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车煌煌
车战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最早的马车是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虽然在历史文献中，还有更早的车战记载，但是从严谨的学术角度看来，这样的记载只能是可备一说，在有年代更早的成熟马车被发掘出来之前，还不能当作定论。
我们来看看两个例子：
《尚书 · 甘誓》据说是在夏代刚刚建立的时候，夏启讨伐有扈氏时， 在甘这个地方决战，启在战前誓师所发表的训词。这篇文章不太可能是夏代初年写的，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文字，应该是后人根据传闻而写成的，有人猜测是商代人写的，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时人写的。我们来看看其中对军队的命令：“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如果车左不善于射箭，车右不善于近战，御者不能使马左右进退适当，都是不遵奉我的命令。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说的已经是典型的三人制兵车了。而且文中没有提到其他兵种，看来真正的作者所处的时代，是兵车作为军队主力作战的时代。
《淮南子 · 本经训》：“汤乃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这是说商汤讨伐夏桀，将其流放于夏台。在战争中，商汤发动了三百乘革车。
以上的两条记载，都并不可信，尤其是第一条。它们应该是后代的作者把自己对当时战争的印象投射到了前朝，形成了一种想象中的历史场景。
商朝后期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马车，绝大多数都是驾两匹马的，后来也逐渐出现了驾四马的。商代时，车已经被用于战争。这并不是说武士一定要在车上作战，他们最初或许只是利用车子来代步，在进行长途机动的时候，乘车可以加快速度，节约体力。等到了战场，他们就跳下车进行步战。随着战术、技术的发展，克服了一些困难，慢慢地也可以直接在车上作战了。这应该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但是因为资料太少，我们无法弄清楚当时的具体情况。
商朝末年，发生了著名的“武王伐纣”的战争。周武王率领诸国盟军进攻商朝，商纣王率领商朝军队在牧野迎战。据《史记 · 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周军的兵力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周军先派师尚父，也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姜尚，姜子牙， 率领一百名勇士去致师，然后用主力步兵排成整齐的方阵，进攻殷商军队。商军前列步兵经受不住打击，突然倒戈，反过来为周军开路。周武王趁机投入战车部队进行冲击，商纣王的军队队形被冲散，陷入全面崩溃，纷纷投降。商纣王从战场上逃跑，最后自焚而死。
《诗经 · 大雅 · 大明》也对这场战争进行了记录：“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这里就重点描写了周军的战车部队，用檀木制作的战车光彩夺目，坚实牢靠，四匹驾马强壮有力，整个战车看上去非常威武漂亮。师尚父好像雄鹰一样飞翔，率领周军扑向商朝军队，一举击败了敌军， 灭亡了商朝，开创了周朝的伟大基业。
到了西周时期，一车驾四马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战车， 需要很高的速度和很强的冲击力，一般都是驾四马。在《诗经》中， 常常有对四马战车的描述。对于四匹驾马，最常见的描述是“四牡”，牡，就是牡马，公马。因为公马的体力比母马要强，所以驾战车的马一般都选用公马。如《小雅· 采薇》说：“戎车既驾，四牡业业。”意为：驾起战车准备出发，四匹公马高大雄壮。其下一章又说：“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意为：驾着四匹大公马，它们是多么强壮！这战车，贵族将领乘坐在上面， 依凭着它，徒步的士兵也靠它来隐蔽。四匹公马动作整齐熟练，车上装备着两端用象牙装饰的弓，以及用鲨鱼皮制作的箭袋。
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当时的车兵与步兵是混编的。《周礼 · 地官 · 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据清代学者王引之、金鹗等研究，所谓“士”，就是甲士，三名在车上，七名在车下。他们是具有车战技能的贵族，地位较高。“徒”则是指的徒兵，也就是徒步步兵。他们由平民组成，地位较低。这大概是西周时代的编制。到了春秋以后，军队规模扩大，步兵的比例逐渐升高。《左传 · 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司马法》云：“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说的应该就是春秋以后的编制了。
随着战车技术的日益成熟，军队越来越多地使用战车，车兵在军队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到了春秋时期，就进入了车战的黄金时代，车兵成为军队主力，车战成为战争的主要模式。
郑庄小霸
在《春秋》这部著名的历史经典著作的开篇，也就是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就记录了一次战争，“郑伯克段于鄢”。这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郑国的内乱。《左传》记载得更加具体，说郑庄公派大夫子封率领二百乘兵车讨伐他的弟弟共叔段，将其击败。我们注意到，此时记录军队规模， 是以兵车多少乘来作为单位，而不是像后世我们熟悉的以人数来记录。
在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郑国出了大力气，所以郑国国君又兼任周王朝的卿士，具有左右王室朝政的力量。而春秋初期郑国自己的国力也比较强，国君郑庄公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所以郑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颇令诸侯畏惧，史称“郑庄小霸”。
因为郑国插手了卫国君位继承的事情，引发了和卫国的战争。公元前 719 年夏天，卫国纠集了宋、陈、蔡等国家的军队，一起讨伐郑国，一直打到郑国国都，包围了其东门，五天后才撤军回去。到了秋天，诸侯又一次伐郑，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割取了郑国的谷子，抢夺了农业收成，然后各自回国。
郑国人当然不会白白咽下这口气。公元前 718 年，郑国入侵到卫国的郊外，以进行报复。卫国人又反报复，请来南燕国的军队伐郑。郑国派三军正面抗击，另外派曼伯和子元二位公子率领制地（今河南荥阳西北）的军队偷偷绕到敌军后面去。燕国人面对郑国的三军，就已经感到畏惧胆寒了，全神贯注地应对正面的敌军，完全没有注意到其他方向，结果后面挨了狠狠一击，大败。
公元前 714 年，北戎侵犯郑国。郑国埋下三重伏兵，假装败退。戎人果然上当，追将上来，钻进了伏击圈，结果被郑国伏兵切成数段，歼灭了很大一部分，剩下的四散奔逃。
公元前 712 年，郑庄公与齐僖公、鲁隐公一起，联合讨伐许国， 攻克了许国的国都。
一时间，郑国风头无两。但是，郑国这么强悍，无形中弱化了周王室的权威，引起了周王的不满，双方的矛盾逐渐积累。公元前 707 年， 周桓王褫夺了郑庄公作为周王朝卿士的职位，引起郑庄公极大的不满， 从此不再入朝。周桓王就率领蔡、卫、陈等诸侯前去讨伐郑国。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他讨伐诸侯，在政治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郑庄公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极富胆略，他在背负着沉重的道义负担的情况下， 仍毅然决定率兵抵御周王的征讨，双方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展开决战。这是诸侯抵抗王命的第一战，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时周王率领的联军分为三军。周桓王自己率领中军。虢公林父率领右军，蔡国、卫国的军队也附属于右军。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陈国军队也附属于左军。
在获得了周军部署的基本情报后，郑庄公召开会议，商讨作战方案。子元（公子突，也就是后来的郑厉公）认为，周王军队本身是比较强的，但是陈、蔡、卫这几个仆从的诸侯国军队的战斗意志、战斗力是比较弱的。尤其是陈国，他们自己国内还有内乱，军心不稳，根本无心作战。如果先进攻陈国人，他们一定会立即奔逃。蔡国、卫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遇到打击，也会溃散逃跑。而他们一逃跑， 周王的军队一看情况不妙，也一定会军心动摇，发生混乱。我军先打败几个弱敌，再集中兵力包围、合击王军，就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郑庄公认为子元分析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就采用了他的作战方案。周王联军分为左、中、右三军，这是当时最常见的三阵。按照子元的建议，郑国军队也作了相对的安排，分为中军、左拒、右拒。所谓“拒”，就是矩形的“矩”，就是方阵。左拒、右拒，就是左右两军，都结成方阵。表面上看，郑国似乎也是遵循传统，继续摆开三阵，但实际上他们却进行了革新，摆出了一个名扬后世的“鱼丽之阵”。
鱼丽之阵
这个“鱼丽之阵”到底是怎样一种阵形呢？《左传 · 桓公五年》中对此只有八个字的描述：“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偏，是车兵的编制单位。一偏有多少辆兵车，随不同时间、不同国别而有变化。最常见的是以二十五乘兵车为一偏。伍，是徒兵（也就是步卒、步兵）的编制单位。一伍就是五个人。在这里，“偏”和“伍”并不是实指，而只是代指。“偏”就是指战车部队，“伍”就是指步兵。
在春秋时代，车兵一直是军队的主力，但是车兵并不能离开步兵的辅助。一乘战车，三名车兵，而车下的徒兵，由西周到春秋，逐渐由二十多名增加到七十二名。在春秋之初的繻葛之战时的配额是什么情况，现在已经很难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了。“先偏后伍”的意思，就是战车在前排成一线，而步兵则站在战车的两侧靠后的位置。一排战车，每辆车之间会有空隙，而这些空隙现在就由侧后的步兵来弥补。这就是“伍承弥缝”。
《左传》里面专门描写了“先偏后伍，伍承弥缝”，看来这个阵形一定是和从前的常见阵形不一样，才值得专门写一笔。那么，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知道，战车部队互相冲锋的时候，是要错毂而过的。那么， 让我们推测一下，在当时的正常情况下，都不会把步兵安排在两车之间的缝隙中，以便让对方的战车通过这个缝隙冲过去。而且步兵面对兵车也处于绝对的劣势，正面抵挡，恐怕会遭到战车的践踏和碾轧， 造成很大的损失。
正因为如此，现在郑国人把步兵安排在两车侧后的缝隙之中，就是反常的创新之举。这意味着这些步兵要正面硬扛对方战车的冲击了。如果步兵的素质不高，很容易一遭到冲击就溃散。但是郑国的步兵是久经考验的，多次在战争中发挥了作用，所以郑庄公这次赋予了他们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和战车兵一起紧密配合，抵御对方战车兵主力的冲击。
为什么这个阵形会叫作“鱼丽之阵”呢？“鱼丽”是《诗经》里的一篇的题目。《诗经 · 小雅 · 鱼丽》说：“鱼丽于罶。”就是说鱼被捕捉进了竹篓子里。古时在水流中间堆一些石头，叫作“梁”，人们可以踩在这些石头上，一蹦一跳地过河。同时，也可以在石块中间放置一种用竹子制作的捕鱼器，叫作“笱”，又叫作“罶”。大概的形状，就是一种比较细长的竹篓子。当鱼随着水流游下来时，正好就被这种竹篓子捕获了。既然郑国的战阵取名叫作“鱼丽之阵”，那一定是因为这种阵形引起了子元等人对“鱼丽于罶”这句诗的联想。“先偏后伍，伍承弥缝” 的结构，就很像“鱼丽于罶”的形状。前排摆了一排战车，就好像是河中的一组石梁。而后排的步兵的位置正好与战车错开，每两辆战车之间靠后的地方就会有一队步兵，就像是放在石梁后面的“罶”一样。这应该就是鱼丽之阵的真意所在。
“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是线性的、比较单薄的阵形，大概仅仅指郑国中军的布阵方法。这是一种攻防兼备的阵形，尤其利于防守， 缺点就是兵力比较薄弱。而左右两拒是方阵，应该就不是这种布置了。在春秋初期，兵车是绝对的军队主力，是进攻的主要打击力量。郑国左右拒，布阵厚实，就应该是以兵车为主的进攻拳头，里面应该也配备了步卒，但配备了多少，具体如何布置，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从总体上来看，郑军就像是一个横放的哑铃，两翼厚，中间薄。那么，它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呢？战役开始时，周室联军中央及两翼向前并排平推，气势汹汹。郑军处于守势。尤其是郑庄公亲自坐镇的中军，这条车步结合的防线承受的压力最大，因为它面对的是周王亲自率领的战斗力最强的中军主力部队。它以步兵填补战车的缝隙，似乎意味着战车不多，行列纵深不大，兵力较为稀薄。为了守住防线，必须要靠步兵在后面的坚强支撑。当敌军战车冲锋时，郑国中军战车在原地不动，并不冲锋，所以与步兵没有拉开距离，而步兵在战车后的缝隙中严阵以待。
如果周军战车往前冲，错毂之后就会遭到郑国步兵的击刺阻挡，如果他们冲不垮郑国步兵的话，他们就会像“鱼丽于罶”一样，掉进郑国人的圈套，很难前进也很难回转，行动不便，还容易被郑国兵车从两边夹击，那就非常被动了。
郑军的战术，就是让中军取守势，利用这种新创的阵形，顶住周王的进攻即可，争取时间，顶得越长越好。而左右两拒，是郑军的进攻力量。郑国冒险在中军节省出来的战车打击力量，应该都集中到了两拒了。
郑庄公挥舞中军大旗，这是预先约好的指挥信号。两拒看到后， 就突然击鼓，分别向当面之敌发动猛烈的进攻。陈、蔡、卫的杂牌部队猝不及防，没有抵抗多久就开始溃逃。之后，郑军左右拒就可以继续打击对方左军、右军里面的周军部队。周左、右军此时已经被奔逃的仆从国军队弄乱了阵形，自然也败下阵去。这时郑军两拒开始向内旋转，对周桓王的中军形成了合围。而可怜的周中军，一直在奋勇前突，本以为胜利在望，没想到左右翼都被干掉了，背后挨了沉重一击。他们现在是腹背受敌，想要撤退，也很难跑掉，因为郑国中军采取的是“先偏后伍”的阵形，兵车排在前面，便于快速追击，不会受到步兵行动迟缓的拖累。这时的周中军，就像是被装进了捕鱼器里的鱼一样，已经难逃惨败的命运了。
在混战中，郑国将领祝聃还一箭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在周王的军队大败溃退以后，祝聃请求追击。郑庄公说：“君子不希望欺人太甚，更何况是欺凌天子呢？我们起兵对抗天子，只是为了挽救自己， 使国家社稷免于危亡，这就够了。”所以，他命令停止追击。当天晚上，他还派人去慰问了周桓王和他身边的人。繻葛之战也就到此结束。
从整场战役的运动来看，我们惊奇地发现，郑军的总体作战计划也像是一个大大的“鱼丽于罶”的形状。不过这里的鱼，指的是周王中军的主力部队。罶需要放置在河梁的两块大石头之间，那么这两块大石头，就是郑军的左拒和右拒。而郑庄公亲自坐镇的中军，就是在这两块石头之间的罶了。不过，它最初还完全没有展现出这种捕捉对手的形状来。只是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它才慢慢展现出狰狞的面目。谁能想到，一个看上去外表平淡无奇的阵形，里面却蕴含着那么大的杀机，蕴含着如此丰富的后手和变化！
繻葛与坎尼
郑国军队在繻葛之战的战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发生于西方的一个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就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的坎尼之战。公元前 216 年，古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率领 5 万军队对抗罗马 8 万多军队。
从总兵力上来说，罗马人有着巨大的优势。汉尼拔的步兵只有 4 万， 明显处于劣势，但是骑兵却有 1 万，相对于罗马的 6000，具有绝对的优势。汉尼拔让骑兵居于左右两翼，让步兵居于中央。他引诱罗马军进攻己方中央的单薄步兵防线，暗地里以步兵主力向敌军两侧迂回。而迦太基两翼的骑兵轻松击败了当面的罗马骑兵后，掉转头来进攻罗马步兵主力军团的背后，彻底完成了合围。8 万多名罗马人全军覆没。两千年来，坎尼之战引起了西方军事家的无穷兴趣，他们不断地对其进行研究和模仿。而人们不知道的是，早在坎尼之战之前五百年， 中国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卓越战术思想，并同样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胜利。当然，繻葛之战的规模，远不及五百年后的坎尼之战那么大。
鱼丽之阵、坎尼阵形成功的关键，在于军队各部分的协调组织。各个细微的环节都要配合完美，不能出任何纰漏。这在古代通讯手段低下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强大的占据优势的两翼，是击溃敌军两翼，并内旋达成合围的根本保证。而兵力较薄弱的中军的坚韧抵抗，更是关键中之关键。如果中军顶不住压力而崩溃，那就非但不能包围对手，自己还要承受被歼灭的后果了。要达到这种坚韧性，除了科学合理的兵力配置，稳定军心，加强士兵战胜强敌的勇气，也是非常重要的。郑庄公亲自镇守中军，使得中军在周王主力的打击下岿然不动，坚如磐石，一直坚持到了反攻的时刻，迎来了最终的胜利。无独有偶，汉尼拔与他的弟弟马戈也驻扎在受到压力最大、伤亡最多， 而且也不太可靠的高卢人和伊比利亚人步兵组成的正面防线之中，稳住了他们，才使得后续的合围得以顺利实现。
郑军的“鱼丽之阵”，可以从微观到宏观两个层面来理解。它一改之前呆板的战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新的战法，取得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鱼丽之阵”，堪称中国春秋时代车战战术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但是，它的成功很难复制。尤其要说明的是，它只是车战的阵形。到秦汉以后，车战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历朝历代却仍然不断有人摆出所谓“鱼丽之阵”的阵形，或对之做出想象和模拟，大多都已经是刻舟求剑、面目全非了。
繻葛之战，在我们今天看来，规模并不算很大，双方的兵车加在一起，很可能也只有五六百乘。但是它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诸侯军队抵抗王命，痛击王军，周天子的权威从此荡然无存了。祝聃射中周桓王的肩膀，这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画面，意味着诸侯的崛起、周王的衰落。从此以后，周王就再也没有那个实力，也没有那个心气，能够组织起一支联军去征伐诸侯了。而维护天下秩序的任务，就开始由强大的诸侯来承担，这就是霸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慢慢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中国进入了霸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