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人品与气节
——清初侯玄汸的读书生活和意义追求
冯贤亮
摘 要
明清鼎革对地方士人的生活影响深远。特别是在清初，因抗清等因素而遭受颇多打击的“名家子孙”，在读书进学与生活追求方面的情感变化显得十分清晰。从大时代发展的脉络来看，士人生活之进退与政治变化之间，自然有着极大的关联。在“嘉定三屠”与顺治四年陈子龙等人的抗清活动失败后，江南嘉定县地方最鼎盛的侯氏家族的后人，经历了人生的多次厄难，但仍于家世、人品、气节等方面秉持初心，并渗透于生活日常的很多方面。其中侯峒曾的大侄侯玄汸，在其遗存的《月蝉笔露》中，呈现出劫后余生的侯氏后人，到康熙年间有着怎样的人生情怀、读书生活及意义追求，为进一步探寻清王朝统治初期的社会风貌与秩序问题，以及士人的存在实态，提供了重要案例。总体上，以侯玄汸为代表的清初地方士人，都抱持杜门读书、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生活方式，与晚明士人热衷社会事务、关切国家安危的活跃表现相较，更加沉潜于内敛、安静的状态，折射出清初社会的时代大势与士人的生活图景。
关键词
清初；士人生活；嘉定；侯玄汸
太湖水系的下泄主干道吴淞江之南，存在着一个习称“淞南”的生活区域。在清代“淞南”人的眼中，与存在诸多繁盛市镇的吴淞江以北地区相比，这里的市镇只有高桥、纪王庙和诸翟三个非常普通的市场中心，商业并不发达，经济状况一般，民生相对艰难。其中，集市规模本来就不大的诸翟，到康熙时期因商贾聚集较夥，市廛日扩，居民居然发展到七百余户。从行政管理上看，诸翟错处于嘉定、上海、青浦三县交界地带，大概属嘉定者十分之四、属上海者十分之五而属青浦者十分之一。因村小民贫，位置相对偏僻，除嘉靖年间有倭寇的骚扰外，一直处于“休养生聚”的状态，没有大的动荡，故又有“善地”之称。聚落之名，据说因诸、翟二姓聚居而来，但在上海地方俗称“诸地”，在青浦与嘉定两地，则习称“紫堤”。诸翟给清代人的感觉，是一个“既非有山水之胜，又非有名贤之产”的地方。这与晚明的情形相较，显然有些不同。毕竟这个乡村世界曾有强大的嘉定望族侯家的聚居活动，而较具声名。
侯氏家族在晚明的崛起，主要以57岁的侯尧封（字钦之，号复吾）于隆庆五年（1571）考中进士为代表，并开启了诸翟的新时代。因缘科第入仕的成功，侯家移居嘉定城中，但侯家还保留了诸翟的生活空间，故宅、宗祠、祖墓依然存在，也利于侯家在城居与乡居之间移动。
明清政权交替与江南抗清活动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使侯家这个诸翟出身的最具权势的大户在清初彻底衰败。侯家当时具有领袖地位的，是侯峒曾与三弟侯岐曾（二弟侯岷曾早逝），前者是在嘉定城陷落时，在家中欲赴水死未果而被清兵戕杀，生前曾有诗云“吾头宁可断，吾节不可移”，以明其志；后者则在1645年后，为保母抚孤，“髡发披缁，匿迹乡里”，最后在1647年与陈子龙、夏完淳、顾咸正等人一起被捕杀。他们都堪称“忠义”之士，为后世敬重。这种英雄式人物的历史记忆，久为当地传播，影响至深。所以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间，当地人秦立还这样论道：“淞南一区，虽一荒僻之村落耳，而忠孝、节义接踵而出。”紫堤村人汪永安所谓“孤忠殉国，备列明季诸书；奇孝格天，特入《江南通志》”。
大族的故事与地域文风的影响，确实可以构造出地方秩序的一些根本性内容，对士人生活及其意义追求产生引导性的作用。不过，在清初以来的很长时期里，乡间单个大族的兴盛再也没恢复到晚明的状态，地方社会秩序的统合，已经十分需要仰赖官府的力量。在比较松散的乡村社会中，构成精神纽带的，主要是地方传统和所谓的诗礼文化。
就淞南地区的科考而论，清代前期的成功者远不如晚明。够得上“乡达”的，仍然来自诸翟曾经最鼎盛的侯氏家族，即侯兑旸。他在鼎革后，已杜门谢事，但应族人的恳请，为免受侯峒曾、侯岐曾等人抗清之祸过多的牵连，出来参加清朝的科考，后来仅获得一个选贡的资格，被安排至桐城任县学训导，未抵任而卒。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清代人所指出的，清初以来，地方士人中可以列举的杰出人物，基本可以用一个“贫”字来概括。无论是因逋粮毁家，还是因“奇贫”废学或被迫佣作，或者“鬻子以偿赋”，或者“诸生失业者多营户外事”，或者勉力应试也最终只补到秀才的功名等，都根本无力振兴淞南地方的人文与政治地位。“人文鲜少”在诸翟地方成了常态。作为侯氏东族人的侯谦，据说是侯尧封的八世孙，游庠六年，即以羸疾卒。在清代，这一世系都是以贫废学。事实上，在世人眼中，到了侯岐曾的孙子侯荣（后改名开国，字大年，号凤阿，玄泓长子，后出嗣玄洵，曾从陆陇其、陆翼王、陈瑚学习）一代，尽管承继五世文献之余绪，但在明清鼎革之后、巢倾卵覆之余，“故业荡无存者”，家境贫困之状“殆甚于后门寒士”。
所有这些变化，当然与明清鼎革有着莫大关系。清初士人在鼎革后有怎样的经历和读书生活，仍然值得进一步廓清。侯岐曾的长子侯玄汸及其笔记《月蝉笔露》，正是了解那个时代士人生活极其重要的案例。
《月蝉笔露》记录的时间，起自康熙十四年九月十八日（1675年11月5日），讫于十一月三日（12月19日），由玄汸的儿子来宜编录。到乾隆七年（1742）七月，又由曾侄孙成基录成副本。目前存世的版本，来自嘉定人黄世祚（光绪二十八年举人）保存的稿本，原藏诸氏研经室，辗转相借，几遭散佚。该书内容，共计63000多字，主要在述理学之渊源、治乱之条贯、先贤之懿训、家庭之佚事，“语多真诠，无所不精”，在嘉定地方士人看来，“洵足为吾人立身处世之模楷”。与一般家庭不同的是，在清初，侯玄汸一家还背负抗清的罪名，生活堪称艰辛。
从明末到清初鼎革对于侯家以及地方社会之影响，并非本文要涉及的范围。本文侧重的，是对清初侯氏生活的分析及其笔记的解读，这不仅有助于认识王朝统治初期的社会实态与秩序过渡问题，而且有利于探察进入新王朝的士人有着怎样的情感变化和人生追求。
一 侯玄汸及其家世
侯玄汸，字记原，晚号秬园，生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卒于康熙十六年（1677）。其父辈，即峒曾、岷曾与岐曾，同年入泮，世人惊其早慧，且貌若连璧，并有文名，被督学使褒称“江南三凤”，奖送匾额，以为民间“品望”。
侯家发展到侯峒曾及其子侄辈，婚姻网络已经外扩，倾向于苏州、松江、嘉兴的官僚精英家庭；女子们嫁的不是一般的官宦子弟，而是当时昆山的三大豪族和松江的一个世家大族，联结起相当强大的社会网络。
由于岷曾过世较早，侯家重要的子嗣辈，就是峒曾与岐曾的六个儿子，即玄演、玄洁、玄瀞与玄汸、玄洵、玄泓（后改名玄涵），都曾随嘉定另一位士绅领袖黄淳耀（崇祯十六年进士）等人学习，参加过由黄氏组织的“直言社”活动。玄汸兄弟六人，在当时被誉为“侯氏六俊”“上谷六龙”或“江左六龙”。也有称“疁城六侯”者，主要见于宜兴人陈维崧（字其年）的《侯掌亭诔词》：“或示一编，词条最优。谁与作者，疁城六侯。黄巾载乱，青盖齐飞。云俱几道，白骨同归。茕茕智含，又弱一个。”玄演字几道，玄洁字云俱，玄瀞字智含，都是峒曾之子，前两人随父死于嘉定城的抗清；玄泓字研德，玄汸字记原，玄洵字文中，则为岐曾之子。诔词中所谓“茕茕智含，又弱一个”，是指玄瀞在国变后亡命，曾匿于扬州僧舍，未几亦死。这六个小儿中（其中玄汸最年长，玄演则是长房长子），据说祖父侯震旸感觉最聪颖的，就是玄汸。
侯震旸谪归家居时，常与子弟们讨论家国大事。约天启二年（1622）时，一次与家人论及李可灼红丸事时，才9岁的玄汸从外入内，毫不怯场地表达了他的看法：杨涟既与方从哲同被召在内庭，当方从哲推荐李可灼进红丸时，何不面诤，居然随诸臣出宫门了？这番论说，让震旸大为惊奇，在场的祖母也说“孺子此言，亦是有理”。
与侯氏六兄弟交游密切的归庄（归有光曾孙，昆山人），在清初与好友顾炎武齐名，并称“归奇顾怪”，对他们六兄弟的评价也很高，称作“嘉定六侯”。“六侯”一时为海内所习称，相继以忠孝大节、文章经术显于世，东南人士甚至咸依嘉定侯氏为“人宗”，士人稍知读书、论交、矜行谊的，“莫不益啧啧称嘉定侯氏”。
侯玄汸的祖父震旸（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曾祖父孔诏（万历二十九年贡生），高祖尧封（隆庆五年进士），天祖廷用（赠湖广按察司佥事），都在明末的政坛和地方社会拥有较高的声望。玄汸的父亲岐曾娶“嘉定四先生”之一的李流芳之女为妻，子孙尚称蕃昌，但科考成就已远不如祖上，这与此后很快到来的明清交替是有相当关系的。岐曾的长子玄汸在崇祯十五年（1642）顺天乡试中副榜，入清后放弃功名，不求仕进；次子玄洵，过世亦早，曾娶夏允彝长女夏淑吉；三子玄泓，诸生；长女侯铺义嫁徐开度，二女儿侯怀贞嫁昆山望族顾咸正之子天逵（大鸿，贡生），三女儿侯蓁宜嫁诸生龚元侃（得和，诸生）。
在清兵入侵江南之际，玄汸与玄泓一起依照伯父峒曾的安排，到处筹款，帮助他们守卫嘉定城。城破时，玄汸等人正在乡间，在恭寿庄等地安置、照护老人和幼小，得以脱免清兵的杀戮。
在侯家残存的子孙中，玄汸是比较早剃发的，岐曾与玄瀞等人一直坚持不剃发，在竭力维持侯家日常的艰难岁月里，城乡很多事务，需要由玄汸代劳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在侯氏六兄弟中，年最长、寿享也最长的是玄汸。其一人独自经历并承担了家族罹难后的所有结果。后来，他于中元节亲率家人在恢复后的家祠中拜祭祖宗，让亲见这一场景的计东（吴江人，顺治十四年举人）十分感怀，认为侯家于劫后余生中还能雍容修祀事于祠庙，“乃天祐善人，俾其后人仍得以椒蔬醑果岁时无废祀”。
二 幼学到“秬园”教学的忆述
隆庆五年考中进士的侯尧封，曾官刑部主事、监察御史，万历朝初期得罪内阁首辅张居正而罢职，后来又进官至福建右参议，代理布政使。其长子孔诏曾游学嘉兴、平湖等地，23岁时才以浙籍入泮。经历官场凶险的尧封，在家庙祭祀活动后，召集子孙立于庭下，告诫说：“不愿汝辈它日为第一等官，但愿为第一等人。”
其后，孙子震旸与曾孙峒曾分别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天启五年（1625）考中进士，侯氏一家堪称显贵。在震旸时代，侯家在嘉定县城中建了宅第，开始城居生活。
早在侯震旸（玄汸笔下的“太常公”）做秀才时，就以“虚公正真”四字为立身大纲，评论世道人心就说：“燕函越剑，各囿所习，究竟谁为混浊，谁为洁清，谁为软美，谁为苦劲？万世而下，是非较然。”他们的言行，对幼时的玄汸等人，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祖父辈成就的基础上，玄汸幼时即有了超越普通人家的读书环境和社会资本，接触的师友，都是当时主流社会的精英人物。
玄汸十岁时（约1623年，天启三年），父亲侯岐曾就请南翔镇人徐克勤（时勉，岁贡生）到嘉定县城内设于明月堂的家塾教他读书。当时玄汸正在学诗，有时候徐先生就会问他读何诗，玄汸也能陈说大意。明月堂位于后来蝉饮室的东面，祖母每天到这里的小门，窥看他的读书情况；明月堂的后面，是伯父峒曾常住的地方，也能听到玄汸的读书声。玄汸回忆说：“予书声断续，公即高诵，使予闻之而愧。今坐其处时，一念至肃然，如见其形，如闻其声。”
对幼时的读书生活与严谨的家教，玄汸怀有深刻的印象，也希望进一步传承给子孙辈。玄汸还回忆了幼时跟随一位先生学习“四书”的体会：“但将坊本鼓吹演说，次晨记诵回讲。后又从先生将坊本说统演说，众解难陈，了无折衷，回讲亦如之。”这样的读书方式，玄汸后来觉得是不适宜的。崇祯六年（1633）秋天，他与兄弟们开始从黄淳耀学习，则完全是一幅新景象：“到馆之日，首举一贯章令，撤去二书，自撰讲义。予呈稿，先生曰：吾知汝曹都被讲章蒙锢，今日只要自露聪明，直批窾綮，将一贯忠恕，是一是二，斩钉截铁，三言两语，讲解已竟。其余句字，何须诠注耶？”玄汸就根据要求，回去撰写了学习体会，大意是：“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曾子真积力久更无可说，此与颜子不违如愚同一默契，所谓及其成功一也。自门人有问，不得不下个注脚，忠以行恕，所谓一也。惟能行，故能贯，惟能贯，故天下之道举，皆吾道对著吾字说夫子之道，其实曾子能行，即曾子之道，门人能行，即门人之道，举而归之夫子者，以夫子为能行忠恕之准的也而已矣。”明亡前的这段岁月，是侯家人读书生活最惬意的时期。侯峒曾、岐曾兄弟闲居无事，也以日课子侄为常。峒曾朝夕能与淳耀相见，暇则为文章自娱。
玄汸的举业之途，其实并不顺遂。崇祯九年（1636）临场，因元配亡故被迫弃考还乡；崇祯十二年（1639）临场时，因患疟疾未能进场；崇祯十五年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并未得到父亲的允准，玄汸就说多次科试都不能获得优先给发饩廪的资格，似有命数，但如果排名进入前十又不达饩愿的，就让他去参加顺天乡试。结果如玄汸所说，岐曾就允他北上了。玄汸也不愿意依赖亲友关系获取功名，曾对亲戚中一位长辈说：“丈人乃欲某粪坑中取科名，刀砧上寄性命耶？”玄汸后来忆及这段往事，已有隔世之感，但对科考仕进之途的顺逆与命运走向，还作了这样的假设：“窃念壬午（崇祯十五年）以幸得乡荐，癸未（崇祯十六年）亦得以幸成进士，尔时不死于京，与甲申诸公游，即从先银台（侯峒曾）死于邑矣，岂非幸乎？然而苟以幸进，何所不幸，临难偷生，势所必至，乌知不与陷贼诸人同其狼狈乎？岂非不幸乎？又乌知不与从龙诸彦晏然元老乎？幸乎，不幸乎？幸不幸之数，又似不系乎其幸与不幸也。悠悠苍天，谓之何哉！”
玄汸的科考是不够幸运的，也没有随伯父峒曾等人一同殉难。在经历清初鼎革之际的家族厄难后，侯家的景况远非昔时之象，玄汸的人生因此遭遇了巨大的不幸。
顺治十年（1653）七月，在外漂泊了六年之久的玄汸回到了嘉定，与劫后余生的玄泓相商，准备依赖侯家旧存的交往关系，恢复城内的部分宅第，父亲岐曾生前所居的侯氏西宅仍贻堂是必须重建的地方。他与玄泓作了区分，仍贻堂前三层归玄泓，后三层属玄汸。书室一带已经名存实亡。顺治十三年（1656），玄汸恢复了侯家往昔的部分园居形态（即后来改称的“秬园”）。侯家当时能够收回的房产其实比较有限，能够争取到的侯氏东宅（原侯峒曾所居的寿宁堂）的后堂，辗转成了家庙，题名“上谷宗祠”，放置侯家累世考妣神位。当时名流如陈瑚（崇祯十六年举人）、归庄等，都有题诗相贺。玄汸曾说，自东宅改作神庙后，他每经其门，必定俯首而过，神位安排好之后，持瓣香以入，他自认“正直”，但决不轻慢神灵。
以仍贻堂为代表的侯家宅第之复兴，蕴含特殊的文化意义。侯家在经历了漫长的政治打压后，终于有了舒缓的机会。仍贻堂的复建于江南士人生活圈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明末士人于清初的复兴。在仍贻堂恢复后，吴伟业（号梅村，崇祯四年进士）专门从太仓赶来祝贺，侯家的亲朋们大会于堂中，“威仪肃雍，言笑款洽”，劫灰之余，仿佛又回到了昔年的盛景，堪称侯家一时的乐事。
康熙四年（1665）冬，嘉定白鹤地方的前辈“惺公”，欲为某位地方官员祝寿，向玄汸求书法《金刚经》一卷。题跋上就有“佛家言止静，儒家言主静”一句。为此，玄汸专门强调说：“予少时学静坐，豁然见所谓大学之道，心有所则，不得其正，之其所而辟焉，即是佛家所谓有所□则非其心也。”在这里，他进一步认为，唯无所住，就能蕴生出孝、悌、慈之心，总名为“仁”，推而言之就是“恕”。
玄汸提及的“静坐”，是与读书、修养相结合的，乃晚明以来士人生活中的一个流行风尚与实践活动。且养心与养身并重，皆受儒、释、道的影响，既强调不违自然、顺天而行，也注重养性悦心。在这样的静坐休养的实践活动中，玄汸以知识人的自觉，当然有其认知与体会，而且感觉非常受用：
学人起手，必要从虚静中严密体勘，确有所见，然后门径不差，局量自大。吾初仿禅家打七法坐，过二九日，忽觉孟夫子白地辟空说出一句“万物皆备于我”矣。斩斩截截，清清冷冷，是见处真实境界，不是说处囫囵道理，然后从容寻味，功夫次第，反身强恕，莫大莫近，都是过来人口气。
至于四书五经的习学，玄汸提出这些后天圣人撰写的文本，是“全为学知以下一辈指点入路”，所以“涵养以慎独为根，修治以尽伦为极”，这个道理是“委实颠扑不破”的。
玄汸固然娴熟于读书进学的训练方式，但他比较重视童子的启蒙教育，有其个人的体悟。他指出：童子学语后，根据其资质，认为可以读书者，即厚裱纸，截方寸许，写“四书”字教之，“日令搬弄，认识分明”。入塾读书后，先生分出句读，自能成诵，而且读音正确，没有口耳传讹之弊，字义随宜解说，便可渐通文理，这于讲书最为便利，也是“蒙师事半功倍之法”。有趣的是，玄汸统计了《大学》《中庸》《说文解字》《广韵》《洪武正韵》等书的字数以及“五经”中所载人物的数量、古史通志与春秋列传等著作中有传无传的人物数字，不无揶揄地说：“今之学者识得几字、认得几人？”
至于什么时候开馆授徒，玄汸并没有明确说过。在二十岁时，他已考中秀才，在县学读书，志业兴趣比较倾向于实用性强的如钱粮、水利等经世之学。明清交替后，性格相对内敛的玄汸，放弃了举业，蹈行学者之能事，博极群书，究心经术。康熙初期嘉定县纂修地方志时，水利部分主要出自玄汸手，相较志书的其他部分，内容更为翔实。志书刊印不久，玄汸就于康熙十六年（1677）过世了，享年64岁，学者私谥“潜确”。玄汸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学易折衷》《学古十函》《侯文节行实》《类志》及其他诗文多种。可以认为，在江南的抗清活动与侯家的危难渐次抚平后，玄汸的日常生活已趋向沉静，开馆授徒已成为他生活中很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其精神活动的重要场域。
到顺治十二年，来侯家跟玄汸求学的人已经很多，大家提出由玄汸确认他们学习场所的名称。玄汸就想到《诗经》“伐木”篇所云“神之听之，终和且平”。经历了易代的惨痛，他更向往人间的和睦与平安。他认为，“秬含四时和平之气，故鬯以格神”，就取名“秬园”，“为诸子勖也”。大家因此尊称他为“秬园先生”。三个月后，根据大家的意愿，确定了新的“学规”，共计八条：
一曰定心志，二曰严课程，三曰饬规矩，四曰肃威仪，五曰慎言语，六曰戒匪僻，七曰明赏罚，八曰善始终。
在太仓名儒陆世仪（与陆陇其并称“二陆”）看来，玄汸所立“学规”之意义可称重大。从古至今，读书教学都是需要有“规”有“律”的规范。在清初士人的读书生活中，既需要合适的师儒，更需要严格的规范约束，去惰趋勤。玄汸的八条学规，简洁明了，“整齐而有礼，详密而有法”，在这样的要求下，师与弟子都可尽其才，教学相长。陆世仪还进一步指出：“弟子之命听于师，而师之命行与否，则系乎风俗之习尚。”假如习尚不正，弟子就会以学规为滋扰了。在清初社会的情境中，玄汸能够不诡于流俗，以古道教学，且不惮烦琐，立下周全的学规，并以身示范，令人感佩。
玄汸希望其为人治学之思，能被子孙们很好地传承下去，自谦其立于明月堂的学规“没甚奇特”之处，但最紧要的意义，还是那句话：“要身入书中，书为我用，做个天地间有用的人。”
当时玄汸的儿子才五岁，十五年后到弱冠之年，玄汸就用这个学规要求教育他，希望有所成效。
以“秬园先生”之名作为社会交际的指称时，玄汸也有四十多岁了。山东莱阳人、顺治四年进士、清代八大诗家之一的宋琬，曾到玄汸家做客，写有十二首《寓侯记原秬园》诗，既笼统地描画了玄汸寓所的氛围，也表达了同年出生的二人之间的情谊。其中一首如下：
上巳迟三月，高斋自一家。鱼梁连竹屋，鸡栅缚藤花。
万木偏能冷，群鸥未觉哗。临邛频送酒，莫遣豹奴赊。
士人生活的窘困，有时让人无法直面，却又显得坦荡正常。玄汸的老师徐克勤，崇祯十三年（1640）曾短暂担任过陕西澄城知县，为官正直，能体恤民生。嘉定地方拜其为师者甚众，被目为“人师”“经师”。在他罢归后，与岐曾讲论过为政主张与恤民情怀，强调人生追求中并不希望搜括“民膏”肥己成家。岐曾感叹说：“昔人谓学者须有田一二顷，然后可以入仕。子无田，而能若此，真不负本心者矣。”鼎革之乱后，徐克勤就居嘉定城内的金氏园（今秋霞圃所在），与侯家日常过往，在思想上也有很多交流。玄汸自己和其“移居诗”五首，其二云：“廉吏高风自泊如，闲园聊赁故人居。眼中榆社添新友，梦里承明失故庐。剩展经纶疏草木，未忘衣钵话诗书。（时方授经张氏）天留硕果非无意，漫道从前岁月虚。”对徐克勤的为人为学，表达了钦佩之情。至于他们常去的谢家池，以及与之接壤的尹绿楼，玄汸自己的明月池（明月堂），都是他们读书雅游的重要场所。嘉定城晏海门内的侯氏东园、寿宁堂（侯氏西园）、明月堂（秬园）与秋霞圃等在康熙年间的嘉定地方志书写中，都成了“古迹”，而此时玄汸等人都还在世。
在日常生活中，玄汸非常强调立志的问题：“君子以立志为先，生平德业，皆本于此。”天下事，哪一件“不从精神做起”，但当中“寡欲”的持守，其实是最重要的，毕竟“情欲之害，暗中不可名状，然非上根难言寡欲”，所以“必须旁借利害之言，痛行克制”，人的欲望太多，会招致很多有害的结果。玄汸表示：“人华我朴，人奢我俭，自处转高，决不因此减价，若有德位者，能以朴自处，更使膏粱裙屐之子，望而生惭，是又转移风俗所赖也。”从个人的自我要求与实践，到地方风气的转移，个体欲求的克制，特别是“有德位者”的影响，能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克制与坚守，其实对士人生活而言，有着多向度的意义。就读书而论，尤需如此，保持初心，稳守志愿，尤忌无恒与好高骛远。在这方面，玄汸也有一番论说：“读书最忌无恒。所谓无恒者，非止或作或辍，即意广愿奢，朝更暮改，终竟一无所得，必须因其时、量其力，将目前所至急者读之，而稍可缓者便束之高阁，循序渐及，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也。”在玄汸看来，读书还需要有计划，有重点，循序渐进，因时量力而行，不能随便更改：“凡作一文，不能称意，必须更作，尽吾力量而止，方有得力处。若一文既成，或工或拙，漫不措意，最难长益。盖文字要在透辟，或竟日不成一字，而其运想措局，已不知作过几篇矣。如此不肯放过，自然资深，逢原生恶可已，做一题者，不专为一题得机之后，头头是道矣。”读书作业，要讲求精深，“奢想”之类的好高骛远，对读书人志业的达成是有害的：“读书者不可先作一奢想，恐意奢而力不能奢也。作文不可先作一完想，恐文完而题未曾完也。”
玄汸也比较注意让子侄辈将当时社会精英士人的文章作为典范研究学习。晚年他曾专门安排侄儿侯荣收录黄淳耀已刻、未刻的制义文章，汇为一册，并请嘉定知县陆陇其重加论定，方便揣摩学习。士人生活中那种流于形式的计划性读书，玄汸是有排斥之态的，认为对于经书的理解和认知，并不会有良好的效果：“今人看书看经，每日必有程限，似为有恒，不知经书中有可以一览而知者，有一章一句而搜之不尽、说之不尽者，有存其疑以待问辨者，难易悬绝，岂有程限？”计划性的阅读，与文本的学习有时是有矛盾的，毕竟读书本身有难易之分，不可一概而论。
三 士人生活的认知和评判
明末士人喜结社，结社成风。结社成为晚明士人社会交往和抒发经世情怀的重要表达方式，对士人的读书成长影响颇大。
玄汸等人年轻时加入的直言社，是当时嘉定地方极有影响力的士人团体。入社的友朋中，还有黄淳耀的弟弟渊耀以及周陈俶（义扶，康熙九年进士）、苏渊（眉生）、陆翼王（元辅）等人。同时，侯峒曾与岐曾兄弟努力经营，注重家教，不仅在嘉定地方检择到最好的老师教育下一代，而且招徕到地方名流与他们交往，当中就有周陈俶、陈瑚、葛云芝、归庄等人。
以与侯家过从甚密的陆翼王（号菊隐，嘉定新泾里人）而论，理学文章堪称一流，举业之暇，留心经史之学，尝读《十三经注疏》，“丹黄句读，夜以继日”，其好古力学的成就，可与同县的朱子素相颉颃。陆氏“夜则燃灯帷帐，拥被匡坐，先朗诵数百通，章句烂熟而义理自出；书则手钞注疏，条分缕析，钩贯成编，而一断以己意”，为诗为文，有江河之气，上下驰骋，令人叹服。陆氏苦读饱学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地方士人。玄汸等人为侄儿侯荣选定的授业恩师之一，就是陆氏。
玄汸晚年仍清晰地记得，大概在三十二年前，他参加直言社新年首集活动，地点就在苏渊（眉声）家中， “诸子策励，精彩一新”。他也读过老师黄淳耀参加活动后的感受日记，里面有“今乘色力强健时，日日提撕，刻刻锻炼，成就世间一了事丈夫，亦不枉堂堂地作个男子”等感喟，让玄汸十分震动，成了他以后努力的方向；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十日至二月十四日，在黄淳耀的学生张德符（名懿实，诸生，玄汸的表兄）家中举行了直言社活动，黄淳耀的日记中有相关记录，既有“学问之道”的论述，也有“求进”“寻向上去”的自我要求。这些记录以及后来清兵南下抵抗后的殉难，都让玄汸不能忘怀：“嗟嗟尔时先生正当强仕，虑六十老翁色力衰惫，设此勇猛誓愿。然予从先生，自癸酉至此，已十二年，所见先生简饬身心，朝夕靡间，即直言立社数月来日纪之条，一者口，二者身，三者心，四者读书，五者夜梦，密之又密，又借径禅宗，亟称妙喜，精而益精，赴社之日，惟碧水互有启发，余子瞠乎其后矣。而先生自勘犹谓比前无异，未几悟性既臻，不过自谓信得及耳。竿头更进，果然成就一了事丈夫，不待西城无等庵中，始堂堂地还他男子去也。”他认为前辈们的思想确实都付诸了实践，对后世垂训之意义可谓重大。后来他还跟其子说：“吾向云师不能得之弟，而弟得之师者，犹一二焉。先型匪远，开卷遇之，且子以为卷中之人乎哉！在我而已，吾与子尚有交得之道，勉旃勉旃！”事实上，玄汸兄弟与他的同学好友陆翼王、张德符、高凝（德迈）等人，平日都有学习日记。在直言社聚会活动时，都按老师黄淳耀的要求，将日记内容一起摆放出来，互相比对讨论，“显而威仪之际，微而心述之间，大而君父之伦，小而日用之节”，讲论切偲，力求至当。在黄淳耀看来，这样的学习讨论，对玄汸等人奋志进修有着日新月异的成效。
玄汸也对人生与生活也有类似的反省与再思。他说：“自问半生享受，何物是祖宗传下的，何物是自己挣起的，况赌豸赴水，已经勘取，入水时有甚将得去，出水后有甚将得来，只今三十年中，几经反覆，自己挣起的，依旧是祖宗故物，春往秋来，花香树色，在在是吾祖宗精神所留，余时时对越，奈何不敬。”像他这样的世家子弟，其人生“享受”，或许就应该是他所谓的“祖宗故物”或“祖宗精神”所遗。在地方社会生活中，嘉定地方百姓多赖纺纱织布贴补生活，玄汸自然能常常切近地感受到乡间织妇赖此为生的生活实态：“吾见织妇六十日始成十布，今取于人一金当十布矣。恤彼之勤，转益我懒，鸟言曰得过且过。”树立起明晰的自我鉴戒意识。
对士人生活中的许多现象，玄汸作过多方面的批评，当然有其经历时世巨变后的认知与感悟，是其关切现实与体悟人生的表现。
玄汸指出，在社会交往中，同辈相见，“年差少者，称其长必曰某兄，差长者称其少，直呼某字，后概称某老”。在玄汸进学后，看到父辈写帖，只有世交的才称“通家”，四方文士，则例加“社”字，以示慎重。玄汸特别揭示了易代前后士人交往中这类称谓的变化：
其书牍相谓最密者，称行次，仁兄之下，惟词兄耳，未几加盟，旋独称盟，先君临书，尝蹙额曰：君子屡盟，乱自用长，今易代后，忽变盟为同学，又概称年家，不书通矣。称年翁道兄，若用仁词，即唾骂矣。乃至优伶臧获不齿之辈，并加年道矣。
玄汸对于知识人的写作与思想表达，有其独特的理解和清晰的评判：“文人之笔，嘻笑怒骂，观其酝藉，酝藉厚者，和平而简远；酝藉薄者，尖冷而刻深。”玄汸自称看过“射陵诸小传记”，认为皆有关名教，“火气全消，遂成铁笔”。他的结论是“文可传而其事始传，厚者传，薄者不传也”。而关于功名的问题，玄汸说“功不必自己立，名不必自己成”，在功名的追求上也早已淡化。
玄汸对其生活时代出现的那些“画手”，同样是有看法的。这主要在于“画手”从事绘事时表现出来的普遍问题。玄汸指出：“近时画手，乍从师授一二皵皴死法，目尚未识古人真本，辄自标题仿某某笔意，此何异学文而自署仿太史，学诗而自署仿少陵，学书而自署仿右军大令耶？其不为识者掩口几希矣！”玄汸借批画手中的认知浅陋与狂妄，对诗、书、文界的类似问题，也作了揶揄和批评。
清初归入新朝的钱谦益与吴梅村，依然可称东南地区的文坛宗师。玄汸当然会阅读学习这两位有影响力的文人的作品，但他特别注意到，钱、吴二人的诗文表达，凡遇鼎革间事，钱谦益“用笔多沉著处，自谓犹存史体”，而吴梅村相对“跌宕”，“全是文人之笔”，是有明显区别的。
玄汸不仅关心学界的现状及其变化，而且关心士人的生活雅好等问题。在这一点上，他的好恶立场是比较清楚的。
嘉定地方曾有“放生会”组织，玄汸觉得其意甚善，而其法未美。他发现，在放生会活动的当天，众人一定会罗致生物蛰藏起来，等候贫人掘取邀利，反致伤命；供会之际，更是竞趋华瞻，也很难长期为继。有一次他偶然经过上海地方的僧寺，那里“蔬食简朴，留赀随用”，他觉得这样才可持久。在他看来，“放生”活动是“儒家末务”，只有“心其心，事其事，无为而为，不祈其报”，这才称得上是“行善”。
很多有钱人家热衷蓄养“优伶声伎”，是地方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风习。玄汸认为，表面上这似乎可以“妆点太平，消遣豪富”，但在他个人而言，“必不可蓄”，其理由一如当时坚守儒家道德说教的士人都怀有的排斥意见：“盖习为轻冶，杂入门墙，容奸诲淫，蛊惑婢仆，其为妖孽不可胜言。”所以他说：“吾生平见此，直欲闭目不观，非独赋性枯槁，盖亦有鉴而然。”当然他坦陈生活上没有什么情趣，“赋性枯槁”，但其应有的立场与态度是不会改变的。至于民间“邀福禳病”的现象，他认为“祷祀费财，多致诚恪”，却于祭祀祖先以应付为常，这是不可取的，他会有趣地反问：“若世无鬼神，祷祀何益？”假如真有鬼神的话，那先灵也都在一年之中时享。先人忌日有数，时物必荐，所嗜必思，音容如在，这实在可补孝道之缺，所以也不必讲“吾亲既没，徒抱遗恨于终天”了。日常生活中，“燕饮馈遗”总因情面，大多难于推却，而且往则必来，白白地造成浪费，假如怕有人以菲薄相讥诮，那他也可以“平日自有廉素”来解嘲应对。总体上，玄汸没有吝情，也无奢习，亲友之间可能都是知晓的，应酬之际如果过于担心别人的不满或指责，那就太可怜了，而且也没有必要。
至于人生意义、气节秉持的问题，更加关乎那个时代士人生活的本色以及意义世界之追寻。在玄汸的记忆中，明末士人对于“死法”的讨论，很能体现这方面的认识，而且侯家及其亲友的认识是比较统一的。这一点，玄汸有着清楚的忆述。
在崇祯十六年春天，伯父侯峒曾将赴任嘉湖分巡一职，表叔杨维斗（杨廷枢，崇祯三年至南京乡试被定为第一名，以理学气节自命）陪送到吴江八斥地方，当时在场的除了玄汸的父亲岐曾外，还有诸位弟弟。当晚他们在船上，讨论了“死法”这个问题。峒曾说：“吾闻死水为良。”岐曾则说：“吾不识热油灌顶，滋味如何？”杨维斗看着玄汸，问道：“侄意云何？”玄汸回答：“但要看清死的题目，勿错过死的机缘，水火刀锯，都打算得明明白白，那时该激烈便与激烈，该潇洒便与潇洒，已是完吾生平，留人榜样，纵然亏体，不为辱亲，有信勿疑，有进勿退可矣！”杨维斗拍案大叫道：“汝能是乎？”又问诸弟：“汝兄言是乎？”大家都说“是”，也表示“能”。杨维斗非常高兴：“快哉！吾道不孤矣乎！”一起喝酒后互祝“愿毋忘八斥舟中一夕话也”。次日玄汸祖母问起前夜之事，峒曾具以实告，祖母称“善”，又缓缓说：“死水较洁净也。”后来的结局是，峒曾在嘉定城中“果以水死”，岐曾、维斗、玄演、玄洁各以兵死，祖母最后以水死；玄汸赴水死而复生，玄瀞客死他乡，玄泓以病死。玄汸表示，这些都可谓“不忘此一夕话者，不知者以为悬谶耳”。
除了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侯家所遭受的巨大危难外，顺治四年与侯家有着复杂关联的陈子龙、夏完淳等人的抗清活动被消弭后，侯家残存的子孙再次遭受政治的清洗、抄家、藉产等厄难。顺治四年五月十日后，玄汸与玄瀞获闻清兵捕捉陈子龙等人的消息以及家人被捕、自杀的噩耗后，被迫四处潜藏，先到嘉定城外东郊的民家，晚上从水路各自出逃。玄汸估计玄瀞已避至安全地方，就决定下船入水，“纳手袖间，却端坐水底”，准备自溺。玄汸后来回忆这段水死而被乡民所救的经历，可谓至惨。在乡民、寺僧的护佑下，玄汸自称“死水道人”，往来各地，听闻玄瀞已削发远避他乡。玄汸改换服装，飘泊于昆山、常熟两地，屡迁居处。在得知玄瀞死于杭州灵隐寺后，才返回嘉定。直到顺治十年（1653）冬天，才有机会重归嘉定城中旧宅。玄汸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自是希望子侄辈能理解他们这代人的人生，“使儿曹知吾辈生死之际，颇自活泼，然求死不得，莫逃乎数”。玄汸是存有抗争意识的，但最终仍逃不出“数”（命运）的安排。
民国20年（1931）八月，嘉定人黄天白为排印好的《月蝉笔露》题跋时指出，侯玄汸这样的贤哲，“经历弥艰，斯其道力之流传益远”，身处危难，求死不得，在清初从事学术研究，传述家学，“孤怀宏识，精理名言，实自有其不可磨灭者在”。其精神上的感召力，深刻动人，而读玄汸的文字，更可想见其为人。
结 语
从大时代发展的脉络来看，士人生活之进退与政治变化之间，自然有着极大的关联。就侯玄汸的个人感受而言，在崇祯十二年（1639）前，志气未定，只思向前一步，这时侯家际处顺境，“得意处还思更有得意一境”，但在崇祯十三年后，渐知“退后”之思，这时侯家仍称鼎盛，“在得意中，却思失意一境，然未推到极处也”。崇祯十五年参加顺天乡试南归后，玄汸所见新戚晏会，“益竞华侈”，他觉得如果所食是粗粝该作如何想，如果是糠秕榆屑又该如何，甚至三日不食、肠如雷鸣又该如何想？他认为：“口在滋味，心却不在滋味，无物不甘美，无处不撙节矣。”得意时能虑及忧患的思想境界，帮助他度过了顺治四年以来侯家最困厄的时期。他告诉子孙，在这年秋天避处水乡李家庄时，听闻玄泓被抓后，便想着牢狱之苦，当晚他就撤去蚊帐，裸卧于地，蚊来攒嘬，用手扪之，全是血红。这样的处境，与牢狱桎梏相较，“犹是天堂也”。后来玄汸与玄泓讲起这一段往事，玄泓就说：“阿兄心地如此，最是处患难便宜法，弟愿学焉，而未能也。”
以忠孝传家的嘉定侯氏，在清初遭遇了巨大的不幸。顺治四年侯岐曾被捕后，官府指名要抓玄瀞，玄汸就带着玄瀞避往苏州支硎山的中峰，听闻官兵将至，玄汸让玄瀞登上一只小船从水上逃走，自己愿意冒名代替，在自己的衣服上大书玄瀞的名字，跳水赴死，结果被人救起，只好再乔装成僧人，躲在吴山中。此时玄瀞已经剃发，事情逐渐平息，他就死了。玄汸听到这样的消息，抚胸大哭道：“吾万死一生保吾弟，为世父遗孤计耳。今顾至此极乎！”
在后人的视野中，侯玄汸“家世清华，以文章道义称，而尤以风节著于易代之际”，令世人景仰。遗存的《月蝉笔露》，“厥意沈挚而辞警拔，清和粹美，学博而醇”。其间透露的意义追求、人伦扶植之精神，即使遭逢百罹，仍不会被磨灭，也完全没有辱没“江南三凤”之后的声誉。康熙三年（1664），玄汸的三弟、被陈瑚誉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的玄泓，离开了人世，只留给了世人“美丰仪、善谈论，赋诗属文，落笔敏妙”的形象。陈瑚写了两首挽诗，寄给玄泓的长子侯荣，要求焚于玄泓灵前。其中“六客存亡今日谶，一门忠孝古人如”“薄命生逢中酒天，故人零落思凄然”两句，寄托了陈瑚深刻的哀思。康熙十年（1671），玄汸在子侄的陪侍下，最后一次去了南京明孝陵拜祭，完成了他向明太祖告别的礼仪。在玄汸过世十四年后，康熙三十年（1691），玄汸生前的好友、侯荣的老师、嘉定士人读书讲学的领袖人物陆翼王，也因贫病辞世了。
虽然政治、文化和思想生活构成了历史经验中的重要层次，但长时段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关系所受到中时段波动的影响，仍是主要的。清代地方文史的记录者，曾经认为政权鼎革导致了地方社会风气的诸多变化，但是，那些有机会身游庠序者，依然兢兢秉礼，能够“闭户读书”，这一情景仍让人觉得生活充满希望。康熙时期嘉定地方志的编撰者还指出，从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当地士人“皆知务学”，以至于天启、崇祯之际“奇才辈出”，而且重视名节。可以认为，缙绅群体与布衣百姓都有重视读书的风气，可望达到“苟匹夫怀文，揖公卿而平视”的社会状态。清初散居着的一些所谓耕读之家，一直盼望有机会进入到比较卓越的社会阶层，从而反过来影响当地社会。可是实际上，地方士人虽怀持高度积极的情怀，但环境偏僻，产业不兴，大户较稀，“人文鲜少”的生活实态，已经无法改变，也已经看不到明末时侯峒曾所谓“贤豪长者”为民请命、“乡大夫”们“导扬圣明，宣悟闾里”这类清晰的社会风貌了。
在祖父辈遗产的基础上，玄汸的子孙辈希图再建昔日的荣光，同样变得非常艰难。嘉定人张云章（国子监生）指出，玄汸的侄儿侯荣，是世人眼中的“名家子孙”，“为人洁白完正，词章尔雅，有古作者风”，在县城内侯氏老宅中，拟建的凤阿山房，是侯荣向往的“燕休读书”的场所，无非是思先业、述祖德；山房的位置所在，正是他父辈少时读书的地方，也处于伯祖侯峒曾殉难的叶池旁边。此一举动，名传四方。清初六大家之一的吴历（常熟人），还为凤阿山房绘图，侯荣的诸好友为之题诗歌咏。但远较寒门更为贫窘的生活现实，让侯氏子孙勉力维持家声不坠、欲振举累世之基业，已经有心无力，变得极其困难。玄汸生前希望子孙能进一步规复侯氏东西两宅，到侯荣这一代，已有“力未能”的无奈，值得庆幸的，是在他们三十年中寄食糊口、艰难拮据的情境下，终得恢复起祖父仍贻堂的旧观，以便更好地践行克勤克俭、读书砥行的家训。
士人的读书生涯与生活追求，因为清初政治的深刻影响，而产生了很多或隐或显的变化。家世、人品与气节的秉持，影响了他们生活的很多方面。但不管怎样，也需要由读书而来。明末高门显贵家庭对子弟杜门读书、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要求，基本适用于清初士人的生活。特别是对侯玄汸这样的地方士人而言，如何保持气节、不辱家风，可能是更重要的追求。黄世祚认为，侯玄汸所著《月蝉笔露》，“虽非专讲气节，而其家世、其人品固以气节著称者也”，读此书，“诚能争自淬厉，以气节相尚”。而更可注意的，是提供出了易代后地方、家族、个体生命面对政治断裂、社会延续、秩序过渡的士人生活实态。
责任编辑：杜 倩
初 审：施恬逸
复 审：徐 涛
终 审：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