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学子：高考成功不代表阶级跃升，是什么卡住了我？

高考后的周末，完成一件人生大事的年轻人们，忐忑不安地开始了久违的庆祝或休息。但是他们愈加清楚地知道，未来不一定因为这一场考试的获利而一帆风顺。

不同于古代科举作为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也不同于前市场经济时代的毕业分配，如今高考与阶级流动的关系引入了更多的维度，高等教育的内部运作恍若一个“黑箱”。这个“黑箱”对每一位入学者都是相对公平的吗？大学生，尤其是来自低收入家庭或偏远地区的大学生，会遭遇什么障碍？

在《金榜题名之后》里，研究者郑雅君采访了中国南北两所顶尖大学的学生。她发现，在“金榜题名”之后，在大学的迷宫里，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学子表现出了不同的行为模式。

今天分享的这段节选来自第六章，在书的最后，郑雅君总结了“弱势”学生在中国名校可能遭遇的两种文化障碍。在展望结构性的改变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在高考结束之际，鼓励年轻人们对自身所处场域中的文化规则有所了解，辨析“这不是我的问题”与“我能够做些什么”，以寻找突破之口。

文化障碍的二重性

作者：郑雅君

揭示寒门学子在当前中国名校中遭遇到的文化障碍，是本书的一个核心关切。自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理论的“文化转向”以来，学界一直关注阶层或种族的文化差异如何在学校教育环节中传递其优（劣）势。“文化”在此语境下不仅包括客观的言行举止、文化商品、消费习惯等等，也包含主观的意义阐释框架、规范意识和一系列前提假设。从“反学校文化”到“扮白人（acting white）”，再到文化再生产理论和文化错配理论（cultural mismatch theory，学者达成了共识： 学校教育系统隐性的文化要求与低阶层文化不相兼容，而是系统性地与优势阶级的主流文化相一致。因而，当低阶层或少数族裔学生进入学校后，会因为自身文化与周遭环境错配而被排斥。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这种排斥机制的分析提供了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基础。对布氏而言，习性和场域构成了社会分层结构的两种相互扭结的存在方式：习性内在于行动者，是作为知觉、态度和行动的母体而存在的一套持续性的性情倾向系统，而场域外在于行动者，是生产和交换某种利益的一个结构性的竞争领域。行动者或组织所持有的各种资本、与场域里其他行动者的客观关系决定了其在场域里的位置，而行动者的习性既反映了其在场域中的位置，也同时内化和合法化了其场域位置。

纪录片《高考》

由于习性和场域之间的对应性，当低阶层学生走进以中产阶级文化为主导的精英大学场域时，会感觉自己似乎走错了地方——体验到一系列陌生感、混乱感、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很不自在。这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既考虑行动者的主观经验、又能够对主观经验所依托的客观结构位置同时进行分析的可能性。沿着布迪厄游戏之喻的思路，大学可被视为一个具有一些特定游戏规则的迷宫（即场域），处于场内不同位置的行动者试图使用拥有的资本去获取各种机会和荣誉，他们的位置也会塑造他们的习性——即“一种对游戏的感觉，对必要的行动和此游戏之逻辑的感觉”。而影响行动者在游戏里获胜的资本，既包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包括文化资本，也就是对场域中主导文化的掌握和熟稔。显然，与家境优越的城市学生相比，来自农村、贫困地区、西部偏远地区的家境弱势学生，对城市和大学都相当陌生，对大学里的出路竞争游戏很可能根本找不着“感觉”，也缺乏获胜所需要的文化资本。由此，进入精英大学的寒门大学生，就不得不面临一种“文化障碍”。这种“文化障碍”首先是情感性的，但也深刻地影响到了行动策略的生成；不仅仅压制了他们的自我认识与自信心，还对他们在大学里的人际交往和生涯发展不利。

基于现有的文献和本研究的发现，我试图总结出在精英大学中羁绊低阶层学生的文化障碍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关联，却也有着明显的分野，可以说对寒门大学生适应名校、取得成功构成了双重障碍。第一重文化障碍称为“文化脱嵌”，典型特征是寒门学子进入精英大学后，体会到对周遭物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全面疏离。如布迪厄所言，习性如果突兀地进入一个与自身不配合的场域，会产生一种如同鱼离了水的感觉。低阶层大学生往往发觉自己的外貌、穿着、口音、姿态、生活习惯等诸多原本习以为常的方面，与精英大学里“正确的”或“默认的”做法迥然不同，因此他们既难以理解新环境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又感到自己在新的环境是个异类，与原先的社群也难以维持固有的联系。一个直接的例子是寒门学子不知如何使用大都市庞杂的道路交通工具和公共服务设施，譬如智能导航、自助购票等。大学当中的大部分人早已适应了使用电脑、手机和互联网传达信息、解决问题，而刚刚从中学进入大学的寒门学子可能并不知道如何操作电脑、查收邮件、在线选课等。当被访者向我讲述这些窘境时，他们害羞和尴尬的表情说明了称为新群体中的“少数人”给他们带来的羞耻感和心理压力。一位女生在讲述自己因为不懂得飞机舱位布局这样的“常识”而闹了笑话时，甚至禁不住开始哭泣。除了对物理空间感到陌生和恐惧，更大的挑战是难以融入精英大学的人际互动环境。因为精英大学的生源目前仍以来自优势家境的学生为主，寒门学子在其中容易感到孤独和被拒斥。正如大成“语码处理器”的比喻，寒门学子的“处理器”仿佛出了故障，难以对大学里老师和同学发出的信号进行解码。他们不知道如何融入同学圈子，也读不懂任课教授对优秀学生的期待，更没意识到自己并不了解大学里的游戏规则（特别是非制度性的那些）。文化上的隔阂使得他们往往对新同学和新老师敬而远之，转而与背景相似的老乡或高中同学抱团取暖，而这却强烈局限了他们社会交往的范围，不利于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和“文化工具箱”的迭代升级。另一方面，寒门学子还不得不面临与原先的社群相脱离的问题。空间上的隔绝和新身份的获得，都对他们维系与以往的亲人和朋友的关系造成了障碍。数位被访者向我提起过，上大学以后和原先的朋友疏远了，家人也并不能理解他们遇到的很多新困难。总之，因为实现了向精英高等教育的流动，他们仿佛被“移植”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文化上或多或少的水土不服总是不可避免。

剧集《正常人》

“文化脱嵌”带来的困扰大部分是短期的。虽然一段时间内（大部分是入学初期）感觉强烈，但“常识”的欠缺和社交上的孤立感大多会随着寒门学子在校时间的累积而逐渐消弭。老乡、室友和辅导员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起了重要的陪伴作用。多数被访者在入校一学期或一年之后，就会感到状态更平稳了一些。恐惧感和孤立感渐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社会环境中正在形成的新身份。从本研究被访者的情况看，跨越“文化脱嵌”障碍的过程在个案之间存在差异。如果寒门学子入学后发现同宿舍或同班有不少和自己背景差不多的同学，并交到了投缘的朋友，克服“文化脱嵌”障碍的难度会减小许多，过程也会相对更短。而如果恰巧被分配到一个背景差异悬殊的小环境，“文化脱嵌”障碍则会更加彰显。另外，校园的学生文化似乎也是一个影响因素。拿南方大学和北方大学举例来说，南方大学的学生文化相对比较松散，班集体和学院集体对个人的组织程度都很弱，学生的社交圈子几乎全以个人为单位组织，对集体的归属感整体偏弱，学生身在其中容易有更强烈的“文化脱嵌”感；而北方大学的校园文化环境则更加中心化，学生对班集体和院集体的归属感普遍比较强，个体也很容易被整合进集体组织的活动中去，这种较为中心化的秩序容易使个体对组织和集体迅速产生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缓解“文化脱嵌”带来的不适。总体而言，南方大学的被访者表达出了比北方大学被访者更强烈的“文化脱嵌”感。

第二重文化障碍称为“文化迷失”，其典型特征是寒门学子升入名校之后，场域的剧烈转换造成了内在自我的冲突，继而引发了行动目标和策略的迷失。“文化迷失”障碍使得进入精英大学的寒门学子对自己感到迷茫和困惑，弄不清楚当下的自己“是谁”“想要什么”“该干什么”。它极大地削弱了寒门学子使用文化工具去树立目标、达成目标的行动力和能动性，使得他们很多时候仅仅停留在茫然的观望状态。随着习性不断地调和自身与场域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需要维持与旧系统的连贯性，另一方面又需要发展新的倾向以适应新环境，于是产生了布迪厄所预言的“习性裂化”。一方面，寒门学子已经脱离原来生长的环境，接触了许多新鲜的观念和事物，与原本熟悉的自我逐渐拉开了差距；另一方面，其在名校新获得的身份和自我认知又不断被原先的自我和社会关系所干扰，以至于自我认同时刻处于一种不稳定或撕裂状态，个体因自己的出身陷入自卑感与羞耻感当中，甚至将自我分裂成多个部分。对中国高校低阶层大学生的研究不约而同地确认了自我的撕裂与认同多重化。另一方面，因为不了解精英大学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游戏规则”，寒门学子往往不清楚如何做才能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优势，也不倾向于对外寻求帮助。拉鲁及其学生认为，掌握学校这样的正式组织如何运转的“文化知识”，以及向教师寻求理所当然的帮助，是塑造学校教育不平等的关键点。“文化迷失”不仅对寒门学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意味着釜底抽薪，还不利于其在当前白热化的竞争中抢占先机、获得成功。正如第六章所述，价值感的混乱和无规划的投入很容易导致“直觉依赖者”在毕业前夕迷失无从，陷入无准备状态。寒门学子应对自我认同危机的策略常常是固守自己熟悉的学业成功，而放弃自己所不熟悉的课外社会性活动，然而这种做法却容易让他们在未经仔细省察自身真正的志趣就匆忙踏上直升研究生或博士的学术道路，虽有助于纾解一时之困，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其职业发展。

电影《毕业会考》

“文化脱嵌”和“文化迷失”两重障碍常常是共生的。寒门学子可能首先强烈体会到“文化脱嵌”的困扰，而后才逐渐体悟到“文化迷失”这种慢性的痛楚。在“文化脱嵌”障碍未克服的情况下，因为失去了社群的支持与接纳，“文化迷失”导致的自我认同撕裂和目标失焦的问题也更加突出。与短期内可能自然得到缓解的“文化脱嵌”相比，“文化迷失”似乎更加击中要害、也更需要有意识地反思和克服。因为身处茫然之境的人，甚至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意识到自己的迷茫。从“文化迷失”状态中恢复并重新回到一种确定的状态，对寒门学子来说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过程。多位被访者认为，他们直到毕业也仍然没有走出这种对自我和未来的茫然之境。要走出“文化迷失”的状态，归根到底需要重建内在自我，在新的场域找到定义自身价值与人生目标的新方式。相对而言，“价值归顺者”在大学里比较完整地经历了“文化工具箱”的重塑，更新了看待工作意义和自我价值的眼光，也走上了一条方向明确、前景宽阔的生涯道路，故而更容易跨越这一阶段。

需要申明，寒门学子在精英大学中遭遇文化障碍，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化或习性本身存在某种缺陷，而只是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文化与大学多数成员所“默认”的文化不同罢了。文化障碍及解释逻辑的提出，看似从寒门学子自身的角度解释了不平等的产生，本意却不在于“谴责受害者”或对寒门学子的文化表示批评。相反，与其他力图揭示低阶层与大学的文化错配问题的研究如一样，揭示“文化障碍”的目的是展现名校的制度与文化环境看似中立，实际上却给寒门学子获得与中产阶层学生同等的高等教育体验带来了额外的困难。说到底，这是宏观层面的大学组织特征（比如大学里各阶层学生的比例结构）和制度安排（比如就业政策、学生评价标准和资源分配制度）导致的，个体身在其中，无可选择地承受了它们带来的后果。当然，这并不是说寒门学子只能被动接受文化障碍的钳制。书中已经多处展现了发挥能动性去突破多种文化障碍的可能性。正如许多运用布迪厄理论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学者所同意的，要促进寒门学子突破文化障碍，就需要引导他们认识这种文化障碍产生的原因，特别是要向他们解释新的学校场域中那些或明或暗的“游戏规则”。当有人向他们清晰地解释一番名校中实际起作用的场域规则，他们就逐渐能结合这些知识对自身的处境进行自反性的分析，就有可能重新审视原先未曾意识到的困境，松解那些本不必要的自责、羞耻和负罪感，才有了发挥能动性去突破困境、赢得转机的动力。这正是我写作本书的用意。

（上文摘自《金榜题名之后》，由上海三联书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