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心脏病”：二战美国海军潜射鱼雷引信问题始末

7月份的击沉战绩出现了明显下降，1艘日军炮艇、1艘潜艇和17艘商船成了本月的全部收获。支队指挥官弗兰克·沃特金斯（Frank Watkins）中校接替唐克·多纳霍成了“飞鱼”号潜艇的新任艇长，而后者奉命返回位于美国本土的训练中心进行巡回演讲。弗兰克艇长在执行战斗巡逻任务途中同样没与多少敌船发生接触，只是在中国福州附近海域击沉了一艘日本船只。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滩上发现的一枚未爆的日军鱼雷，摄于1942年。

我向军械局提出了一个问题，询问日军鱼雷战斗部所携带炸药的重量和类型。敌人的驱逐舰所发射的鱼雷给我们的驱逐舰和巡洋舰造成了巨大破坏，而我们的潜艇若能一次命中就将敌商船一分为二则算是幸运的，但实际情况是排水量较大的敌船通常在被击中两三次后仍能返回港口。军械局是否应该考虑一下提高我们鱼雷战斗部的尺寸和威力？军械局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日军鱼雷战斗部的装药量相当于1000 磅TNT 炸药，是我们开战时配备的鱼雷战斗部装药量的两倍。他们所装备的新型炸药确实更好，而我们只知道我们最新设计的鱼雷拥有尺寸巨大的战斗部，但这种鱼雷总是“可望而不可即”，从来没有真正投入战争。

虽然被我们长期诅咒的MK.6 型鱼雷引信的磁性特征现在已经停用，但关于令人不安的哑弹和疑似哑弹问题的报告仍在不断出现。一位艇长报告说，他“用两个空气瓶”击中了一艘货轮，这意味着是压缩空气瓶爆炸了，而非弹头。而在大战的早些时候，“鲑鱼”号潜艇实际上是用一枚未爆的鱼雷哑弹将一艘日军船只击出一个洞，并且击沉了它。

完成巡逻任务后返航归来的美国海军“鲦鱼”号（SS-283）潜艇。

令我不胜感激的是，这场麻烦似乎没有像以前那样拖延漫长而疲惫的几个月。然而很快，当由来自路易斯安那州霍马（Houma）的“丹”达斯皮特（L. R. Daspit）少校指挥的“鲦鱼”号（Tinosa）潜艇于8月6 日从战斗巡逻任务中返航归来时，我们再次被它令人震惊的厄运弄得晕头转向。

达斯皮特艇长指挥潜艇在特鲁克群岛海域巡逻期间，遭遇了排水量达19000吨的“鲸鱼工厂”——日军“第三图南丸”号（Tonan Maru）油轮①。当时该船正在海面独自航行。“鲦鱼”号潜艇于明亮的昼间在潜望镜深度上以95 度角的方位呈扇面向目标齐射了四枚鱼雷，实际上射击方位与敌船航向刚好呈垂直角度。结果是至少有两枚鱼雷击中目标，但没有爆炸。目标察觉被攻击后立即加速并转向，但达斯皮特用他的艇艏鱼雷发射管发射了剩下的两枚鱼雷，结果全部准确命中目标艉部并顺利起爆，油轮随之停了下来。这最后两枚鱼雷实际上是以钝角击中目标的，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那些以垂直角度击中目标的鱼雷成了哑弹，而那些以一定斜角击中目标的鱼雷反倒成功起爆。

达斯皮特艇长是一位细心的观察者，他的冷静性格很少会被激怒。这次他下定决心要击沉自己的猎物。由于日军油轮同样配备有火炮，因此他不能上浮海面使用甲板炮炮击目标，但达斯皮特也不想浪费自己的鱼雷，于是他在目标航线上875 码远的位置发射了一枚鱼雷。艇上有人听到它击中了敌船船体，艇长则在潜望镜里观察到瞄准点上有一根巨大的水柱，但弹头并没有发生爆炸。接下来的鱼雷攻击又出现了一连串令人心碎的哑弹，数量多达8 枚，而所有这些鱼雷都是在我们一向认为是理想鱼雷发射阵位上射出的。带着这11 枚鱼雷哑弹，达斯皮特艇长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用丹麦人的话说就是一定有什么东西“烂到了极点”。所以他保留了艇上剩下的鱼雷，留给我们做检查，然后返回了珍珠港。

当达斯皮特来到我的办公室时，他成了我见过的情绪最激昂的人。我本以为他会用一大堆脏话来咒骂我、军械局、纽波特鱼雷站和基地鱼雷工厂，我不可能责怪他没能把这19000 吨的目标像从灌木丛上摘下来一般收入囊中。我觉得达斯皮特一定是气得说不出话来，他的遭遇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证据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极其仔细地对“鲦鱼”号潜艇上剩下的鱼雷进行了检查，结果却没有发现任何缺陷。测试期间，鱼雷雷管击发正常。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也提出了一些理论，这些理论与几天后我们达成的解决方案已经相当接近。与此同时，用于失事潜艇逃生的“蒙森肺”水下逃生系统的发明者“瑞典人”蒙森（C. B. Momsen）上尉来到我的办公室。他的脑子里总是充满着实用的想法，这次他建议我们携带一批已准备好用于实弹射击的鱼雷，然后向卡胡拉威（Kahoolawe）小岛上的垂直崖壁射击，这些崖壁从海上升起，水下部分则有50 英尺之多。

一旦出现鱼雷哑弹，我们就立即停止射击并将鱼雷回收，看看我们能找到什么答案。这是一个完全实用的想法，但要我们现场检查一个装载着685 磅TNT 炸药的鱼雷哑弹弹头，我会觉得自己像是在和圣彼得握手一样②。然而，尼米兹上将最终批准他离开珍珠港，并派遣“大梭鱼”号（Muskallunge）潜艇前往卡胡拉威岛，然后潜艇向悬崖壁发射了三枚鱼雷。结果是前两枚成功爆炸，第三枚成了哑弹。随后，“瑞典人”蒙森、皮尔臣科斯基（H. A. Pieczentkowski）中校和我一同搭乘“野鸭”号（Widgeon）潜艇救援船，在“玉髓”号（Chalcedony）警戒船的护送下赶到了现场。

驻泊在锚位上的美国海军“霍兰”号潜艇供应舰。

警戒船的全体船员显然都是来自夏威夷瓦胡岛的“专业”潜水员，当我们上船请求他们协助我们定位寻找这枚鱼雷哑弹时，船长卡斯特（Castle）少校、副船长洛夫（Love）上尉和船上水手长的助手约翰·凯利（John Kelly）——火奴鲁鲁的一位艺术家的儿子——立即穿戴上他们的泳裤和护目镜，和我们一起爬进了船上的工作小艇。接下来是一个愉快的早晨，他们在悬崖脚下的海浪中游来游去，直到最后凯利成功地找到那枚鱼雷。他既没有穿潜水服，又没有戴专用头盔，经过多次专业深潜后，他潜到水下55 英尺的深度，在鱼雷的尾部绑上了一条钓线，我们这才把鱼雷哑弹装运上了“野鸭”号。经过检查发现，鱼雷的战斗部前端已被压陷。当取出引信雷管装置时，我们发现发火针实际上严重向上弯曲变形，并且碰到了爆炸装药的火帽，只是没有足够的力度将后者引爆。

找到问题所在后，所有人都立即着手消除这一缺陷。通过把带有引信装置的模拟鱼雷战斗部从90 英尺高的升降装载机上扔到地面钢板上（大概等同于水下鱼雷攻击命中目标时的航速）做试验，我们很快就发现每次垂直向下90 度的撞击都会造成一枚哑弹。而如果把钢板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比如45 度的角度，也许只会有一半哑弹。这一重要信息被立即发送到正在海上巡逻的美军潜艇上，借此敦促他们以锐角或倾斜角度发射鱼雷，而不是与目标呈90 度航迹发射。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夜以继日地为此忙碌，连做梦都是关于鱼雷引信的内容。

“霍兰”号的佩利·彭德尔顿（Perley Pendleton）上尉、基地指挥官汤姆·埃迪（Tom Eddy）中校、勤务部队的约翰逊（Johnson）少校以及许多其他军官和士官都对这些鱼雷引信装置的改进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在三周内就改进出了一套可接受的、安全可靠的碰炸式鱼雷引信装置。一个如此沉重的包袱终于从我们的肩头卸下！我认为我们破坏十几个鱼雷引信装置（每个价值约830 美元）的代价最终没有白费。

最后，当我确定一切妥当后，我去尼米兹上将那里进行了汇报。他也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我们的实验，我请求他允许我派一艘配备了改装过引信的鱼雷的潜艇执行巡逻任务，结果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当时美国海军总司令金海军上将正对太平洋司令部进行例行视察，他与后者都同意我们立即进行改进型鱼雷的大规模生产。

鲃鱼”号所属“丁鲷”级潜艇的侧视图和俯视图。

1943年9月30日，由约翰尼·沃特曼少校指挥的“鲃鱼”号（Barb）潜艇携带着20 枚装有新改装引信装置的鱼雷离开了珍珠港潜艇基地。至此，所有关于鱼雷引信装置的麻烦几乎在顷刻间告终。同年8 月和9 月，美军潜艇共击沉4艘日军作战舰艇和50 艘商船，吨位共计218767 吨。30 艘潜艇共同取得上述战绩，其作战海域覆盖日本海、中国黄海和东海、印度支那、望加锡海峡、摩鹿加海峡（Molucca）、爪哇海、帕劳、特鲁克群岛、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千岛群岛等地区。

我们在太平洋地区部署的数量不足100 艘的潜艇，加上在千岛群岛海域巡逻的18 艘S 级潜艇和为护航舰艇提供训练支援的潜艇，再加上我们的新鱼雷引信装置，我们终于让太平洋海域成为敌人海上运输线的坟场。

① 译注：这是著名的“花魁事件”的主角。7 月24 日，“第三图南丸”号被“鲦鱼”号（SS-283）多次攻击。7 月28 日，带着未爆鱼雷的它，被拖入特鲁克基地维修。因其船体上插了不少未爆的美军鱼雷，故被日军戏称为“花魁”。1944 年2 月17 日，特鲁克基地遭美国航空母舰舰载机空袭，“第三图南丸”号沉没。二战结束后，日本将沉船重新打捞修复，将其改名为“图南丸”。

② 译注：意指风险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