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岐：一位全国知名日化专家的时代情怀

正定流传着这样一段“扯开嗓子喊人才”的佳话。80年代初期，武宝信是石家庄机床附件厂的技术员，他利用业余时间研制出“三露”（粉刺露、亮肤露、增白露）等医用化妆品，畅销全国。他了解到正定县重视人才，同时被县领导求才若渴的诚挚邀请所感动，表示愿意到正定工作，并将自己研制的医用化妆品项目带到正定，一年就为正定赢来30多万元利润。

武宝信毕业于北京电力学校，一直从事着机械行业的技术工作，当时是石家庄机床附件厂的技术员。利用业余时间研制出“三露”等医用化妆品，这引起好多人的好奇。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每个行业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有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技术、技巧和方法，相互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化工是一门科学，日化产品涉及很多化学反应，来不得半点马虎。没有实验室，不具备基本的实验条件，不懂基本的化学反应，不懂酸碱平衡，在家里用锅碗瓢盆把一些化工原料放一起搅拌一下就成了化妆品，显然不太可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中国经济逐渐开始换发活力，随着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很多人特别是女性开始展现对美的向往。当时流行的一本书叫《工业小商品生产法》，很多有志青年按照书中的方法开始进行探索，买来原料，在家搞实验，这其中就包括武宝信。他经常把他的实验成果，拿他老婆的脸做实验，结果脸被烧得一片片的。正当武宝信的实验陷入困境，有一个人帮他成功度过了难关。他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叫张凤岐，1938年出生在山西省雁北地区的农村。雁北地区即雁门关以北地区，古称塞外。雁门因山势雄伟，南迁大雁需要在山上略作休息，故名雁门。自秦汉以来，山西北部就是北朝各国统治的中心，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汉高祖白登之围”、“马邑事变”、“昭君出塞”、“杨家将血战金沙滩”都发生在这个地区。雁北地区也是贺龙元帅率领120师东渡黄河，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地方。雁北地区解放后，光着脚丫帮家里干农活的他，在老师的再三劝说下进入学校学习，很快就显露出学习的天赋，学习成绩一直很突出，1957年考入内蒙古大学化学专业5年制本科专业，（阳高县第一位大学生），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当时兼任内蒙古大学校长。

196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市轻工业局，在全国大干苦干争取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号召下，我父亲主动要求到天津市牙膏厂工作，成为首例蓝天牙膏的主研人之一。蓝天牙膏以及之后的蓝天六必治作为中国驰名商标，可谓家喻户晓。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纷纷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学习。1981年石家庄一位副市长带领几十人的庞大队伍到天津市学习，我父亲那时已经是高级工程师，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学习班的班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该领导非常欣赏我父亲的才华和专业知识，多次找他谈，想让他到石家庄工作。当时他并没有立即答应，还是有顾虑的。后来天津市组织部找他谈，他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但组织部门同志告诉他，“档案人家已经拿走了”。这多少有些不厚道。

我父亲先到的石家庄，安置好之后，全家才开始搬家。到石家庄的第一个晚上，因为只有我父亲用的一张床，其他人都只能在地上打地铺。第二天才用砖头架木板支起一张简易床。当时石家庄广播电台连续三个月播报我市如何从天津引进高端人才的事迹。在电视不普及年代，收音机无疑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当时广播电台里说给的待遇，提供了一套三室的住房、家具等等，实际上除了住房，再就是两方的木头。不过那时买家具还不流行，都是找木工做。

刚到石家庄，各方面的生活是很不适应的。仅就做饭一项，我母亲就遇到了很大困难。天津市做饭用的是煤球，用纸就可以引燃，做饭火也很旺，一顿饭，煤球也基本烧完了。而石家庄用的是蜂窝煤，一种圆柱形的煤，中间有很多的空。平时需要封火，这封火就需要技术，封不好，煤烧完了，封的太严，火捂灭了，总之，每到吃饭时间，就是大眼瞪小眼，没办法，只能拿一块新蜂窝煤等着邻居家叔叔阿姨做完饭跟人家换，夹回来放到自家炉子里，上面再加一块煤，下面不停的扇风，等火着上来了才可以做饭。特别是我们中午放学，时间短，经常吃不上午饭。

好在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市轻工业局领导得知情况后，特批了一套液化气，这种吃不着饭的情况才得到解决。换液化气的工作也成了我少年时期印象特别深刻的一项工作。父亲工作很忙，经常是我和母亲去换液化气，那时候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用钢筋弯一个专用的勾，再把液化气钢瓶挂着铁钩上，为了保持平衡，需要倾斜一个相当大的角度。推着自行车到东风西路液化气站，一个女人在那里指挥，“去水池那把钢瓶擦洗干净”，稍微有点不干净，就吊高嗓门，大声的呵斥，再过磅称重，空钢瓶放到指定位置，然后缴费，再去领新的气瓶。我年满12岁就开始独立自主完成这项工作了。满灌钢瓶是60公斤（120斤），我高中毕业体重是110斤。

全家在石家庄过的第一个春节，把方木凳放倒上面放上切菜板，这就是餐桌，母亲炒了几个简单的菜，就是除夕的晚餐。透过邻居家的玻璃窗，可以隐约看见电视里正在播放春节联欢晚会，而我家的唯一电器就是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我父亲到石家庄不久，就投入紧张的工作中，有时候一连几天的时间，甚至十几天，最长一次一个多月，就吃住在实验室。化学实验需要随时观察样本的变化，有时几个对比组同时进行，不能有丝毫马虎，否则前功尽弃，所以就得寸步不离。有时候去看他，酒精灯上加热着反应罐，蒸汽通过冷凝管冷却，一滴滴的液体滴落在烧杯里，他专注的观察着化学反应的过程和液体颜色的变化，丝毫没有注意我们已经在他身边很久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父亲到石家庄几多月的时间，就研发成功并投产石家庄第一只牙膏---康齿灵牙膏，这是一款主打牙齿过敏的牙膏。后面又研发成功全国首例药物牙膏---防感冒牙膏。这例牙膏加入中草药，对预防感冒有一定的疗效。如果说康齿灵牙膏是石家庄第一，那么防感冒牙膏就是全国第一。这款牙膏获得化学工业部三等奖、省政府二等奖，全国妇联妇女儿童用品金奖，那时石家庄日化行业畅销全国的两个产品就是光明肥皂和防感冒牙膏。奖状伴随着奖金。那时刚上班职工只有十几块钱，我父亲虽然是高工，但也只有五十多元。几千块钱那时可是天文数字，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为此，省政府二等奖奖金5千元，上级领导要求必须给个人，但最后我父亲也只是说，给大家买点纪念品吧。至今家里仍然保留着那时候用我父亲奖金给全厂职工发的保温杯。这就是老一辈知识分子无私的情怀。八、九十年代石家庄市民大都使用过或经常使用我父亲研发的产品。现在石家庄还有很多老年人怀念的超级去油王---洗涤膏，再油再脏的油渍也都洗的干干净净。洗洁精现在是我们厨房的必备用品，可知最初也是出自石家庄，我父亲给起的名字叫餐具洗，用椰子壳提取表面活性剂，可以说是绝对的绿色环保产品。

我父亲的实验室是省政府特批资金建设的，除了各种化学原料、还有很多贵金属，例如：铂、银等，这些贵金属有些是直接参与化学反应的，有些是作为催化剂，例如铂，加工成类似窗纱似的东西，化学反应就在铂的表面发生。当催化剂效能下降再跟有关部门换新的。每次用完，他总小心翼翼放在保险箱里，从来不让我们触碰。

要说我们绝对没有沾公家的光，也有些绝对。我父亲研发防感冒牙膏过程中，用到很多中药，为了试验方便，家里也放着一些。正因为这个缘故，家里有很多的中药，但不是用来煎的，而是用来萃取的。那时候我们感冒或上火，我父亲就拿一大块鸡爪黄（黄连）泡在烧杯里，让我们喝，咕咚咕咚半烧杯下去，这种酸爽的味道，所以我从小就不知道药是苦的。我小时候特别爱起口腔溃疡，开始是个小白点，慢慢越来越大，疼的喝不了水吃不了饭。我父亲就用中药配漱口水，用他高超的化学方法，去除中药的苦涩和褐色的颜色，加入橘子香精和糖精，就好像现在的橘子汽水，但是用中药做的，每次在嘴里含五分钟然后吐掉，一天三次。两三天的时间就会痊愈。但我每次都把它咽下去，因为太好喝了。中药做的，其实喝了也无妨。

化工厂也有乐趣，比如说去澡堂洗澡从来不用带任何洗漱用品，洗发膏就在墙上，一条条肥皂就在水池边，随便用。为什么洗发膏在墙上呢？澡堂的管理员调好水温后，用铁锹到车间铲一锹洗发膏，然后甩到澡堂的墙上，谁洗头就蒯一些用。所以化工厂子弟通常都是干干净净的，很少有头皮屑，身上衣服洗的已经褪色，但再旧再破也是干干净净的。而同班机械厂的子弟多是油滋滋的，身上一股怪怪的味道。以至于后来政治老师在课上公然叫我“小白脸”，我倒认为这“小白脸”是个中性词，说明我讲卫生。总比那几个“黑煤球”、“屎壳郎”要文雅的多。但我终究不喜欢这个政治老师，就因为她总爱给学生起绰号。化学老师也不喜欢，虽然我每次化学考试都是接近满分，最后也没有从事与化学相关的工作。

我父亲是全国化工协会第一至三届理事，全国牙膏协会第一至三届理事。广州黑妹牙膏、广西两面针牙膏产品定型专家组组长。在石家庄80年代初期经常乘坐飞机也是很牛的事情。他还是河北省第一届化工行业高级职称评定专家组组长。可以称为国家级专家。

武宝信初次到我家可以说是慕名而来，那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只有鼻子下面一张嘴，好在那时石家庄城区面积不大。我家那时住在南马路附近，也就是现在的裕华西路，这里再以前叫南窑坑，我家南边不远就是菜地和玉米地。我们那时住的是楼房，周围全是平房，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那时市里每逢重大节日就在八一广场（现在的世纪大饭店）放烟花，在我家北面阳台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时的武宝信带着一副黑色塑料框眼镜，头发很长，拎着一个网兜，里面装了一些水果。我父亲热情地将他请进家里喝茶。当时的人们特别是经历过解放前人吃人年代的那些人，虽然十年浩劫受到一些冲击，但人与人之间还是无比的真诚，他们谈了很久，我父亲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丝毫没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顾虑。后来，武宝信有时是天天晚上来，有时是隔几天，如果有事的话，就间隔时间长一些。那时的武宝信绝大多数是空手来，夏天偶尔带个西瓜。水果的价格我记不清，但那时西瓜是夏天家里的必备，招待客人也是用西瓜。我那时候经常和哥哥去买西瓜，4分钱一斤，大点的西瓜也就4角钱。用废弃的打包带手工编织的提篮，特别的结实，两人一人拎一头。偶尔剩几毛钱，还会偷偷一人买一根冰棍，5分钱一根，我喜欢吃奶油的，不喜欢吃小豆的。

武宝信每次来，都问的极其细致，什么原料，多少克，怎么操作，加热到什么程度，发生什么反应等等，一般是将头一天做实验的过程和存在的问题向我父亲汇报，再提一些新的问题。就像学生向老师问问题一样。我家虽然是三室，但老式单元房，客厅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两间大的房间，一间小的。一间大的房间卧室兼具客厅的功能，我们姊妹们则在另一个房间围在一起写作业。那时的石家庄经常停电，所以家里总备着很多的蜡烛，他们谈的时间又总是特别长，有时候蜡烛烧完了，就黑灯瞎火坐着聊。有的时候我们作业早写完了，等着睡觉，可是他又不走，就趴在书桌上睡着了，所以母亲总说这个人屁股特别的沉。记得有一次，我母亲刚擀了点面条，武宝信来了，问了一句，“嫂子吃饭了吗？” 我母亲回了一句：“刚吃过”，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吃饭，这句话虽然很违心，但是也只能这样说。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每家每户都严格配给粮和肉，粮票和肉票被视为人们的命根子。猪肉算是最宝贵的食物了，人们都喜欢肥肉，因为肥肉可以炼猪油，炼好的猪油可以吃上好长时间，做菜的时候放一点，就能满足对油水的渴望。粮食定额大人一个月27斤定额，我们小孩是十几斤，这定额里面包含着70%的细粮，30%的粗粮，买的时候还要计算好。不是你有钱就可以随便买的，碰上食量大的，这点定额真的不够吃。我母亲单位一个大个子，每月都用他的细粮换别人的粗粮，不是他爱吃粗粮，是不够吃。我母亲就擀了那么一点面条，不知道他要来，没提前多准备些。你说我们自己吃吧，人家在旁边看着，让吧就这么一点吃的，这么个大男人，一个人饭量顶几个小孩，我们就得饿肚子，这就是典型的死要面子活受罪。这里不是说当时人们小气，只能说当时物资的极度匮乏。等武宝信走了，母亲再煮面条的时候，面早就坨到一起了。

武宝信初次来我家的时候不苟言笑，说话声音很低沉，基本上是他问，我父亲回答，他说的少，我父亲说的多。来的次数多了，他说话的音调也变得高了，语速也变得快了，说起话来也开始滔滔不绝，感觉出很兴奋，看起来心情不错。在我父亲的指导下，他的实验逐步取得成功，所以一改往日的阴霾，人也变得神采奕奕起来，一来就急着把成功的喜讯向父亲报告。我父亲也曾现场指导过几次。

再后来，听说他去了正定，至于里面的原因我就不知道了。有一次，武宝信乘坐一辆军绿色吉普车来接我父亲。一群小伙伴围着这辆吉普车好奇的看来看去，但谁也不敢伸手去摸一摸这辆车，那个年代的孩子，特别的听话也特别的内向，深怕把车摸坏了，要挨家长的打，坏了家里可是赔不起，更没有冲动说上去坐坐，体验一下。我父亲和武宝信都上了车，司机一脚油门，吉普车很快就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只留下滚滚的尘土和略微有些甜的尾气。一群玩伴还在七嘴八舌地谈论，羡慕我的爸爸坐着吉普车走了。现在回想起来，那辆车极可能是县领导特意安排接我父亲的。真后悔当时没上去坐坐。产品量产前后，我父亲又去过几次正定，听说效益还不错，后来武宝信就很少到我家了。再后来，武宝信去了北京，就没什么联系了。这就是我父亲与武宝信交往的过程。

前不久，长安区政协编写了一本《火红年代奋进歌---长安工业印记》，书编的很好。受启发，我觉得有必要写点什么。八十年代，国企改革成为时代舞台重头戏之一，石家庄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涌现出“马承包”马胜利、因搞联合经营和“满负荷工作法”而走红的“张联合”张兴让、“夏服务”夏继勋、“许引进”许期颐等改革的先进典型，并称石家庄经济改革“四大名旦”。石家庄国企改革有经验也有教训，比如头脑发热、盲目扩张带来巨额亏损、企业破产、职工下岗等诸多的问题。作为同时代人，我父亲当时是全国知名日化行业专家，全国知名度远高于这些人，但他选择了以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方式，在实验室，用他的试管和烧杯，用最艰苦、最默默无闻的方式，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先后研发十几个产品，创造了石家庄日化行业诸多的第一，其贡献的产值和为国家、社会做出的贡献，在我心里并不亚于这些人。他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一辈子不图名、不图利；始终保持极其简朴的生活方式，确怀着一颗极其伟大的心。

可能有读者会说，我这篇文章是在蹭热度，对一位86岁的老人来说，名和利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引才绝不是“把人弄过来”这样简单。城市的发展需要各类高端人才，要“礼贤下士，爱才敬才，聚才用才，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让真正有才干、能干事创业的人才愿意留下来，贡献这座城市。

有一次我问父亲：“咱们那时候留在天津多好呀！”父亲默不作声。那时天津的工作生活条件要优于石家庄，就是现在石家庄也是无法和天津相比。90年代，我父亲的徒弟成为天津蓝天牙膏的董事长。他到石家庄工作不是为了什么优厚的待遇，那套三室的住房是公房，每月都要交租金，房改后个人才买下。既然到了石家庄就应该热爱石家庄、贡献石家庄。对他个人而言，从没拿过超出正常收入的一分钱奖金，甚至上级点名必须给他的奖金，也被他买了纪念品分给了全体职工。这就是一位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大学生的高尚情怀。

从“两弹一星”到“天眼”探空、神舟飞天、墨子“传信”、高铁奔驰、北斗组网、超算“发威”、大飞机首飞……中国“赶上世界”的强国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托举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大批科技工作者为共和国的发展，奉献了全部的才华、青春甚至生命。

当前中美之间无论是贸易战、金融战、人才战还是外交战，摩擦的本质，归根到底还是技术战。中美之间国力的竞争，最终比拼的还是技术创新。我们很多行业大而不强，主要原因就是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所以受制于人。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从华为、中兴等事件中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很多关键核心领域相比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还很大，因此我们要变挑战为机遇，面对差距，激发自强心态与能力，通过自力更生掌握核心技术。当某聪打人事件、某明星绯闻事件充斥各大媒体头版的时候，我们更应关注那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他们才是国家的脊梁。

40年风雨兼程，40年沧桑巨变，曾经的南马路已经成了省会的迎宾大道，我市城市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3年是石家庄市经济总量过万亿、实现弯道超车的跃升之年、展示之年。让我们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提供坚强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仅以此文祝愿二位老人健康长寿，也回忆自己曾经的青葱岁月。（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