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关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传

“人生空虚，有点爱，有些仇，还有互道早安；人生苦短，有点希望，有些梦想，还有互道晚安。”

——阿加莎·克里斯蒂

阿加莎·克里斯蒂：永远的逃亡者

文 | [西班牙] 罗莎·蒙特罗

照片中，阿加莎·克里斯蒂从不露齿大笑。她的牙不好，而且她对自己的外貌一向很有自知之明。确切地说，她对一切事物的外表都很关心。她需要的世界是一个冷静、精确、和煦、井井有条的地方。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试图让现实顺从自己的愿望，它总是混乱的，天然趋于杂乱无章。

从40岁开始，阿加莎体重暴增，变成了一个丰乳肥臀、体形壮硕的中年妇女。此前她一直纤瘦，她在所有的自传性文字中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点，就像某人提到一个近乎奇迹的事实，一个其他人都无法相信的事实，甚至也许连她自己都不信。而突如其来、无可挽回的肉体肥胖使她的后半生幽闭于一具庞大的躯体，这一点也许加剧了她内心的灾难意识。事实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生是一次对抗黑暗的漫长逃亡，一场与混乱的隐秘战斗。

1.童 年

她出生于1890年，属于不得不超越维多利亚时代遗产、第一次面对帝国衰败的那一代英国人。维多利亚主义构建了一种错觉：这个世界如铅桶般稳定、明确，一切都在该在的地方，一切自有其原因，现实是可以被完完全全理解的，美和规律是可对照的。这种精确性的幻梦在19世纪末变得支离破碎。

达尔文解释说，我们如今的模样并非神的预言所创造的，只是因为在进化过程中出现了偶然和无缘无故的飞跃。人类发现了细菌，一种不可见却四处传播的有害微粒，这样一来，疾病不再是上帝的惩罚或上帝存在的证明，而成了运气问题。 更有甚者，就在这样的不安和动荡之中，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声称连时间和空间都是不可靠的。 20世纪的到来席卷一切而又不可抗拒，裹挟着所有的恐怖、无序以及战争。 维多利亚主义那静止不动的巨大架构随着“泰坦尼克号”在海上的垂死喘息而轰然沉没。

维多利亚时代的继承者们急于证明这场海难，比如，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作家们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里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等等］ 在创作各自的作品时接受了存在的无序和碎片化，由此文学也进入了20世纪。相反，阿加莎虽然也属于同一代作家，比弗吉尼亚小8岁，却终其一生都在与混乱对抗。她试图无视混乱，恢复此前那个井然有序、规则明确的世界，那个完美无缺的童年世界。所以，她的侦探作品 （79部小说，19部戏剧） 都是可以清楚解释的闭环世界，是数学游戏，不但能放松头脑，也能宽慰心灵。这是一个可预见的宇宙，在这里，善与恶都占据着各自既定的位置。

《大侦探波洛》剧照，最经典的阿加莎同名系列小说改编

那么，在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人们为何还执着于填补漏洞？为何无力承受对深渊，哪怕是最隐约的窥探？有谁知道是什么让我们每个人成为各自的自己？是性格遗传，还是早年的变故？阿加莎是家中幼女，父亲是一位极富魅力的花花公子，他尽情挥霍自己的年金，去世时没有给家庭留下分文。那时阿加莎只有11岁，从那时开始，她就不得不负责照顾母亲。于是在如此幼小的年纪，这位未来的作家就开始面对丧父、破产的苦难，以及一个占有欲强、抑郁的母亲那令人窒息的爱。黑暗之魔就是从那时开始探出魔爪的。

阿加莎对自己内心的妖魔十分了解，她终生都在试图逃离这个迫害者。她在自传中非常准确地讲述过童年的一个可怕回忆：那是在法国度假期间，她在某个夏日外出散步，那时阿加莎五六岁。一个非常和蔼的导游为了送她礼物，抓住了一只美丽的蝴蝶，然后用别针穿过蝴蝶，钉在小女孩的草帽上作为装饰。

这几个小时是她童年中一段无比漫长的时间：人们在田野间散步，而蝴蝶在帽檐上绝望地扑扇翅膀，垂死挣扎。阿加莎吓得不知所措，既哭不出来，也说不出话：她不得不极力忍受着蝴蝶所受的疯狂折磨。这种沉默，这种面对恐惧的无力感，多年后再次吞噬了她，那就是她生命中著名的也是标志性的一个片段：失踪。

2.婚 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阿加莎嫁给了阿尔齐·克里斯蒂 (Archie Christie) ，一位体魄强健的空军飞行员。他极富魅力，却并不成熟，甚至还十分愚蠢。阿尔齐赋予了她“克里斯蒂”这一姓氏 （阿加莎本姓米勒） ，也是她唯一的女儿罗萨琳的父亲。数年间，他们的生活青春洋溢又激情四射。阿加莎热爱冒险，乐意把年幼的女儿留给外婆照顾，自己则同丈夫离开一整年，环游世界。她这个游泳健将，曾在加拿大富含硫元素的水中游泳，也曾在夏威夷沉重的木板上冲浪。她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出版于1920年，以波洛为主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时，世界看上去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然而彼时，迫害者已近在咫尺。阿加莎跟丈夫的关系开始恶化，他只对打高尔夫球感兴趣。阿加莎总是努力成为理想的妻子以及理想的女儿，理想的邻居。 （前面已经说过，对她来说，世界必须是一个舒适并且令人愉悦的所在。） 她为了陪伴丈夫而学习了高尔夫球，但内心却感到无聊至极。无论如何，她从未主动结束这段关系：在那个时代，人们不会这样做，她更不会。在黑暗面前，她宁愿闭上眼睛，宁愿用想象来替代不喜欢的事物，习惯对自己假装。比如，只要紧闭双唇，人们就看不到她的坏牙，而只要看不到，就相当于不存在。

1919年，克里斯蒂与她的第一任丈夫阿尔齐。当他在1926年透露他与一位年轻女子的婚外情时，她说“我的幸福生活结束了”

灾难始于阿加莎母亲的去世。克拉拉，占有欲极强的克拉拉，突然去世了。万分沮丧的女作家赶回家族的庄园料理后事，毫无疑问，她在那里陷入了混乱。童年时居住的宅院，如今却荒芜、破败，天花板摇摇欲坠，房间紧闭，厅堂塞满了逝者使用过的落满灰尘的家具和杂物。自私的阿尔齐对任何麻烦都避之不及，于是他搬去伦敦的俱乐部居住，直到几个月之后才再次露面，仅仅是为了宣布他爱上了一个叫南希·尼尔小姐的高尔夫球友。他要求跟阿加莎分开，这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3.失 踪

阿加莎是在1926年12月3日夜里失踪的。11点左右她开着自己的车离开了老旧的家族庄园，几个小时后，车子被发现就停在离家不远的一个路堤上。车门敞开，阿加莎的大衣和行李都还在车里，她本人却像被大地吞没了一样。那时她已经是著名作家，所以这次失踪引发了各种猜测：有人说她已经死了 （或者被谋杀了） ，也有人说她跟一个男人私奔了，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段，或是女作家一个夸张的玩笑—以亲自实践的方式来证明小说中不留痕迹的消失是可行的。

11天后，也就是12月14日，人们在哈罗盖特的水疗酒店找到了她，那是一家非常高档的温泉酒店。正值晚餐时间，当阿加莎从房间下来去往餐厅的时候，接到警方通知的阿尔齐来到了她身边。女作家望着他，就像看着门卫，认不出他的脸，但欣然准许他陪伴自己到餐桌用餐。她完全失去了记忆，也逃离了自身。她在那个酒店住了十天，泡温泉，跟其他住客一起打牌，评论失踪女作家的离奇案件。她入住时使用的是特蕾莎·尼尔这个忧伤的名字，跟她的情敌同姓，而且因为没有收到任何信件，她感到焦虑不安，于是在12月11日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条广告：“特蕾莎·尼尔的亲朋好友们，请联系她，哈罗盖特温泉酒店。”当然，她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这件事一定令她感到深深的恐惧，厚厚的自传中没有出现关于这一插曲的任何内容，也从未提过南希·尼尔。事实上，终其一生，她都从未在公开场合谈起过自己这次奇怪的遗忘症。她接受了精神方面的治疗，并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步重建事情的经过，但似乎始终没能完全恢复那些天的记忆。

克里斯蒂的书中从不留下任何有待厘清的线索、尚需串联的环节，或未及嵌套的部件。然而无论她如何努力，无论她如何试图用这些文学的魔咒来保护自己免于厄运，现实生活中却无疑出现了一块缺失、一个瑕疵、一条裂缝。她总是不得不在自己的内心拖拽着那些没有记忆的时刻，那保存着恐惧和疯狂的黑洞。所谓“疯狂”或许只是他人的误解，又也许只是对于“不存在”的尖锐恐惧，是对世界，对自己的不理解。

在阿加莎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为笔名创作的六部“严肃”作品中，曾暗示性地出现这种令人不安的直觉——现实是不连贯的。那是一些没有侦探情节的情感小说，风格平实，不事雕琢，但女作家认为这些是自己最好的作品。阿加莎最偏爱的作品《幸福假面》 (Absent in the Spring) ，讲述的正是一位循规蹈矩、看似幸福的资产阶级女性所遭遇的危机。她突然明白自己的存在并非自认为的那样。也就是说，她突然发现了世界的缝隙，现实被撕裂的伤口。那正是阿加莎执意要去修补的。

《幸福假面》/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黄芳田 译 / 2018-7

不但要修补，而且要隐藏。阿加莎终其一生都在隐藏着什么，掩饰缺点、改变品行，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令人感动的、想象中的人物。事实上，她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一个敏锐的说谎家。比如，她装出一副沉着的样子，似乎完全掌控着自己的生命，甚至假装漠然、冷淡，而实际上，她的内心充满了火焰和恐惧。表面上她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毫不在意，只是将其视为一种适当的消遣，然而她其实是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女作家，而且在后期非常激烈地捍卫自己的作品。

她练出没有牙齿的微笑，而且从63岁开始努力阻止人们为她拍照，因为看到自己那时的样子让她感到不安。容颜易变，日渐衰老，她再也不是在宣传照中树立的那个尊贵、优雅、永恒不变的形象。全世界都认为她是一位正派而且乐于助人的女士，然而事实上她一生都致力于发明谋杀他人的方法。她的小说都是这样酝酿的：先想象出一种新的谋杀方式，一场完美的犯罪。

4.第二次婚姻

阿加莎是如此执着而又擅长建立各种不同的伪装，以至于很可能骗过了自己，当然也蒙蔽了她的传记作者们。

比如，珍妮特·摩根 (Janet Morgan) 写了一部关于克里斯蒂的优秀作品，说她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是一位保守的乡土女士。虽然直到80岁阿加莎还在阅读，而且对一些人发表尖锐的评论，比如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乔姆斯基 (Avram Noam Chomsky) 、弗洛伊德、荣格 (Carl Gustav Jung) 、帕特里克·摩尔 (Patrick Moore) 、维特根斯坦 (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或邓恩 (John William Dunne) 。用这两个形容词（“保守”、“乡土”）来定义一位富于冒险精神的女性显得相当不合适。她热爱旅行而且经常旅行，可以在叙利亚沙漠的帐篷中住上几个月，也能够跟比自己小15岁的男人缔结第二次婚姻。而且在那个时代和那样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行为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由于离婚和再婚这一不寻常的状况，阿加莎无法带着女儿出现在宫廷。年轻的罗萨琳只能由更加“体面”的朋友带着出席她的第一次宫廷舞会，而克里斯蒂只能留在家里。作为报复，她构思着一部关于几位少女初入社交圈、参加舞会，而“她们的母亲一个接一个暴亡”的小说。

不过，阿加莎丝毫无须伪装的是对生活的热爱、激情和那令人愉快的感受幸福的能力。只要读一读《说吧，叙利亚》 (Come，Tell Me How You Live) 这本非常优美的自传体小书，就能够欣赏到这位女作家的本性，看到血液如何在她的血管中流淌，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如何成为真正的乐趣。

这本书是克里斯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的，当时她非常思念不在身边的丈夫，于是通过文字重现了20世纪30年代她跟丈夫马科斯·马洛文 (Max Mallowan) 在叙利亚的考古探索。这本书实际上是一种爱的见证，她对生活的爱和对马科斯的爱。他们结婚时，她40岁，而他只有25岁，45年后，死亡才将她从他身边带走。或许，富有想象力而且总是有备而来的阿加莎美化了她和马科斯的生活，添加了实际并不存在的高光，但即便是谨慎地淡化这段感情的浓烈程度，我们也必须承认，这场婚姻是她生命中最大的成就之一：一段充满了幽默、默契和冒险的关系。也许是为了表现对妻子的爱，考古学家马洛文衰老得十分迅速：他的身体急剧恶化，并未比他的妻子多活几年 （虽然在此期间他再婚了）。

克里斯蒂陪同她的第二任丈夫马科斯·马洛文在埃及和叙利亚进行挖掘工作。在这些探险期间，除了管理日常事物外，她还帮助编目、插图和修复文物。

5.古怪、贪吃、快乐 的阿加莎

《说吧，叙利亚》这本书里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是我最喜欢的：古怪、贪吃、快乐。在考古挖掘现场，她坐在拐杖椅上，一身高级的碎花丝绸套装紧紧裹住肥胖的身体，在沙漠中显得很不协调。但毫无疑问，正是这个阿加莎，为了买浴缸而穿着大衣、戴着帽子钻进商店橱窗陈列的浴缸里，因为这种东西必须事先体验。

还是同一个阿加莎，跟她那位快乐而享受生活的父亲一样挥霍钱财，甚至因此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总之，就是这个女人，早上8点坐在土耳其边境一个开满黄色小花的山丘上，专注地欣赏着地平线处蓝色的群山。15年后回忆起那个情景时，她写道：“那是活着令人愉悦的时刻之一。”阿加莎属于那一类人，他们知道“活着”的真正意义就在于这样的时刻。

1930年代阿加莎和丈夫马科斯在叙利亚的考古挖掘现场

阿加莎·克里斯蒂从1950年开始写丰富而有趣的自传，那时她60岁，正在尼姆鲁德 （伊拉克） 的考古挖掘现场陪伴丈夫，15年后，她在位于沃灵福德的家中完成自传。

在饱含深情的后记中，她说结束自己的回忆录是因为“此刻，到了75岁的年纪，似乎已经是时候停止了。关于人生，这就是需要讲述的全部。”阿加莎曾非常近距离地忍受祖母暮年时的种种乖戾行为，所以很害怕自己有类似的结局。她在后记中写道：“可能我会活到93岁，会耳聋到让全世界疯掉……会跟某位耐心的护士激烈争吵，控诉她要毒死我……会给我不幸的家庭带来无休止的烦恼。”

事实上她活到了85岁，最后一部小说发表于去世前一年半，但编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润色。在最后的几个月中，她对自己的诅咒应验了：她逐渐失去了理智，说胡话，一缕一缕地剪掉自己曾经非常引以为傲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她不肯接受任何护士的看护，年迈的马科斯只得常年坐在她身边的椅子上。 为了保持对生命的控制，她一直都在如此努力地斗争，奋力逃离内心的恐惧和黑暗，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迫害者的魔爪。 也许我们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自我迫害者，而且也许终究会抓住我们。 也许明白这一点而不感到害怕，就是生命的秘密。

本文节选自

《女性小传》

作者：[西班牙] 罗莎·蒙特罗

译者：罗秀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磨铁·大鱼读品

出版年：202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