。1757年，清廷为抑制外商向北方港口扩大贸易的企图，遂将对欧洲贸易限于广州，即所谓的“一口通商”,它的一系列管理制度被称为“广州制度”(Canton Systerm)。此后一直到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为止，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广州成为西方人唯一可以进入和从事贸易的中国口岸。

经过西方人的航海扩张，东西方海洋交通纳入了全球海洋贸易网络。从西欧出发前往中国的航线新开辟了两条：一是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岛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峡，北上进入南海，到达澳门和广州；或者绕道马六甲海峡，从中南半岛海面到达广州。另一条是横渡大西洋，从美洲绕过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至菲律宾群岛，再航向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后来美国船舶又开辟了新的太平洋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把东西方各国各民族联结在一起，东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接触、交流、互动与友好往来，带动世界历史不断向前发展，谱写了人类海洋文明最华彩的、最富有成果的篇章。

二、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一)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和经久不变的中心地

南海之滨的广东地处亚洲、太平洋海上交通要冲，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与自然条件，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大洋洲、中近东和非洲等地的最近的出海口，历史上始终处于中国对外贸易、海上交通的前沿之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由于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航海知识的局限，早期的航海活动均沿着海岸近海航行，因此岭南地区中心番禺、位于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以及位于北部湾北岸南流江入海口的合浦，就因为其地理位置、港口优势，成为这条航线上中国境内最早的港口。

随着王朝更替，各地社会经济开发，广东不少海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大大小小的节点。有的常盛不衰，如广州，两千余年一直是中外交往的中心地，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在世界历史上也非常罕见；有的则是海上丝路的中转港；有的是区域性的货物集散港，如清代潮州樟林港、高州梅菜港、芷寮港、雷州港。这些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编织的交通贸易网络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构成了广东对外贸易的港口系统，奠定了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心地位。

(二)历代广东地方军政长官肩负着代表国家管理部分海路邦交和外贸的职能

广东地处祖国南疆，濒临南海，历代军政长官都肩负并行驶着代表国家管理部分海路外交、经贸等事务，在国家对外关系地方层面占据重要地位。例如唐代外国使节从海路来华，必先至广州，再由官府护送入京，岭南当局负有管理接待职能，而外商管理、贸易事务，也属其管理范畴。宋代广南经略安抚使，明清时期的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等官，大体皆如是。一些专职机构和官员，例如唐宋时期的市舶使、市舶司，清代粤海关，明清时期广东海道副使、广东水师提督，以及相关府县(如广州府、番禺县、东莞县、香山县、琼州府),因应国家外交需要，也为承担海路外交、外贸管理职能，提供相关服务。

(三)广东首创一系列具有全国意义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

广东在中外海路政治交往、经济交流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因此不少海外贸易制度首先在广州创置，继而向国内其他地区推广。为了适应对外交往、海外贸易发展需要，唐朝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代表朝廷掌管南海诸国的邦交和贸易事务。市舶使下置的市舶使院，是中国外贸史上第一个专门机构，开创了古代海外贸易管理的新制度。此后为宋元明代所继承，直到清康熙年间设置沿海四海关，才退出历史舞台，但其不少机制仍然为海关体制所沿用。

宋初设立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但对市舶管理无一定成法，各地外贸管理往往是各地官府根据本地情况而制订，经朝廷批准实行，因时而制，临事制宜，结果是敕令愈来愈繁杂，甚至出现相互抵悟的情况，流弊甚多。宋神宗时，经过多年详议，终于在元丰三年(1080年)制订了《广州市舶条》(又称《元丰市舶条》),颁行于广东、浙江、福建等省。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法规，对后世影响甚为深远。元朝于1314年颁行的、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整和系统的海外贸易管理法规的《延祐市舶法》,就是在《广州市舶条》的基础上制定的。

(四)广东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得天时与地利，沟通东方与西方，融汇中学与西学，可谓得风气之先。不断为岭南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为广东发展注入活力，形成了开放兼容、敢于冒险、富于创新能力等文化精神，在中国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并将其辐射到国内。明清时期，广东跨入全国先进行列，及至近代，更是开风气之先，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广东发挥了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作用，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

1.佛教海路东传的主要通道

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创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后，佛教经丝绸之路从中亚传人新疆龟兹、于阗等地。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佛教确信已传入中国。东汉以后，广东地区逐渐成为佛教海陆向中国传播的主要通道。公元255年，西域人支疆梁接沿海路到达交州传扬佛法，是为佛教传入广东的最早史籍记载。527年，印度著名僧人达摩乘船来广州传教，后来达摩北上建立中国佛教禅宗，是为禅宗始祖。达摩在佛教界中的地位崇高，影响深远，他在广州上岸的地点，被称为“西来初地”。此后，往返中国与天竺诸国的高僧大德越来越多，有些外国高僧由海道前来中国，到达交、广，再进入内地，不仅带来许多梵文经典，并把它们译成中文，有些人还能用中文著书，大大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唐代禅宗六祖慧能(新州人，今新兴县)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佛教的教义结合起来，创立禅宗南派。元和十五年(820年),百丈系统的无言通禅师，南投安南北宁仙游县，建寺弘扬禅学，后来传衍为越南竹林派。宋代以后，广东禅宗常盛不衰，一直是我国佛教的重镇，影响遍及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地。17世纪，广东禅师元韶往越南传播临济宗，使其成为越南中部以南地区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广州光孝寺僧石濂大汕，在越南传播曹洞宗禅法，被尊为“圣僧”“活佛”,在中越佛教交流史上写下重要篇章。

2.伊斯兰教最早传播地区

伊斯兰教为7世纪阿拉伯半岛麦加古莱氏族人穆罕默德所创。随着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对外扩张，伊斯兰教迅速向世界传播。广州是唐朝对外贸易中心，也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的主要聚居地，因而也是伊斯兰教传入最早的地区之一。明人何乔远《闽书》记载，穆罕默德有门徒四人，号称“四大贤人”“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可见广州在伊斯兰教早期海路传播史上的显要地位：

唐宋时期，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最有势力的商人群体，许多侨民常住广州“蕃坊”,被称为“蕃商”或“蕃客”。蕃坊位于广州城外西郊，侨民在“蕃坊”自由居住，从事各种贸易，还可建立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这对伊斯兰教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保留至今的怀圣寺和光塔，相传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门徒赛尔德·艾比·宛葛素倡建，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建立的清真寺。

3.天主教、基督教早期传教基地

可以确信，5世纪末由基督教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所创立的景教在唐末已传入广州。16世纪中叶，跟随葡萄牙商人而来的天主教耶稣会会士也不断试探进入中国传教的路径。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 (Franciscns Xavier)、罗明坚(Micheal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等先后来到广东，开始传教事业。明朝末年，澳门成为天主教在远东的福音传播中心，一直到清代，天主教在广东的传播都没有中断。17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开始前往亚洲。1807年，英国伦敦会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来到广州，开始传教。新教与天主教一起，成为佛教、伊斯兰教之后第三大宗教。

4.“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交流窗口

新航路开辟后，广州、澳门长期对外开放，聚集了众多形形色色的外国商人、船员、传教士、旅行家、艺术家、科学家。不少人对古老的东方文化充满好奇心，通过书信向国内介绍“中国印象”,把中国经典古籍翻译介绍到西方，解说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了欧美的汉学研究。他们喜欢将一些工艺美术品、服装、瓷器、扇子、绣品、银器、家具等带回本国，从而在欧洲掀起一股“中国时尚”,受影响的不仅仅有制瓷业，还有绘画、建筑、园艺、贴纸、家具等领域，这种艺术风格被称为“洛可可” (Rococo)艺术。此外，中国饮茶风俗、中医、中药学等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对欧美国家产生影响。

为满足西方人士的审美情趣和爱好，在广州出现了以外国人为销售对象的工艺美术品，如外销瓷、外销画、外销银器、外销壁纸、外销扇子等。这些工艺品制造精美，数量庞大，而无论是作品的装饰题材、装饰技法还是装饰风格，既保存了西洋审美情趣，又注入了中国元素、岭南风格，具有浓郁的中西合璧特征，深受欧美人士喜爱，表现了清代广东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

明清两代，东西方海路交往增多，西方物理、农学、生物、医学、建筑、音乐、绘画、语言、哲学等学说也被介绍到中国，在钟表、枪炮、园艺等方面还有实际运用，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和遗物，造就了许多技术人才，对明清科学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罗明坚(Micheale Ruggieri)来到澳门、广州、肇庆等地，学习中国语言与风俗习惯，改用中国服饰和礼仪，与士大夫交往，在传教的同时，还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而据统计，明末至清中叶的两百年间，耶稣会会士著地理书籍和地图共四十三种，开创了中国近代地图学。

19世纪新教传教士在广州、澳门等地成立学校、医院，开设印书馆，创办报刊，并翻译各种书籍，对于西方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机械制造、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史学、文学、艺术等西学的传入有很大的作为。中国的第一部中英字典、第一份英文报刊、第一所女子寄宿学校、第一间西式医院、第一批西医人员，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西医西药书籍，都出现在广州。

(五)广东是华侨华人移居海外最早、最多的省份之一，是国内第一华侨大省

唐宋时期，广东已经有人移居东南亚国家，称为“住蕃”,主要以经商、谋生的经济性移民为主。宋人朱或说：“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

明清时期，由于人口压力增加，对外交往频繁，民众下海通商日益增加，掀起前所未有的向东南亚迁移的浪潮，东南亚重要的贸易城市如安南庸宪、广南会安、暹罗大城、北大年、马六甲、巴达维亚、望加锡等地，都出现华人聚居的社区。

晚清以后，广东再次掀起新一轮向海外移民的浪潮，除了东南亚地区，还走向美洲、澳洲新大陆以及欧洲、非洲，遍及世界。他们吃苦耐劳，精明能干，与其他地区的华侨一起，为南洋与新大陆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有西方人认为广东人与苏格兰人一样富于创业精神，是“中国的加泰隆尼亚人”。

目前，广东籍华侨华人有3000多万，约占全国的2/3,遍布世界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侨乡，而东盟各国是主要聚居地。

三、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应有更大作为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提出的新重大发展战略，涵盖着国家扩大对外开放、和平发展的意志和愿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践履“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的广东，要有大局意识，抓住机遇，勇于承担国家赋予的重任，统筹兼顾，做好东盟文章，先行探索与东盟和谐发展关系的重任，承担起实践国家“睦邻”“安邻”和“富邻”周边政策，着重弘扬“海上丝绸之路”“和平”“对话”“共赢”等主旋律，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传统友谊，增进友好交往与文化互信，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与发展基础。

同时，广东应根据国家发展战略要求，制订好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对策方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与海洋经济，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国家海陆统筹发展的综合试验区，做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大业的排头兵。

【注】文章原载于《上丝绸之路建设与琼粤两省合作发展——第三届中国（海南·广东）改革创新论坛论文集》，2014年。

责编：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