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开栏语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图书文献学家来新夏先生的百年诞辰，本公号特辟“来新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栏，选择若干先生自作或师友、弟子等评述、纪念性文章，不定期刊发，全面展示先生学术及人格风采，以致来门弟子对先生的怀念之情。
从往事说来公的学术韧性
文 / 刘泽华
● 他是陈垣、余嘉锡、启功和范文澜的弟子
● 他被“投闲置散”十八年，依然不屈不挠
● 研究北洋军阀史，是他“文革”期间的罪状之一
● 他治史严谨，反复增补，五十年著一书
● 他一生著述百余种，何止“等身”？
人生在世，如果事事如意，那一定是天之骄子或幸运者，这样的人是极少数，不足为例。我认为只有经历背运的人，才更能显露追求与韧性。
来公走背运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缘何走起背运，我只知一二，但有一点，这件事的意外发生应该说与南开没有直接关联，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只能执行上级的指令而已，在这之前来公是历史系的骨干之一。这些我们且不必管它，80年代之后，来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身兼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系主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还有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校外的兼职更多，因此我曾戏称他是南开的“来半天”。由此往前推，他往日的背运不应在历史的逻辑之中，但他蒙受的背运却长达二十年之久。那时他完全失去了自由，被“内部控制”起来。起初是不准从事近代史的教学，只能教历史文选这类纯工具性的课程。再后来连这种课也被取消，并完全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那个时候，他也不能参加任何具有政治可靠的“身份性”的会议。有一件事至今使我铭记在心。大约是1963年，一次听“反修”报告。听众排队成列进入会场，政工人员在门口清点人头，突然发现了来公，当即把我叫出去，要我通知来公出列回家。我当时不知如何应对，我说这一次算啦，以后不通知就是了。政工人员的回答是严厉的，于是只能服从指挥，硬着头皮，把来公叫出来，“请”他回家。以后的麻烦自然更多，到了”文革“，那就更不被当人看待了。
在这种非人的境遇中，许多人失去了生活信心，但来公却是另一般表现，他低头走路，埋头读书，退而“结网”。我记得1964年大抓阶级斗争时，一位十分“革命”的同志猛批来公的“自留地”。现在想起来也有点滑稽，既不让人家在“公田”里耕种，又不让人家有“自留地”，真是不给出路呀！好在来公有我行我素的暗胆，依然在不停地开发“自留地”。我这里要提一下两位有胆识的“大老”，在来公落难之时，他们对来公别有评论。他们就是巩绍英与梁寒冰。大约是1964年，在与巩先生一次闲谈中，他对我说，对来新夏的事要放宽些，他是一个人才，博学、有特长，对他业余所做的事不要管得太多。巩先生不大理会当时对来公的特别“管制”，多有往来，互相和诗，为此巩先生也曾受到革命同志的质疑和批评。我虽然没有巩先生那种自如气度，但却令我佩服。
刘泽华先生
“文革”期间来公被下放到农村，1974年回校后住在西大坑边一间平房里，人有了栖居处，可是到哪里工作呢？应该去的地方他不能去，于是来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当时我是古代史教研室的头目，有一天，来公提着一个破旧的篮子来到我家，从中拿出装订好的盈尺的手稿，封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来公向我简述了成稿的经过：初稿在“文革”初期被烧掉，这些稿子是在下放劳动之余，披星戴月重新写就的。
面对着工整、洁净的心血之作，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猜到来公的来意，除了证明自己之外，显然还有一种希望在其中。面对着依然走背运的来公，时在“文革”间，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心中虽然油然起敬，却不能表达，只能淡淡地说，放到我这儿，让我看看如何？来公同意。我不能说读得十分仔细，但书稿丰富的内容使我大开眼界。我想起巩先生的话，有才能，有功底！
来公在后来此书出版的后记中说我是第一个读者，还说我提过什么好的建议，我实在忆不起什么好的建议，但能忆起的是如何“表态”。那时我虽佩服他的学问，但不能与来公交“朋友”；他虽是我的师辈，由于我没有上过他的课，而且我们相识时他已经开始走背运，所以我也不会列入他的门墙。来公把稿本让我看，我相信也不是为从“朋友”或“弟子”那里求嘤嘤之声。如果我的推测不错的话，来公当时是把我当成“领导”来投石问路的。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不可能鼓励或帮助他出版，甚至连出版二字也不能说。我能忆起的，大约有如下两层意思：一是对来公的作为予以充分肯定，对大作表示钦佩；二是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如要放眼光，要有耐心，将来一定会有用之类的话，至于“将来”是何时？天晓得！？也许人在困难时期，他人不落井下石，相反有几句即使是廉价的安慰之语，就足以使人铭记。这也许就是来公在这部著述的《后记》里特别记了我一笔的缘故吧！
来新夏先生
我这个人有时也有”自作主张“的时候。他是下放农村的那批人员最后回来的，1978年我请来公给工农兵大学生开设了目录学，来公以其特有的才学和风度征服了众多学子，听课的人不断增加，三易课堂。于是有人来责问是谁决定让他讲课的？我回答得也简单：没有人通知我不让他讲课；不让他讲课，白领工资？！责问者无言可对。来公能把枯燥的目录学讲活，无疑是厚积薄发，老枯生花，非一般人所能为。更有意义的是他承前启后的作用，推动了新一轮的目录学研究。在这期间，来公还让我看过他的《林则徐年谱》手稿，我越发佩服他的学术追求与韧性。
来公在推动全国地方志的编撰上做出了特别的贡献。说到这儿，不能不忆起梁寒冰这位“大老”。1978年我因参与编撰《中国历史大辞典》同梁寒冰多有接触，他不止一次地同我谈到如何发挥来公作用的事。他当时提出要全面开展地方志的纂修，梁寒冰决定排除左右，起用来公。说实在的，当时只有像梁寒冰这样有眼光的“大老”才可能打破“死结”。梁寒冰先生由于得到来公等重量级学术人物的支持，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而来公是起草“发凡起例”的执笔人和第一发言人，功不可没！
来新夏先生
来公在史学多个分支都有特殊的贡献。我想他能有如此众多的精品奉献给我们，这是他一往无前的学术韧性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在长达二十年的背运中，不管有怎样的风雨波浪，也不管有怎样的外来屈辱，在学术领域却一直坚韧不拔，发扬学术个性，追求不已。
在说到治学的路数时，他不止一次地说我是“宋学”，而自称是“汉学”。此说有否抑扬之义，且不去管他。他在背运时搞“汉学”可能最是少麻烦的一种选择。其实看看来公的全过程，他何尝不搞“宋学”？这里抛开清人狭隘的门户之见，所谓的“宋学”与“汉学”应该说是相通的，也就是说，思想与学术是相通的。来公不妨说是“有汉亦有宋”，这或许更能说明他的贡献。
我们的时代是风雨交替、朝令夕改、价值系统一日三变的时代，人们也多是雨中来、风里去，名实相乖是常见现象。在这种环境里，人言可畏，然又不足畏！重要的是应看人的实际作为。来公的等身著作难道不是最有说服力的吗？
来公之博学，难得也；为学之韧劲，冠军也，对此赞誉者多多，比如杨志玖先生多次同我讲起，要发挥他的长处。1984年来公调离历史系去创建图书馆学系，杨先生依依不舍，连连说可惜呀可惜！在送别会上，杨先生赋诗惜别，全诗我记不住了，但有一句结语是“老来老来望老来！”在学问上没有禁区，来先生一直在历史学领域劳作、开垦，收获不能以斗计，但体制的刻板使他再也没有回到历史学科来。由于体制的限制，先生没有机会带博士生，对此不无遗憾，在他退休之后还多次说到此事。我也只能表示体制难啊，安慰他放开些。
正像所有人各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一样，来公也难例外，并曾引起争议，但来先生置之度外，更加劳勤地耕作，以学问碾出一条大道，名誉学林。
这些年我多在异乡，但每次回故乡，我都要去看望来先生。先生九十大庆过后，我去补庆，先生一如既往，靠着“一指禅”，还在电脑上敲打。我问他收获几何，他十分得意地说：每天有一百多“斗”！又讲起他家族的长寿百岁史，信心满满地说，我力争超过父祖，但不能不吐丝！的确，他是在吐丝的路上戛然停住了！可叹，更可敬！
（作者为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
来新夏先生简介
来新夏（1923—2014），字弢盦，浙江萧山人。1942年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师从陈垣、余嘉锡、启功等名师，专注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古典目录学等。1949年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学习，师从范文澜先生，转攻中国近代史方向。
自1951年开始，来先生执教于南开大学，一直至离休，曾担任的校内职务有：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校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等。在社会上的兼职有：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委，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理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旧志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名誉会长等。
来新夏一生著述宏富，自著、合著及主编各类书籍多达130余种。研究范围纵跨多个领域，如历史学、方志学、古典目录学、图书馆学、文献学等，素有“纵横三学，自成一家”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