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吴羚靖博士
摘要
20世纪初肆虐南印度的檀香穗状病是全球自然资源商品化与英帝国改造殖民地生态的产物。病害的蔓延不仅触发了印度檀香产地的社会矛盾，也重塑了全球檀香贸易的格局。当时英帝国林学家和植物学家提出“营养未消化说”“缺素说”“病毒说”等解释，并采取直接拔除、火烧和生物控制等方式防治。此外，他们还将外来作物美洲马缨丹在印度的扩散与檀香穗状病的蔓延相勾连，这使病害防治工作从控制病害延伸到根除马缨丹等。此病害的出现对南印度檀香产地自然环境、社会关系乃至国际檀香市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英帝国扩张活动导致殖民地生态变迁并受变迁反向制约的典型表现。全球与地方紧密交织的生态关系挑战了英国殖民林业体系的有效性。这段植物、病菌、人类等多物种相互缠绕的历史鲜明地体现了帝国主义的生态之维，有助于反思全球贸易与生态安全的密切联系。
关键词
檀香贸易；马缨丹；印度迈索尔；殖民科学；英帝国
在人类大规模驯化植物前，植物病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并不突出，但在近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裹挟下，全球各地生物交流频繁，植物病害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19世纪中叶马铃薯晚疫病诱发的爱尔兰大饥荒至今仍有深刻的警示意义，但这场悲剧并非偶发个案。编著《世界环境史》曾提及“人与植物病害之间的纠葛贯穿了全部历史。人往往会无意间在植物中传入或散播某种病害”，但“植物病害只有在引发饥荒时才会影响人类历史”。这里值得追问，难道不触发饥荒的植物病害就不会影响人类日常生计与社会结构吗？显然，许多植物病害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虽不以饥荒形式出现，却关涉地方社会关系、全球贸易格局和区域生态安全等重大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人类应对植物病害的方式是政治运作、资本流动、思想认知、族群关系等社会变动的再现。全球化时代下植物病害等非人类要素影响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值得深入研究。
威廉·麦克尼尔、约翰·麦克尼尔等编著《世界环境史》
20世纪初席卷南印度乃至其他英国殖民地的檀香穗状病（Sandal Spike Disease）便是一个反映帝国生态改造和地区贸易兴衰的典型案例。檀香穗状病是一种由微生物引发的植物病害，具有超强的传播力和破坏力，其肆虐给全球最主要的檀香产地——南印度造成了复杂的历史影响。从中可知当时英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等维度的统治策略与成效。目前全球檀香贸易日渐复兴，世界多地人工栽培檀香的面积不断扩大，如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地纷纷移种印度檀香。在根除该病害至今无解的情况下，这显然增加了病害持续扩散的风险。所以，梳理百年前檀香穗状病的来龙去脉也有利于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教训。
过去学界对印度檀香贸易史的研究不够，也未能将20世纪初檀香穗状病与帝国贸易兴衰相联系。既往学界在研究商品贸易史时大多集中讨论消费文化或商品流动，缺乏从生产端视角关注同样影响商贸走向的生态要素。然而，生产是贸易的前提，也是生产端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生产端生态系统变迁与资源稳定与否，左右了贸易兴衰和消费转移。所以，商品贸易史研究需要重视生产端生态系统的变迁。就本文主题而言，目前仅见南亚史学者以斯拉·拉什寇在回溯19—20世纪印度檀香贸易史时将檀香穗状病视为阻碍印度檀香培育的“自然难题”。虽然作者已自觉地将植物病害纳入叙事，但并未展开详细分析。无独有偶，此前英帝国环境史学虽有不少探讨殖民科学知识形成与传播的成果，但对殖民地种植园经济中广泛存在的各类植物病害大多一笔带过，而且将殖民地的能动性限定在人与人的关系，很少深入地剖析殖民地生态对帝国进程的影响。与历史学界不同，林学和植物学界十分关注檀香穗状病成因和防治，但他们侧重研究植物病理学，并不关心该病害背后的帝国生态关系。这显然无益于理解病害肆虐的内外原因和影响，也无法考察特定防治措施生成的帝国语境。
W. Beinart、L. Hughes著Environment and Empire
因此，研究植物病害与人类历史如何互相缠绕，不能只单一地关注自然或文化因素，而应考察植物病害所勾连的更为广阔的生态系统。本文所指的生态是指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共同组成的整体。探究此中人类、植物以及微生物等多物种相互关系的演变将是本文的重点。本文主要利用英属印度刊载林业试验与调查报告的官方杂志《印度林业人》（The Indian Forester）、印度国家档案馆档案（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未刊手稿档案（Indian Office Record and Private Papers）、英国皇家植物园档案（Royal Botanic Gardens Library and Archives）等原始史料，着重考察檀香穗状病从何缘起，为何会迅速造成破坏，时人如何认知和处理该病害，各类应对方式如何重塑殖民地社会关系与自然环境，此中所反映的帝国生态关系的变动究竟造成了哪些后续影响。
英国皇家植物园
一、从皇家之树到疾病之树
檀香穗状病最先大规模地出现在南印度，这与18世纪以来印度檀香贸易的发展历程相关。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扩张与全球檀香贸易格局的演变共同构成印度檀香患病的重要背景。檀香是一种珍贵木材和优质香药，其心材色正味香、质地坚实、纹理紧密，是打造工艺品的理想木料，从心材中提炼的檀香精油可治疗多种疾病。印度檀香品种（Santalum album）以心材质量最佳、气味最醇厚著称，尤其南印度迈索尔周边地区出产的檀香木声名远播，贸易历史悠久。该地西临印度洋，东临西高止山脉，其内陆山地由常绿和半常绿热带森林覆盖。当地热量丰富，雨量适中，干湿季分明，覆盖着由花岗岩发育而成的红色沙壤土。优渥的自然环境使得此区域内檀香树枝繁叶茂，形成高质量的芬芳心材。
印度檀香文化较早形成，并通过佛教交流和商品贸易等方式向外传播。自公元起，印度檀香文化向西进入阿拉伯和罗马，向东进入中国，并逐渐在这些非檀香生长地的医药体系和精神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早期檀香贸易网络由亚洲商人经营，后由欧洲商人介入。直至18世纪，以中国为主要进口市场之一的国际檀香贸易格局成型。此时印度檀香的出口规模还较小，国际檀香市场主要被葡萄牙与荷兰经营的帝汶檀香所占有。18世纪起，随着英国推进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进程并积极拓展对华贸易，印度檀香的商贸价值被不断强化，贸易规模也迅速扩大。随后，帝汶檀香资源日渐枯竭，英国商人便利用印度檀香资源成功地挤入对华檀香贸易。
印度檀香图
然而，在英人获取印度檀香贸易垄断特权的过程中，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印度檀香主产地——迈索尔王国之间矛盾加剧，这也促使檀香成为“皇家之树”。在1766年—1799年四次“英迈战争”中，檀香成为政治军事博弈的工具，迈索尔统治者提普苏丹通过将檀香封为“皇家之树”来对抗英国，禁止百姓向英人销售檀香，并且宣布由官方垄断檀香税收。由此，檀香文化内涵和经济价值随之增强。“英迈战争”后，“全印度的檀香都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迈索尔王公掌控之中”。英国驻扎官与其扶持的王公和迪万合力开发了当地檀香资源，“各地檀香无论是否成熟，一概被砍伐……砍伐后，原木暴露在无保护的环境中，任凭风吹雨打、烈日暴晒”。1800年—1808年，迈索尔檀香贸易总利润率从72%升至83%，高于棉花等其他对华贸易品的利润。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频频致函印度方面，催促“向中国市场供应更多的檀香木”。尽管后来“受南海檀香影响，中国市场非常萧条，檀香价格不稳定，为避免损失，建议不要再继续投资和收购印度檀香”，但是迈索尔檀香年平均出口量始终超过万担，贸易额维持在16万卢比。在面对太平洋岛屿檀香贸易迅速崛起、后又因资源衰减快速衰落时，印度檀香贸易有所波动，但总体上仍维持着全球檀香主产地的地位。
1890年代印度檀香贸易站
1864年英属印度林业部成立后，檀香贸易被纳入殖民林业管理体系。帝国林业既加速开发檀香资源，也尝试人工培育檀香，这为当地檀香染病埋下伏笔。尽管印度檀香贸易在此前全球激烈的檀香贸易竞争中存活下来，但是其资源存量和资源管理问题也被提上日程。为此，殖民地林业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出台官方垄断檀香资源的林业法规，强化檀香收集和交易流程，细化檀香等级定价体系，分类管理境内檀香资源，大力发展檀香种植园等。然而，由于利益分配问题，这些措施未取得资源保护的预期成效，其实施过程还暴露了殖民林业功利开发自然资源的根本性缺陷。1875年，迈索尔林业部称“中国檀香市场需求依旧，鼓励继续开采”，这大大刺激了出口。1879年，迈索尔林业财政收入约为45万卢比，其中檀香贸易就贡献了36万多卢比。19世纪80年代，迈索尔檀香平均每年砍伐量达1 857吨，远大于此前20年平均砍伐量。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和逐年下降的资源存量使檀香资源的再生迫在眉睫。不过，此时英帝国林业人员并不真正地明白檀香的生物特性，也不了解檀香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运作机理，更未料想到一种毁灭性植物病害呼之欲出。
19世纪末檀香穗状病的出现使印度檀香从“皇家之树”变为“疾病之树”。1899年，南印度檀香产地英属库格报告当地檀香树染上病害。当地林业保护副官C.D.麦卡锡称，染病的树叶片开始变小、变窄、变坚硬，叶片颜色由黄色转为褐色或红色，枝条缩短，叶在枝条上显得密集，染病的檀香树植株不开花，也不结果，染病后植株不久便死亡。由于患病之树长成的枝条像有四排鬃毛的长钉，叶片呈穗状，故该病害被命名为“檀香穗状病”。尽管目前不能确定1899年之前檀香穗状病是否已经存在，但可确定的是，1899年后该病害快速蔓延并带来了破坏性影响。据统计，库格的檀香种植园当年有1 990棵檀香树苗死亡，剩下1 640棵树苗也奄奄一息。更糟糕的是，此病害随后朝着东南和东北方向快速扩散。次年，当地染病檀香树的总面积从几平方英里增加到30平方英里。
John Cameron著The Forest Trees of Mysore and Coorg
1899年南印度檀香资源分布图
随后，病害又在迈索尔土邦及其周边地带肆虐。诚如当时前往染病林区调查的植物学家艾德温·巴特勒所言，“檀香穗状病的传播速度之快，如同空气传染一般”。1902年，病害已经蔓延至库格与迈索尔交界地带。1903年，病害已从库格传播到迈索尔西南部。迈索尔政府派人考察境内自然生长的檀香林和种植园檀香的染病情况。随后，英属马德拉斯靠近迈索尔的区域也出现了檀香穗状病。1903年—1916年，迈索尔土邦染病檀香植株不少于70万棵，而英属库格和马德拉斯境内染病檀香的数量也有10万棵。1926年，全印度染病檀香林的面积高达1 300平方英里。
可见，檀香穗状病最初并不与印度檀香贸易相伴随，而是在19、20世纪之交突然开始广泛地传播。这不禁令人猜想“疾病之树”是否与英属印度檀香贸易的扩张和各类种植园开辟造成的环境变迁有关。此后关于穗状病致病因的争论与防治措施的制定也充满了殖民科学的色彩，展现了帝国殖民统治与生态改造话语之间的密切联系。
艾德温·巴特勒
二、檀香穗状病的致病因之争
檀香穗状病暴发会危及当地林业财政收入，所以帝国植物学家和林业人员试图尽快寻找致病因，制定可行的防治方案。然而，认识植物病害的话语并不总是统一的、单线的，往往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在病害暴发后，英属印度最重要的林业知识交流阵地——《印度林业人员》杂志就开始持续刊载与檀香穗状病相关的调查报告和研究结果。这些记录成为梳理时人如何认知和应对这场檀香穗状病的关键史料。从中可以看到，为了阻止檀香穗状病蔓延，英属印度与檀香贸易相关联的政府部门或科学群体都参与制定防治措施。檀香主产地迈索尔的政府“出资5 000卢比，悬赏相关技术人员尽快弄清穗状病的致病因和应对方案”。此时英帝国林业人员主要采取连根拔起病树或用含砷溶液杀死病树等方式，防止染病檀香树再传染给其他健康的树。1903年—1916年，迈索尔和库格两地共有105万棵染病檀香树被含砷溶液杀死，由人工连根拔起的檀香病树不计其数。此后，随着对檀香植物性质的了解加深，防治措施也从处理檀香病树扩大到整治周边生态。这种变化皆与时人对致病因的认识改变有密切联系。
20世纪初，英帝国植物学家和林业人员对檀香穗状病的致病因众说纷纭。他们先后大约提出“营养未消化说”“缺素说”和“病毒说”三类解释。“营养未消化说”最早由英属马德拉斯官方植物学家查尔斯·巴伯提出。1902年，巴伯受命到库格考察檀香穗状病。他猜测檀香根部吸盘由于营养成分未消化而坏死，吸盘坏死使得檀香植株无法从宿主植物那里继续获得养分，从而导致檀香染病。虽然巴伯在此次考察中未能正确认识到病害发生机制，但开创性地发现了檀香根部系统的特殊性并明确提出檀香是一种寄生植物，这对于推进檀香植物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素说”则认为檀香穗状病并非由微生物感染导致，而是由于植物内部汁液循环不良引发的植物缺素现象。“病毒说”提出檀香穗状病由特定病毒引起，病毒会通过枝条嫁接和昆虫传播，尤其叶蝉等昆虫会帮助病菌从患病的树扩散至健康的树。此类观点由迈索尔首任农业部主任、昆虫学家莱斯利·科勒曼和迈索尔林业专员M.G.罗摩·饶等人在1918年提出。该理论与后来人们的科学认识非常相近。1927年—1933年，印度科学院还专门组织团队研究檀香穗状病。马德拉斯和库格林业部曾邀请时任锡兰茶叶研究所所长的罗兰·诺里斯前往染病檀香林区调查。诺里斯先前在英属印度帝国细菌实验室担任生理化学家，后来成为马德拉斯第一任农业化学家，帮助印度科学院研究土壤肥力、植物栽培和虫胶产业等问题。1930年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考察报告也证实了檀香穗状病会通过嫁接或花蕾传染，昆虫是传播媒介。
查尔斯·巴伯
直到1969年，在这场穗状病暴发半个多世纪后，在电子显微镜技术帮助下，檀香穗状病的病原体才被确认为类菌体（Mycoplasma-like Organism），后来被正式命名为植原体（Phytoplasma）。植原体是一类无细胞壁的原核致病菌，通常寄生于植物或昆虫韧皮部。它在农业作物或园艺植物中很常见，已经引起世界范围内1 000多种植物感染病害，其中许多植物具有巨大经济价值。在植原体干扰下，植物出现叶片萎缩、果实变小、发育迟缓、韧皮部坏死和材质下降等症状。植原体能够通过三种方式传播，一是宿主植物的无性繁殖，二是叶蝉、飞虱、木虱和蝽象等韧皮部取食的半翅目昆虫传播，三是通过寄生性植物，造成感染的宿主植物与未感染的寄主之间维管束的联结。人类移种育苗和农产品贸易也会增加传播风险。当代植物学研究也证实，檀香及其宿主植物马缨丹都会感染这种病害。
即便如此，仍旧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檀香穗状病会在20世纪初肆虐南印度？毕竟早在1899年前后，帝国林业人员就在班加罗尔甘瓦拉种植园观察到当地檀香树生长形势不佳，“整个种植园呈现衰败的景象”。而且，1902年巴伯第一次考察迈索尔与库格的交界地带时，也提及过当地可能之前就存在类似的植物病害。倘若檀香穗状病早就存在，为什么此前它没有大规模暴发？为什么又在20世纪初传播得如此迅速、传染范围如此之大？要想解答这些问题，还要回到当时帝国林学家和一线林业人员的各类考察报告和研究文章之中找答案。
莱斯利·科勒曼
病害的快速传播与当时林业人员并不了解檀香半寄生性质有关。19世纪晚期国际檀香市场回暖后，为了确保檀香资源存量，英属印度林业人员便积极开辟檀香种植园、试验人工栽培檀香。例如仅迈索尔土邦境内到了1884年就有六个檀香种植园。但是，檀香是一种半寄生植物，这意味着它需要寄生特定的植物群落才能生长，它无法像咖啡、茶、棉花等经济作物那样成为密集种植的种植园作物。盲目地清理土地和单一种植等方式，既破坏了檀香寄生所需的周边群落环境，也使檀香植物十分容易患病。要知道，种植园式单一种植是过简化自然要素、破坏生态平衡的元凶。一个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越强，它受到冲击后的修复能力越强，因为多样生物具有多元抵抗性，这种多元抵抗性将分散病虫害的冲击力。由于当时人工培育檀香技术不成熟，大部分一线林业人员并不知晓檀香半寄生的植物性质，也不知道某些地区已经出现檀香穗状病，他们只能按照过往植树经验嫁接檀香植株，这使致病菌在嫁接中得以传播。此外，染病檀香不仅通过昆虫等媒介感染其他健康植株，就连其宿主植物也会感染植原体致病菌后帮助传播。尤其是起源于美洲的外来植物马缨丹，其在南印度的快速扩散被时人认为增加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也使檀香穗状病的防治工作困难重重。这显然是当时帝国林业人员所始料未及的，也使日后檀香穗状病的防治工作逐渐从清除病树扩展到治理马缨丹等生态改造措施。
印度檀香树
三、从防治穗状病到根除马缨丹
由于当时英属印度植物学家和林业人员将马缨丹视为檀香“潜在的危险朋友”，认为马缨丹在南印度的扩散与檀香穗状病的肆虐难逃干系，所以将病害防治工作进一步延伸到根除马缨丹等。在20世纪初英属印度防治檀香穗状病的过程之中，马缨丹的植物命运也因其与檀香之间特殊的生态关系而改变。虽然目前无法判定马缨丹究竟是不是当时导致穗状病蔓延的唯一原因，但是时人基于此判断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十分值得探究，因为它反映了殖民活动对当地环境的影响以及此时帝国生态统治的逻辑。
马缨丹（Lantana）是典型的美洲植物，其属内有600多种，主要分布在美洲，其在全球的传播与欧洲帝国扩张活动相关联。1690年前后，由于马缨丹的花朵鲜艳夺目，欧洲殖民者便将美洲马缨丹引入“旧大陆”。马缨丹生长力极强，即使在贫瘠失调的土壤也能迅速生长，甚至在根茎受损时也能很快从原有的根基中重新生长。1807年起，随着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扩张，多种美洲马缨丹又从欧洲被引进印度。这些外来马缨丹最初主要生长在殖民地植物园里，后来在印的英国人将其栽种在自家院子用于装饰树篱或隔断植物。19世纪中后期，马缨丹在印度的生长范围快速扩大。据统计，1800年—1900年短短一个世纪里，印度次大陆上的马缨丹数量大幅增加，其中86%分布在英国兵站、植物园、种植园等地。没过多久，这些外来马缨丹又在尼尔吉利斯山和德干高原等野外山地迅速扩散，多地出现密不透风的马缨丹灌木丛。
马缨丹图
虽然如今马缨丹被视为破坏地区生态多样性的“十大入侵植物”，但是在20世纪初期人们对马缨丹的态度各异，是否根除马缨丹还牵涉到殖民政府与地方百姓及种植园主、檀香产业与其他帝国林业之间的利益摩擦。首先，一些林业人员认为，马缨丹在野外疯长会威胁到帝国森林资源，不利于保护柚木和檀香等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树种，因为马缨丹还会“扼杀”幼树并严重阻碍这些树种再生，而且极易引发森林大火。他们主张用人工清除或生物控制法来遏制马缨丹的扩散。也有林业技术人员着手清除路边或村舍周围的马缨丹。然而，一些地方百姓和种植园主并不将马缨丹视为“邪恶”物种。百姓认为马缨丹的覆盖能防止荒地退化，焚烧后的马缨丹草木灰还可作肥料，有助于增加土壤肥力。而部分种植园主则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让自己花钱雇佣来的苦力耗时拔除马缨丹，他们甚至还认为马缨丹的传播是“大自然的馈赠”，使植被贫瘠的地区因祸得福，因为它能“促进树木生长，防止表层土壤剥蚀并使其肥沃，经过几年时间，表层土壤肥力就完全恢复，土地又可以正常耕作”。再者，参与人工培育檀香的林业人员也并不完全反对马缨丹生长。自1903年巴伯提出檀香的寄生性质之后，一些林业人员逐渐了解檀香生长离不开宿主植物，他们一般优先选择已有木麻黄和马缨丹这两种植物生长的区域培育檀香，或提前引种这两种植物营造适合檀香生长的宿主群落。然而，这些外来植物能在短时间内快速生长，而且一旦染病可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生态麻烦”。正如英属印度首任林业监察长迪特里希·布兰迪斯提醒：“木麻黄和马缨丹都不是本地作物，在引种试验过程中定要小心地管理”，它们很可能成为“潜在的危险朋友”。布兰迪斯的提醒并非空穴来风，人为推动非本土作物的传播往往祸福相依，最初生物技术的成功到最后常常演变成生物入侵的悲剧。
那么，在时人看来，马缨丹扩散与檀香穗状病蔓延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呢？一方面，他们推测马缨丹入侵农田引发人类烧火驱赶，从而使檀香容易染病。正如有林业人员观察到：“库格和迈索尔很多区域由很多干旱的砂石覆盖，马缨丹在这些地区蔓延得很快”，这些马缨丹入侵农田后招来许多野生动物，日常耕作受到影响的农民只好放火烧，可是火烧不仅没有消灭马缨丹，反而使马缨丹“越烧越多、越烧蔓延越快”。外加檀香对火十分敏感，用火消除马缨丹的做法又阻碍了檀香植被从其宿主处获取水分和有机物质，影响檀香植株上层枝干生长，其植株最后也因内部水分和营养供应不足而停止生长。另一方面，时人也认为，作为檀香的宿主植物，马缨丹也会感染植原体然后传给檀香，染病马缨丹的蔓延可能会加剧檀香穗状病的传播。这也就是后来帝国林业人员在连根拔起染病檀香时一并清理掉周边马缨丹的原因。他们甚至还开始考虑选择抗病害性的宿主植物来降低檀香穗状病的发病率。再者，马缨丹具有超强的生态适应能力，长势迅猛，非常容易从个体植株成长成灌木丛。如果一个区域里马缨丹密度过大，檀香树等周边物种因被生态排挤而失去生长活力，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袭。林业人员发现，马缨丹长势最好的地方往往也是檀香穗状病高发之地，于是他们开始警觉并就此调整应对方案。
健康檀香树（a）与穗状病檀香树（b晚期、c初期）对比
当马缨丹和檀香这种潜在的危险联系被认为破坏了林业生态稳定与檀香贸易税收时，各檀香产地便下定决心要根除马缨丹。如果说此前英属印度应对马缨丹入侵的措施并未得到落实，那么此后的局面则有所不同。1906年，英属库格政府率先发起了一项根除马缨丹的运动。此运动的目标是“引导农民认同根除马缨丹符合自身利益，并由国家强势干预此后植被再生工作”。随后，英属印度控制马缨丹的力度显著增加。1914年，英属库格政府出台《有害杂草控制法》（Noxious Weeds Regulation）。该法案要求当地百姓和种植园主要负责拔除各自土地内的马缨丹等杂草，否则将予以罚款，而且允许政府林业人员随意进入这些土地监察。该条例在英属印度内当属首创，它前所未有地引入政治力量来对抗所谓的入侵生物，将治理殖民地生态的相关措施合法化。此后，根除马缨丹的行动也在英属印度其他地方得到推广。1915年，英属印度政府还拨款44万卢比，用于支持根除马缨丹的工作。
当时根除马缨丹的措施大致分为直接拔除、火烧和生物防治三类。1910年之前，直接拔除是首选，主要靠人工清除。在劳动力和资金短缺的地区，就连大象也被征召来帮助根除马缨丹。自1910年起，英属印度林业人员开始用火烧除和生物防治两种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具有未知的风险。如前所述，用火烧除马缨丹效果不佳。马缨丹越烧蔓延得越多，还会殃及周边檀香等植被的生长。生物防治法主要是利用物种间的相互关系来抑制入侵生物的种群密度。当时英属印度林业人员曾提议从墨西哥引进沙蝇和羽蛾等马缨丹的天敌物种，但这遭到马德拉斯政府昆虫学家的反对。他们提醒，需要“非常谨慎地引进任何外来的昆虫，虽然减少马缨丹可能立即获得好处，但在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昆虫可能会把转向其他寄主，威胁到作物的栽培”。尽管如此，抑制马缨丹蔓延的工作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这既是因为地方生态系统的变动具有复杂性，也是因为一战爆发和英属印度财政紧缺导致相关工作无法切实开展。糟糕的是，檀香穗状病在20世纪30年代卷土重来。这次传染范围更广、传播速度更快。1934年，全印度染病檀香树的面积上升至5 210平方英里。1940年后，印度最大的檀香产地——迈索尔每年可供应的檀香木数量也从2 400吨下降到1 200吨。这些都表明印度檀香资源危机的显现。
所谓成也马缨丹，败也马缨丹。檀香与马缨丹关系的前后反转，想必是出乎帝国林业人员意料的。马缨丹虽是檀香的宿主，但也会威胁檀香生长，甚至还可能加剧檀香穗状病的蔓延。正是它们之间复杂的生态关系使得根除马缨丹最终也成为防治檀香穗状病的重要内容。而无法根治的檀香穗状病也给20世纪初檀香产地地方社会与国际檀香市场造成了多重影响。
马缨丹
19世纪60年代马缨丹在南印度蔓延图
四、檀香穗状病的多重影响
檀香穗状病的破坏力不容小觑，其对檀香资源的消耗远超过此前商业砍伐活动。穗状病的蔓延不仅使印度檀香贸易遭遇资源危机，还激化了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更影响了此后全球檀香贸易的格局。
第一，病害造成的檀香资源锐减阻碍了印度檀香业的现代转型。19世纪晚期，随着欧美檀香消费文化的兴起，印度檀香贸易的目标市场从中国转向欧美。一战前，大部分印度檀香已被欧洲公司或具有欧洲背景的印度公司购买，随后运往欧洲化学工厂提炼精油或者制药。其中，德国檀香精油业占据了印度出口檀香木的半壁江山，剩余有18%进入美国，10%—20%则卖到英国。不过，一战的爆发使德国不再从印度购买檀香木。这让印度方面决定建立自主檀香精油厂。特别对檀香主产地迈索尔土邦而言，“要想从檀香垄断贸易中获得增长稳定的税收，它显然不希望打破现存的贸易秩序，但檀香市场的崩溃使它必须考虑采取措施来保住这个宝贵的税收来源”。现代檀香精油厂不仅为了拯救檀香贸易，也承载了迈索尔土邦重构地方民族经济的希望：“檀香精油厂所采用的技术是目前印度最先进的。一战前，该行业主要掌握在德国人手中，但目前它已经从德国人手里夺回，改在迈索尔建立。因此未来我们不再出口这些体积笨重的原材料，而是出口价值极高的成品。”1916、1917年，迈索尔土邦政府先后在班加罗尔北边和迈索尔城建立檀香精油厂，开始生产檀香精油。
檀香精油产业的顺利发展需要有稳定的资源支撑，但在檀香穗状病肆虐的背景下，维持檀香精油厂正常运转的资源供应已成问题。提炼1吨檀香精油需要20余吨檀香木和若干薪材与水源，提取率约为6%。迈索尔檀香精油厂第一年约产1吨檀香精油，两三年后达到每年36吨。自檀香精油厂建立之后，迈索尔政府就规定境内所有檀香木都要用来供应精油厂。1918年，班加罗尔和迈索尔城两个工厂需要1 780吨檀香木，政府预计1918年之后的需求将增至5 380吨。但是，由于檀香穗状病的阻碍，印度檀香存量问题无法保证未来此产业能持续发展。为此，迈索尔政府试图说服印度其他檀香产地将其檀香木共同供应给迈索尔生产精油。同时，迈索尔也在1917年—1918年开展了一次境内檀香资源普查工作，以便应对资源存量问题。但是，这次普查的结果并不乐观。调查显示，迈索尔境内檀香穗状病的蔓延已持续15年之久，但是政府始终没有找到确切的致病因与解决方案。
第二，虽然令人焦虑的普查结果再次推动官方林业部门设法强化控制当地资源，但是相关工作所面临的挑战持续加剧，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迈索尔林业部不仅反复强调檀香资源为官方政府垄断所有，还积极联合库格和马德拉斯林业部共同协定限制各自境内檀香木出口的法规。这些规定旨在保证印度檀香木只供应政府檀香精油厂生产，不可销售给私人作坊或出口至印度之外。此外，迈索尔林业部积极鼓励百姓种植檀香树及其精油提炼所需的燃料木材。他们给农民分发檀香种子，要求农民在各自村舍里种植檀香树，并给予每种100株檀香树10卢比的补贴。迈索尔林业部还重新圈出那些适合人工种植檀香树的大片矮林和圆木林，交由政府林业人员统一种植檀香树，同时还划定特定荒地来种植檀香树和提炼檀香精油所需的燃料木材。可见，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原料供应给檀香精油厂，迈索尔不仅加强对檀香资源的控制，还就此拓展至开采其他燃料木材与改造地区林业生态的政策之上。
但是，这些强化措施激化了更严重的社会矛盾。一方面，由政府出面主导种植檀香和燃料木材树种，表面上能缓解资源短缺的困境，但也改变了当地植物群落的构成，还间接地促使病害再次袭来。此前檀香穗状病的暴发已充分说明人工干预选择的宿主植物能否与檀香和谐共生，能否与整体自然生境协调，都是影响檀香培育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由于此时林业人员还未摸清上一轮穗状病出现的原因，也不了解檀香植物的寄生性质，间接导致新一轮穗状病卷土重来，让印度檀香贸易雪上加霜。另一方面，帝国林业部门占用土地种植檀香树和燃料木材甚至引发官方与百姓的利益冲突。该问题在迈索尔地区尤为明显。帝国林业人员在人工栽培时一般优先选择有经济价值、生长迅速的燃料树种作为宿主一同种植。然而，迈索尔檀香是官方垄断财产，与之相连的宿主植物也被政府早早预定。周边百姓无法使用这些燃料木材，也无法选择种植自己真正需要的燃料木材。因为农民日常生活需要的木料并不是政府官方需求的有巨大商业价值的树种，所以他们的栽种需求往往被林业部以商业价值小等理由拒绝。换言之，官方的檀香垄断政策既不允许农民自由种植，也无法给农民充足的补贴。当官方垄断和农民生计之间矛盾加深、外加市场对印度檀香需求旺盛之时，地方农民选择铤而走险盗伐与走私檀香木，而官方则利用法律予以打压。20世纪20年代迈索尔林业部报告显示，迈索尔境内非法盗伐走私檀香的活动日渐增多，尤其发生在迈索尔与周边地区的交界地区。为此，迈索尔政府加大了对此类盗伐走私的打击力度。1924年起，迈索尔林业部在边界山区增派8名森林巡逻警察，负责监察边界地区盗伐走私檀香的活动。此外，迈索尔林业部还抓紧勘察境内檀香资源，声称“一旦发现新的檀香木林，就争取尽快砍完，以免被当地人盗伐或者火烧”。毫无疑问，农民盗伐林产品是一种经济犯罪行为，但本质上，这也是不同资源利用模式间发生冲突的表现，即象征着农民的农业模式与帝国殖民或官方政府的工业模式之间的碰撞。
印度檀香的花萼
第三，病害的暴发也使印度檀香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下降，给另一大檀香产地——西澳大利亚提供了有利之机，加剧了日后印度和西澳之间的商业竞争。19、20世纪之交，除了欧美檀香市场兴起，印度檀香贸易还面临着另一市场新变化，即与西澳檀香贸易开展激烈的竞争。自19世纪末起，西澳檀香快速发展并迅速占据国际市场。19世纪90年代，西澳檀香年平均出口量超过5 000吨。同时段印度檀香贸易虽也处于快速发展期，但其平均每年出产量大约3 000吨，远低于西澳产量。1896年—1911年，西澳大致每年出口8 000吨—9 000吨檀香木。而此时印度檀香贸易正饱受檀香穗状病影响，产量持续下降，逐渐失去市场优势。到了1920年前后，中国每年大约进口6 000吨檀香木，其中只有小部分来自印度，大部分由西澳供应：“中国市场80%檀香木来自西澳，新加坡市场95%檀香木也来自西澳，而且其中91%最终也流向中国市场，剩下的去往印度或相邻国家。”可见，此时西澳已取代印度在中国檀香市场的主导地位。随后，由于中国檀香市场日渐萧条，原先主攻中国市场的西澳也开始转向其他市场寻找机会，这直接加剧了印度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檀香贸易摩擦。西澳方面发动了政府官员、林业人员、科学家、商业公司等各类群体，采取多方游说和广告宣传等多种方式向欧美社会推广西澳檀香精油的功效和用途，还将植物学属名和植物特征等科学术语纳入其商业营销的策略体系。
西澳还趁着印度檀香穗状病造成的资源缺口，向印度出口西澳檀香木，印度方面为此也采取措施限制进口。1931年前后，英属印度马德拉斯请求英印政府对进口到印度的“澳大利亚檀香”征收重税。1933年，英属印度出台法规禁止其他国家的檀香木进口至印度或者对其征收高额关税。这里的“其他国家檀香木”显然是指通过各种港口转运后输往印度的澳大利亚檀香。到了1946年，由于印度檀香存量无法满足境内檀香精油生产所需，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檀香木仍旧能够被进口至印度，却遭到了英属印度商业部的阻拦，商业部称“不要从外面进口檀香，外面的檀香不是真檀香，而且要保护迈索尔市场”。
1920年代末西澳大利亚弗里曼港口上堆积的等待装载出口的檀香木
由此可见，檀香穗状病的蔓延对南印度檀香产地社会和国际檀香市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清楚地说明，看似不起眼的植物病害其实暗含了全球贸易中生产端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动，此类变动也促使帝国时代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浮出水面。
檀香木
五、结语
20世纪初檀香穗状病在南印度的肆虐并非偶然，它是帝国生态关系变动的典型表现，与英帝国殖民活动改造环境和全球自然资源商品化相关，也是“哥伦布大交换”在全球他地二次扩散的后果。在印度檀香从“皇家之树”变成“疾病之树”的过程中，全球檀香贸易的高利润促使英帝国殖民者开发并管理檀香资源，诸多人工培育檀香试验和环境改造措施随之诞生。在檀香穗状病暴发时，英帝国林学家和植物学家认识其致病因和制定防治措施的过程一波三折。关于致病因，他们提出“营养未消化说”“缺素说”“病毒说”三类猜想。他们还认为外来马缨丹在印度的入侵轨迹与檀香穗状病的传播路径高度重合，于是将防治穗状病的工作进一步扩大到根除马缨丹等改造殖民地生态的活动之上。
清乾隆御制檀香木雕交龙钮“太上皇帝之宝”宝玺
檀香穗状病肆虐与帝国殖民、全球贸易、社会冲突相勾连。在帝国生态里，殖民贸易、物种入侵、帝国林业、微生物传播等要素共同孕育了这场檀香穗状病。随着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化程度加深，檀香资源被大量开发，殖民地的自然环境被改造。成片土地被清理并开辟成种植园，单一地种植那些有利于帝国贸易运转的经济作物。地方环境的巨大变动大大增加了檀香穗状病等植物病害暴发的可能性。更甚之，植物病害还借助植物之间特殊关系以摧枯拉朽之势肆虐印度次大陆。环境史学者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在《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中讨论了1492年后旧世界动植物移居新世界时造成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但是，他遗漏考察那些从新世界反向流动至旧大陆的作物如何通过帝国网络二次流入其他帝国殖民地并造成重要影响。如本文所示，马缨丹等来自异域他乡的各类生物因其美学价值或商业潜力被引进印度，其中诸多作物是从美洲辗转欧洲后二次引入。由于缺乏天敌，马缨丹等外来作物在新到之地快速繁衍，引发了预料之外的生态改造措施。檀香病害的蔓延也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尤其在20世纪初全球檀香市场变化和南印度地方寻求现代产业转型的背景下，此病害的暴发触发了当地多重社会矛盾，改变了全球檀香贸易的格局与走向。
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著《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
这场檀香植物传染病酿成的资源危机，本质上是英国殖民扩张改造殖民地生态且无法有效管理当地生态秩序的表现。人类殖民活动打破了印度本地植物、动物和真菌之间原有自然秩序的平衡，也反向给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带来了一系列非预期影响。因此，将英帝国檀香贸易的变迁与应对该病害的措施置于广阔的生态系统加以考察，能够展现人类贸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而揭示近代全球生态关系的帝国语境，同时也说明非人类要素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人类、植物、微生物等多物种历史始终相互作用。再观当下，国际贸易在提供全球各地国家粮食供应和生态交流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植物病害在世界许多地区频繁暴发，威胁着地区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本文所研究的案例有助于启示我们要从生态视角思考全球贸易的兴衰，重视与之相关的自然病害的出现原因、防治措施以及社会应对，从中获取全球化时代推动贸易往来和维持生态安全的历史经验。
作者：吴羚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若水